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英国人赫伯特·翟里思（Hebert Allen Giles），出版了一本《鼓浪屿简史》。书中，他遗憾地写道:“传教士公墓隐蔽在黄氏宗祠后面的一个静静的角落，宗祠前面的路边立着一座年代为1610年的墓碑。一位高尚卓越的人——著名的《厦门方言中英文字典》（即《厦英方言字典》）的编纂者杜嘉德牧师的遗体也埋葬在那儿。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建立墓碑。”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的《厦英大辞典》（即《厦英方言字典》）是第一部大型厦门腔白话汉英词典，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学习闽南方言人士的必备工具书。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

1873年，一部厚达612页、杜嘉德编撰的《厦英方言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在伦敦出版。杜晓萍的博士论文中说:“全书收录闽南方言四万余言，以厦门音为标准。全书无一汉字，正文所收字词以字母注音，英文释义。其它闽南方言与厦门腔发音不同的，也尽量列入。”另有学者指出，出版当年，台北古亭书局随即翻印，“1899 年再版，20 年后巴克礼( Thomas Barclay) 牧师在此基础上作《厦英大辞典补编》，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正是因为这部字典的出版，杜嘉德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一部字典，就是一扇窗口——语言的窗口，宗教的窗口，文化的窗口。窗外的人可以看进来，窗内的人也可以看出去。对于字典编撰者，应该给予应有的尊敬。

牧师杜嘉德　

与其他一些来厦门之前专门学习过闽南方言的传教士不同，杜嘉德刚到厦门时，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障碍。1855年10月1日，在从厦门发出的一封信中，他略带尴尬地承认:“我已经参加过好几次用华语举行的公开礼拜，我现在能听懂一点点了，虽然也只有一点点。” 除了语言之外，他和他的传教士同伴，还要努力克服在中国面临的重重困难:愚昧、肮脏、落后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片鸦**、小脚、多神偶像崇拜的信仰传统、对女性的压迫和蔑视、来自官府的残酷*压镇**，以及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

1856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建起第一座教堂“新街仔”教堂，这是国内第一座专为中国人礼拜而建的教堂。其后，1863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的第二座教堂“竹树脚”，在本土牧师叶汉章的主持下建成。据1860年统计，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有传教点3处、男传教士5人、女传教士2人，共有教徒229人。

在传教过程中，杜嘉德敏锐地注意到，台湾居民，多由大陆迁居而来，与闽南人说着同一种语言。他还注意到，大陆信徒中，也开始有人移居台湾。从1860年起，杜嘉德即致力于台湾传教事业的开拓。1860年9月，杜嘉德与英国长老会驻汕头的马牧师最早到台湾访问，先后到淡水、艋舺（今台北万华区）等地宣传福音，并分发《圣经》及基督教文书。

学者杜嘉德　

早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求学期间，杜嘉德已经熟练掌握希伯来语、希腊语、古典英语、现代英语和汉语（普通话）。他父亲对他提出更高要求，希望他能将各个语言之间融汇贯通。这无疑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汉语专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1870年6月29日，杜嘉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六年半有余了，我的身体一直健康如常。在此，我要请你原谅我的信只有草草几个字，因为我正在忙于我的那部会话字典，希望弄得像样一点再抄写，然后回家时排版付印。我盼望用整个月的时间和你在艾尔（Ayr）致力于把这部书抄写出来以便印刷，只是我必须在离开厦门之前把这个卷册写好，因为每句短语都要经过至少两位老师的审定。”（何丙仲先生译文）

信里说的，是杜嘉德正在从事的一项堪称伟大的工作:编撰《厦英方言字典》。

音乐家杜嘉德　

杜嘉德的确精力充沛。早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杜嘉德就系统学习过音乐。在爱丁堡时，他还参加过一个教堂唱诗班。他会拉六角手风琴。在哈克利先生等人帮助下，他不仅掌握了正确的演唱方法，而且学会如何组织、训练一支最佳教会合唱团 。

到厦门之后，杜嘉德充分发挥了他的音乐特长。学者宫宏宇先生指出:“中外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 Mateer，1837-1898）的《西国乐法启蒙》（后改名《圣诗谱》）是继《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续编》之后又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洋乐理的著作。但有证据表明，在1872年《西国乐法启蒙》刊行之前，英国长老会的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的《养心诗调》（1868）、《乐法启蒙》（1869）、《乐理颇晰》（1870）及《西国乐法》（1870？）已在厦门用文言文出版……杜嘉德乐书所传入的西方乐理知识，有首调概念的‘Tonic Sol-fa’系统，也有固定调的普通五线谱。”　 宫先生并评论说:“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在内容上虽然没有像《西国乐法启蒙》和《小诗谱》那样对诸如音阶、节奏、节拍、音程、调式调性、转调、歌唱方法、演唱处理等进行详尽的解说，但在当时来讲，它所传授的现代乐理知识仍然是国人所不熟悉的……他和狄就烈和李提摩太夫妇等相似，在注重音乐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同时，也力求提高中国民众的音乐素质……

杜嘉德尽管没有进行过赞美诗中国化的尝试，但在他的乐理书系列中也看不出有任何排斥中国音乐文化的意向。这在19世纪中叶来华西方传教士中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很难想象，刚到厦门时，仅仅“能听懂一点点”闽南话的杜嘉德，在短短18年后，竟能编出一本闽南话字典。《杜嘉德纪念集》中说，为了这项工作，杜嘉德几乎牺牲了所有周末，他尽量利用每一个空闲时间，他每天至少为此工作8小时以上。

憾的是，走上人生巅峰仅仅2个月后，1877年7月26日，因罹患霍乱，一向身体健康的杜嘉德，竟然在得病的12小时后，就在厦门他自己的住所内，猝然离世。死后，他被葬在鼓浪屿的传教士公墓内。

【本文作者是厦门知名文史作家黄绍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