来源：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 文艺研究评论中心公众号
从古代文人的“衣锦还乡”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怀乡情绪”，再到当代作家的“寻乡意识”，故乡始终如一根飘曳在空中的风筝线，拉扯着异乡人的笔，描绘一幅幅故乡图。当读完小说《蓝鸟》后，我突然意识到那根风筝线断了，我们失去了故乡。这一发现虽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但恰恰是这部作品带给读者的现实启示。在故乡“祛魅”的今天，我们撞入了另一层空间，把故乡隔离在外。
小说中的乡村青年往往把离乡作为人生追求，并一一实现了目标，最终离开家乡，选择了“走出去”的人生路。表面看来似曾相识的离乡方式，像是鲁迅先生“走异路，逃异地”的回响，其实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情感态度。现代作家通常着力于两个方面描写故乡，一是自然风景，一是乡土人情，二者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景与人的不同交织方式又表现出多样的情感态度，或明丽温暖，或灰暗阴冷，又或暧昧复杂，但不管是哪一种表现，都饱含作者对故乡的难以割舍之情，作品中的故乡形象多赫然可见，读者也可以从中窥见“另一方水土”。
长篇小说《蓝鸟》并没有给读者提供想象故乡的余地，小说开篇母亲的第一句话，不仅“掐”断了人物与家的关系，也阻断了人物与家乡发生深层关联的机会。作品的主人公毕壮志在家乡创业失败后，因亲戚、乡邻的冷漠嘲讽愤而离家，即便是冬日住在县城“四壁透风的工棚里”也不愿返乡；在哈尔滨的“茂朝公司”受挫，不得不到“翔飞搬家公司”当力工，也不靠凝望故乡温暖自己。作品中人物在离乡的岁月里鲜少提及故乡，更遑论那里的草木、人事，而“乡下人”的身份还是在找女朋友的事情上一跃而出。故乡终是褪去了温情的面纱，任凭一个又一个寒冬从异乡人身上掠过。
若想理解“乡下人”对“故乡”情感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学家“时代诊断”的思路也许可以带来启发。借用贝克在《风险社会》中理解“社会等级”与“阶级文化”关系（深受社会等级所影响的社会氛围，以及具有阶级文化的生活形式，已经退场了）的方式，或可以说，深受现代化进程所影响的乡土氛围，以及具有乡土文化的生活方式，已经退场了。尽管乡村的现代化一直在路上，却过早地烙上了城市的“同质化”特征。《蓝鸟》的叙事始于乡村，却不见形成乡土氛围的山川风物、民间烟火，读者已无法辨识出那个独属于作者的乡土空间。
乡土气息的退场还表现在亲戚邻里“亲密关系的转变”，传统意义上的亲情、乡情在失去味道的同时也失去了牵系。小说中毕壮志在村里养兔失败后想再次借钱养黄鼠狼，不仅遭来母亲的追打，二叔、三叔的严厉教训，还引起了邻里的嘲讽。在创业如潮的背景下，亲情已如履薄冰，因为一般的农村家庭很难承担创业的风险，创业的失败便意味着扯痛了维系亲情的神经，使家人的亲密关系变得十分微妙。毕壮志后来靠自己的能力在哈尔滨再次创业，做起了水果店生意且做得有声有色，但自己小有成就的事情却不敢直接给母亲写信，担心二叔二婶知道后要自己带他们的儿子出来。而毕壮志的二弟虽到哈尔滨与哥哥团聚，却也只图“有钱花”。在乡土生活渐趋“同一”的“乡土中国”，情感伦理已悄然发生变化。
从村庄到木泥河镇，又从木泥河镇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哈尔滨，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表征个体理想的“增大”，而大的都市并不必然给理想提供生长的空间，却可以打开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文本空间随着人物形象的空间感知渐次开放，毕壮志到县城的第一个地方是化肥厂，留下了“化肥厂很大”的印象。他的堂哥毕文章在给村民描述县城时，也提到“县城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当毕壮志找到毕文章工作的“内燃机配件厂”时，他发现“内燃机配件厂也不像毕文章从前吹嘘的那么大，大概比化肥厂还要小一些，”甚至觉得不及自己读书的木泥河中学大。事物的大小是人们基于经验的相对认知，而这种认知与价值判断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不管是毕文章对县城的描述，还是毕壮志到县城后的感知，都有着明显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对“大”的肯定，对“大事物”的向往。
波德莱尔曾说，“人，追逐着伟大的计划，被宽广的想法所逼迫”。这里的“宽广”一词含有“大事物”“大想法”之意。有研究者发现，“每当巨大触及一个事物、一个想法、一个梦想的时候”，波德莱尔都会使用“宽广”。波德莱尔洞悉了人们的行为动机，对“大城市”的憧憬便是“宽广的想法”之一。小说中人物毕壮志想去哈尔滨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大地方神往已久，“据说哈尔滨比牡丹江大多了”，因为足够大，他甚至认为哈尔滨就是自己的天堂。当他站在哈尔滨南岗区茂朝公司门前时，眼前的办公楼低矮、破旧与想象中的高大、宽敞相距甚远。一般意义上，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可以说是经验与心理空间的差距，人们通过经验认知具体物象，物象的形态又拓展了人们的心理空间，而经验是有边界的，心理空间则广袤无边。作品人物毕壮志带着故乡经验走进县城，扩大了视野，也拓宽了心理，又带着县城经验步入城市，就到了经验的边界，“眼前的一切与我想象中的有天壤之别”。无论人们身处何地，视野总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看到“宽广的世界”的一角。如里尔克所说，“世界很大，但它在我们心中深似海”，当然，里尔克和上文提到的波德莱尔都不仅仅是在谈论具象的“宽广世界”，还从形而上的层面探索“宽广的思想”。
小说结尾提到的生活“起点”不再是故乡，故乡已然成为一个语言符号。正如那只“蓝鸟”，它并不天然地属于木泥河，它在哈尔滨街头的出现，不是故乡的象征，而是象征着“故乡幻象”的无处不在。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显在的表达，也深藏于话语的隐形，《蓝鸟》的故乡缺失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提示我们思考在失去故乡的时代，如何处理文学与故乡的关系。
庞云芳，山西屯留人，*京大南**学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在《北京社会科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