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民国时期的女权主义者，你能脱口而出的，是不是仅仅是一个镜湖女侠秋瑾的名号？
正如人人皆知邓世昌不知萨镇冰一样，牺牲的视觉冲击力，总比余生数十年一直做着一件可能毫无结果的事情来得大。活着不仅仅可能象征着一种苟且，更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努力大都杯水车薪。
于是乎人们只记得死去的英雄，不记得活下去的凡人。
本文图片多选自电影《一代女魂唐群英》
1937年3月25日，湖南一个乡村的小角落，一名老妪仙逝。她的名字曾经如雷贯耳，然而岁月带走了她曾经的勇毅和果决，温和替代了勇敢、沉默替代了张扬。她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眼里的垂垂老妪，以至于在她死后，《妇女生活》尖锐的批评道：“她几乎令我们记不起她，以为她早已死了”。
《申报》等大报也只为“过气名人”准备了简短的词语和吝啬的版面，草草的宣告了一代女权主义者的逝去。
带领女子参与武装光复南京的悍勇；为争女子参政权大闹参议院，怒扇林森、宋教仁耳光的剽悍，都是她人生中小小的片段。
但这些光辉的事迹却永远的在历史的角落中沉默着、沉默着。
1871年12月8日，清朝振威将军唐星照的家中出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为唐群英。
湖南省衡山县新桥镇的这个家族声名远播。唐星照此人出身湘军行伍，刚正不阿，辞军后至故里广设学堂，深受百姓爱戴。
也正是因此，唐群英从小时便受到精英式的教育。她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能吟诗诵词，还会骑马击剑。父亲开明，默许她解开了自己的裹脚布，母亲发现则是马上又裹上。就这样不断拆、不断缠，后来她的脚是奇怪的“半个大脚”。
她父亲感叹的说，假如唐群英是男的，一定光耀门楣了。执拗的唐群英反驳她父亲：“若女儿，就不可以光门楣吗？”
后来，唐群英的名字被写入了族谱，如此破格只因她光耀了门楣。在唐氏族谱上介绍她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册名群英，字希陶，行八。日本师范毕业，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二等嘉禾章。”
唐群英、秋瑾（后排左二）留学日本留影
19岁那年，其父唐星照病逝，次年她嫁给了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不料数年后，她的丈夫和女儿相继去世，按理按例，她应该在夫家守节。然而她却冲破了牢笼，为主宰自己的命运她回到了娘家，做了世人眼中的一个“怪女子”。
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屈辱席卷了全中国，有良知和羞耻心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悲哀，女子亦如是。
1902年她的好友秋瑾赴日留学，在她的影响下，唐群生亦再一次冲破家母的阻挠，前往日本探寻救国之路、也开始探寻女权在中国的实现之法。
她先是华兴会的第一名女会员，后来在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包括何香凝、秋瑾的200多名女留学生尊称她为“唐大姐”。
唐群英曾经构想通过权责平等来实现平权主义，将平权运动和爱国主义、革命道德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她说：“女界同胞正宜当次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争光辉，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则不失天职，即能得自由之先声。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
她更是喊出了那句：“天下兴亡，匹夫固然有责，难道匹妇就没有责吗？救国救民，本不应该匹夫匹妇，天下兴亡，人皆有责嘛！”
于是在她1908年回国后，她和男同胞一起参加了反清运动，策划武装起义，但计划多是流产或者失败，和当年大多数起义一样。
1911年，这位将门虎女组织了“女子后援队”从事宣传、后勤工作，也成立了“北伐军救济队”、“上海女子北伐队”，共计400余女子被列入江浙联军编制。
在武装光复南京的行动中， 唐群英率领的女子北伐队表现英勇。唐群英率领女军在玄武门附近助攻，她亲自带领8名精锐“绕后”成功，夺取了玄武门，并促使两江总督出逃。
经此一役，“双枪女将唐群英”声名一时无两。在后来的庆功会中，唐群英更是作为第一批开国功臣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并授予二等嘉禾勋章。
唐群英实践了这一套权责统一的平权主义，比如今盛行的“只要权利不想承担义务的田园女权”，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不过，这套理论仍然是不彻底的。
首先，如果说要尽义务才能享受责任，当时全天下的女性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为了革命尽了义务呢？
很少，或者说不知道。总之结果是，这套斗争思路只给她们带来了个人的尊重，而对全天下的女性可谓于事无补。
其次，义务是尽了，但尽义务就一定能保证能获得权利吗？很显然不是，当时不是现在也不是。
1912年3月3日的同盟会总章中，男女平权别列为九大政纲中的第五。但《临时约法》中甚至没有“男女平等”这一条，更何况女子参政权了。
（表格来自论文《唐群英女权思想研究》）
于是，唐群英带着女界各大领袖成立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先后五次上述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甚至冲击参议院，酿成了“女子大闹参议院”的BIG NEWS。
尽管回音寥寥，但正是在唐群生的奔走呼号间，中国的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要知道，在当时的欧美国家，女性的选举权也基本没有得到广泛的实现，就连大家以为先进的英国、美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会因为女性不穿裙子穿裤子而把她们拘留。
所以难怪来自美国的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人夸赞：“以中国女界程度之高尚，性情之诚挚，为欧美人所佩服，将来女子参政之成就，必以中华最完美！”
但现实却给了民国初年的女权主义者当头一棒。
1912年8月25日，多次争权无果后，唐群英再一次带领女子冲击国民*党**大会，和宋教仁、林森等人据理力争，痛斥“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而后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很快打成一片”。
唐群英激动之余，抓起了宋教仁的胡子疯狂扇耳光，《戏拟民国新纪元史》极为戏谑的写道：“此时全场慑于雌威，无人敢出为解救。 教仁 力竭声嘶，不特无词组之答复，抑且气咻咻然，若将垂死可怜之状况，殊非笔墨所能绘。”
当场的林森（后来的民国主席，唐群英死时他曾送去唁电）话还没说出口，也被扇了一耳光。
有的人认为这样*力暴**的举动，使女权蒙垢，遭受了更大程度上的非议。时人痛斥“骂人打人，悍泼无比”，又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活剧也。”
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勇毅和果决，正是符合了鲁迅后来说的的那句话“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此后女界从政的声音仍然继续，但宋教仁、林森以及孙中山实务的看到，革命伊始，需要争取的力量很多，如果在女权一方面得罪了旧的、已经妥协了的封建势力，惹出的麻烦可能会很多。
孙中山先生毕竟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知道争取女权在当时的世界是多么的困难，他说“男人且将为人奴隶，况女子乎？”又说女子参政“程度不够”，可以从教育方面开始着手做做。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晓唐群英先生在孙中山和她沟通之后，她内心真实的想法。
可能是失望乃至绝望，又有可能燃起了新的希望。我不知道。她的余生中也未曾著书立传，后人了解她的渠道寥寥。
袁世凯当政后，立刻对女权运动予以*压镇**，并对唐群英等人进行通缉。曾经高呼“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亡。”的中国女权运动创始人、中国女权第一人唐群英被迫回到了故乡。
从结果上看，她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选择了改良。在她剩下的二十几年余生中，她散尽家财，创办和任教了十多所女子学校。其中衡山县第一所公立女子小学，更是坚持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
教育固然重要，但企图单用教育来撬动整个女权运动，显然有一些用明日之水救今天之火的意思。如此温和的改良有价值吗？有的。小女孩们在学校有了学习的机会，还能学习一些剪纸、缝补衣服之类的活儿，家长孩子们都很欢迎，唐群英还组织了一些爱国主义活动，相信在不少小姑娘心中种下了无数星星之火。
但在那时，女校学生毕业后，许多人终究成为男权社会下的商品，成为了一个个丧失人性、只剩“猫狗宠物之性”的姨太太。就连当初赫赫威名的女子北伐队，其中也不乏生活困窘，堕入风尘的可怜人。
正如民国所有的改良运动一般，唐群英开创的女权运动几乎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岂只杯水车薪，直如沧海一粟。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改良主义犹如给破茅草房子修修补补，即便修补完了也不能遮风挡雨。
唐先生在那个时代中，确实很难意识到的男女平权背后面临的现实中的阶级根源。她仍然和革命*党**人有着一样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思维，既没有动员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也四面出击，处处树敌，没有走统一战线，联合可以妥协的中间派。
我们无法否认唐先生早年勇毅与果决，这份勇敢至今仍然有价值。
但如今的女权主义面临污名化的风险，组织内部也充斥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作为一个男性，作为一个女权同情人士，我由衷的希望女权运动能开一场“遵义会议”，能有先生喊出“紧紧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能有先生喊出“建立民主统一阵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诸如冠名权、彩礼等浮于表面的问题上四面出击，四面树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