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2日，谢晋、谢衍父子宴请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许鞍华。自左至右：石海、谢衍、许鞍华
关于谢晋在摔跤那点事
一大早，还没起床，就被一阵接二连三的电话吵醒，座机和手机一起叫，这种情况以前很少碰到。迷迷糊糊从被窝里伸手去摸电话，原来是某报社记者打来的。刚一接通，就听到对方大呼小叫、气喘吁吁地吼叫：“你知道吗？谢导在台北摔伤了，眉头缝了36针……”这……这可真把我给吓着了，36针？这样算起来伤口还不得有20厘米以上，我的天！85岁的老人啊，怎么经得起这么摔？
谢晋在台湾
好在我马上镇定下来，很义正严辞地问对方，你哪里得来的消息？对方答道，是刘晓庆博客上写的，不信你自己去看……。我应付了几句就挂了电话，不过我也没有立刻去开电脑……我得想想清楚，这会脑子还有点稀里糊涂的。不过，这事我是真不知道，这几天也一直没跟台湾方面联系，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起来洗漱的时候，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样。想想还有点为老爷子担心，毕竟年岁不饶人啊，平时我们最怕的就是老爷子掼跤。我拿起手机给谢晋公司打电话，没人接，才发现时间还太早，公司大概还没人上班。我又拨通院长的电话，响起了语音信箱的提示，想起来今早上院长在外面开会。
那就先等等吧，到了单位再说。我刚出门，手机突然再次又蹦又跳地狂响起来……从这一刻开始，我这一天好像就再也没清静过，电话……电话……电话……还是电话，最后，只好把手机关掉。
心不在焉地干完活，一看表快中午了。因为今天上午有个老外从洛杉矶飞到上海，约好到了就给我打电话，所以只好又打开手机。这一开不要紧，短信、电话再一次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蜂拥而至。
我一个也不接，赶忙回到办公室，继续给谢晋公司打电话。终于接通了，是W。我就问了问情况，W说：“哎唷，都怪晓庆姐，手脚这么快，干嘛写到博客上啊？”W说，陪同谢导、晓庆、松子一起去台北演出的张总昨天就特为打电话回来交待，说不让把谢导摔跤的事告诉我们，情况并不严重，免得上海这边担心，但没想到却让心直口快的晓庆给捅到了博客上。
到底怎么回子事呢？W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说谢导前天的确摔了一跤，眉骨上磕开一道小口子，流了不少血。但情况并不严重。既然这样，那36针又是怎么回事？原来看到大陆大牌导演摔跤，台湾方面比较紧张，万一出了什么岔子，他们不好交待，便生拉硬拽把谢导拖进了医院。
接诊的大夫也挺逗，该到他给老爷子缝针，心想谢老爷子这样的公众人物，一定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如果伤口缝不好，在脸上落下疤痕，觉得有点对不起炎黄子孙的称号。于是，这位大夫私下决定，采用一种给女士美容的新式缝合技术来给谢导缝合伤口。
一般的创伤缝合，针脚比较粗，用的线也很普通，两针之间间距比较大。我以前被车撞过，4cm的伤口缝了8针。这种伤口愈合后需要拆线，一般都会留下疤痕。不过这次给谢导的缝合技术针脚密，线也是特殊材料，会逐渐被皮肤吸收，不用拆卸，伤口愈合也不留疤痕。说36针，那是因为密度高的原故，其实伤口并不大。
看来是虚惊一场。下午上课的时候，在学生手里的报纸上看到谢导的大幅照片，还有几乎占了一整版的报道，心里觉得有点可笑。估计记者听到36针，也和我早上一样，还以为老爷子怎么着了呢。看来人们对经验主义一向缺乏警惕。
不过老爷子摔跤也不是第一次了。前几年在华东医院里摔过一次。不久前的一天，我和他一起从公司出来，在门口台阶上，老爷子一步没站稳，身体就直往前冲。幸亏我的位置刚好在老爷子右前方，一看情形不对，赶紧用肩膀抵住老爷子胳膊。还有一次老爷子从浙江回上海，上路前喝了点小酒，到了嘉兴想起来要买粽子，下车没走几步，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到地上，把司机老蒋生生吓出一身冷汗。
两个月前我把这事讲给濮存昕听，小濮说，你们怎么不给他陪个随从、秘书什么的？公司张总回答，不是不给他配，是他自己不要的，再说他就跟你急，冲你大声嚷嚷，叫我们怎么办？这话一点不假。远了不说，就这半年，你看他，去云南、去四川、去日本、去江苏、去浙江……哪一次不是独来独往，一个85岁的老人，耳朵又背，独自一个人扛件大行李，雄赳赳、气昂昂……真是拿他一点没办法。
下课的路上我还在想，人可以不服老，但不能不服摔跤，有多少老人都是一跤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可谢导真神，也不知道摔了多少次，每次都是自己一骨碌爬起来，双手拍拍身上，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回到办公室，迎面碰到院长，问他知不知道谢导摔跤的事，他说：“哦哟，怎么会不知道，手机都快给人打爆了……”
搞电影没有一点诗意不行
2007年11月21日，曾对电影大师谢晋采访，其中有他拍摄中
安排扫街的跳“扫把舞”。采访半年之后，谢晋去世。
在今天中国电影的大背景下，看谢晋谈论电影的这些文字，尤其
是他在访谈中所说的“搞电影作品没有一点诗意不行”，更能体会到大师对电影艺术理解的价值。
没去过绍兴，就想不到有这样的景：
《舞台姐妹》讲述越剧演员春花和月红这对舞台姐妹在新中国成
立前后的不同人生。她们从小舞台走向大舞台，舞台的形式在变，人的命运也在变。
这是谢晋早期最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在影片中，谢晋随季节和地域的变换而创造相应的视觉风格，融合戏曲与电影美学，建立了民族化的视听造型，是国产影片中少有的成功尝试。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在与石川的对谈中谢晋说，尽管自己从小看戏，但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他仍然和另一位编剧王林谷多次去嵊县、新昌、
绍兴、柯桥、余杭等地体验生活，“去一次回来就改剧本，再去一次，回来又改”。
有一场戏，春花和月红到财主家唱堂会，是关在一个纱窗笼子里唱的，财主就隔在纱窗外听。谢晋说这个细节的灵感就来源于绍兴的民俗，当地有钱人家里有一种特别的设计叫“碧纱橱”，本来是用于夏天坐在里面吃饭时防蚊子用的。“这就是生活，你没去过绍兴，就绝对想不到有这样的景。”这个构思被嫁接到了电影里，就成了一种隐喻：两个女孩子站在里面，像被关在鸟笼子里；倪三老爷在外面听戏，就像在赏鸟一样。
作品没有诗意，干巴巴的不行：
谢晋在访谈中回忆，当年《舞台姐妹》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组织工人观看时，“看到当中，女工都看哭了，痛哭流涕”。《舞台姐妹》的艺术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拍戏喜欢搞点有意境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搞个作品，如果没有一点诗意的话，干巴巴的，是不行的。这种东西《舞台姐妹》里头很多，江南的水乡、拉纤、结拜姐妹，这些戏、这种感觉，都有不少诗意。”谢晋在访谈中说：“后来我拍《芙蓉镇》，让姜文和刘晓庆跳‘扫把舞’，为什么这么搞？就是为了有诗意。要是两个人就在那扫大街，扫啊扫，能有什么意思？一跳华尔兹，嗳！就有诗意了，有回味了。为什么观众喜欢这个戏，道理就在这里。两个人已经都到这个地步了，扫大街了，还要跳舞，还要跳华尔兹，这个是观众绝对想不到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个导演的基本功，都在这种戏里头体现出来。”
关于谢晋模式的全国大讨论
《芙蓉镇》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将谢晋的电影生涯推上了一座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它不仅标志着谢晋个人创作的最高水准，同时也为中国传统电影重新确立了新的标高。这一年，谢晋63岁。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这似乎正是一个年富力强，风格稳健，思想深邃，创造力旺盛的黄金年代。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谢晋刚刚步入自己人生与事业高峰期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关于“谢晋模式”的全国性论战却猛然降临到他的面前。1986年7月18日，《文汇报》发表了青年批评家朱大可的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文章以一种毫不客气的笔法，将谢晋电影归为一种“与现代意识毫无干系的”“电影儒学”。朱大可指出：谢晋电影恪守“好人蒙难”、“价值发现”、“道德感化”直到“善必胜恶”的叙事法则，具有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同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对目前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一次含蓄否定……”。
1995年，朱大可和儿子在加拿大
朱大可的文章，像在沉静的湖水中投入了一枚重磅*弹炸**，立刻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艺术界、电影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谢晋模式”的大讨论，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这场讨论，持续长达3年。而就在这3年当中，谢晋导演一部片子也没拍，在创作上完全处于沉寂状态。直到3年之后的1989年，他才为世人呈现出一部在内容、形式上迥异于自己以往风格的影片《最后的贵族》。
1989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政治气候上的阴晴不定，加上声势浩大的“谢晋模式”讨论，以及谢晋本人的沉默和蛰伏，使得人们有理由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彼此对应的因果关联。尽管谢晋本人一再坚决否认自己创作上存在某种既定的“模式”，但联系到80年代后半段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无论如何可以说，以谢晋电影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电影，在理论上正在遭受一场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质疑和挑战。
今天再来看这场争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朱大可的批评的确体现了一种80年代精英文化学者所特有的犀利和洞见，它试图揭示以谢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电影与主流政治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勾连关系。而谢晋电影的叙事特征，尤其擅长以道德伦理和善恶因果等民间意识形态来替换、改写现实层面的政治权力纷争，并以道德、伦理、女性的神圣化和对受难男性的情感抚慰来化解政治制度、体制结构的现实缺陷。在朱大可看来，这种叙事形式对于渴望现代意识启蒙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蒙蔽性、欺骗性，并且，愈是在煽情、叙事等叙事技巧方面趋于完美，它的蒙蔽性、欺骗性愈大。简单点说吧，就是把拿“好人”、“坏人”，或者“好人好报”，“坏人恶报”等简单的图解模式来描述、概括、阐释因政治、战争、历史等外部因素给人所造成的磨难和困境。
如果说这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模式”的话，那么，从中国古代的《窦娥冤》、《白蛇传》到好莱坞的西部片、希区柯克、卓别林，哪一个又不属于这个模式呢？民俗学家普洛普一生专事对俄罗斯民间传说的研究，从成千上万的民间故事中提炼出了31种讲述结构，为现代叙事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凭据的实证基础。普洛普的研究表明，一般民间故事在叙事上采用“模式化”或者“类型化”的陈述方法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因为普通百姓需要一种明白晓畅、简单易懂的叙事形式来为他们眼前复杂难缠的现实提供一种让人一望而知的概括与阐释。正像中国抗战片所恪守的“中国人/好人”，“日本人/坏人”的思维定势一样，它总是以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简化乃至掩盖中日两个民族，以及两个民族的个体生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双向关系。这也正像美国西部片中的好人、坏人分别对应着白人男性牛仔和印第安男性匪徒一样，人们只关心好人、坏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似乎从来看不到背后掩藏的白人移民与有色原住民之间的种族冲突和文明较量。
要说意识形态的蒙蔽性，上面这些影片似乎无一能够幸免，假如这也被看作是对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一次含蓄否定”的话，那么，包括谢晋电影在内的中外电影史上绝大多数作品，大概都可被被划入这个“否定”的范围。当时，与朱大可观点彼此呼应的还有另一种说法，声称“谢晋时代应该终结”。假如真如这位论者所言，那么需要终结的恐怕也不仅仅是谢晋电影这个独特的个案，而是有史以来作为大众文艺的整个电影历史了。
从谢晋电影的社会效果层面看，在20世纪后半叶，谢晋电影始终是最受大众关注和欢迎的电影作品，谢晋电影的观众人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以多少多少亿人次来作为最小的计量单位。受到大众如此广泛欢迎的影片，如果真的如朱大可所说，是所谓对现代主体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的否定的话，那么这种否定，究竟是来自谢晋电影，还是来自大众自身？如果谢晋电影真的是对“现代主体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以及“科学理性主义”构成否定的话，那么这些“意识”、“人格”、“理性”岂不成了与喜爱谢晋电影的大众相对立的东西？
许多年以来，朱大可一直是博主最为喜爱，最为钦佩，最具思想穿透力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但在谢晋模式的问题上，笔者很难全盘接受他的观点。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由朱大可发起的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如果单纯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虽不乏启蒙的姿态和气势，对于中国百姓的思想解放也不无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但它却唯独忽视了电影叙事与表达的文化独特性。如果不考虑电影的这种独特性，一味用知识精英的思想价值标准要求电影等大众话语，那么，它就无异于取消电影作为一种独特文艺形式的自主逻辑。
大众固然需要理性，需要独立意志，需要反思和批判，也需要现代意识的启蒙，但他们更需要情感的宣泄和抚慰，需要对美好人性的期待和想象，需要道德的宽恕和编织关于*善美真**的神话。没有这些大众价值作为中介，任何思想启蒙都无法真正融入他们的世俗生活。尤其当人们刚刚从一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中站直身躯的时候，这时，他们最需要思想，思想也最需要大众。而谢晋，恰恰是将时代的精英思想传达给大众的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
揭秘谢晋骂张艺谋原话
谢晋与张艺谋在横店
“几十年来，谢导的创作轨迹几乎织就了一幅中国电影的个人编年史。要论分代，谢晋导演是第三代导演中的中坚。而谢导的作品类
型多样，青春片、爱情片、战争片、历史片、励志片，几乎没有他不涉足的领域。”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
事实上，这种真实也是谢晋导演多年来始终坚持不愿放弃的，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毫不避讳地指着张艺谋鼻子骂，谢导曾说：“我上次和张艺谋讲，他还有点不高兴了。《黄金甲》后面站了一排女的，乳房大小，高低都一样的，这个怎么会呢，一点都不真实，都是挤上来的，都是虚假的。他后来说他也没办法，老板要他这样。”对于后
辈导演的不真实，谢导有他自己的忧思和惆怅。
谢晋与谢衍：两条相交的平行线
2008年8月23日下午5时许，谢晋导演的爱子谢衍因患肝癌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我的心口像是重重挨了一拳，痛得几乎让人无法呼吸。我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却怎么也挡不住那狂风暴雨一样漫天袭来的纷乱思绪。我抬头想了又想，才记起我和谢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今年的6月12日。这天，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许鞍华来到上海，谢晋和谢衍父子相约与她共进晚餐，我亦有幸添陪末座。餐桌上，谢衍不仅谈兴甚浓，而且从来滴酒不沾的他，竟然还破例与许导演共饮了一杯绍兴花雕。看着他满面红光的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时他已一个重病缠身的不治之人了。
一年多以前，谢晋公司准备开拍一部描写谢晋电影创作生平的大型电视文献片。原本计划由谢衍亲自担任导演，由我担任撰稿人。可到2007年初，忽然传来消息，说是远在美国的谢衍身体不适，需要一段时间来休养将息。但时值影片开机在即，无法延期，只好让我来接替谢衍负责影片的编导和外采工作。这年春末夏初，大病初愈的谢衍回到上海。我见到他时，发觉他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人比以往瘦了一圈，头发也花白了不少。当时我想，是不是他性格内向，因为生病而背上了不必要的思想包袱？现在回想起来才恍然大悟，估计那时候谢衍已经知道自己罹患不治之症。只不过，他不想给年迈的父母增添精神负担，也不想麻烦身边的亲朋好友，才始终一声不响，守口如瓶。谢衍就是这么一个人，只有好事才会拿来与人分享，而习惯独自承受所有的病痛和苦难。
谢衍的面孔像母亲徐大雯，长得慈眉善目，气定神闲。可身板却像父亲谢晋，长得高大健壮，威风凛凛。但除此之外，父子两人在性情上却乎毫无相同之处。谢晋个性张扬，说话声如洪钟，做事雷厉风行，喜欢抽烟喝酒，穿衣吃饭一向大大咧咧，随意而率性。谢衍恰恰相反，他性格温和内敛，说话轻声细语，做事谨慎细致，且烟酒不沾，从无不良嗜好，善于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谢衍
因为性格上的这些差异，爷儿俩难免在一些问题上小有分歧。谢衍说话不多，也不和父亲争执，心里却满是“对付”父亲的招数。有一次谢晋到老家上虞过年，回上海时带来满满一车当地土产。谢衍抱怨说，这么多东西，吃不完也用不完，放在家里还不如分给公司同事。但老爷子固执得像个企图占有全部玩具的孩子，说什么也不答应。谢衍不动声色，过了几天，等父亲渐渐心不在焉的时候，便不声不响把东西统统“偷”了出来，拿到公司分给大家了事。
性格差异也让父子俩在事业上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像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1996年，谢晋正在热热闹闹地筹拍历史巨片《*片鸦**战争》，谢衍也在一边为自己的第二部影片《花桥荣记》悄悄忙碌。到1997年7月，《*片鸦**战争》在内地香港隆重上映，《花桥荣记》也在年底与大陆、台湾的观众见面。随后，父子的辛劳分别有所斩获——《*片鸦**战争》在大陆夺得“金鸡奖”最佳影片，《花桥荣记》则在台湾荣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父子俩也处处迥异其趣。谢衍在美国接受电影训练，习惯严格遵守制片进度和预算，绝不像父亲那样为了一个镜头的完美在现场磨个没完。谢晋喜欢“挖戏”，每每让演员到现场排练小品，不到满意绝不开机。谢衍则笃信“灵感”，不太看重事先的安排设计，也从不带演员到现场排戏。谢晋作息日夜颠倒，越是夜深越有精神。谢衍则一向早睡早起，收工时间从不拖延。谢晋是以小事大，擅长见缝插针，一有空闲，倒头便睡；谢衍则是以大事小，凡事亲历亲为，工作时思虑紧张，往往夜不能寐。
不过，即便父子两人处事风格截然不同，但作为两条各行其道的平行线亦不乏相交乃至重叠的时候。比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子承父业。谢衍自幼深受父亲熏陶，爱好文艺和体育。凭着这种天赋，他得以改变命运，为自己开拓了一片新的人生天地。“*革文**”期间，谢衍在安徽濉溪插队落户，因有文艺才干，被抽掉到县文工团从事宣传。不久以后，又被调到杭州市话剧团、浙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助理编导，由此开始追蹑父辈的艺术道路，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编导。
80年代初，谢衍打算自费到美国留学。在著名影星卢燕的帮助下，谢衍费尽周折总算拿到赴美签证，可是高昂的学费又让每月只有三十九块五角工资的他感到步履艰难。他不得不向父亲求助。父子俩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攒足了去美国的路费。临行前，谢晋郑重其事地送给谢衍一份礼物，那是祖父传下来的一块金表。谢晋恋恋不舍地把它交到谢衍手中，叮嘱他钱不够时，可以把它卖掉以备应急只需。怀揣着这份厚重的父爱，谢衍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漫长旅途。但不管生活上有多大的困难，谢衍也从未想过卖掉这块这件无价的传家之宝。初到纽约，谢衍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但他依靠一双勤劳的双手，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奇迹般支付了每年高达四五万美元的学费。
谢衍的坚韧和乐观同样来自父亲。清苦的生活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只要想想一家人在“*革文**”中的遭遇，纽约的生活也就立刻变成了天堂。当年，父亲住“牛棚”的时候，每月只有五角钱的津贴，根本无力支撑一家三代六七口人的生活支出。为了给身边两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增加营养，母亲徐大雯不得不顶着路人鄙夷的目光到小菜场里去拣菜皮。谢衍清楚地记得，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父亲乐观从容的天性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被允许回家的时候，往往便会像中学生做化学实验那样，把母亲拣来的菜皮与猪血一起熬汤，一旦得到家人的称赞，便会洋洋得意地到处炫耀自己的发明。
谢衍是个待人谦逊处事低调的人，平时他决不愿分享父亲的荣誉，也很少与父亲一道出现在公众视线里。但是，父亲依然无处不在，他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无时无刻不辐射着谢衍的事业和人生。人们也许都知道，《花桥荣记》是谢衍的代表作，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这部白先勇的小说，最早是被谢晋看中，打算把它改编成电影的。那还是1987年的时候，白先勇首次到来到上海。在兴国宾馆，谢晋见到了这位著名的华裔作家，并向他表达了改编《花桥荣记》的愿望。但限于当时的两岸关系，影片无法前往台湾取景拍摄，谢晋只好放弃《花桥荣记》，而选择将白先勇另一篇小说《谪仙记》改编成影片《最后的贵族》。或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十年之前父亲留下的遗憾，十年之后却在谢衍手中达成了圆满。
可是，《花桥荣记》做后期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不期而至，韩国片商因此中断了对影片的投资，这让身处香港的谢衍陷入绝境。这时，又是父亲向他伸出了有力的援手。在父亲的帮助下，谢衍将全部素材带回上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重新开始剪辑。为了让儿子能够专心创作，谢晋还将自己多年的合作伙伴派往谢衍身边，担任他的后期制片，帮助他料理日常事务，特别是应付那些上门讨钱的债主。因此，当《花桥荣记》最终在夏威夷电影节获得荣誉的时候，谢衍就把第一个声发自内心感谢，献给了自己亲爱的父亲。
谢晋、谢衍两父子都是感情深沉的人，他们很少把对彼此的关爱挂在嘴边，以至于我们平时几乎听不到他们谈论对方的声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逝，这份父子之情却变得愈发浓烈，愈发醇厚。最近三四年，谢衍更是把自己的电影创作放到一边，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父亲艺术创作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2007年夏，谢衍和我们合作编辑出版了六卷本《谢晋电影剧作文集》，我们合作拍摄的20集电视文献片《大师谢晋》，目前后期制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我们还约定，到秋季的某一天，大家要凑在一起商讨下一步共同组建“谢晋电影博物馆”的方案……我们就像是一群一起埋头攀岩的伙伴，就在巅峰在望的那一刻，环视左右，却猛然发现少了向导的身影。
我无法想象，年迈的谢导如何来承受老来丧子的沉痛，也不知道谢衍的溘逝会带给这个不幸的家庭以何种的打击。但愿耳背的谢导永远听不见丧子的噩耗，但愿爱酒的谢导酩酊醉去，再也不去面对多舛的命运和无常的人生……。
谢晋在左，李行在右
大概在今年6月份，李行的名字第一次被列入纪录片《大师谢晋》的采访名单。那时候我想，我们总不可能去台湾，不知他老人家何时能来大陆？到了8月中旬，上海文联的唐主任给我电话，说2010年10月份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将举办一个“李行电影研讨会”，让我准备
发言稿，并负责去搜集由李行导演本人指定的7部展映影片。
李行导演和谢晋导演惺惺相惜 李行导演和谢晋导演惺惺相惜
想想认识李行，还是9年前在重庆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当时举办了一个抗战电影研讨会，李行导演专程赶来参加。在那次会上，我师兄，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做了一个关于重新评价抗战电影的发言，受到李行激赏，邀请李道新参加了后面在杭州、台北举行的一系列活动。我原以为，那次他没有对我形成什么印象。因为我当时遭遇车祸不久，头上还缠着纱布，有点自惭形秽，凡事都躲在人的后面，不愿与人多交流。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03年再次见到李行导演的时候，他竟脱口问我：“你的伤全好了，有没有落下后遗症？”这话让我感到温暖，又有些吃惊。03年这次是在年底的11月份。我所在单位主办了一个题为“谢晋与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意在为谢晋导演庆祝80华诞。我问谢晋准备请哪些人。台湾方面，谢晋只说了两个人，李行和白先勇。记得我通过传真给李行导演发了邀请。很快收到李行导演的一封亲笔回函，大意是时间不凑巧，因为已经有了其他安排，怕没有时间参加谢晋老爷子的祝寿活动了。信中，除了对此表示歉意以外，还用详尽的笔墨，追朔了他与谢晋相识、交往的点点滴滴。这些内容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显得非常稀奇、珍贵，便私下里把这封信小心收藏了起来。
李行和谢晋
开会那天早上，天下起了小雨，会场所处位置一般人不太熟悉。作为会议主办者，我很担心有些来宾找不到会场，便带了一群学生到门口接人。没想到李行竟也出现了，穿了一身黑色呢料西服，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面目白皙，神采奕奕。我陪他步入会场的时候，便发生了前面说过的问候我伤情的一幕，让我感到有点惶恐。李行说，本来不打算来了，但想到与谢晋这么多年的交情，不来有点说不过去，还是改变计划，专程飞抵上海。
这次是我们第三次见面。这次苏州金鸡百花电影节，什么都好，就是与会嘉宾住的宾馆太过分散。我住在市中心的南园国宾馆，谢晋住在新区的建屋新罗酒店，李行则住在索菲特大酒店。因为这次要进行电视采访，必须要有地方架设照明设备。原本我们打算借用谢导的大套间的客厅，可事到临头谢晋老爷子却改变了主意，不让我们用他的客厅，而让我们自己找地方。幸亏建屋新罗的董老板比较通情达理，把自己住宿和办公的套间借给了我们。
25日傍晚，李行到了建屋新罗以后，制片人张惠芳向他抱怨说，谢导说话不算数，害得我们折腾了半天。李行却帮他的老朋友开脱，说，你们在他房间采访，让他去哪里？如果他在里面，被采访的人在外面，人家谁还会畅所欲言……？看看这话说的多有水平！多有说服力，看来知谢晋者，非李行莫属。
没想到这天采访十分不顺，开始是布光十分麻烦，调整了半天，后来保险又烧掉，请来酒店电工重新接电。李行老爷子在里间干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好事，能有更长时间与李行导演好好聊聊。我们的话题自然又落到他与谢晋的关系上面。李行告诉我说，第一次听说谢晋是80年代末，有一次，台湾著名导演白景瑞从大陆回到台湾，看见李行，很兴奋地告诉他，大陆有个谢晋，拍片风格与你酷似。处于好奇，李行让人从香港找到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自己看了也不免有些吃惊，天下竟然有两位素不相识的导演风格如此相似！
后来，1992年谢晋导演赴台湾访问，第一次见到李行，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在对方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相同点。比方说，两人都有点耳背，说话都是大嗓门。稍有不同的是，谢晋是左耳朵背，李行是右耳朵背，两人说话，必须李行在右，谢晋在左。否则就互相不知所云了。
谢晋李行在台湾
这让我想到前一天晚上，在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上的情境。李、谢二人的座位刚好在我前面，可惜两人位置反了，李行在左，谢晋在右。刚好处在各自耳背的方向，再加上开幕式上的音响骇人听闻，尽管两人说话都声嘶力竭，还是各自不得对方的要领，东一句西一句的，李行说到这里，豪爽地大笑道：哈哈哈……你看看我们俩，像不像“两老儿辨日”！
还有一点，李行和谢晋都是嗜酒如命。李行说，早年他的酒量也不输给谢晋，只是年纪慢慢大了，前些年又得了慢性前列腺炎，只好尊医嘱把酒戒除了。谢晋除了耳聋，身体别无他恙，自然拒绝戒酒。记得去年底，在徐家汇一家餐厅给谢导祝寿，我端了一杯红酒，去给谢导敬酒，没想到竟受到他一顿奚落。他盯着我手里的红酒，极为鄙视地大声嚷嚷道：“你给我滚一边去，你那个也叫酒吗？回去换成白的再来！”没办法，我只好回去换酒。平时从不饮酒的我，只不过是出于礼节，没想到却遭此呛白！
当天晚上，我们结束了对李行的采访，到餐厅用餐。正好碰到谢导在那里与朋友推杯送盏。看到我们来了，摇摇晃晃地举着一瓶茅台，来给剧组的年轻人敬酒。我让服务员拿了杯子，让大胃、小A各自斟满一杯，当着谢导的面一饮而尽，谢导这回大概比较满意，笑了笑便步履飘飘地回到他的座位上去了。此时的大胃和小A早就被吓得面如土色，他们万万没想到，谢老爷子会专程过来给他们这些小不啦子敬酒。
李行和谢晋为人同样性急如火、嫉恶如仇，脾气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张嘴骂人。谢晋的几个女弟子，私下里给谢导起了个外号，叫他法西斯导演。我问李行，有没有人人这么叫您。李行笑呵呵地说，那倒没有，不过在台湾电影界，怕他的人也不在少数。我又问，假如你们两人性格都这样火爆，若是合作起来，不是很容易发生纠纷吗？
李行听了又哈哈大笑，说，我们俩一定不能合作，那样非打起来不可。你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打过一架了。有那一次在上海，谢晋导演用自己的车送李行外出办事。一般情况下，谢晋导演习惯坐在后座，这天，为了表示对李行的尊敬，谢导有意坐在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上，让李行夫妇坐后座。李行说什么也不肯，对我说：“谢晋长我7岁，他是长兄，我是老弟，怎么能乱了辈分和规矩”。其结果，连个老人又像小孩一样，在车外边彼此抓扯起来，推推攘攘，让旁观者笑倒一片。
两人个性上的相似，最终决定了两人在对待生活、对待历史、对待文化、对待电影方面的许多共同点。92年谢晋访问台湾时，李行让他看自己影片《唐山过台湾》。看完以后，谢晋对在座的人说：“这个片子的风格跟我的太像了，假如把字幕上李行的名字换成谢晋，没人会发现！”李行也说：“要是把《芙蓉镇》导演换成李行，恐怕也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相似性，按照李行的话说，就是“李行即谢晋，谢晋即李行”。
这个题目，原本也是我准备在26日上午“李行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之一。可惜，这场研讨会时间太短，中间意外出席的名家也太多，大陆的谢飞、郑洞天、台湾的焦雄屏等，原本都没安排他们发言，最后主持人王晓棠不得不把我发言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听人告诉我，李行还特为要求王晓棠安排让我发言，但因为人越来越多，王晓棠没能满足他的要求。其实我自己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毕竟前一天晚上，我独自与李行导演交谈了将近3个小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到会的所有专家都可以享受到的。
会上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的中心是，谢晋和李行，是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双臂。他们二人，都自觉传承了中国文艺文以载道、厚德载物的伦理传统，以一种温情的、人道主义的视角考察处于历史、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平凡人生。所不同的是，谢晋的现实主义更具有批判和反抗的“愤怒姿态”，而李行则更显温柔敦厚，对待现实困厄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和隐忍。相比较起来，谢晋的现实主义更接近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李行的现实主义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的“恕道”精神。
两者的这种差异，自然与李谢二人各自的生活经历与人生遭遇有关。谢晋从50年代起，就不间断地经受各种政治磨难，历经坎坷，矢志不渝。而李行的人生相对比较平和，接人待物更多了一份儒家谦谦君子的豁达和雍容。恰恰是两人现实遭遇的这种差异，为二人赋予了美学风格的独特性。相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来说，这种独特性的获得，正好显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在中国电影中的两种不同走向。
以往，我们了解的现实主义，更多地集中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批判和反抗，要不然就是《李双双》、《今天我休息》那样对现实的浪漫化和诗意化。在大陆，至少像李行《秋决》、《汪洋中的一条船》那种坚韧、忠信和温情现实主义并不多见。过去台湾有些学者对李行的“健康写实主义”提出批评，认为“健康不写实”，“写实不健康”。实际上，这种论断恐怕无意间还是在以十八、十九世纪的英美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价值参照系。
从中国文化的现实看，李行的健康写实，实际上对中国和谐文化的建构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过多强调了冲突、斗争、反抗和批判，这与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冲突、斗争，正像复旦大学陈思和所说的那样，让中国近代文化染上了过于浓厚的战争色彩，以致于在现实中形成了某种非黑即白，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其实，如果我们多看看李行的温情现实主义，也就会发现，现实中人的许多困境，不一定非要用斗争和冲突才能解决，有时候退让、隐忍、宽容、和解也是知人论世的别一种途径。可惜，从大陆的文化历史经验来看，可能人们更容易认同谢晋，而将李行归为某种文化犬儒主义。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对于大陆文化界来说，李行更加显现出了他的独特意义。
我认为，我的这个观点，即使在名家云集的研讨会上也应该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可惜，这次没有能够得到发言机会。只好以后以书面的形式，发表于报刊之上，以此来表达对李行导演的理解和认知了。
25日结束对李行的采访时，我问李行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假如有机会与谢晋导演合作拍片，他最想合作的题材是什么？李行说，这个他们早就想好了，从1992年说到现在，已经15年了，一直没有实现。他们想拍的题目是“母亲”。谢晋在大陆拍，李行在台湾拍，然后合成一部完整的影片。李行特地向我强调，我是说我们两人各拍各的，最后合到一块。不是说一起拍，那样，你们就会看到我们两个老头子打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