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经济学其实并不难学，因为它的原理都很简单；经济学的难，是难在运用上：难在一刻不忘、随时随地地去使用它；难在客观地评价周围的事物，将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剥离出来。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讲经济学理论时都没问题，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整个思路就会发生改变。可见，这些人没有养成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
春运期间“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这个问题，就是一块很好的检验人们是否建立起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的试金石。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城市化高度发展，每到春运期间，大量在外工作的人就要回乡，这时就会产生春运的高峰期。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高峰期就要用价格来调整，价格规律可以有效缓解高峰期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这么抽象地说，在经济学课堂上指着需求曲线这么说，没有人会不同意。但我们一旦把它带入一个具体的商品——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人们的感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们会搬出种种理由说春运火车票不该涨价。
人们反对春运火车票涨价的第一个理由是：回家过年不是商品。人们常有这样的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可以是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事实上，春运综合征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很多年，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回家过年是刚需。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人们还是要回家过年，因此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人们回家过年的愿望。事实上，春节回家过年不是刚需。过去中国人离开家乡，就很少回去，更不可能每年都回去过年。我们现在之所以每年过年都要回家，主要原因就是交通成本下降了。留学在外的留学生很多年没有回家，其实也一样能过年。我们之前在讲需求定律时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需求自然就会弱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他们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责怪黄牛*党**，认为火车票价之所以高，是被黄牛*党**炒高了。但如果黄牛*党**真能随便涨价，把自己想要赚取的部分随意转嫁给乘客，那他们为什么不把价格抬得更高一点、再高一点呢？其实我们掌握了价格理论以后就能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原因在于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也就是排队。排队的过程，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人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人们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去排队，因此黄牛*党**的存在，可以减少因为排队而产生的无谓损失。黄牛*党**是替社会减少无谓损失做了贡献的。
以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实施火车票的实名制，只要实施了实名制，买火车票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现在已经实施了实名制，我们看看火车票价因此涨了还是跌了呢？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问同学们，曾经买过的最贵黄牛票是多少钱，是原价的多少倍？普遍的回答是，黄牛票只比原票价涨了100元、200元、300元，基本上不到一倍。只有一个同学，他说原票价是30元，而最后的黄牛价是200元，涨了近7倍。我说怎么会这么高？这位同学解释道：火车票实施实名制以后，要查身份证，身份证不对是进不去的，而这200元是黄牛包带进去的价格。
还有一种观点，把问题归咎于我国铁路部门的运力不足。这种观点也经不起推敲。我们要想想，每到春运期间，我国就经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几亿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快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回到原先的地方。如果我们能把铁路运输的运力，提高到在春运期间都毫不吃力的话，那么剩下那11个月，铁路的运力不就闲置了吗？这会造成多大的浪费，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承担呢？
还有些人认为，火车票之所以贵、之所以难买，是由于铁路垄断。他们接下来说，既然铁路是垄断的，就应该对火车票实施调控，让火车票的价格降下来。事实上，这种观点犯了一个错误。如果垄断本身能够证明把价格控制下来是对的，那垄断岂不成了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凡是垄断部门生产的产品，我们都能够用行政办法把价格压下来，这不挺好吗？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垄断才是啊，为什么还要指责垄断呢？这个道理明显说不通。实际上，一件商品，无论是垄断企业还是竞争企业提供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决定。
对于垄断企业——主要是那些通过行政保护而形成的垄断企业，合理的矫正办法，并不是对它们的产品实施价格管制，而是要停止行政保护，打开市场的进入通道，鼓励竞争者的进入。否则，仅仅搞价格管制，就不仅不能消除行政垄断，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分配过程中的无谓损失。行政垄断是错，价格管制也是错，错上加错，并不会变成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买不起火车票。这种观点也值得推敲。一个农民工跑到北上广深来工作，他一天的工资如果不到100元，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这些年里已经上涨了，因而哪怕火车票的价格随着市场的需求波动，他因此而多付的钱可能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工资。他在城里工作一年，付不起这个钱吗？如果他付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在最高峰时跟别人竞争呢？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定价完全可以参考航空公司的做法，后者的做法就是票价非常灵活地上下波动。飞机票最贵的时间是腊月廿七至廿九，最便宜的时间是大年初一、初二。我自己在美国读书时是个穷学生，连续7年都没有回家过年，我当时非常羡慕我的一位香港同学。他每年都能回家过年。那么贵的机票回家也就是在家待两天，这么奢侈的旅行我是支付不起的。太贵了就寻求替代方案，这也说明了并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刚需，即无论代价多大都不会发生丝毫变化的需求。
分析完前述种种观点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看看整件事情的演进，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预判。由于过年，人们的需求有了变动，价格本应该随着波动，但是有人否认回家过年是一种商品，于是就去限制火车的票价。火车票价被抑制后，人们就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那就是排队或找黄牛*党**。政府再进一步执法，把黄牛*党**扭送到公安机关，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展开更加迂回的竞争。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对那些有特权能够批火车票的人行贿。周其仁老师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难得的教材》，讲的就是一名铁路局局长，长期通过票价的差额获得黑色收入的故事。
由于买火车票排队会引起很多无谓的损失，于是这些年我们采用了所谓的电话订票的办法。但电话订票能缓解供需的不平衡吗？不能。它只会改变竞争的方式。人们从过去的排队，变成了在公司、单位或家里打电话。电话其实是很难打通的，仍然是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更容易打通电话。这时市场又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设备——电话追拨器。当然到今天，人们又进了一步，开始使用网络*票刷**软件。但不管怎样，经济规律一直在显灵。那就是：只要价格竞争的方式受到抑制，人们就不得不采用其他非价格的竞争方式，而这些非价格的竞争方式，是按其实施的难易程度被依次采用的。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问题，其实有三条基本对策：第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第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第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在春运高峰期成行了。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春运火车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尾巴，是习惯了市场经济的年轻人了解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个样本。不妨设想，如果其他比“回家过年”更基本的必需品——包括水、电、旅馆、粮食和药物——都实施和火车票一样的价格管制，我们的生活会*退倒**到什么程度。当然，今天随着高铁和动车的逐渐普及，它们的票价从一开始就定得足够高，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不足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消失。
*以上内容摘自《薛兆丰经济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