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公元541—604年），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
其父为西魏、北周大将而历任北周显宦，并袭随国公。其长女杨丽华为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
是年，22岁的宇文赟因纵欲过度而早死，使得杨坚的皇帝梦接近完成。宣帝死后，杨坚以外戚之尊入宫辅政。此后，杨坚勾结近臣刘昉、郑译作伪诏，取得辅政大臣之职，总揽朝政，造成了夺取北周政权的“既成事实”之势。
北周静帝宇文阐大定元年，即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的静帝以杨坚众望所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同年，他派韩擒虎等将领南下平陈，至公元589年，灭亡了割据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
至此，隋文帝杨坚征服各族蛮夷，结束了中原长期混乱的局面，使中国又回到了统一时代。
在史评巨著《廿二史札记》中，清代史学家赵翼很不以为然地给杨坚的夺权下了一个结论：“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杨坚在位24年（公元581—604年），在其统治期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人口数字增大，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开创了“开皇盛世”，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因此，《隋书.高祖本纪》评论他“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
然而，就是这位“明君良主”喜欢猜疑，执法严峻，玩权术，耍阴谋，以至于开历史先河，发明了“钓鱼执法”。
众所周知，执法最大的难处在于取证，尤其是腐败案件中，行贿受贿暗箱操作，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外人无从知晓。
但这难不倒聪明的隋文帝杨坚，为了考验官吏的忠诚和清廉，他经常唆使手下人故意贿赂“令史、府史”等朝廷的官员，“私以贿之”。
一旦有人接受，便处以死刑，无所宽贷。
由此，“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
这就是隋文帝杨坚创造出来的“钓鱼执法”。
关于“过于杀戮”，我们从下面两个小故事中可以窥出一斑。
有一次，有人向隋文帝杨坚举报：御史官对衣冠佩剑不整的武官不加以纠弹。皇帝，你不惩罚他？
杨坚听了后，二话不说，当场就将两名御史监师斩首。
有个叫萧摩诃官员，有一次妻子病危了。一边要照顾妻子，一边想着老家的家产没有时间去取。于是，奏请儿子回江南老家收取家产，御史官看到了也知道这件事情，却没有说什么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个叫元寿的官员喜欢管闲事，特别上表指出，御史官这是不作为啊！并严厉指出问题所在：萧摩诃不顾妻子病重，让儿子回老家敛财，此种行为是重利忘义的行为，御史官却不加弹劾。严重不作为。
结果，御史官进大理寺受审。结局可想而知。
此外，隋文帝杨坚还杀害了不少跟他一起“创业”的元勋将领，这种做法导致人人自危，加大了官吏对皇帝的离心倾向。
故而，《随书.高祖本纪》在颂扬隋文帝的诸多“良举”时，同时，也指出了杨坚的诸多缺少和过错，如“天性沉稳，素学无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习，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
唐太宗李世民评价杨坚“性至察而心不明”。
而在毛*东泽**他看来，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耽于吟诗作赋、游幸无度而没有出息的皇帝，但在其父杨坚治下便积累了许多祸乱之根。毛*东泽**认为，杨坚“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是必然蕴藏大乱的。隋朝短命的原因，乃是积渐而成，炀帝父子皆有责任。
易来君认为，任何阴谋权术确实有效，然而其作用是有限的。要想靠玩权术耍阴谋搞杀戮成就大事者，恐怕古今中外少之又少，即使有，也不长久！
毛*东泽**将隋朝短命的原因追溯到杨坚，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见微知著的眼光，对人们深刻认识隋朝的迅速灭亡是有启示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