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真正的李白神话产生并形成高潮之前，其背景是十八世纪前期欧洲启蒙思想对中国的美好想象 ，这一时期李白形象更多地与孔子所代表的“儒教精神”和“政治启蒙”挂钩。

将李白神话的发端背景单列成章，是将这一时期短暂出现的李白“政治属性”与十九世纪的李白“诗学属性”区分开来，即启蒙理性与浪漫神话的对立， 也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时期造成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困境，促成了浪漫派的“新神话”创造理论和诗学纲领的产生 ，因此，对李白神话的发端背景作简要陈述，亦是对这一神话体系的完善。

李白初期形象

十八世纪， 欧洲三本有关中国的期刊，反映了18-19世纪欧洲对中国认识的最高水平 ，耶稣会巴黎负责人雷里主编《耶稣会士通信集》，共出34册，保持了史料的原貌。

法国出版的杜赫德《中*帝国华**全志》，这部著作自1735年出版直至19世纪末一直是关于中国的重要参考著作， 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身份和观点的人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引出自己所希望的结论 。

书中将中国人所作诗歌与欧洲人所作的十四行诗、回旋诗、抒情诗、歌谣进行类比，并 认为中国的诗句有一定单音字的字数限制； 他们所作诗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长短句相交织，由此造成韵律的多变与和谐。

诗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韵脚、字义，声调多变悦耳……他们的诗人有热情，他们的表达常常富有寓意，他们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形象，使诗风更为活泼而感人……我们的小说多为一些风流韵事或奇思妙想，旨在愉悦读者…与之不同， 中国的小故事常富教育意义，囊括了重整风俗的精当格言，总是旨在实践某种道德。

此外，杜赫德还特别提到了几位诗人的名字，他认为唐代的李太白和杜子美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伟大诗人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但是 当时传教士所看重的还是中国儒家经典，如“五经”，而非纯文学。

第三部是由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钱德明编纂的《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其中有第一篇比较详细的法文李白生平资料：称“ 李白出生于四川益州，在完成经学的学习后，致力于诗歌， 他感到自己是为诗歌而生的，在优雅以及崇高的诗歌体裁上同样成功”。

此时， 在英国，李白的名字则是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野中，其诗歌也被首次翻译。 英国托马斯珀尔西整理编译的第一部英译本中国小说《好逑传》，原译者英国商人詹姆斯威尔金森在译本手稿空白页上记下了五位中国杰出诗人，第一位就是李白。

汉学家：强调“诗歌”——传教目的

杜赫德在《中*帝国华**全志》的“前言”中写道：“ 在唐朝，李太白与杜子美并不比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伟大诗人阿那克里翁、贺拉斯逊色 。

不过，在中国，最令人敬畏的书籍是‘五经’，其他书仅仅是对该书的注解”。

其实，《中*帝国华**全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比较，例如，把中国文人与不信教者瓦莱尔·马克西姆对比，与基督教徒拉克坦西对比；又如， 把阎王等同于古希腊罗马管理地狱的诸神 。

因此， 将中国两位诗歌代表与阿那克里翁与贺拉斯相提并论显得不足为奇 ，但是杜赫德将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对比的真实目的又是为何？耶稣会士约瑟夫·阿科斯塔神甫所著《野蛮民族的救赎》，在萨拉曼出版，是总结劝说不信教者皈依基督教方法的著作。

作者 把不信教者分为三类，认为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 ，其中第一类包括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都离真理不远”，都拥有自己稳定的政府、确定的法律、围有城墙的城市，出色的官僚体系，数量众多的贸易交往，“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使用文字”。

阿科斯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他们因接受福音书而获得拯救的方式， 不会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有所不同，而这也是为什么在的《中*帝国华**全志》中，“礼仪之争”的双方依然用文艺复兴的观念来诠释中国文明，来诠释基督教出现之前的经典古代。

因此， 杜赫德编纂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耶稣会传教的便利 ，他认为在中国智者以及古代哲人演说中值得赞扬的那一部分中，他们遵循着理性的光芒，收获了一些种子，初涉真理之河。

但 中国的智者哲人虽然追寻着理性，却仍然与基督教徒有着很大的差别 ，因为基督教徒是完全了解真理，了解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本身，就是至尊理性，是上帝的智慧载体。人类的任何智慧，如果最后不通往耶稣，就是疯狂。

同时杜赫德强调了《圣经》的权威性，即“ 只有我们的那些记载有其教义的圣书才具有神圣的特点，所有不想在无济于事的推理中迷失方向的人，都应当紧紧追随天国教义 ，如同坚定不移地追随真理的纯净之源”。

杜赫德 在这种观念之下也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提出了赞扬，称中国的君主为开明的君王 。其实，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钦羡之情，来源于16世纪末期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对比。

出于讽刺的目的， 他们大肆宣扬中国政治体制及儒家治世思想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杜赫德将“五经”这种儒家思想经典视为中国文学文化的首重，并在书的前言中指出，“经”（King）是一种非常古老、深受中国人尊敬的书籍，“他们用这个词表达一种崇高而坚实、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上的理论”。

可以说， 杜赫德将李白杜甫与古希腊罗马的哪位诗人对比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书在介绍中国文学文化时始终秉持的原则与理念 ，意即寻找文化上的共同之处，以行传教感化之便利。

但是杜赫德联系对比的两位诗人也有各自鲜明的特征：来自希俄斯岛的阿那克里翁生于大约公元前560年，他始终是个乐观、友善的诗人，据卢奇安记载，他活到了85岁高龄， 即使是在他的晚年，幸福对他而言似乎还是意味着爱情与美酒 。

而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是奥古斯都的*用御**诗人 ，他的神话诗歌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状况，有一种能够启迪罗马人心灵的力量，在维护奥古斯都政权稳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大致可以将阿那克里翁与李白、贺拉斯与杜甫对应起来，而 这一对应区分已经可以初步见出杜赫德对李杜诗歌风格的感知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 ，这一联系也许是西方最早对李白诗歌“爱情与美酒”题材的认识。

同样强调李白诗歌才能的还有钱德明，在钱德明看来， 诗的内容本身具有教化习俗的社会功能，反映了中国崇尚礼仪的一面 ，因此在介绍李白的诗歌才能时，会特别地提到”优雅以及崇高的诗歌体裁”，这里的诗歌体裁很有可能指的是钱德明在书中多处提到并翻译的“颂”，但为了传教的目的，作者还是将其与李白联系起来。

另外， “为诗歌而生”这一特点也体现出了当时西方在文学途径上寻求社会出路的观点， 即“文学原始主义”，看重诗歌这一“发自肺腑，不加修饰”的文学体裁，认为“回归原始”，才能回归初心，重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这一特征也为之后李白逐步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诗歌的代表以及“天人合一”理念的最好诠释作了铺垫。

文学家：强调“政治启蒙”——主流认识

约翰·司各特所作长诗《东方牧歌之三：李白，或一个好官——中国牧歌》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文学家创作。 诗歌一开始罗列了很多中国的地名， 比如河南、江西、西湖等，而李白作为一个官员，他管辖的地方就在这些山川河流之际。

作者对李白身份及形象的描述与我们的认知有较大的差别 ，李白被描述为一个王子、一个总督、一个温和的统治者、一个忧郁的主人公，他为往昔朝会之时的匆忙懒惰而惋惜，为自己曾经的不公之举而懊悔，他哀叹一切努力徒劳无果，终不能释然。

虽有歌*奴女**仆环绕四周，为他吹笛弹唱，歌尽古老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千古帝王、有情之人， 以慰其忧愁之思，但李白却始终得不到灵魂上的快乐。

他再次追忆往昔， 担心自己既未承父辈之荫德，又不及百姓之重托， “在愁绪中他忆起了昨夜之梦，他梦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世界，在这里‘孔教’的‘牧师’给他带来了平静。

诗中的李白拥有权力与财富，但得不到灵魂上的快乐，“孔教”的“牧师”（孔子）给他带来了平静， 诗人将孔夫子视为了一个和耶稣相似的形象，儒教也是像基督教一样的宗教 ，儒家思想代表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哲学家、启蒙者的形象出现。

司各特在诗前的注解中说， 他创作这首诗主要是受到传教士杜赫德的影响 ，在《中*帝国华**全志》中，杜赫德将孔子与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相比，认为他“胜过了这三位先哲”，且“达到了人类智慧的极点”。

而 历来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也都大致相同：孔子是现世的人，不是神； 孔子是伟大的哲人和教育家；孔子道德完美，给后人提供了道德指南；孔子恢复风俗，倡导原初的宗教，尊崇全知全能的“天”。

这些对于孔子形象以及“儒教”的阐述，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在寻找一种新的道德， “在伏尔泰的宗教观里，比‘尊崇上帝’更重要的原则，是‘注重道德’”。

孔子的儒教道德观被伏尔泰由衷地钦慕， 孔子倡导恢复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的宗教，儒教礼仪俭朴崇高，要旨在于道德修养 ，而中国是哲学家作为统治阶层的理想国，中国没有对鬼神、自然力量和荒诞魔怪的迷信，是一个没有战争、瘟疫和饥荒的国家。

结语

显然， 如此理想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形象，在18世纪中叶前，对于已有了充分的理性觉醒、憎恶天主教会的宗教蒙昧和思想*制专**的西方思想家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受杜赫德影响，伏尔泰、哥德斯密斯、瓦尔特·兰顿等人对中国社会体制及宗教信仰的赞扬也是服务于寻求没有宗教*制专**、迷信的理想社会这一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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