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神农氏以茶入药，到秦汉时茶叶种植的大规模普及，后来又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动，茶文化与唐诗宋词相融合，于两宋时期达到顶峰。
宋代士人别具一格的茶俗、茶诗风尚，及其中包含的“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念，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茶”文化的起源：从神农尝百草，到宋代士人的“斗茶”风尚
在上古神话传说中，华夏祖先神农氏立志尝遍世间百草，为世人消灾祛病。他曾在一日之内服下七十二种毒草，饮茶之后则毒性尽除。
可见早在几千年前，上古时期的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茶叶逐渐从东南边疆传入中原，成为一种深受百姓喜爱的时尚饮品。
两晋时期，世族朝堂奢侈风气弥漫，以清廉俭朴自居的有识之士，为了与*场官**上的不正之风划清界限，对具有提神醒脑功效的茶推崇备至，饮茶礼仪与品茶风尚开始逐渐向文学艺术领域拓展。
进入唐朝，得益于气候变暖，茶树的种植面积大面积增加，茶叶价格越发亲民，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掀起一股“全民饮茶”的风潮，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开始迈向全盛。
唐朝“茶圣”陆羽有《茶经》三卷传世，将中华茶道首度做出系统化的阐释。著名诗僧皎然作《饮茶歌》一首，提出品茶可以“礼仁敬意”“雅志行道”，更是将茶的功能拔高到道德教化的崇高境界。
两宋社会海晏河清、民殷国富，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的制茶工艺也不断精进。伴随着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我国的茶文化迎来了登峰造极的鼎盛期，五花八门的名贵茶叶不下二百余种，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物。
名相王安石甚至把茶的重要性等同于柴米油盐，感叹道“不可一日无”。
在品茶技艺上，宋代文人承继前朝范式，基于传统的点茶、分茶基础之上，发展出别具一格的“煎茶法”，为文人墨客聚会娱乐之时平添雅趣。
“点茶”又称“斗茶”，分为碾茶、罗茶、候汤、点茶四个步骤。碾茶就是将茶饼碾成粉末，有利于保持茶叶原有的颜色，泡出来的茶也会芬芳四溢；罗茶是指将茶叶粉末进一步筛细，使其“入汤轻泛”“粥面光凝”。
候汤就是泡茶之前先将水烧开，对水质和火候颇有一番讲究；最后的点茶凝聚“斗茶”之精髓，先将少量沸水加入茶粉调成膏状，然后用专门的茶具反复击拂，最终以汤花色泽鲜白、茶面细碎均匀、保持时间长者为胜。
二、“茶诗”精神的思想内核：安贫乐道（儒）、乐天知命（道）、至静无求（佛）
中国古代的茶文化之所以在两宋时期达到极盛，与当时文人对于生活、社会和文化心理状态的变化密不可分。
与唐人的“全民饮茶”之风相比，宋人在品茗时多了一份闲适和恬淡，体现出他们敬畏生命、从容不迫的豁达。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做出一份精辟的总结，认为自汉魏六朝以后，中国诗词歌赋的总体基调开始向悲情发展，文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生如枯木落叶一般终将凋零，走向死亡的过程令人扼腕叹息，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宋朝诗句中，这种悲观的氛围却极少见到，特别是围绕饮茶品茶所著的茶诗，更体现出宋代士人一种顺其自然、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如果把唐诗比作一杯豪迈恣意的烈酒，那么宋词就是一盏沁人心脾的淡茶，虽然不像前者那般令人兴奋，却能给人的心灵带来长时间的喜悦。
纵观两宋几千余首茶诗，大都折射出宋人宁静快乐的人生观念，根据哲学来源的不同，又可细分为三种殊途同归的思想境界：一是儒学中的“箪食壶浆”“安贫乐道”，二是道家的“齐物无我”“乐天知命”，三则是佛家理论阐述的“至静无求”“达观不羁”。
（一）儒家：箪食壶浆、安贫乐道
先秦儒家思想先驱孔子，曾经盛赞弟子颜回甘于清贫的精神，说他人住陋巷、衣食朴素，换了常人早就苦不堪言了，可颜回却能够苦中作乐，逍遥快活。
孔子认为，这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至于尘世俗人蝇营狗苟的不义之财，于他而言不过浮云而已。
对于这种“安贫乐道”的儒家人生观，汉唐两朝的文人士子少有拥趸，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甚至毫不掩饰自己鄙夷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一些哲学家吃饱了没事干，提出的自诩清高之谈。
然而到了两宋时期，尤其在读书人当中，这种哲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获得了空前地重视，认为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
朱熹、欧阳修、苏东坡等人曾先后撰文，表达对孔夫子“安贫乐道”精神的向往，同时针锋相对地抨击前辈韩愈的观点以偏概全、不足称道。
宋代文人平生七件雅事，分别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其中最能体现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就是最后一项闲居品茗。
宋代*场官**根据治国方略的不同，往往私下里结*党**结派，*党**同伐异明争暗斗之事每天都在上演。
文士们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后，往往还要经受*党**派争斗和宦海浮沉的一番考验。每逢失意不顺之时，他们大都选择归隐乡里，以隐居品茗为乐，凸显了一种世外高人超脱俗尘的非凡境界。
世人都道苏东坡爱酒，殊不知其嗜茶之甚竟比爱酒更高一筹，尤其在人生下半程仕途失意之后，不论贬谪何地，每日都与香茗笔墨为伴，为后世留下数百篇经典茶诗。
旅居黄州期间，他还对当地的名茶细加考究，认为南中一带盛产的贡茶虽然远近闻名、价格不菲，但细细品来，滋味竟不如自己早年所种的山茶甘美。
在《试院煎茶》一诗中，苏东坡更将自己醉心世外、无意功名的崇高志向表露无遗，何须日著文章五千卷，但愿常及睡足日高时。
虽然深居山野，随身无名茶玉器，但即便用简陋的茶器品饮，同样会感到常人难以体会的满足。可见，宋代文人雅士品的并不仅仅是茶本身，更是一种安贫乐道、超凡脱俗的心境。
（二）道家：齐物无我、乐天知命
先秦时期异军突起的道家思想，歌颂超世逍遥、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念，对后世历朝文人士子影响颇深。
如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唐朝豪放派诗人代表李白、王绩等，无不通过狂醉豪饮、纵欲享乐等看似荒诞的生活方式，体现愤世嫉俗的内心世界，渴望借酒消愁、借茶忘忧的生命解脱。
中唐开始，乐天知命的现世主义在文人士大夫当中盛行一时，闲适派诗人白居易在著名的《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平生志向凝练地概括为八字箴言——“志在兼济，行在独善”，成为无数后世子孙的座右铭。
白居易所向往的闲适，并不是颜回“箪食壶浆”的苦行僧生活，也非李白的狂浪不羁，而是一种衣食无忧的快足生活。
聊寄傲于琴书，品香茗于江湖，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壶，心如止水了无一物，这便是白居易在《琴茶》一诗中袒露的闲适心境，展现了其适性快意的心理特点。
随着两宋文人制度改革的深化，士子阶级的“文官化”进程越发成熟，以陶渊明的田园诗、白居易的闲适诗为代表的茶诗，受到宋人普遍的推崇和效仿。
贬谪闲居是宋代文士的常态，每逢仕途不顺、*场官**失意，道家主张的“乐天知命”给了文人士大夫一个适时的“精神慰藉”，而抱膝品茶的诗意生活，则是通往世外桃源最好的渠道。
当年欧阳修贬谪滁州、颍州期间，醉心山野林泉、闲居品茗。
即便后来重返*场官**，*官高**厚禄，这份生活情调也不曾失去。晚年欧阳修作诗《次韵再作》，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老之将至惟喜饮茶。
（三）佛家：至静无求、达观不羁
除了儒家的“安贫乐道”、道家的“乐天知命”以外，佛家禅宗思想中的“至静无求、达观不羁”同样是宋代士子茶诗精神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佛教高僧禅宗六祖惠能有揭语传世：“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高度概括了佛家思想中无欲无求的至静境界，与向往淡泊宁静的茶诗精神极为相近。
不少文人墨客闲暇之余常常登山访寺，与得道禅僧交往甚密，彼此相约品茗参禅悟道，体会内心与世隔绝的澄明愉悦。
如南宋爱国诗人王洋，晚年曾长期定居信州，就经常到宝刹古庵中寻访僧侣、饮茶论道，并将禅僧烹茶待客的过程记录在《尝新茶》等诗作当中，“人间富贵有纯真，静中此味真殊绝”，将品茶后内心的淡泊宁静描摹得淋漓极致。
南宋末年，社会动荡政权不稳，骚人墨客纷纷躲避乱世遁入山林之中，掀起一股参禅悟道的风潮。
他们将前人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茶诗奉为经典，认为其中包含着抛开世累、自在快乐的禅宗妙理和人生智慧。
酌泉试茶、品茗悟道，尽显宋朝士子独具一格的闲情逸趣，将中国传统的“茶”文化拔高到“禅茶一味”的别样境界。
结语：
宋代文人士子品茶时的心态，因人生遭际的差异各有不同，最终却又殊途同归，不论出自儒家的“安贫乐道”、道家的“乐天知命”，还是佛家的“至静无求”，都能在品茗过程中，静静体悟人生的闲适和快乐。
唐宋两代清茶的盛行，与文人士大夫阶层宁静淡泊的崇高志趣高度契合，也是传统“茶”文化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
1、《茶经》
2、《宋会要辑稿》
3、《神农百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