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一场文艺座谈会,该会议由毛*东泽**和凯丰共同主持,初衷是鼓励文艺者们多多创作革命文艺作品,使这些能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为革命助力。
毛*东泽**在座谈会上提出大家应向鲁迅学习,以鲁迅的精神为榜样,要在为人民这件事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这时,距离鲁迅逝世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然而,其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依然给人以振聋发聩的感受,鲁迅的死而后已精神也为人称道赞叹。毛*东泽**欣赏鲁迅,在座谈会上以鲁迅来激励大家是非常合理的。
只可惜,两人没能见上一面,没能在谈话间蹦出新的关乎思想和革命的花火,实在是有些遗憾。

一、英雄惜英雄
鲁迅虽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派,但是,他对国家的存亡仍然是无比记挂和担忧的。晚年时,他经常关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国共两*党**之间的状态,听到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鲁迅开心地对同为*产党共**员的茅盾和冯雪峰说:“报纸上整日有国民*党**派大放的厥词,但是,朱毛还不是把他们吓了一跳!”
因为此前已经对*德朱**有所了解,所以,鲁迅兴致勃勃地转向茅盾和冯雪峰询问关于毛*东泽**毛委员的情况。
茅盾在大革命时期和毛*东泽**共事过一段时间,便向鲁迅介绍毛*东泽**是位博古通今的学问家,虽然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总是带着书生气,却是个可以领导千军万马的能人。

听到这里,鲁迅眼中的赞赏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在这次交谈中,他得知了毛*东泽**的年龄和家世等情况。此后,鲁迅帮助奔赴上海的冯雪峰恢复了和地下*党**的密联,在两人之间的交往中,冯雪峰经常把红军和*产党共**的近况讲给鲁迅听,关于*产党共**的一切,鲁迅都非常热心且关注。
鲁迅和社会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在交往中还热情地向其讲述他在冯雪峰处听到的长征故事。除此之外,听说延安生活极为艰苦,他还用自己的稿费托冯雪峰买了许多蛋白、和肉制品来,再另托朋友带到延安;听闻毛*东泽**在延安缺少读物,他还把自己编著的作品托人送到延安让毛*东泽**在闲暇之余能阅读放松。
对毛*东泽**,鲁迅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份相惜的情感是英雄之于英雄之间才产生的。

二、*党**外布尔什维克
和鲁迅一样,毛*东泽**在革命根据地也同样关心着鲁迅。冯雪峰从上海调回苏区以后,不管是冯雪峰找毛*东泽**谈工作,还是毛*东泽**主动去找冯雪峰,两人都会把话题转到鲁迅身上。
了解了鲁迅的工作、思想和生活状况之后,毛*东泽**还遗憾地感慨到:“五四时我见过陈独秀、胡适,还见过周作人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只可惜,没和鲁迅见过面。”
听冯雪峰说鲁迅读他的诗作认为他有一种“山大王”的气魄,毛*东泽**笑得很是开怀,有日本人说中国只有蒋介石、鲁迅和半个毛*东泽**懂得中国,毛*东泽**肯定地说道:“最起码他知道鲁迅懂中国,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1937年,在鲁迅去世周年的纪念会上,毛*东泽**在讲述鲁迅时还肯定了鲁迅文学家和革命家的身份。说鲁迅虽然不属于*产党共**组织,但是,他的著作、行动和思想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毛*东泽**给予鲁迅的评价。

鲁迅也确实符合这一称号。长征结束后毛*东泽**提出国共应统一抗日战线,鲁迅公开发表自己的拥护言论,并在毛*东泽**这一主张被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托洛斯基派别攻击时发表言论反驳:“在理论方面,毛*东泽**先生不如你们高超,但你们的高超若是受到侵略者的热烈欢迎,那么,就会跌到尘埃里去。”同时,他还在反驳里赞扬*产党共**“是切实为国人的存亡而流血的奋斗牺牲者”。
1939年,毛*东泽**在和延安大学校长周扬通信时曾阐明,鲁迅并没有亲自参与过农民斗争,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对于农民憎恶黑暗和封建这一面刻画的有所欠缺。在这方面上,可以看出毛*东泽**对鲁迅作品的研读和思考非常深入。

第二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东泽**直言,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始终是我们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指引,并把鲁迅比喻成文化队伍里的英勇的、伟大的旗手,是文化革命战场上的猛将。
三、如果鲁迅还活着
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注定他是诸多文学家的启明灯一样的存在,其中,对当年任上海书记处书记的罗稷南来说就是如此。
罗稷南家境不错,能够在艰难时期顺利完成学业,北大毕业后罗稷南已经在厦门大学谋得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是,受革命浪潮影响,他选择加入了*产党共**,成为名将、十九路军的指挥蔡廷锴的秘书。

在当时,革命虽苦,罗稷南也仍不忘读书聊以遣怀。在读到《堂吉诃德》这部小说时,罗稷南发现堂吉诃德的形象和蔡廷锴极为相似,而堂吉诃德在为梦想奔波奋斗时有一匹得力坐骑罗稷南,罗稷南和堂吉诃德配合默契,经常陪着堂吉诃德一起出生入死,并且几次为堂吉诃德立下功劳,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罗稷南”以表革命忠心。
1945年,罗稷南在极为艰险的氛围之下冒死翻译了《马克思主义传》,此后又翻译了《有产者》。后来,他出席了全国文艺者座谈会,不久又成为上海翻译协会的执行委员。
1957年的上海中苏友好座谈会上,毛主席感谢罗稷南做出翻译《马克思主义传》这种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畅谈间,罗稷南问了毛主席一个问题,令毛主席陷入了思考。

短暂地思索了一会儿后,毛主席目光坚定地说:“按照我对他的理解,会有两种结局,他要么沉默无言,要么是在狱中继续战斗。”
罗稷南的问题是:如果鲁迅还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作为从来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书信的人来说,毛主席这样的回答足以见得毛主席对鲁迅“敢说真话、以笔代刀”的风骨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