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承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一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是第一次*片鸦**战争之前的旧外贸制度的重要标志。而根据行商们的经济实力和威望选拔出的“十三行”领袖，称之为“商总”。“商总”对当时的对外贸易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位“商总”叫潘振承。
由于潘振承诚信经商、经营有方、敢为人先，积累了雄厚资本，是清代洋行界第一位具有才力和手腕的领袖人物。他的商业实力在18世纪80年代达到了巅峰，被《法国杂志》评为18世纪“世界首富”。
而且，纵观史料，真正贯穿清代行商历史的是以潘振承为第一位行商的潘氏家族，是十三行历史上惟一经营长达百年的商家。
从古至今，闽商踏遍了海内外的各个国家，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商，现在的闽商足迹已经踏遍了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侨人数达1500多万。在福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爱拼才会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歌正是闽商人创业路上爱拼敢赢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历史的动荡与尘埃中，始终淡定自若地耕耘着脚下的土地，开创着头顶的一片天，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奋斗篇章!
福建人在东南亚各国“混”的都不错，有的不仅成为该国的元首，比如菲律宾，很多总统大都是华裔后代。通过《东南亚乱不乱，这四个福建人说了算！》、《东南亚国家遍布福建人，有3人把控东南亚经济，大到让人无法想象》，《在菲当总统，占领富豪榜，福建人到底有多“强” 》、《菲律宾富豪榜被福建人占领！最富有的是施家子女》，《印尼的这三家福建人，财富多过本国一亿老百姓》，《了不起的大马“福建人”！改变马来西亚首富一生的不灭心灯》这些文章就可以感受到福建人在东南亚的实力和地位。
福建人不仅在政界叱咤风云，而且福建人最擅长的是做生意赚钱，也在东南亚发挥的游刃有余，其资产规模在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占有决定性作用。
说起闽籍华人，上世纪响彻东南亚的名字——
胡子春：马来西亚“锡矿大王”
黄奕住与黄仲涵：印尼“糖王”
陈嘉庚：新加坡“橡胶大王”
胡文虎：缅甸“万金油大王”、“报业大王”
李光前：新加坡“橡胶大王”、“黄梨大王”、“金融大王”
李清泉：菲律宾“木材大王”
林绍良：印尼前首富，“世界第六巨富”
黄廷方：新加坡前首富，“亚洲建楼大王”
林文镜：东南亚“面粉大王”、“水泥大王”、“地产大王”
黄奕聪：“椰干大王”、“食用油大王”、“纸业大王”
施至成：菲律宾首富、“零售大王”
李深静：马来西亚“棕油大王”
……
郭鹤年：“亚洲糖王”、“酒店大王”、“香格里拉之父”
陈永栽：“银行大王”、“*草烟**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
林国泰：“世界第三大*彩博**大王”、“游轮之王”
如今，更多福建籍骄子纵横全球，书写着一章章闽人传奇
潘振承(1714～l788年，“承”一作成)，字逊贤，号文岩，又名启，福建龙溪人（今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人）外国人因称之为潘启官（闽南语发音：Puankhequa）。潘振承早年家贫，习商贾。青年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曾往吕宋三次，贩卖丝茶。后在粤为十三行陈姓行商司事，深受信任，被委以全权。陈姓行商获利归里，潘振承遂开设同文行，承充行商。由于诚信经营、眼界开阔、经营有方、敢为人先，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足可敌国，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潘振承父亲潘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潘振承是潘乡五个儿子中的老大。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海禁后，潘振承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乾隆三年（1738），潘振承由福建来到广州。先在一位福建籍陈姓的洋行里做管理事务（当年广州洋行十有六七是福建商人，而且当时陈氏在广州洋行势力很大）。由于诚实经营、精明果断，陈姓老板委任他全权经营洋行一切商务，潘振承由此积累了与外国商贸集团打交道的经验。几年后，陈姓老板获利回乡。积攒足够资金的潘振承适时抓住这一机遇，于乾隆七年（1742年）左右向清政府请旨开设同文行（“同文行”有各国语言相同之意），开始独立成为行商老板，把原来陈姓老板的客户吸引过来。
反映广州十三行的小说《大清商埠》，潘振承是主角
闽南有句俗语：“行船走马三分命。”潘振承曾冒着风高浪大和被海盗抢劫的危险，三次驾船南下吕宋（菲律宾），贩卖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给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国商人，积攒了他人生奋斗历程的第一桶金。
1753年，潘振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大生意：生丝1192担，价值20.86万两白银，另有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确立。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20万银元，全部从同文行购买了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
1760年，潘振承曾为谋取垄断西洋贸易联合8家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公行，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然而，公行后来成为统治者压榨行商的工具。1770年，潘振承交纳10万两银讨好粤海关，使公行制度的暂时搁置。再后来，潘振承又将这笔花费设法让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十三行得以继续垄断清朝海外贸易。
1768年，英东印度公司向同文行订购生丝2000担，此后，双方每年都有1000～2000担生丝的贸易。1782年，粤海关监督重申生丝出口限令：每艘船最多外运生丝100担。潘振承以4000两白银行贿监督，使他取消生丝贸易限制。次年，又将生丝价格每担提高5两，用以向海关监督送礼，使生丝贸易得以正常进行。
当时，潘家几乎垄断了生丝出口，英商要想买到足够的生丝只能找同文行，而潘承振一直坚持现金交易，不许赊欠，这给英商的资金周转造成很大压力。1783，英国东印度公司再次提出赊销一批生丝，潘振承经过考量，答应提供200包以显示诚信与宽容，促成贸易双方长期合作。为此，东印度公司也经常把每个贸易季度完结时用剩的银元留在广州，交给潘家代为保管。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潘家精明的商业手腕“耿耿于怀”的同时，也不忘称赞潘振承的才干，是“公行的大人物，行商的巨头”。在潘振承的苦心经营下，到十八世纪60年代初，潘家已经是广州洋商首富，被清政府定为十三行的首领。
据一位当时在华经商的法国商人发回巴黎《法国杂志》的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值3百万法郎，一家的财产比起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而自潘家第三代潘正炜当家之后，财产总数增至1万万法郎，而其广及华北各地财产尚未计在其中。
乾隆时期是清代最鼎盛的王朝，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国家年财政收入4854万两，年支出3451万两，年余1403万两。乾隆二十五年，潘振承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洋商，后来他被《法国杂志》评为“世界首富”。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延续四代，后代继承遗产超过2000万元（墨西哥银元，约折1400万两中国白银）。拿十三行总商的财产与清王朝相比，可算得上富可敌国。
当时的十三行周边聚集了几万家作坊、几十万工人
富裕起来的潘启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片鸦**，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最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启也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次子潘有为就是子弟中最有成就的读书人。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自此，潘家官商结合，生意更加兴隆。潘氏后裔也由此人才辈出，其家族有24人被《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录入，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
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潘启也注重培养商业人才。其第四子潘有度就是商业能手。1788年潘启死后，潘有度马上接手同文行的一切商务，后任广州十三行商总10多年。
参考资料：
《大清商埠》 祝春亭、辛磊著；花城出版社
《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