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表文章称，现代汉语中有不少词汇来源于日本，尤其在人文学科，这一比例甚至高于七成。有人甚至据此认为，离开了日语，中国人就没法说话了。
著名知识分子矮大紧也在其网络节目中表达过类似观点。
那么，这些论断到底是信口开河，还是接近实际情况呢？我希望通过整理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还原中国近代词汇的演变过程。
前两篇文章中，我们梳理了从明末清初到19世纪末，汉语译词通过各种形式传入日本的过程。
大航海运动开启后，欧洲人希望把基督教传播到全世界，中国自然是重点工作对象。然而他们发现，在这个擅长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国度，他们的传统做法行不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认为，应该以学术传教为主导，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
在这一规矩的指导下，大量的欧洲新知识被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吸收。中国人也并不排斥这些新奇玩意儿。他们与传教士合译了大量的新书，创造了大量的新词。
传教士与明朝官员
中国*片鸦**战争后，日本深感危机，从1854年起开始积极收集西方各国情报的情况。然而他们发现，传统的兰学并不能满足英美所传播的新知识，而恰好中国已经出版了各种西方学术著作。
因此，日本的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汉文功底，通过直接阅读汉译的西方书籍来学习西方文明。日本人从中国引进了大量经过翻译的书籍，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和政治体制等各个领域。其中，《万国公法》是一本后期汉译的西方书籍，在日本最广泛传播，被称为汉译西方书籍的佼佼者。本文我们将重点介绍这本书在中日词汇交流中的作用。
汉译本《万国公法》
这本书不仅在法学领域发挥了作用，而且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体定位和立宪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据说那时政治人物几乎人手一本。《万国公法》是美国人惠顿的作品《国际法要素》的汉译版本。1850年，由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导翻译成中文。
这本书1864年在华出版后，迅速传播到亚洲各国，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都有翻译本。在汉译版问世的次年，日本就出版了增订版，对幕末明治维新和新政府的成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岩波书店的近代日本思想大系中两次被选为基本资料，这也证明了它的深远影响。
日本引入的《万国公法》版本之一
日本引进的版本数量众多，例如：
A.据汉译版《万国公法》翻译的系列
開成所『万国公法』全6册、老皀館、1865
呉碩三郎·鄭右十郎共訳·平井義十郎校閲『和解万国公法』、1868
堤殼士志訳『万国公法譯義』全4册、御書物製本所、1868
重野安繹（鹿児島藩）訳註『和訳万国公法』全3册、1870
高谷龍州註釋·中村正直批閲及序文『万国公法蠡管』全8册、濟美黌、1876
B.直接翻译惠顿原著系统
H.恵頓著·瓜生三寅訳『交道起源 一名万国公法全書』京都竹苞楼、1868
H.恵頓著·大築拙蔵訳『恵頓氏萬国公法』司法省、1882
C.非惠顿原著系统的译本
フィッセリング口述·西周訳『和蘭畢洒林氏万国公法』官版書籍製本所、1868
セオドア·D·ウールジー著·箕作麟祥訳『国際法 一名万国公法』全5册、弘文堂、1873～1875
ジェームズ·ケント著·蕃地事務局訳·大音龍太郎校正『堅土氏万国公法』全1册、蕃地事務局、1876
ヘンリー·ウェイガー·ハレック著·秋吉省吾訳『波氏万国公法』全6巻、有麟堂、1876
オーガスト·ウィルヘルム·ヘフター著·荒川邦蔵·木下周一共訳『海氏万国公法』全1册、司法省、1877
亜麼士（アモス）著·海軍兵学校訳『万国公法』海軍兵学校、1879
D.其他相关译本
鳩山和夫述『万国公法』東京専門学校、1896（東京専門学校法律科第3年級第6回講義録）
須原鉄二等『万国公法』巻2「始戦論」（明法寮蔵版）東京、1875
中村孟著·沼崎甚三記『万国公法問答』海軍兵学校、1887
藤田隆三郎編『万国公法』岡島宝玉堂、1895（初版1891年）
单是从版本数量，也能看出这本书的重要性。
从近代概念的形成来看，《万国公法》在构建东亚近代知识的共识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日本近代部分翻译词汇的形成，受到了中国汉译西方书籍的影响。直接借用了近代中国的词汇，如“银行”、“保险”、“电气”、“化学”、“权利”、“空想”等，这些都是通过汉译西方书籍或英华字典进入日本的近代新词。
在日本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新词从日本向中国的输出，比如“哲学”、“科学”、“人格”等，直到最近才有日本历史学家原田敬一指出了这个问题，并对这一现象开始反思：
看看《万国公法》中的词汇仍然在现代日语中使用，我们应该意识到文明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上面列举的《万国公法》四种系列时间跨度约30年，它们看似不同，实际上都是沿用了汉译版《万国公法》的基本概念和用语，如“权利”、“自主”、“自治”、“民主”等，为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及法律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比如，松井利彦对汉译《万国公法》和直接译自英文的《恵顿氏万国公法》加以比较，发现两者通用的汉语词有1100条，其中又与译自其他著作的西周、津田真道的用词相通者有240条。例如下面这些词汇都是出自汉译《万国公法》：
管理 償還 詳細 全権 統轄 条款 法院 甘服 屈害 国債 合邦 自主 戦利 特権 特准 物権 平時 民主 明禁 盟邦 野蛮
以下是一些具体例子：
1.津田真道翻译的《泰西国*论法**》和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都将汉译《万国公法》里的“平时”用作“战时”的反义词；
2.西周译自荷兰语的《和兰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将“平行”用作“对等”、“平等”之意，也来自汉译《万国公法》；
3.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将“折断”用作“判定”、“判断”之意，来自汉译《万国公法》；
4.《改正增补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将full power orauthority，plenipotentiary，sole right译作“专权”等，出自汉译《万国公法》；
5.中江兆民的《民约论译解》中出现的政治类的新名词，如“国家”、“民主国”、“议政之权”、“自由之权”、“分权”、“人民”、“公意”、“法制”、“议院”、“公权”、“私权”等都出于《万国公法》。
从上面的示例也可以戳破另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有人说，中国的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的三个二字词“中华”，“人民”，“共和”全都来源于日本。实际上，“人民”这个词早就出现在汉译文献里，后来才传入日本。
汉译《万国公法》对日本词汇的影响也依赖于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下面以几个版本为例来说明。
（一）重野安绎译本
这个版本采用了汉文原文和日文译文对照的形式。在汉文基础上，加入训点（日本人读汉文时注在汉字旁或下方的日文字母及标点符号）和读音，形成流畅的日文文体。在这个译本中，汉语词汇主要以下面四种方式被引入。
1.用日语来注释汉语词以加深理解，待概念固定后，绝大部分都原样融入日语中。
交際トリアヒ 限制トリキメ 基業アトシキ 継aサウゾク 関係ヒキアヒ 法制キマリ 分裂サキトル 完全ソナハル 儼然キツトシタル 海港ミナト 捕拿カラメトル 接待アシロウ 告示フレガキ 交戦カツセン 分断ワケ 亀鑑テホン 依然ソノママ 征服セメカチ 割拠シメトリ 偶然タマニ 疑案ウタガワシキスヂ 限制クギリ 錯誤マチガヒ 平常イツモ 限制キマリ
2.原模原样导入日语。汉译《万国公法》中有些词概念上很难理解，只有根据上下文意才能读懂，只能将其原封不动地运用到日语中去。这种词占的比例在50%以上。
一派 夷蛮 往来 大旨 改革 公法 会盟 外国 外敵 各国 偽主 疆界 局外 曲直 居住 君国 君上 君身 君民 君命 君約 権 権利 公議 公儀 交際 公師 公使 公私 交戦 公地 公用 講和 国権 国会 国君 国債 国政 国勢 国体 国土 国法 国約 護送 在位 産業 三国 私権 自主 自立 主権 主宰 主公 省部 城内 商会 上権 城外 情願 小国 章程 常行 商人 新君 身家 新国 新主 審断 臣民 人民 新立 数種 数分 正義 制限 征服 戦争 前君 全権 全国 全然 前朝 存亡 通商 通用 敵人 天下 天地 土地 內公法 內事 內変 半主 叛民 紛争 法外 傍観 法国 邦国 法院 保護 本源 民間 民産 民主 民人 盟約 理直 和親 和約
3.将汉语的一字词改为二字词。
值→価値 意→主意 过→通行 会→商会 外→内外 害→傷害 官→官吏 许→認許 常→平常 情→事情 信→信実 正→中正 征→征服 责→責任 发→发明 叛→謀叛 主→君主·主宰 易→容易·革易 改→変革·改易 货→財貨·貨財 疆→疆内·地界 事→国事·事理 产→財産·産業 助→援助·助力 理→義理·道理 敌→怨敵·敵人 变→変革·変改·内変 存→存立·現存·存留 民→人民·民人·国民 議→謀議·議論·吟味 约→約束·盟約·条約 国→一国·国々·自国·本国·当国 君→君主·君家·国君·真君
4.将汉译本中的二字词做直接或间接的修改。
或人→他人 应允→承允 管辖→支配 禁物→禁制 君令→君命 坚守→堅固 公地→公領 国法→政法 国会→政府 国债→借財 互交→相互 逋逃→逃亡 户物→公業 迩来→近来 自治→国内 主权→国主 主脑→主意 償還→返弁 章程→法程 真主→本主 审断→审断 政收→收納 关涉→関係 世襲→世禄 前已→已前 全灭→銷減 俗称→世俗 直通→交通 土地→国土 民产→産業 内在→在内 何国→何方 二国→两国 赔償→返納 文面→具文 律法→法律 平行→同等·平等 原主→本主·旧主 盗贼→海陸·盗賊 邦国→国国·諸国·天下
（二）西周译本
西周的译词基本沿袭汉译《万国公法》，除此之外，西周自己的改译虽然不少，但流传至今的并不多。只有把“全局外”改译成“中立”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三）箕作麟祥译本
箕作麟祥的译本被称为《国际法》，这也是现代所用的名称。此外，他的译本创造了“権利義務”、“国際法例”、“平和”、“中立国”、“植民”、“中世ノ封建”、“帰化”、“民法”、“蒸気船”、“国憲”、“歴史”、“人権”、“物権”、“司法”、“特許”、“警察”、“後見人”、“会社”、“社会”、“革命”等词。大多接近于现代的意义。
（四）大築拙藏译本
大築拙藏译本据说是根据英语原书翻译而来，但松井利彦指出，该译本在语词上与汉译《万国公法》的类似程度很高。同时，该译本独自以日语改译的成分也相当多。例如：
权利·义务 “权利”一词出现于《万国公法》，与之对应的词叫“责任”。大築拙藏译本将其改译为“义务”。
民主·共和 “民主”一词首先出现在汉译《万国公法》中，汉译本的“民主之国”对应的英文是a democratic republic，大築拙藏译本将其改译为“共和政治”。
社会 之前的译本中出现过“社会”，“会社”并用的情况，大築拙藏译本只保留了“社会”一词。
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
20世纪后，中国掀起留学热潮。大量日本图书被留日学生翻译为中文，下面列举其中的一部分：
冈本监辅：《万国通典辑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明玫愧轩
铁佳敦：《zhi那国际论》，光绪二十八年东京作新社
渡边千春：《现今中俄大势论》，梁武公译，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益新译社
高田早苗：《英国外交政略》，胡克猷译，光绪二十九年汉口文明编译局
蔡锷芋编译《国际公法志》，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广智书局
北条元笃、熊谷直太：《国际公法》，范迪吉译，光绪二十九年会文学舍
林棨编译《国际法精义》，光绪二十九年闽学会
吴振麟译《中立国法则》，光绪三十年东京并木活版所
织田一：《zhi那外交表》，蒋簋方译，光绪三十年广智书局
中村进午：《平时国际公法》，华开琼译，光绪三十一年湖北法政编集社
高桥作卫：《万国公法提要》（《平時国際公法》と《戦時国際公法》），光绪三十一年泰东同文局
沼崎甚三：《万国公法要略》，袁飞译，光绪三十二年译书汇编社
海开路：《欧洲各国比较财政》，光绪三十二年译书汇编社；《国际法上之蒙洛主义》，不著译者名，光绪三十二年译书汇编社
吴振麟译《局外中立国法则》，光绪三十二年战时公法调局
《十九世纪外交通观》，不著译者名，光绪三十二年译书汇编社
太阳报辑《最新万国政鉴》，光绪三十三年国民丛书社
杨廷栋编译《公*论法**纲》，光绪三十三年开明书局
中村进午：《新译国际公法》、《新译国际私法》，袁希濂译，光绪三十三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
文溥编译《平时国际公法》，光绪三十三年
有贺长雄：《战时国际公法》，严献章译，光绪三十四年
山国三良：《国际私法》，李倬译，宣统三年商务印书馆
中村进午：《战时国际公法》，陈时夏译，宣统三年商务印书馆
程树德编辑《平时国际公法》，光绪三十二年上海普及书局
在这些大量翻译日本作品过程中，必然带动了新词的回归，下面列举一些：
立法 国政 公益 权利 自由 义务 国家 自由权 契约 社会 自主 平等 政权 社会革命 议会 代议士 政*党**（具体有：保守*党** 民主*党** 社会*党** 反对*党** 革命*党**） *制专** 革命 政界 宣战 公敌 世界 公理 民法 进步 人民 *权人** 物权
站在当时翻译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词似乎均是来自日本的新词，然而当我们向前追溯，会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出现在汉译本的《万国公法》等图书中。比如在上面这些词里面，只有蓝色的词是经日文改造后出现的新词，而剩下的词全都早就出现在中国书籍中。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早先流入日本的这些汉语词汇对日本各个学科的奠基，日本可能和现在的韩国一样，抛弃汉字，进而他们的后代完全看不懂他们的历史文献。
上面的文字中，我们梳理了一本重要的汉译政治学著作《万国公法》在中日之间的传播过程。在汉译本诞生后，它被日本学者翻译为多个版本，汉译本出现的大量新词一并被日语吸收。同时，也有一部分词语被日本学者改译和重塑。20世纪初，清末的学者开始学习和翻译日本书籍。这些新词随着这些书籍再次流入中国。但其中的大量新词已经被当做日本人发明，这显然是一种断章取义，它是粗糙的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究其原因，两方都脱不了干系。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无疑使得中国人在地位上和心态上都发生了巨大反转。人们更倾向于认同比自己强大的人说的话。加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上就没几天安宁日子。学者们也没有太多精力去考究具体细节。
对于日本来说，自然也被这难以置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信心开始爆棚，很多历史细节都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直到最近，才有日本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这一问题。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在各个方面开始反超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篇文章，我们继续讨论那些早期传入日本的汉语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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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陈力卫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沈国威
《新语探源》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