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因为蜀身毒道的存在，印度的商人、僧人能通过这条道路直接到达云南和四川，也有川滇僧人到达印度，将其文化带回来。

虽然目前蜀身毒道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同，但仍有部分学者对其存在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表示怀疑 ，疑点主要是这条路毒虫、瘴气横生，十分艰险，难以通行。

故而怀疑其在文化、经济交流上的作用，当然包括其在中印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能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虽然只有两三月的通行时间，但由于路途较短，是可以在两月之内到达目的地的。所以说蜀身毒道确实是一条直接连接南诏和印度的道路。

且这条道路在当时是十分有名的，在唐代贾耽的《皇华四达记》中，记录了通往四夷及与中国相邻国家的道路，其中可通往天竺的，有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和广州通海夷道。

安南通天竺道与蜀身毒道路线大致相同，可见蜀身毒道在当时的重要性，足以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比。 且这条路，在大理国时也没有断绝。

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载：“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可见当时人们对这条路十分了解、认同。由此可知，南诏和古印度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一、佛教的出现

按照日本学者平川章的观点，佛教于公元前5世纪在中印度摩揭陀国出现，释迦摩尼觉悟，建立佛教。

从此，佛教向西方、南方不断传播，至公元3世纪， 阿育王皈依佛教，佛教迅速普及全印度，同时向中国传播。

在扩大的教团中，出现了对教义的争执，从而使原始佛教教团分裂为进步的大众部和保守的上座部。

后来两派都发生了枝末分裂，因此最后出现超过二十个以上的部派，进入部派佛教时代。上座部系的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经量部，大众部系的大众部等占有优势。

在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攻击“说一切有部”为小乘佛教。但所有的教部都被公认为佛教，这是佛教重视个人思想自由的体现。公元6世纪，密教逐渐兴盛。

密教虽然是佛教的一种，但其表相的礼仪与印度教几乎相同， 因此若忘了根本精神，密教会完全消解于印度教中。

印度佛教的各种教派都随古丝路进入了中国地区，在中国一般被分为北传、藏传和南传。另有密教，分藏密和滇密。

现在云南虽然是世界仅有的集藏传、汉传、南传佛教为一体的地区，又有自身独特的滇密信仰，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现存的南诏、大理国的遗迹和出土*物文**中，我们发现了具有密教和汉传佛教特点的雕像、壁画等，但并未发现具有南传佛教特点的*物文**。

且根据许多史料来看，当时南传佛教还未传至云南地区，至少不是主流。

据元代《马可波罗行记》记载，马可波罗到云南金齿蛮地区，发现“其人无偶像，亦无庙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彼等无字母，亦无文字。”

明代钱古训的《百夷传》亦记：“其俗，不祀先，不奉佛，亦无僧道。”

从《马可波罗行记》可见，在元以前，傣族地区是没有佛教传入的，钱古训在明洪武年间曾亲往麓川调停缅甸纠纷，其说当时之人不奉佛之事可信。

且与傣族文献记载相符合，据考，南传佛教应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云南耿马，《耿马源流》载：“土司罕虔时，始有佛教。”

明以后，才开始有了关于傣族地区极为崇佛的记载， 如明代谢肇淛《滇略》载：“八百大甸，喜事佛，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万计，号慈悲国。”

故而，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主要是密教与汉地佛教，并无南传佛教。

杨学政先生认为，南诏的主流密教是印度阿吒力，其次是汉传佛教之密宗，即汉密或唐密，*藏西**密教对南诏的影响并不深刻。

因为当时的*藏西**密教并不是后来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形成于公元978年左右，而各教派的形成始于十一世纪中叶，成于十五世纪。

在云南藏区流行的佛教，是在十一世纪后才形成的。 而侯冲先生通过考证大理国时期的密教经典，发现其与汉密经典大体相同。

由此得出大理国时期的阿吒力应和汉密有密切关联的结论。综合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诏、大理国盛行的佛教，主要是印度密教、云南阿吒力、汉传佛教。

二、印度密教进入云南的时间

关于印度佛教进入云南地区的时间，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目前学术界认为印度佛教最早传入云南可能在东汉时期，这主要是“南传造像系统”学说的观点。

“南传造像系统”的学者通过比较长江沿岸的佛教造像，并与北方佛教造像进行对比，发现四川地区的佛教造像与北方造像相比大有不同，且时间更早。

如四川乐山的麻浩崖墓中所发现的佛像，时间大致在东汉时期，据说是我国最早的佛像之一。四川佛像出现时间早，且造型不同于北方的犍陀罗艺术特点。

而是更具秣菟罗造像特点，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认为四川和印度之间存在着不同于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 将目光放在了吐蕃道和蜀身毒道上。

认为印度佛教很可能通过这两条道路传播到了四川。这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如吴焯等，就认为佛教从蜀身毒道传播有许多可疑之处。但随着云南昭通东汉墓中出土了胡僧俑、莲花等佛教遗存后，这种质疑逐渐消散了。

更多学者认同了蜀身毒道传播佛教的可能性，且将传播时间推至东汉时期。不仅国内学者有这种观点，一些外国学者也这样思考。

如美国学者何恩之就在他的研究《四川蒲江佛教雕刻──盛唐时中国西南与印度直接联系的反映》一文中称四川的商人、僧人应当是从缅甸到印度，走的正是传统的蜀身毒道。

对于印度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当然还有争议，因为在唐以前，甚至说中唐以前，少有记载云南佛教的情况。

根据黄惠焜先生的《佛教入滇中唐考》，中唐以前云南巫教更盛，以当时的文章看来，并未显现任何佛教思想，更遑论尊崇佛教。

《蛮书》中也未见到任何关于云南地区盛行佛教的记载。 晚唐时，佛教在南诏十分兴盛，故而以中唐为佛教传入的时间较为妥当。

这种想法延续了王忠先生的观点，但仍与发现的早期造像一事又有矛盾。

综合各方观点，窃认为，印度佛教早在东汉时就因商贸等因素沿蜀身毒道传播，只是当时佛教在云南并未得到十分认同。

到中唐时，密教传入南诏，与云南原始巫教高度融合，得到云南人民的认同，在云南广泛传播。 所以，印度佛教进入云南的时间当是东汉，而密教则是从中唐时在南诏广泛传播。

观音大士实际是指来滇传教的阿吒力僧，率段道超等开化此方，当是授其密印，可见段、杨等实为阿吒力教在云南最初的传承者。

在今天大理段、杨等大姓中，还有阿吒力僧，可见其深厚影响。因此，南诏七师中，除阁罗皮外，均可能有印度血统。

到大理国时，来滇梵僧的记载几乎为无，这可能与宋朝和大理国不复往来有关，但不排除仍有梵僧来滇的情况。

毕竟在公元8世纪时，异教徒入侵印度，佛教在印度逐渐消失， 至12世纪末超岩寺被烧毁后，佛教就从印度彻底销声匿迹了。

在此期间，受到*害迫**的佛教徒必然会向其他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逃亡，来到与印度邻近且极为崇尚佛教的大理国，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到元代时，又见梵僧来滇的记载，尤其是在中、韩两国佛教都作出贡献的指空大师，对其记载尤其丰富，他能知道大理地区崇信佛法，可见两地的交流一直未曾断绝。

三、结论

从以上的僧人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来滇的梵僧大致来自东印度、中印度地区。

从史料中有所记载的梵僧来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摩揭陀、大、小婆罗门等国家或地区，也就是中印度和东印度地区。

这可能是因为摩揭陀是佛教的发源地，且这些地区与云南一直都有往来，在地缘上也更加接近。来滇的梵僧基本传播的是印度密教。

不管是早期的菩提巴诃还是中后期的赞陀崛多，基本上都信奉阿嵯耶观音，传密教。

其中也有少数传禅宗的梵僧，如李成眉，虽无明确记录其所传之宗教，但从其在《张胜温画卷》中，将其画作云南禅宗第二祖师，则与其徒弟都应当传的是禅宗。

来滇的梵僧基本都受到了南诏统治者的重视。许多在滇弘法的梵僧都被奉为南诏、大理国的国师，如赞陀崛多、李成眉乃至罗逻倚，均受到了南诏统治者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