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富士康员工跳楼的新闻，心里很为这些鲜活的年青生命早早逝去而难过，这些默默无闻、辛勤奉献的底层打工仔的生活形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作为曾经的打工仔，偶年青时代在深圳的那几年的打工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也能感受到当时的困惑和迷茫，所幸偶后来还是积极探索，走过了那段难熬的青涩时光。
1994年，偶毕业的第二年到达深圳这块号称“经济特区”的神奇土地上，深圳给人的最初感觉很震撼：那高楼耸立的城市森林和宽敞的街道以及马路上的豪华轿车，都让人不由自主的发出感叹——真TMD炫，原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啊。那时的杭州，还没有开放，城市建设和经济环境远远比不上深圳，当然现在就难说了，以偶看，杭州一点不比深圳差了，还多了些历史文化底蕴和怡人的绿色环境。
偶是应邀一大学培训班的同学到他姐姐承包的一家服装制造厂做内销服装设计师。这家服装厂是由浙江萧山市（现合并为杭州市萧山区）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投资到深圳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是萧山人，一线制衣车间的工人来源就多了，湖南、安徽、广西、贵州等好几个省都有，90%以上是来自农村的年青女工。
工厂坐落在当时著名的“八卦岭工业区”，记得旁边有一幢“三九集团”的生产大楼，往里走一直到山脚是很有名的银湖度假别墅区，据说是当时深圳最豪华的别墅区。别墅在偶的幼稚印象中，只在影视屏幕上看到过，所以蛮好奇的，但偶只是远远的观赏，却从来不敢靠近，那里的保安很警惕，很远就盯着人观察了。
说说偶们工厂吧。工厂不大，大概有1000多人，租了一幢楼，一到三层是车间，顶层是女工宿舍。在订单最忙的时候，偶曾经抽调给管理生产的厂长做助手，所以陪同厂长一起进出过女工宿舍检查缺勤率或探视生病的女工。宿舍简陋而拥挤，除了床，大多没有桌子和凳子，往往一间房住十几个女生，有的脏乱不堪，有的还算整洁。别以为有进出女工宿舍的特权是美差，其实是个苦差事。
工厂若不加班，是最令人生疑的，要么没订单，要么是淡季，工人拿的都是计件工资，没有活做，就赚不到更多的钱，还可能被解雇重新找工作。加班的时候也烦恼，工人的工作强度太大，连续几个星期的通宵加班，所有的人都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工作效率反而降低，出勤率也大幅下降，人疲劳到一定的时候，罚款和扣工资都起不到作用了，就得让管理人员挨家挨户的去宿舍拉这些女工，这其实是最尴尬和最困难的任务。
偶与管理人员一起，住宿在公司租的公寓中，两人一个房间，待遇比女工们好多了。一般工人的工资看熟练程度大概是每月300到800元之间，偶算是小白领，工资900，比在杭州的工资高了一倍，但在深圳这显然只能排在中下水平。除了做服装设计，偶还兼职外发单子的跟单工作，监督质量和进度。那几个月的跟单，偶跑了十几个生产厂家，除深圳市区还到达东莞、宝安等周边城市，深圳很热，整天顶着烈日跑外面是很辛苦的，鞋子都跑坏了2双。可能年青吧，当时并不觉得特别艰苦，倒是对这些工厂有些反感起来，而有逃离这些环境的念头。
在那千篇一律的工厂流水线和繁忙单调的工作节奏呆时间久了，便习惯将那些埋没在服装部件里的的女工当成冰冷而单调的机器来对待了，没错，那成千上万的统一工作服的工人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罢了，除了克扣工资以外，没有人关心她们的生活环境，更谈不上精神上的需求了。这与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的描写非常吻合，偶想，大概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炼成的？
偶的一次生病发烧直接导致偶采取了“逃离行动”。偶发烧到39度多，不能上班，在房间里昏睡了两天，没人过问，最后只能挣扎到附近的一个诊所挂点滴，挂了也没什么效果，继续烧着。终于一个业务科的同事大嫂看偶可怜，说一定是在外面烈日下跑来跑去中暑了，便为偶刮痧，疼的偶杀猪般嚎叫。真灵，次日烧便退了，真得感谢大嫂的援救，她本是浙江警察专科学校的学生，后来觉得当公安太累了，就和老公一起下海跑到深圳来了。她心直口快，问偶当总经理的同学为什么不来看偶？这下算是把偶问住了，偶只能说也许太忙了没时间。她摇摇头，叹口气说，人情淡漠啊，便走了。
烧退后，偶开始考虑逃出工厂的冷漠环境了。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有一家音乐娱乐公司招聘平面设计师，便拿着以前的作品去应聘。笔试成功后便脱离了工厂，走上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职业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