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会强
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的中间一级组织，既是公社直接管辖的行政组织，又是生产预算单位，其下划分为生产队（习惯称之为小队），它存在于1958年至1984年，在农村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制订生产计划、增产措施、管理方法等，分配农产品和资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情况下，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有权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
当时我们大队，在全公社40多个大队中人口最多，共有2000多人口， 1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30户左右，大约130口人上下，比周围村庄大部分生产队的人口略少一些。我自己猜测，生产队的设立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都喜欢双数，比如买食品、蔬菜水果或按包或按个都是双数，很少有人买单数，走访亲朋好友带礼品也是无意识地用双数，大队里的生产队就是双数。二是根据村落的情况而设立。老家村落西高东低，房屋大多建在经过的县乡公路两侧的山坡上，三面环水，一条自北面东莞镇流入的石河自西向南继而由南向东最后向北流到公社驻地，然后汇入潍河流向远方。以村落为中心，以河流为界限，小河内侧属于村庄区域，村东地块是大队里划出的菜园，人均几厘地。那个年代菜园在春季里只有大蒜、菠菜，秋季里只有茄子、白菜、萝卜等“大路货”，2000多人的村庄，吃菜可是个大问题，现在常见的芹菜、芫荽、黄瓜、土豆、西红柿，那时成为了家里来了客人才见的蔬菜，也不是自己的菜园里种的，而是在村里的集市上买的。蔬菜越是少了，越没有人去种，偶尔有几户人家种上，还不等成熟就不见了。好在村里逢集，每五天一个集，可以买到稀罕的蔬菜，或是自己解馋，或是招待客人。长期缺少吃蔬菜的饮食习惯，造成了如今接近80岁以上的老人，面对各种各样的蔬菜，有些还是过去年代没有见过的，也是毫无胃口，丝毫提不起吃青菜的兴趣来。小河外则是低洼地块和山岭薄地，村里以农田的地理方位划分了4个片，分别按照坐标方向，称之为东西南北片，每片4个生产队。我家属于四片，第14生产队，队里的耕地都在小河的东面，俗称“东坡”。
解散生产队也快40年了，至今同龄人拉起过去的事，仍然记得起张三、李四分别属于哪个片、哪个生产队？因事路经或平坦地块或山岭薄地某个地段，仍然记得起这是谁家的自留地，这是某个生产队的地块等。
下面“生产队时代的事儿”也大约50年左右的时间了。50年，半个世纪的时间，一说“半个世纪”都很吓人的。小时候，曾经羡慕中年人的成熟与魄力、老年人的老练与稳重，如今自己也开始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也没有觉得应有的老成与稳重……
在生产队存续的20多年里，发生着众多的生活故事，有欢乐，有不快，有甘甜，也有苦涩，而更多的似乎是那个时代的无奈，是难以忘却的记忆，是回忆起来感觉美好实则五味杂陈的过去。随着生产队成为历史，那个时代的往事也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远去。
一、县委领导有办法，解散第四生产队
村里的第四生产队，人们简称为“四队”，属于大队里的“一片”，有部分水浇地，其余是山岭地，自然条件较好，比“三片”“四片”的生产队都强，但就是集体收入低，分的粮食少，有多家住户到大队里强烈要求调到别的队里去，大队干部答应吧，怕引起连锁反应，再有“调队”要求的咋办？不答应吧，他们固执地频繁反映，似乎不答应就不会罢休，到后来连许多人眼馋的队长、副队长也没有人愿意干，对此大队干部深感头疼又无计可施。
就在生产队解散前的三两年里，一位县委领导（笔者注：这位县委领导实为时任县委书记刘兴武，直接指名道姓似有不妥，就说县委领导吧）到村里检查指导工作，在问到村里的困难时，一位大队干部说出了上述情况，这位县委领导给出了解散第四生产队的解决方案。不久，第四生产队消失了。四队被解散后，我队分来了两户,自然按照人头也分得了相应的耕地。
这样，大队里只有15个生产队了。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联产承包制后，所有生产队随之解散，各家各户分得了队里的土地、牲口、农具等。生产队解散之初，有那么几年三五户成立了生产互助小组，拼凑起牛、驴、犁、耙等基本农具，便于农耕，基本农具好说，只是牛、驴牲畜轮流喂养，胖了瘦了也是意见纷纷，倘若牲畜有了什么毛病，更是相互指责，纠纷不断。再后来，随着更加先进生产工具的出现，生产互助小组也随之解散，真正的每家每户独立农业生产，也就没有了相互的矛盾了。
其时，我已在1978年去了临沂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对村里的情况不甚了解，为了了解上述情况，最近我走访了数名当时属于四队的老人，他们吞吞吐吐，只说了部分现象，言语中似乎不愿回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欲言又止，我也不便于探究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二、一句玩笑动了真，害得无法干重活
70年代的某一年春天，正是当地往山上送粪的季节。生产队里猪圈、牛驴圈的牲畜粪，还有每家每户的猪粪，平时都运出来堆放在村落外面的空闲地里，或是用掺有麦穰的泥巴盖上，防止雨雪的浸泡与冲洗，粪堆经过冬季寒冷的冻结，在春天化冻后，由半劳力负责捣碎，然后再运到地里，在春季耕地时均匀地撒到地瓜、花生地等的垅里。
第16生产队的柳某是一位不服输、经常和别人抬杠的人，年龄正值30多岁，从不服输，经常和别人开玩笑，别人也经常和他取笑。
这一天，生产队里组织送粪，经过一个比较陡的山间坡道，长约五六十米，往地里送粪的有七八辆独轮车，包括推车的、拉车的，共有十几人，坐在坡道的底部休息，不知是谁和他打赌，说，今天你要是自己推上去，不用拉车的，那今天就不用干活了。他说，你说了算数？起哄的人就请示了队长，队长点头默认了。柳某对起哄的人很不服气，心想不要小看人，我自己推上去让你们看看，省得你们小看人。于是，他紧了紧裤腰带，重新系好了鞋带，开始推车爬坡了。一独轮车粪，大约有五六百斤，平常都是由“识字班”或是未成年人拉着。这次，他自己往上爬，显然会很吃力，这么长的坡道也不是一鼓作气就能上去的，必须站稳脚跟，稳扎稳打，如果半坡上停下来，就很难上去了，他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突然“啪”的一声，车袢断了，这始料不及的意外使他只能被动地面临眼前的一切：他趴倒在地，顺坡而下的独轮车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脊梁上。在下面休息的人一看不好，赶紧上去将独轮车抬了下来，把他送往公社医院。
后来的结果证明，柳某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造成了脊椎骨的损伤，虽经治疗出院，但在以后的七八年里无法再干重活，后来虽有所好转，但不利影响不可能根除。为此，他后悔不已，队长和“起哄者”也受到了严厉批评。
三、“晚来就是晚来了，活没少干也不行”
那个年代，中小学在麦收期间都要放假10天左右，称之为“麦假”。小学生由老师带队参加生产队的麦收，在大人们收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拾到的麦穗要交到生产队里，小学生不挣工分，属于义务劳动。拾麦穗结束，生产队里会买上些糖块，送给老师和学生。有一年，我在上小学参加拾麦穗时，见过这样一件事。
张某40多岁，属于整劳力，这天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他只好陪同，因为客人来得突然，那个年代又没有通讯工具，他也没有办法向队长请假，心想过后再先斩后奏吧，别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谁知，客人也没有多少大事儿，就是顺便赶集来家看看，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他送走客人，也不舍得休息，正值收割小麦的季节，没有正当理由也不好意思休息，他就带了镰刀赶紧赶到了目的地。和队长说明情况后，他就开始割麦子了。他手脚利索，干活麻利，当看到大多数人也就割了大半个畦子时，他暗暗想：赶上这些人收割的进度，队长会不会不扣我的误时？他紧赶慢赶，甚至也不伸伸懒腰，汗流浃背也来不及擦一下，终于在上午收工时赶上了他们的进度，也就是说和挣同样工分的人干了一样的活儿。
谁知下午收工记录工分时，队长还是好无情面的扣了他1.5小时，原因是他迟到了这个时间。他据理力争，但是毫无效果。
当时，除了个别活像捣粪、拾棉花、拿棉铃虫等属于计件外，其他的都是“计时工分制”，也即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干就可以了。其实，挣同样工分的人，单位时间内干活的量相差无几。也有个别常年体弱有病的人，确实难以承担起繁重的体力劳动，活可以少干，但是工分也挣得少，一般是七、八分的样子。
这位队长的理论是，“晚来就是晚来了，活没少干也不行”，否则就乱了套了，也体现了他工作严谨、纪律严明的管理风格。
四、早晨中午要“拿饭”，煎饼咸菜清一色
村里的耕地大都是山岭薄地，甚至在全村最高海拔200多米的山上也有耕地，最远的要有5里多路。本来就仅仅吃饱肚子的年月，还要有农田里的精耕细作，三两人的活，若是自己不想来回奔波，就捎着饭菜和水。在大规模的集体劳动，比如刨地瓜、割麦子等，生产队里就要派人“拿饭”，为的是大伙儿能够吃上热乎饭菜，还不用来回跑路消耗体力。
全队接近30户，大多数人家都有在生产队里干活的，这30户又分布在全村各个角落，所以一般队长会派上两个“半拉子”，多数为队里的“识字班”，当时三天两头烙煎饼，而且烙煎饼都是在早上，时间长了，每家女主人都估摸好了来取饭的大致时间。当拿饭的人去了某家，女主人大都将准备好包在包袱里的煎饼、咸菜送上，若是还没有准备好，就要等上一段时间，等全部都收齐了，他们就挑上烧好的两桶水，为了防止路上颠簸热水溅出来，还要在桶里放上几段指头般粗一拃左右长的树枝或是高粱秸，直奔目的地。
到了目的地，也差不多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各人从众多五颜六色的包袱里挑出自己家的，然后就开饭了。煎饼、咸菜的大小、颜色可能不同，但几乎都是这两样，也有的会有三两棵大葱、几个蒜瓣，若是谁的包袱里有炒菜，也不过是清汤淡水的白菜萝卜，要是有个咸鸡蛋、咸鸭蛋，那绝对是很奢侈的了。
记得我家当时有一个“玉鸟”牌的微黄色铝制饭盒，生产厂家是青岛钢精制品厂，我上小学了，认得上面几个字，至今这个饭盒我仍然保留着。一年有限的花生油，母亲多是用花生油炒萝卜片，放在这个饭盒里，陪伴着父亲和姐姐在生产队劳动的岁月。
五、家庭困难去当兵，探亲回家说媳妇
这是一个尚未达到温饱的年代，大多数人家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粮食、蔬菜填饱肚子，不管是什么食物，反正吃饱了就不饿了，大人小孩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生活着。但每个村总会有家庭困难的人家，有兄弟姐妹多的，过去最多的七八个孩子的不算稀罕，尤其是男孩多的，本来日子尚不足温饱，男孩大了，还要送彩礼、盖新房，自然是困难重重，人长得出众还好一些，长得一般就会让人望而生畏了，甚至父母托媒人说亲都没有底气，还有相貌欠佳、家有病人等，被村里人戏称为“半拉子”（意即家里缺乏整劳力，挣工分只能是每天挣六七分的“半拉子”）“老齁家”（意即家里有常年患支气管炎呼吸困难的人）等绰号。
玩笑归玩笑，对这些家庭，街坊邻居也是十分同情，但也没有好的帮助方法。眼看着男孩子岁数大了，父母着急，亲戚忧虑，村干部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把每年征兵名额留给了这些家庭。对此，公社里支持，乡亲们同情，本人高兴。过了体检、政审等手续后，他们就顺利当兵去了。当兵三两年，穿着威武、庄重的军服回家探亲，找对象的事儿自然摆上了议程，大多数都能相亲成功，父母了却心愿，亲戚朋友也送去祝福。
如果通过当兵仍然找不到对象者，也就有了“换亲”“转亲”之说，“换亲”是两家的事儿，双方男孩的姐姐或是妹妹到对方当媳妇，这样比较讲究的新房、彩礼、家具等都好商量，毕竟家境相差不多，没有必要在这些方面过分要求对方，毕竟这是一种对等关系。还有一种叫“转亲”，是由三家组成的联姻关系，甲乙丙三家的女青年，分别到乙丙甲三个家庭当媳妇，形成一种婚姻链条，新房、彩礼、家具等也不是大问题，就怕有一家出现问题，比方是甲家庭的小两口因为各种原因离婚了或是家庭名存实亡，就很容易引发婚姻链条上的连锁反应，影响到另外两个家庭生活的稳定。不过也有例外，有的家庭小两口生活了几年感情日趋深厚，就像当年电影《李双双》里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所言“先结婚后恋爱”，不受他人影响，即使自己的哥哥或是弟弟的家庭不再完整，他们的日子过得仍是平平稳稳，并未动摇夫妻双方安稳的日子，深受人们的尊重。
六、“粪篓”两侧有数字，秋收结束没踪影
“粪篓”，是按在独轮车车架上的篓子，多是用腊条、绵槐、柳条等编制而成，以腊条结实耐用为最好材料，独轮车作为当时唯一的农业生产运输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基本上天天都用，而作为独轮车上的附件，“粪篓”自然同样如此，独轮车多数情况下用来推粪，包括生产队里的牛驴猪粪、每家每户家庭养猪的猪粪、鸡狗鹅鸭的家庭粪，所以上面的篓子被人们称之为“粪篓”。当然，“粪篓”用完后是干净的，所以也可以用来搬运其他东西，包括粮食、蔬菜，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卫生方面的讲究。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的发展以及粮食、经济作物的减少，独轮车逐步被淘汰，“粪篓”自然也就不见了踪影。
“粪篓”上写有数字，是在秋季收获地瓜时的景观。这是一年来最忙碌的日子，大约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从秋分节气前后种麦子，种完后就转入到了收获地瓜了，一直到立冬前。记得小时候早晨去坡里摆开前一天切好的瓜干，需要穿着薄棉袄，踏着满是露水珠的草丛，鞋被湿透，甚至冻得难以伸出手来，随着太阳的渐渐升起，这才有了些暖意，人也变得精神起来，有的年景鲜瓜干会因寒冷被冻坏。
即使这样，也还需要大人孩子齐上阵，捎饭吃，那个年代中小学生作文里，经常会用到一个现在不常见的词语叫“披星戴月”，就是身披星星，头戴月亮，白天黑夜奔波，早出晚归，十分辛苦的样子，正是这种农忙生活的真实写照。
全生产队有十几辆独轮车，自然就有30多个“粪篓”。刨完一部分地瓜后，就开始分了。分地瓜需要称重，就把地里的地瓜拾到“粪篓”里，一个个“粪篓”称重。“粪篓”有大小，材质、使用年限又不一样，自然重量各异。一次称重地瓜再称“粪篓”，显然太麻烦，人们就想出了个办法。收获地瓜前，把全生产队的所有“粪篓”称重，然后在每一个“粪篓”的两侧用白漆写上重量，这样在称地瓜时也就一目了然了。其他人都在地里往“粪篓”里拾地瓜，称地瓜则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扶秤，另外两人把系好的绳子套在“粪篓”的两端底部，然后抬起来，称重者一般为队长，他只需大喊毛重、皮重，旁边的会计就会记下账来进行计算了，每个“粪篓”净重大约20斤左右，放上的地瓜大约200斤左右。据当地《乡志》记载，当时地瓜亩产量2000斤左右,而现在则达到了4000斤以上。
“粪篓”两侧歪歪扭扭、大小各异的阿拉伯数字，因为对“粪篓”的频繁使用，自然保持不了多长时间，等到秋收结束时就会若隐若现，后来也就没了踪影，待来年秋收时再如此反复。
七、生产队解散前几年，父亲当上了饲养员
生产队饲养员，不是生产队干部，却历来是生产队里男性成年人所向往的活儿。每个生产队饲养员只有一个，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对饲养员的要求一是要起码懂得点兽医知识，生产队里的牛、驴、猪除了喂养，还要懂得对它们的保护，对这些牲畜的早期疾病、生产繁衍，也需要一定的知识；二是要有足够的责任心，不仅要养好牲畜，还要保护好队里的集体财产；三是要有不贪不占的廉政思想，生产队里的粮食种子，喂养牲畜的粮食、花生饼、豆饼、基本农具，等等，都保存在队部兼饲养院内，如果稍有贪心，有些东西就会据为己有。
饲养员除了一日三餐回家吃饭外，其他时间都需要在饲养院内，包括夜晚。
大约在生产队解散前的三两年里，队里有一位干了多年饲养员的大叔，不知什么原因撂挑子不干了，队长想到父亲干了20多年的“犁把式”，对一具牲口（一头牛和一头驴）的使用十分上心，也粗略懂得牲口的脾性、预防疾病知识，调查出身也仅仅是下中农，划家庭成分时属于略有土地的农民，仅仅略高于没有土地的贫农，又综合考察父亲的为人情况等，父亲就当上了饲养员。
父亲当上饲养员的两三年里，平平淡淡，既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队里的牲口也没有出现过非正常死亡。只是到了实行联产承包制、分田到户时，父亲对生产队里的牛、驴、基本农具有些不舍，也对此有些不解，眼看着自己朝夕相伴的牲畜，被一家家牵出了饲养院，走进了各家各户，叉耙扫帚扬场锨等农具被一家家取走，就说出了自己的不解，今后可咋种地呀？也难怪，分田到户之初，就有一些农村干部有些抵触，认为这一改革有值得商榷之处，何况一个普通老农民？
其时，我已经去临沂上中专后毕业分配到临沂的一家国营煤矿工作，休班回家时大致了解上述情况。
八、主动搭讪有所图，原来想要废纸箱
话说70年代初的某一年某一天，村里一位A青年，用地排车拉着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的几百个煤球，走了几里路，快到家了，也累了，就坐在公路边上休息。
从南边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B,按辈分A管B叫叔,虽然不是同一姓氏，但村里沿袭下来的辈分不能乱了套。两人相距还有十几米，B对A说“老大，买的煤球？”面对询问，A很是诧异，心想：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多少年我就没有见过他主动和我搭过话，今天是怎么了？虽是这么想，嘴上还是应付着“是啊，是啊，叔。”“车上的纸箱子没用吧？”A就心想：原来如此，真是无事不开口啊！原来他是看中了地排车上的纸箱子，这是卖煤球的主人给的，怕路上颠簸碰坏了煤球，就拆了几个纸箱子，塞到了车上煤球的空隙，也就三两个纸箱的样子。心里想着，这些纸箱自己也没有多大用处，嘴上就说“没用，您要吧”。于是，B就往外抽出这些纸箱。就在这时，A的父亲从家里出来了，看样是帮着卸煤球的，他见B正在收拾纸箱，二话没说，就从B的手中夺了回来，因为他知道B向来好赚小便宜，如果不是有所求，见面不会主动打招呼……B很知趣，只好作罢。
当时称猪肉是从南边招贤公社等地买来的稻草浸湿，当绳子用，买油条（是那种环形的）用从河边采来的细柳条，从门市部买白糖红糖、点心用包装纸，买白酒散酒是用打吊瓶腾出来的葡萄糖盐水瓶，所以纸箱在普通人家是稀罕东西，用处很多，盛放被褥、衣物等，甚至冬天用来堵塞门窗缝隙，也难怪B主动搭讪，破天荒地跟晚辈打招呼，没想到的是，废纸箱也没有要成。
九、尿素袋子成宝贝，“株式会社”在后背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农村的粮食还是不能自给自足，在青黄不接的秋季里，各家各户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大多从自留地里刨出尚不成熟的地瓜，或煮或炖或烙煎饼，等待着秋天粮食收获季节的到来。
政府部门也是想方设法提高粮食产量，于是，全国各地县级小氮肥企业纷纷上马，莒县化肥厂就是在1970年开始筹建的，不过最早生产的化肥是*水氨**，一种液体化肥，直到后来生产技术成熟了，才开始生产碳酸氢铵等固态化肥。
70年代初，我国进口日本生产的尿素开始进驻当地农村，这大概是农民最早认识化肥的开始，各个公社都有分配指标。公社再把成吨的尿素发放给各个大队，因为发放的部分化肥是散装的，就倒出不少尿素袋子，其时的化纤品尿素袋子不同于现在，比现在的密、厚，近似于柔软的布匹，比市场上卖的棉布要结实的多，而且化纤品易洗、易干，有着棉布没有的许多优点。公社里就把尿素袋子当成福利发给吃“国库粮”的*党**政干部、教师以及村干部等，村里人叫“有头有脸的人”，每人两条。这在当时布票紧张的年代，是多么的受人欢迎。
拆开袋子后，有的能做一条裤子，有的做成了褥子的“表”或是“里子”。袋子都是白色的，上面还印有字，做衣服时就要染成黑色或蓝色，村里的大队院里就有染坊。当时的染料是针对棉布的，尽管在尿素袋子上染上了颜色，但时间长了就会脱色，隐隐约约里面的字就会显露出来。有人穿着走在大街上风光显耀，别人一眼就知道是吃“国库粮”的，于是社员们编了许多顺口溜，讽刺这些吃国库粮的。“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走在路上，也经常会看到有人屁股上隠隐约约印着“净重 50公斤”、后背上“株式会社制造”等字样。
这段内容是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我县东莞公社大沈庄大队，后又转到我村小学的孙新民老师提供的，其时，我还上小学，观察的没有如此仔细。
由尿素袋子我想到了“草褥子”。从70年代初开始，随着进口化肥的增多，也因为国产化肥的普及，农村里各式各样的化肥编织袋逐渐增多。那时冬季里气温要比现在低，而且低温时间又长，房屋多是土打墙或是石头墙，密封性差，有的石头屋能感觉出从石头缝里嗖嗖刮来的北风，又没有取暖设施，能烧得起煤球取暖的就算富裕家庭了。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利用化肥袋子取暖的办法，就是用闲置的化肥袋子，做成一个和土炕或木床一样大小的大袋子，里面装上麦穰，铺在土炕或木床褥子的下面，俗称“草褥子”，那个年代这样的取暖设施，家家都有，直到上世纪末，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有了各种各样的取暖设施，“草褥子”才不见了踪影。
十、天天洗脚成奇闻，苹果烫吃众惊讶
正是大队组织“农业学大寨”整修梯田的冬季，村里一位年轻时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人回家探亲，领着自己的小女儿，大约20多岁的样子。老人参加完解放战争后，就定居在东北某城市，多年未回老家了，这次回家是看看老家的亲人，他的老兄还健在，已经是70多岁的年纪。
这爷俩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必定洗脚，这可难坏了老家人。在当时的农村，春夏秋三个季节，因为天气暖和，洗脚不成问题，村子三面环水，一条小河自西向南，然后拐弯向东，继而向北流去，在田地里干完活，在河里可以任意地洗，即使在家洗脚也不是问题。
但是冬天可就不同了，虽然柴草不是十分充足，但烧热水也不是大问题，说到底还是生活习惯使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整劳力在冬季的白天参加整修农田，能达到每天晚上洗脚的几乎没有。
好在这位老人的家人十分尊重这爷俩的生活习惯，为其提供热水、洗脚盆等，而且他们在老家住的时间也不长。只是这一生活习惯被传到了村里老少爷们的耳朵里，人们也是议论了好长时间。
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要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的表面现象之一即是人们的穿着打扮，且不说大人，单就小孩而言，吃“国库粮”家的小孩脸上、衣服特别干净，而农村的小孩，父母都难得洗脸洗脚，哪里顾得上好几个孩子。尤其是冬天，许多小孩的手上现在想来真是不堪入目，手心的背面因为冬天长时间不洗手，结上了一层黑色的皴皮，如果是再被冻伤，那就更没法看了，或任其发展或图上冻疮膏，直到来年春天才会恢复本来面目。
电影《英雄儿女》，是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战争片，讲述的是志愿军某团在坚守无名高地英勇作战的故事，剧中英雄王成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让几代人真切体会到了志愿军指战员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影片插曲《英雄赞歌》激情高亢，至今仍为喜欢经典电影的人们广泛传唱。剧中有一个镜头，是王文清政委见到亲生女儿王芳时，手持暖瓶给她冲洗了一个苹果。那个年代，电影少，一部电影也是反复*放播**，人们也是百看不厌。每次放到这个镜头，总会听到观众的一片惊讶声“啊？”，然后是大人小孩的各种议论声，无非是你看看人家多么讲究，吃苹果还得用热水烫一下。
在这些议论里，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那就是没有人吃苹果会去用热水烫一下，当时的苹果也保存不到冬天，夏秋季节，吃苹果顶多用凉水冲洗一下。
作者简介：宋会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随笔集《乡情往事》《且行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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