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以后的总纂、出版，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不过都是牛立志、张聿忠和易克信他们的事了。我3月20日回家，一个月后的4月25日晨牛立志就给我来信，大倒苦水：“《手册》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不愉快之事甚多。”“等忙过这一段，离休后，有机会当向你大发牢骚，以洩心中的‘怒’气（确实是‘怒’气）！我现在每日都在‘制怒’过程中。”7月6日来信又说：“《手册》看来七月完不了稿，八月如能完成，我就要念佛了。”可见工作之繁难和不顺。牛立志是一位很平实朴素、作风民主、思想境界高、很有责任心的女同志，她一直在上层工作，当过董必武多年秘书，丈夫是最高法院副院长（后来当了正院长），但在她身上看不出一点娇骄二气，看不出丝毫特权意识。
我这一辈子，赏识我的人不多，讨厌我的人不少。牛立志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尚未见人，仅仅从工作通信中就发现我这个人是块材料，把我收进编辑部，到西安参加编辑部会议，后来更是成为编委会成员，当做依靠力量。在几次编辑部会议和看稿审稿的过程中，都把我看成是可信用的人，这是多么难得！但是毕竟处境、地位不同，她来信，我必复。她不来信，我不会主动去信。
在我离开《手册》工作两年，《手册》也于1988年10月出版发行八个月之后，1989年6月22日她仍给我寄来一封信，两张信笺，一张写于5月11日，一张写于5月29日，最后加写的“又及”则是发信的当日6月22日，可见她并未在工作全部结束就把我立刻忘却。这是最后一次来信，以后，再未联系。到现在已过去31年，我已是老迈之人，却一直难以忘怀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姐似的人物，不知她现在是否安康愉快，不再生气？
与易克信的交往则延续到1992年初，比与牛立志的联系还长了四年。1987年秋后，评职称的工作进入论文评审阶段。社科院派人将报评者的代表作送北京请本专业的专家审阅，写出评审意见，带回来供内蒙古高评委学科组评议时参考。我有好几篇论文，因为报评的是社科情报专业副研究员，所以便将发表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的《论社会科学国内情报研究工作》一文作为代表作，由所里派人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审评。这是一件公务事项，并非秘密行动，为了联系顺利，我便写了一张便笺，交承办人刘英和包丽俊，告诉她们到中情所找易克信即可。易克信见信后，当即指派该所一位研究员承担审评任务，在约定时间内写出评价意见，交刘英、包丽俊带回。负责将乌力吉图的代表作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评审的另外两人，也完成了任务，同去同回。
据刘英向我透露，那份意见对我那篇论文的评价非常好。我听了自是心安了许多，便写信给易克信，对他的关照表示感谢。易克信在1987.10.21.的来信中说：“我们都希望老兄这次的职称评定能获得圆满成功。这本该是早已解决的问题，拖至今日仍然有障碍，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他的感慨是对我的际遇而发，看来他对地方上评定职称的实际状况并不十分了解。
地方上评职称，订有许多条条框框，看似非常严格、合理，其实与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无异，只讲表面形式，就是不看学识水平。更不用说还有种种人的因素在作祟。我还没有对易克信进过1983年评职称的情况，在那次报评时，我们所的领导完全按照职务等级作了安排，按他们的规定，两位所长申报高级职称，负责国内室和国外室情报工作的两人（其中有我）申报中级职称，以下再有二人申报初级职称（详细情况已在第四节“碰到这样的领导”中叙述过），其余人员以后再说。我硬是被压着不准申报副高职称。而中级职称也因为内蒙*党**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的无知蛮横、十足官僚，险遭否决。在这种体制下，别说我们这些普通人难以脱颖而出，即使陈寅恪、华罗庚这些学界大师，处于今日，怕也难以得到重用。曾有人戏说道：像现在这样评职称，孔孟再世，恐怕也难获得教师合格证，因为他们没有大学毕业文凭。
1987年底，12月23日，获知解冻后申报副高职称的十七人，有七人首批获得内蒙古职称办公室批准。有五人在学科组审议时被否决，其中就包括我们的所长乌力吉图。学科组审议时，我与乌力吉图本来放在综合租，综合组提出需评议者人数太多，对情报学也不熟悉，就把我们二 人推了出来。高评委研究，乌力吉图曾是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专业的学生，就准备把我们二人都转至历史组审议。为此还由副院长吴玉生专门找我们征求意见。我们都没有意见，于是就由历史组审议了。审议我时，全票通过。审议乌力吉图时，乌被内大教授、蒙古史专家林沉（蒙古名亦邻真，曾是乌力吉图的老师）一顿痛批，就此否决。
高评委评审时通过的十二人（我是其中之一，且又是全票通过），报送自治区职称办公室审批。一时又引来一阵告状风。但是无人告我，所以我与其他六人属于无争议者，获得首批批准。人事处也顿时忙碌起来为我们整理材料，办理任命手续，报批工资。后勤人员则为我们忙着办理粮食供应标准：百分之百细粮。但是解冻后的副高享受不到保健医疗待遇了。冻结前报批的副高，解冻后的正高则仍可享受。不过随着高级职称的普遍化，甚至很有些泛滥成灾，就像通货膨胀一样，贬值厉害，这些待遇后来都大有变化，有些说不清了。另外五个人：包力高、诺尔金、孟志东、王勋铭、潘照东则在其后也获得批准，但是因为已跨了年份，粮食供应的优惠便不再享有。至于乌力吉图，将在其后的年份再次申报，经过一道道手续，才可获得高级职称。究竟一年两年，还是三年四年，与我无涉，我也没去注意。
获批副高职称后，写信给易克信报告了这件事。易克信在1988.2.29.回信，表示“高兴异常”。信中说：“欣闻吾兄副研职称获准，虽是意料中事，仍使人高兴异常。其实以吾兄之才若干年前就应是高研，这迟到的春天令人既高兴又百感交集。可怜呀，中国的知识界精英！”
此后即再未联系。编写《手册》的事项已成过去，熟悉的同事、朋友也就难免会渐渐淡去。不料中情所却决定于1989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中国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内蒙古社科院情报所作为协办单位，负责筹备会议的吃、住、行、游等一应后勤事务。以副所长徐维高为主，从7月下旬起就调动人马投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而我在6月下旬已离开本院业务，被院方借给内蒙科委参加科委编写《内蒙古科学技术志》的工作去了，所以我并未插手筹备工作，但是也能知道准备工作进行得怎样等具体情况。从徐维高给我看的参加会议的名单里，我看到了许多在《手册》工作中熟悉的名字，易克信、张聿忠、杨教、吴尚宇、朱铁声、蔡富有、莫作钦、孙黎民、赵国琦都来了。从我们情报所调回河北的吴育群，现在是以河北省社科院情报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猜想，他一定会有“荣归故里”的自豪与自得，哪怕这种心情只有那么一点点，恐怕也是难免的。
尽管没有参加筹备工作，8月2日一早还是被抓差到阅览室写了会标。不过也因此而有机会与徐维高一起坐伏尔加去会址*警武**招待所探望已经来到的与会者们。易克信是主持人，已经来到，其他几位熟悉的朋友则下午才能到达。徐维高忙着与易克信研究会议日程和明日开会的诸般事项，所以我与易克信热情问候后，并没有找到时间畅叙一番就匆匆回来。晚间9点多了，吴育群在申屠榕的陪同下来家访我。分别四五年了，彼此友情依旧，自是热烈交谈了别后大致的情况。他还要去内蒙古大学拜访同学邢克，只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便余意未尽地匆匆别过。
8月3日，我们所里除阿拉坦生病，剧乐平出差，其余全都来到，8时就乘车前往会址。与会者共约40余人，已全部到齐。张聿忠、杨教、吴尚宇几位都是第一次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盛赞这里气候凉爽，环境安静。张聿忠和吴尚宇特别强调来到呼和浩特之后，只觉这里气候凉爽，空气新鲜，一派宁静祥和，睡得特别安心踏实。我说：“那你们就好好睡上几个安然觉吧！我可是向来一觉到天亮，连梦也没有的。”
9时，会议开始，一切符合程式规范，不必细说。11点结束，大家在餐厅前排队有序，摄影留念。然后就是会议开始后的第一顿午餐。算不上什么宴席，却极其丰盛实惠。除了鸡、鱼、猪肉，海参鱿鱼，更有内蒙古的牛肉羊肉，大盘大碗上桌，让大家饱尝了一番草原美食的鲜美厚重，耐人回味。尤其是那一盆牛筋，浓香扑鼻，烂熟而又有韧劲，咀嚼中尽得品尝之妙趣。席散时，其他美食皆有剩余，唯牛筋被一扫而光。雪鹿啤酒喝完了，赤峰陈曲却剩下半瓶，吴尚宇把那半瓶酒硬塞给我带回。我邀请易、杨、吴、张四位5日晚来我家聚叙，皆欣然允诺。
5日下午，易克信带领研讨会20余人来社科院参观，与院长斯平、副院长时青等会晤交谈。又来情报所，由乌力吉图介绍情况，我则在场陪同。众位来客返回时，我请易克信等几位就此前往我家，易克信辞谢说，已与商业厅厅长有约在先，去过他家，一定再来拜访。于是我便一边找车队联系车辆，一边在家准备招待的茶水吃食，静候他们光临。8：35，我在楼门口迎来了易克信、杨教、吴尚宇、张聿忠四位嘉宾。我的住房很小，只好把小圆桌放在房间内，加上几张椅子、凳子，房间空间也就快满了。大家坐定后，我向大家介绍了妻子张毅仙，女儿赵知微，又向毅仙介绍了那四位贵客的姓名职务。毅仙那时虽然已患脑梗一年半还多，但是还能自由行走，自行料理起居，说话也还正常。她坐在床边，招呼着客人吃喝。
因为客人是晚饭后前来，所以我只准备了杯箸，桌上只放了一茶盘切好的西瓜，一盘酱牛肉片，一盘花生米，几瓶啤酒，一壶香茶，请他们随意吃喝。话没有说多少，易克信却谈起他下午参观情报所时的感觉，说：“我看你们所长乌力吉图有点怕你。”我说：“他怕不怕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怕他则是真的。”说得大家都笑将起来。这时原来曾一起在情报所工作的郑建新也应约来到，她上午访我未遇，我电话通知她可于晚间前来，她果然按时来到。她1983年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毕业后就留在研究苏联东欧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了，与中情所的人都是同一个社科院的人，所以坐下来也有话可谈。郑建新10点告退，其他人刹不住车，又谈了一会儿。我抓紧时间为大家照了张照片，可惜灯光不够明亮，不如在会场拍的清晰。易克信在告辞前，邀我8日中午去会上参加散会前的聚餐。10点35分，众人告辞，我送大家下楼，走到门外一看，车队长全中山已开来伏尔加等候在门前，遂一一握手，互道珍重，依依告别。
8日一早，在办公楼前与所里其他人一起乘面包车前往*警武**招待所。8点半开最后一次会议，叫闭幕式可以，叫总结会也行。11:20,会议刚刚结束，院长斯平、副院长时青来到，与大家见面，估计是应邀前来聚餐的。未几，商业厅厅长图布亦至，这是易克信的客人。负责组织参会人员去召河草原旅游的后勤人员也来了，聚餐时哪里只有40几人，那么大的餐厅，足足摆了六七桌。12点开始，一直吃到2点，歌声不断，掌声时起，笑语喧哗，气氛欢乐。席散后，杨教给我地址和邮费，托我为他把一大包会议材料邮寄回去，他嫌累赘和费力，不想随身携带。这一定是他经常到外地开会总结出来的经验。哪像我，既缺乏经验，又死心眼一个，出外回来，总是大包小包随身带着，就像解放前跑单帮的商贩，又苦又累。等到学到经验，却再也没有出差的机会实验一下。
下午我为杨教寄了包裹，取了洗印好的照片，晚间骑车又跑了一趟招待所，将会场上拍的、家里拍的四人各送一份，给易克信多送了一张我与毅仙的合影。又每人送了一枚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纪念币，作为留念。
这次会议相聚，犹如《手册》工作的余脉，又像是《手册》工作的回响。然后，波平声歇，只剩下心中的忆念，丝丝缕缕，永远萦牵！
1992年新年，给易克信寄去贺年明信片，易克信却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与兄共事以来，获益匪浅，且能坦诚相待，共同语言甚多，堪称知己。只可惜关山阻隔，难以聚首，实为憾事。”话不多，却颇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意旨，符合“朋友，以义合者”之要义。而最使我铭感难忘的是他发自内心对我的器重和信任。在与我工作单位领导的比较中，反差强烈，更觉得这种相知相得之难能可贵。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于1988年10月出版后，编辑部给我寄来两本作为纪念，我留下一本，作为查阅参考之用，另一本与后来参与编纂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志》寄给家乡江苏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收存。因为他们先后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镇江人物词典》，一本是《我是镇江人——镇江当代旅居外地人物》。这两本书都收有我的小传 ，《我是镇江人》还收有我的照片。来信征集传主的著作和科研成果，于是便寄赠过去，也算对家乡的一点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