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2500字，阅读需要4分钟）
以前的课文里，曾经有一句话：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句话其实不太严谨，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适合种地的地方就那么几片。
在农耕出现之前，原始社会的人类要想获取食物，就只能爬树摘野果子、狩猎大型动物、或者去河里打渔。这些都是在和大自然恶劣的环境进行追直接、最残酷的斗争，而且都有很大的随机性，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可以天天摘到果子，特别是在冬天和春天；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可以天天猎到大型动物，搞不好自己还要被动物狩猎。所以人类初期需要进行群居，共同承担生存风险，以此来保证整个种群的延续。
后来，人类祖先学会了种地，并且把这门技术传给了后代，这才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新的时代：农耕时代。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黄河、长江流域，也正是因为两河流域地势平坦，而且气候温暖，水源充足，丰富的土壤环境可以满足人类农耕生产的需求。
虽然农耕也需要看天吃饭，但是和打猎、采果子比起来，风险无疑小了很多，而且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种地，一旦有了收成，对于个体来说是使用不完的，这就意味着产生了生产盈余，这也是农耕时代诞生更大的意义：私有制出现了。
人类开始更加倾向于个体，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生产盈余，可以抢占更多的生存资源。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多占土地，有了土地好种地、盖房子。你这么想，我这么想，他也这么想，于是大家都扩张，当一个人的地盘越来越大，量变引起质变，就成为了姓氏部落。
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开始互相吞并，这个吞并的过程嘛，肯定不是坐在一起愉快地吃饭、喝酒那样和谐，于是弱小的部落就这样被强大的部落给消灭了，然后强大的部落之间继续互相吞并，最终形成了更为庞大的超级部落。
我们之前聊母系社会的时候提过，为啥最终母系被父系给取代了，就是因为相比于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上限与拓展力更强。因为女人一生可以生育的子女数是有限的，一个母亲不太可能会有20个子女，但一个父亲却可以做到有100个子女的，原始阶段，各种氏族规模都在50人以下，母系氏族并不弱于父系甚至更强，但是到了后期，最终人数多的就一定只会是父系社会。不是因为母系氏族不能打，而是父系氏族的天花板更高，只有父系能够让人类突破桎梏，进阶到下一个时代。
这个意识就是从最初的公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社会的转变。
再后来，人类发明了文字，可以通过书面语来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仅促进了个体思维的发展，更是突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播的局限性，可以利用这一途径来传播信息和知识，扩大了自己交际的范围。
因为文字没有阶级性，你可以看，我可以看，大家都可以看，而文字又是个人思想意识的直接展现，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给别人*脑洗**，让别人相信自己，这样就产生了新的“信仰”的力量。于是，有着相似思想的人们汇聚在一起，互相交流，不断的把大家的思想进行总结和记录，这就是宗教的雏形。
宗教的力量，在于让人有了信仰，有着相同信仰的一群人可以团结在一起，在集体中各自分工，完成整个种群的进化，这就是“国家”的雏形，这也是人类所有文明的诞生和演变模式。因此，任何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成立，都是需要符合生产力的需要的。即使被历史所淘汰，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在古代农业文明社会，一个国家想要维持稳定，基本上都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守护边疆安全、维护境内治安、治理天灾*祸人**，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财政体系，而农业税就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来源。
历史上每当有新的王朝诞生时，往往整个国家刚经历过战乱，人口不多，土地资源还算充足。朝廷可以处*地征**，保证人人有地种，家家户户都纳税，税基很大。而且早期国家的管理系统比较精简，基本上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向心力很强，因此执行效率很高，有啥问题基本上都能解决得了。
每当国家稳定发展一段时间后，问题就来了：比如国内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桥、修路、治理河道，而且这些东西建设完之后还需要长期的维护，因为越来越陈旧，所以越到后期维护的成本越高。
而且农业社会，随着社会的稳定，底层人口会变得越来越多，比如明朝初年，人口不到6000万，到17世纪初期时，随着战乱减少，生产的恢复，明朝人口一度达到过2亿；清朝顺治年间人口约为1.2亿，康雍乾三朝，粮食产量增加，摊丁入亩等制度的实施刺激了人口增长，到道光三十年时，人口突破4.3亿。
底层人口一多，必然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管理人员，官僚体系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庞大，公职人员也越来越多。造成的结果是不仅政府要支出的管理费用会变得越来越大，治理能力也会被削弱。
因为组成这些官僚体系的也都是人，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的利益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人开始进入政府担任*官高**，什么士族集团、工商集团、*队军**集团等等，然后便积极地推动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政策，本质上这些官僚体系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国家越往前发展，财富就越向少数人聚集，越到王朝后期，这个情况就越明显。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是，当国家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为了守卫国境和维护治安，不可避免地又要到处去打仗，战争的消耗就随随便便就能把一个超级大国拖入泥潭。而中国历史历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没过几年都会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天灾，这玩意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更是个大考。处理不好，天灾就会演变成*祸人**，就会让王朝遭遇被时代更替的风险。
我们听过一个词“盛极必衰”，应用在国家层面，就是当维护国家发展的成本超出社会所能提供的代价时，那么上升趋势就打破了，这时候转折就出现了。大明为啥最后那么惨，就是因为上面几条矛盾累积在一起爆发了，明朝末期的那个环境，神仙都救不了。
举一个现实点的例子，比如一家公司创业初期，只有老板和几个死忠，大家因为同一个目标聚集在一起，想要努力干成一番大事，这个时候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起使，办事效率极高，往往能做成很多大事。但是当公司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随着业务的扩大，人也越来越多，整个管理机构开始变得越来越臃肿，最开始的一批人开始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这个时候当公司再次遇到问题时，大家往往想的就不是怎么解决它了，而是怎么把事情推到别人那里去。因为要解决问题是要有代价的，代价伴随的风险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也不想承受的。
当一个大型公司失去了自我革新进化的能力时，被市场和环境淘汰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全文完，谢谢观看，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