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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生在2005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于2018年9月退休。
然而,于2021年7月5日,她主动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投案,成为自*党**的*八大十**以来首位被留置的中央直属高校的领导。
在2022年1月18日晚的《零容忍》电视专题片第三集中,由中央纪委等联合制作,披露了刘川生在任期间的违纪事项。

她利用职权违规让儿子在外使用北京师范大学的名义开展业务,并从多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中获利。
面对镜头,刘川生自述:“为什么我要主动投案?我觉得实际上心里一直有块石头压着,只有早点主动投案、交代清楚,才能早日将心头的负担放下。”
刘川生的儿子名叫夏勍,于2011年创办了诺博教育公司。
该公司曾以北京师范大学的名义在全国多地开设幼儿园,牵扯北师大招牌。

在刘川生任职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并未回避与诺博教育公司的合作,多次采购其产品,成为该公司连续多年的前五大客户之一。
在2017年6月,诺博教育成功完成了4,290万的A轮融资。
刘川生在北师大任职了11年,直到她66岁时才卸任,这一点让人感到困惑。
大多数副部级干部在60岁或63岁时就要退居二线或退休,而正部级干部则在65岁退休,但刘川生却一直干到了66岁。

刘川生在北师大的领导期间,与该校一直以来的“朴实沉静”作风相冲突。
据了解,她的江湖气息很重,但缺乏学者范儿。
她个性强势,专权傲慢,喜欢被下属围绕并奉承。
在她任职期间,北师大校园中的谄媚奉承、浮夸吹捧之风日益浓厚,大学的“官僚化”趋势严重。
同时,在刘川生的领导下,北师大发生了多起丑闻,如学生吴莹莹的造假事件、官员博士沈培平事件、邱季端京师瓷事件等。

还有许多优秀教师,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人才流失,而且大多离职时都非常愤怒。
所有这些事件使得这所有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名校声誉大受损。
多年来,北师大教职工对刘川生进行了多次举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对此毫不动摇。
刘川生的祖籍是山西,她的父母都是军人,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北方到南方工作的*党**政干部。
刘川生于1950年12月出生在四川,因此得名“川生”。

刘川生出生三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黑龙江哈尔滨成立。
刘川生的父母随着学院的建立来到哈尔滨,尽管她的名字与四川有关,但她在四川的生活并不长。
在哈尔滨,刘川生的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担任宣传部部长等职位。
作为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刘川生在当时的时代中拥有比普通女孩更广阔的视野和学识。
她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

然而,在她即将高考的时候,正值动荡时期,中国的高考制度暂停。
因此,18岁的刘川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前往黑龙江某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插队的一员。
在插队四年后,清华大学开始在刘川生所在的兵团招收工农兵学员。
刘川生抓住了这个机会,作为干部子女,她被招收为清华大学第二届工农兵学员。
来到清华后,刘川生进入了自动化系学习。1975年,她顺利从清华大学毕业。

由于出色的表现,刘川生留在了母校,并担任教职。
除了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师外,刘川生还担任过清华大学校团委副书记的职务。
1984年,她考取了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
获得清华硕士学位后,刘川生被调到了国家教育部(现称教育部)工作。
她最初在国家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担任副处长,并后来晋升为处长。
1990年底,刘川生再次晋升,进入中国驻英国使馆教育处担任一秘。

四年后,她回国并加入中国教育社刊担任职务。
2003年2月,刘川生被派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这与她1990年底的经历相似。
在北美期间,刘川生参与创办了北美地区的第一所孔子学院,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次年中旬,刘川生回到中国,从那时起,她成为了一名副部级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书记。

尽管刘川生在学历和履历上非常出色,作为一位备受荣誉的女*官高**,享受名利双收,本应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但她却有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增加,许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起点上不落后。
因此,挂着北京师范大学招牌的幼儿园成为了家长们争夺的“战场”。
根据规定,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学校,其教师和员工必须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以确保教学质量,并且在教育理念上与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冲突。

2011年,刘川生的儿子从留学归来,希望在学前教育领域创业。
然而,他既没有资金和场地,也没有经验和基础。
刘川生对儿子深感愧疚,于是让儿子以北京师范大学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幼儿园,并以与京城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的名义招收学生。
这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在刘川生的帮助下,刘川生的儿子迅速以北京师范大学的幼儿园为幌子,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了多家幼儿园,因此名声和财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然而,刘川生清楚,这份协议并不是真正的合法协议,也没有得到学校的同意。
一切都是她在背后操纵,违反了规定,并签署了非法合同。
这些幼儿园的招生速度非常快,每所学校都爆满,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分园就扩展到国内几个大城市。
事实上,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办学需要通过专门的合作办公室进行办理,遵守规定的程序,并向学校缴纳一定的费用。
然而,刘川生却绕过了这些程序,安排下属违规帮助儿子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园。

刘川生通过下属与北京市的一个区进行联系,并约定开办一个以北京师范大学名义的实验幼儿园分园。
然而,实际上这个幼儿园与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没有任何关系,员工是刘川生自行聘用,财务也是独立的。
到了2015年,刘川生感到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她决定趁着还拥有权力的时候,彻底为儿子铺平道路。
她要求下属一次性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品牌授权给儿子的公司使用。

刘川生表示:“我们签署了一份战略协议,让他(刘川生的儿子)可以使用北师大幼儿园的品牌,成为代理商,但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这份所谓的“战略协议”完全是违规私下签订的,并未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认可。
随后,刘川生的儿子在全国多地开办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由于“一把手”的孩子滥用北京师范大学品牌,教职工对此非常反感。
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进行巡视时,接到了相关反馈,巡视组明确指出合作办学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要求立即整改。

刘川生让儿子的机构摘掉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品牌,认为这样就“过关”了。
2021年,第十九届中央巡视组再次对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巡视,指出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
刘川生看到这一消息后,深思熟虑,最终决定主动投案。
经过调查,发现刘川生利用职务为亲属谋取私利,超标准配备和使用办公用房,为他人在入学和就业等方面谋取利益。

由于刘川生坦白情况良好,并未隐瞒,最终她被开除*党**籍,待遇降低四级,享受六级职员的退休待遇。
尽管刘川生滥用职权,但她主动投案显示出了勇气。
许多在职期间涉及违法违纪行为的官员在退休后都会暗自庆幸,认为组织不会调查他们,也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然而,退休并不意味着可以逃脱处罚。在被查处的官员中,退休多年后再次受到调查的情况比比皆是。
因此,无论何时违反法律,都必定会受到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