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西方那些矗立于教堂中、宫殿里、学术厅中、广场上无处不在、一本正经的、比例合适解剖正确的大理石雕像，中国的先贤们似乎有些可怜，因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至今也无法实实在在地搞清楚他们的身高、体重以及外貌特征，他们到底都长些啥模样？

壹 不正经写生的时代

读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后，心里就一直存着个疙瘩，说苏轼又黑又胖，睡觉还打呼噜，完全没有此前想像的“羽扇纶巾”的潇洒样，当然在林的眼中，王安石的形象更加猥琐些。

中国的画史中总是不缺少为真人画肖像的记载或者演绎，比如早在西汉美女王昭君的时代，就有宫廷画师毛延寿一类的人物出场。到了老杜的时代，也曾放言道：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髯须。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功夫画我无？

然而，有关这些千古风流人物们那些靠谱的、通过近距离观察以他们为模特的画迹，却几乎没有留存。（也许你想到了《列女古贤图》、《历代帝王图》、《步辇图》、《高逸图》等等，但再想一想，这些画中的人物似乎也难说是靠谱的。）

至今，留存在咱们脑海中的杜甫等一系列形象，却是完全由现代人杜撰出来的——那幅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被大家广泛使用（恶搞）、甚至被很多作者作为正经史料配图的画像，就是蒋兆和老先生于1959年凭空创作的，这也不能怪蒋先生，因为实在找不到准确对应的图像。

到了苏轼的时代，情况要稍微好一些，有一些画迹留存。

而对于这些许的留存，我们也不能就此完全确认他的真实模样。

首先，因苏老夫子曾经曰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是：画嘛，若是要讨论是否画得像，那是很幼稚滴。

他老人家敢于用朱砂画竹，完全不顾竹子本来的固有色，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率真和任性。在他老人家这样的美学思想教导下，周边的朋友也不再将画得像（再现）作为自己的艺术至高追求，而是强调一种表现主义，希望能够描绘出对象的精神气质，这被视作至高的绘画境界。

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在苏老的活动时期（公元1037——1101年），这个星球上的画家们，全都没有把为模特写生当作一项正经的工作。

穆斯林的世界就不提了，就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来说，此时距离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盛期还要再等500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围绕着是否可以偶像崇拜、是否可以画圣像已经吵了几百年，当苏轼在四川眉山准备参加高考那会儿，西方基督教的两个宗教领袖——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大牧首正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彼此宣布，互相把对方开除了教籍。

贰 疑问重重的肖像

但好歹，苏轼比杜甫幸运些，还是留下了一些相对靠谱的图像。

虽然苏轼的美学系统中并不强调形似，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否认绘画的艺术再现性，他即强调“写生”，也强调“传神”，一幅画在他看来依然是自然对象的有效镜像。

苏轼也曾曰过：“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

他认为一位画家更高的追求，是画出“常理”，“理”被人解读为最内在的本质存在（如腾固）。实际上，接受苏轼这些绘画观点的中国传统文人画家们，从来就没有像西方近、现代的抽象主义画家那样，完全抛弃事物的外形。

也因此他们留下的一些图像像，在不考虑其其艺术审美性之外，对我们也不乏可参考的历史价值。

《西园雅集图图》 李公麟（传）

苏轼在世时，就有身边的朋友为他画过数次肖像，这些画作的内容在黄庭坚等人的诗作中也都有记载。如今我们可以看见的包括以上这幅传为李公麟所作、《西园雅集图》中所留下的苏轼等人的形象。

该本《西园雅集图》为水墨纸本，曾为清宫旧藏，《石渠宝笈》有著，由溥仪携带出宫后流落民间后漂泊境外，后由中贸圣佳公司在海外征集到此图，被国内专家鉴定为真迹，曾亮相2005年的一场拍卖会，尺幅为26.5×406厘米。

西园雅集，一说是指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六月或七月间，苏轼等十六人在驸马王诜家的一次聚会。参与聚会的除苏轼、王诜之外，还包括有苏辙、黄庭坚、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以及僧圆通、道士陈碧虚等一共16人。

然而，对于这场发生于北宋文坛最为著名聚会的具体时间，并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说法。另一说是发生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李公麟的第一版西园雅集图应创作于此年；

还有一说是：聚会发生于更早的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李公麟创作的第一版也是在此时期。李公麟的另一版本完成于宋哲宗元祐初年（1086年—1094年），作于安定郡王赵德麟宅邸。（注：本处参考广西艺术学院曾莉教授《李公麟《西园雅集图》里的人物形象研究》一文，而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记“东坡先生”，由此推断此次聚会应是发生于苏轼被贬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因此笔者倾向于聚会时间为元祐二、或三年。）

《西园雅集图》中的苏轼与王诜等人

《西园雅集图》中的米芾与王钦臣

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记：“其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对应上述图像，便是相对接近东坡的原型了。

此时的苏轼约50岁，正值不惑之年，他面容清瘦，神情安详，沉浸于诗文的创作中。

此后的李公麟不仅将“西园雅集”作为自己的创作母题，而且还为苏轼单独留下过一些肖像。

目前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就有一幅明朝画家朱之蕃（1575年—1624年）所作的《苏轼笠屐像》，朱之蕃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科举状元，官终礼部右侍郎。

《苏轼笠屐像》 明代 朱之蕃

这幅画据说临摹自李公麟所留下的粉本，也应算是较为可靠的苏轼形象。

朱画中所描绘的苏轼，是他于绍圣四年（1097年）之后被贬海南岛儋州后的形象。这个被林语堂称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还充满了豪情——“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朱之蕃《苏轼笠屐像》细部

此画描述了一段典故：苏轼在海南时，在访友途中遇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和木屐，农人争相笑看。此类笠屐像也成为后世在描绘苏轼形象时的一种经典范式。

朱之蕃所描绘的苏轼倒是有些符合林语堂的叙述，斗笠之下的他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长期握笔的手虽然纤弱，但身躯显得健壮，想必是在海南经常日光浴和参加体力劳动的缘故。

叁 那些被理想化了的苏轼形象

四川人喜欢苏轼，河南人喜欢苏轼，浙江人喜欢苏轼，广东人喜欢苏轼，海南人喜欢苏轼——不用说上述这些地方都留下过苏轼生活的轨迹，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将这位政治上难以如意但一直充满豁达、乐观精神的风流人物作为自己的偶像。

在如今的信息碎片化时代，苏轼依然频频地登上热搜榜单，足见苏轼巨大的人格魅力。

如果说，上面提到两幅画作中的苏轼形象，因为有李公麟这一当事人的轨迹可循，那么另一类有关苏轼的形象，则完全脱离了与他本人的关系。

实际上，自李公麟之后，历代的画家们都将自己心中所崇拜的苏轼通过想象加工，形成自己理想化的形象。

同样在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展览中，还有一幅故宫院藏马和之的《后赤壁赋图》，展现苏东坡与友人“复游于赤壁之下”，“有孤鹤横江东来”的场景。

南宋马和之 《后赤壁赋图》

在南宋画家马和之的画作中，虽然给出了赤壁一处景物的特写，但在风浪中、小船上的苏轼仅仅露出了一个背影，他侧身望向江边的断崖，似若有所思。

不光是古代的画家们热衷于创造自己心中的苏轼形象，现代的画家们也抑制不住自己对苏轼的热情。

比如傅抱石，就曾多次创作苏轼的赤壁舟游图。以下这幅就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赤壁舟游图》轴，就是傅老作于1944年的。傅老笔下的苏轼与一僧、一道正处于赤壁之下，酒酣之际，苏轼坐在中央，执酒胸前，言说其旷达乐观的人生观。

傅抱石 《赤壁舟游图》1944年

傅抱石笔下坐于一僧、一道之间的苏轼

与傅抱石心中面容清瘦、神情冷峻的形象不同，齐白石笔下的苏轼，则更像是一个老顽童。

齐老也曾多次画过苏东坡的形象，以下这幅《东坡先生玩砚图》创作于1946年。

齐白石《东坡先生玩砚图》1946年

有关齐老的这一类题材的系列画作以及其粉本出处，下文再向大家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