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鲁人①为长府②。闵子骞曰：“仍旧贯③，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④不言，言必有中。”
【注释】
①鲁人：这里指鲁国的当权者。②为长府：为，动词，做，这里是改建扩制的意思。国家储藏财货、*器武**的地方叫“府”，相当于国库，长府是鲁国的国库名。③仍旧贯：沿袭旧有的规格建制。仍，沿袭，相因袭。贯，事，例。④夫(fú)人：这个人。
【释义】
鲁国有人提议翻修改造国库长府。闵子骞道：“仍旧沿袭固有旧例，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必要去改变造制呢？”孔子道：“这个人不说话则已，一说就能正中要害。”
【按语】
一言足以，何须多言!
鲁人为什么要改造长府，旧注说法很多，但多是孤案揣测之辞，少有完整确凿之论。
鲁人为什么要改建长府这一问题，是理解本章的关键，这一问题不解决，则闵子所讲的话的意义，以及孔子评价闵子言必有中的“中”，此中在哪里、又是哪里的中，就都不能明确，闵子之德也就不能彰显。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工程建设足以牵动社会脉搏，稍具规模的工程就要被作为重要事件记录在史书之中，可是，我们在《春秋》以及相关的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对鲁国改建长府这件事情的记载，这很可能是如闵子骞和孔子这样的意见最后成功地影响了主政者的决策，因而改建长府的动议在最后并没有具体实施。
下面，我们会展开长府事件的案例和案例分析，大家准备好状态，仔细阅读，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制的作用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大义阐微】
府，是国家储藏财物文书与兵甲武备的府库。长府是鲁国内府的名称，在鲁君宫内，长府承担的就是这样的储藏功能。
在本章中，“为”长府，又被称为“改作”。王船山先生对此依据《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指出，“修旧为新，有加其度曰作曰为。”按照船山先生的理解，也就是说，古旧了的建筑物按照原来的建制翻新，称为“新”；而“作”或“为”则是指旧建筑物在翻新的过程中又增加功能提高原来的建筑规格，这种理解很有道理。然而，接下来，船山还是陷入思维的窠臼，结论就不免有些武断：他以为“为长府”这件事是鲁君的想法，以此僭越王制，按照周王室的规格来修造府库。
这样的说法，似乎并不符合鲁君当时的处境。
仅从鲁昭公的时代来说，季氏家族专权已经三代，鲁君政权旁落已经四代了，鲁君自身君权被三家僭越。季氏在主持鲁君的祭祀时，竟公然敢将鲁君祭祀使用的六佾之舞中的四佾搬到自家的堂上，僭礼去独自欣赏八佾之舞，致使这边正在进行的鲁君的祭祀活动只有剩下的两佾在勉强维持了，这实在是太过分，感受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已经不仅仅是鲁君自己。《论语》八佾篇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被称为三桓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同盟分鲁国政权为四份，孟孙、叔孙各得一份，季孙独得两份，鲁君的权利就这样被架空了，鲁君的财税收入自然也因之而十分有限。虽然不能就说鲁君的财税收入是一个减少的趋势，然而，也绝对不是迅速增加的趋势，这样条件下的鲁君，不可能为储存更多财货而有扩建库府的需要，也没有必要在祭祀和日用尚且不足的条件下以扩建府库来炫耀富足，况且，鲁君在自身权利都没有保障的条件下，怎么可能有闲心、更怎么可能有能力动念去以这样的方式去僭越王室呢？就像一个穿着掉了跟的破皮鞋正在为一顿早餐发愁的人，怎么会渴望花大价钱去拥有一个名牌钱包来装自己还没有着落的饭钱？
事实上，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工程建设大都还是手工作业，需要大量的劳力，动用的是国库的开支，所以，有说法叫“劳民伤财”：消耗国家的财产储备，有伤国力；劳动百姓的民力，还有可能使百姓错过农时误了农事，减少来年农业的收成，这在当时来说，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要知道，闵子骞在这里建议“仍旧贯”的原因，却不仅仅是这种“劳民伤财”。
这是由于“长府”这一建筑曾经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策源地，这样，“长府”就成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标志物，因而在当时的鲁国，“长府”就有了特殊的政治符号意义。
在鲁国，季氏的专权跋扈由来已久，鲁昭公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517年，鲁昭公对季平子已经实在忍无可忍，在一干大臣的鼓动下，开始谋划攻杀季氏。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精心选择了在当时不引人注意的长府秘密进行所有的准备工作，资财、武备、军饷都可以在长府内得到保障，而不会在搬运移动中走漏风声。为了减小目标，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昭公先是叫亲信把他们分别从各路秘密征集到的兵士身着便装分散带进长府，用长府贮备的盔甲*器武**把这些人武装起来。这一天，三家之一的叔孙昭子离开都城出差外地，鲁昭公以为时机来了，就自己也住进了长府，九月份戊戌日清晨，长府的门突然大开，昭公亲自带领这些甲士从大门内冲出来，直接扑向季氏家，很快攻进了季氏的家门。平素习惯了专横跋扈的季平子没有任何准备，就被步步逼迫，最后退守到高处的平台上。此刻的平子，已经是岌岌可危，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惊恐万状，自己也知道自己溯往所作所为已经犯下了重罪。为了不被马上杀掉，他向昭公请求对自己走正式的司法程序，论罪处罚，将罪责公之于天下。昭公说：“不行!”平子又请求昭公把自己囚禁起来不要杀掉，昭公说：“不行!”平子又表示愿意放弃自己在国中所有的权力地位，请求昭公让他逃*国亡**外，放他一条生路，昭公说：“不行!”对平子已经忍无可忍、恨之入骨的鲁昭公，虽然从来没有见到平子这样向他乞怜，但是，此时的昭公，一旦得到这样可以立刻除掉季氏的机会，哪里肯轻易地放过，一心想要把平子杀死而后快。但是平子负隅顽抗与之对峙，昭公一时还不能把他拿下。
事件传到了叔孙氏家里，叔孙昭子自然不在家，叔孙氏的家司马叫鬷戾的召集手下家臣，通报了情况，问大家“怎么办？”大家一听都傻了眼，由于事发突然，这又是在国君和权臣两边选择站队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边是利害，一边是道义，两边又都不好惹，没有人敢轻易表态，所以都选择了沉默。鬷戾看没有人敢做声，就说：“我们只是小小的家臣，不敢干预国家的大事，这样吧，请大家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季氏家族灭亡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祸是福？”问题简单而又直观，众人一听，立刻齐声回答：“季氏死了，叔孙氏也活不了!”鬷戾说：“好，那我们赶快去救吧!”这种战前动员是十分有效的，被动员起来的家臣带领家丁火速出发，很快攻破西北角进入到季氏的宅中，昭公的兵士实在是乌合之众，见到冰寒刺骨的真刀真枪对着自己，非常害怕，纷纷脱下盔甲，蹲在地上，把箭筒举过头顶投降，鬷戾把这群没用的家伙赶走了。孟懿子远远地看到鬷戾得手，带着家丁从外围清剿昭公的武装。
见大势已去，昭公亲近的大臣子家懿伯对昭公说：“就假作是我们劫持了君主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负罪出逃，君王您留下来，季平子经历这样的教训以后，再侍奉您的时候，他也不敢不有所改变。”昭公叹息的说：“我已经实在没有办法再去忍受他了。”于是，昭公放弃君位，君臣一起逃亡到了齐国。可见昭公内心之偏狭，非但不能容人，甚至不能容己，这样也就自然地使自己无法容身于鲁国了。
这件事情在鲁国政治上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在当时的国际间震动也很大。鲁国是周公之后，以礼仪之邦著称于当世，礼的观念在国内根深蒂固。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鲁君四代失去朝政，季氏三代专权，收买民心，但是，名义上还必须服从于鲁君的地位。在昭公逊位出逃之后的八年时间里，虽然鲁国君位缺失，然而也是一直沿用昭公年号，为昭公保留位置，直到昭公去世，才迎立昭公的儿子(一说弟弟)继位为新君，其间，没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国政在卿大夫维护下照常运转。季氏虽然是桓公的后代，仍然不敢觊觎君位，这并不是因为季氏力量不足，也不是季氏良心上不忍，而是畏惧一旦废君自立，则奸名成立，必然招致天下人共同的诛伐。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就是以鲁国这段君位缺失的历史背景为基础，讲华夏民族这种优秀的礼乐文化传统对规范人心、稳定国家的作用。这一传统影响之深远，甚至于一直到数百年后的东汉末年，曹操都不敢做废君自立的事情，而其挟天子竟能令诸侯，匡扶汉室的口号也能够形成号召力，变为软实力，这都是利用礼乐之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北宋司马光看到了这种作用，为了重续这种中国传统文明的血脉，在他主编的皇帝教科书《资治通鉴》中，微言大义地以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件事来开篇，讽周天子错认一时的功利，自己亲手败坏维护天下的礼乐纲常，使三晋大夫非礼(法)谋得的诸侯之位获得合礼(法)性，这就种下了天下以智谋和力量相争夺而称雄称霸的种子，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礼崩乐坏自此开始。由于《资治通鉴》的目标读者是皇帝，司马光开篇侧重于说明礼对于维护皇权统治的作用，虽有偏颇的嫌疑，但是从这一角度来说，还是相当具有洞见力的，对于我们认识礼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建议读者对《资治通鉴》开篇的这段文字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北宋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历经坎坷之后，得到了一次新的富有生机的文化回归机会。
事实上，由于这次事件的结果是鲁昭公出奔，季氏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驱逐君主的罪名，被狠狠地钉在了这一耻辱柱上。在这一文化背景浸染下的季氏，自己也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良心的谴责之中。当然，人终有一死，但是，季氏此时实在无法面对的是，因为他的这件事情，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将被千夫所指；他甚至于担心，会有子孙羞于认自己为他们的祖先。据史料记载，一段时间之内，季氏真有生不如死的感受，人还活着，但是觉得自己的人格已经是一抟枯骨了。季氏一度对赶走国君感到非常懊悔，曾乞求别人帮助，为他寻求改过重新事奉国君的机会，这对他来说，不亚于让死人复生，使白骨生肉。他这样亲口表达自己的感受：“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左传》)正是由于文化的力量，才有季氏这样的自责，有这样的自责，才使季氏没有更加向前一步，去废君自立，也才没有使季氏自己陷入更大的深渊之中。
公元前517年，也就是鲁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份戊戌日的这次事件，是鲁昭公在一干反对季氏的亲信大臣鼓动下，密谋以*力武**讨伐权臣，恢复君权的一次未遂事件，整个事件的谋划准备、组织实施都是在长府秘密进行的，因而在事后，长府这座建筑就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标志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见到或者谈到长府，都会勾起拥有深厚礼乐文化底蕴的鲁人一段沉痛的回忆。
鲁人为什么要改建长府，历来注家有很多说法，择其要者，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其一说，昭公为起事所作的准备工作之一，先要把长府改造成据点，这时，得到消息的闵子骞知道昭公这种做法比较荒唐，昭公的势力也不足以成事，就委婉的加以劝阻。(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其二说，事件发生之后，季氏担心后继的鲁君(定公、哀公)继续利用长府作为据点，做出类似的事情，所以，是季氏为首的三家主张改造长府。闵子骞反对。(清翟灏《四书考异》、凌鸣《论语解义》)
其三说，昭公出亡以后，为了抹去人们心中的记忆，季氏主张改造长府，闵子骞反对。(清俞樾《湖楼笔谈》)
我们了解了人物的动机和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之后，就会知道，昭公身边到处都是三家的眼线，选择位于鲁君宫内的长府作为谋事的场所，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开三家视线，准备工作需要悄无声息、不露任何痕迹地秘密进行。在当时的生产和物质条件下，兴土木改造长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可以记入史册的事件，其难度和影响甚至于不比我们现代条件下修三峡大坝小多少，这必然使长府成为公众舆论和视线的焦点，怎么可以逃开三家的监视？所以，如此突兀地改造长府，必然不是昭公的主张，改造长府也更不会为举事做准备。
昭公利用长府的便利条件为隐蔽，策动未遂事变之后，长府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话题，无论是憎恨它或是寄希望于它的人，都必然的关心和关注着它，一旦出现任何异常，都会触动相关各方的敏感神经。鲁昭公乘人不备出其不意的策动了这次事件，在此之后，定公、哀公即使有如昭公同样的想法，也不会幼稚到继续利用长府作为场所了。所以，第二种说法似乎很难成立。
至于希望寻找时机和理由，抹去长府留给自己和后人的记忆，出于这样的原因，改造长府，同时，作为一种对公众心理的试探，摸清鲁国民众的心理底线，应该是季氏为首的三家在当时条件下最想做的事情。而闵子骞被孔子称赞为言必有中的话，正是代表鲁国正义的声音对季氏这种心理的回应，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在国君出亡之后，季氏才不敢继续恣意妄为，嚣张气焰有所收敛。这种声音的作用，是让季氏知道，民心是不可以欺骗的，历史是不容修改的。改建长府，就是改造历史，就是改造事件真相，更兼有改造礼法制度的试探和暗示。仍旧贯，既是仍任建筑物的旧贯，也是仍任礼法制度的旧贯。闵子骞的话，正是春秋笔法，所以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而孔子在赞扬闵子骞的同时，另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是在借助于赞扬闵子骞，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是对闵子骞所代表的主张的进一步的加强，这就更是微言大义，同样是春秋笔法的运用。闵子骞的话是“言必有中”，孔子的话又何尝没有“中”呢？他们的话都有共同的目的，也就是共同的“中”，那就是对季氏形成舆论的压力，尽力使季氏回复到礼的轨道上来，这是处在孔闵师徒的位置上应该做和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也就是经典的“孝乎惟孝”，“施于有政”的方法。按照船山先生的考证，如果鲁人确实实施了改造长府的工程，一定会见载于史书之中，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可以知道鲁国的长府并没有被改造。正是由于有闵子骞和孔子所代表的正义的声音，不仅仅是长府没有被改造，更主要的是季氏以自己是鲁桓公的后代这样的尊贵背景，在昭公逊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代行君政，却终究不敢自立为君，鲁国的道统得以维持。
至于《论语》6.7章中提到的季氏派人去请闵子骞做管理费城的*长首**，而闵子骞断然拒绝，应该是大致在这件事的前后，子骞彼时的行为是出于同样的考量，通过对季氏的断然的拒绝，表达的是一种声音，希望季氏听到以后能够感受到制约，而因此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有所约束。至于做与不做季氏的官，则是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并不是高尚知识分子的教条，试想孔子及其众多高弟都做过季氏的官，或与季氏有很好的合作，即使闵子骞自己，后来也作了季氏的官，这都是时事不同的原因而已。但是，为官与合作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而是为了道统的流行，修正季氏等权贵违礼的政教，使之回复到礼的正道；不能放任季氏滥用权力，败坏礼乐，这应该始终都是孔子师徒的重心所在。这样做的结果，既保护了道统，难道不也是对季氏的保护吗？可见圣人不弃一人!何止是人，圣人不弃一物。只有在礼乐文化的道路上，每个人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违背这样的道路，即使一时获得恣意，其妄为也足以使自己殒身败名，不能长久，圣人同样悲怜这样的人，同样设教来化导他归于正道，可见圣人心中的平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立的史书和史官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古老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大特色，这一特色要求政治人物可以不避现实，但是同时也必须直面历史。在这样的要求下，政治人物必须对天下、国家、民族，更要对子孙后代负起责任，而不要被一时的利害得失所左右，更不会仅为自己一身、一家的利害得失所左右。这种政治文明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多现代政治的缺陷，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比之于现代人所强调的独立司法，独立史官制度，会更多了一双历史的法眼。在这双法眼的监护之下，天空会更加的晴朗通透。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不可以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重要的遗产。
附，《资治通鉴》开篇，司马光就用这样的眼光来评论礼的作用：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国亡**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民则**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