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2019年12月5日,伦敦佳士得南美私人珍藏专场拍卖会释出一组中国高古青铜器,为德国赫尔曼·罗森菲尔德家族(Hermann Rosenfeld)上一代人1930年代购自柏林一家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商行(China-Bohlken),这组青铜器在海外飘泊百余年后,此次有幸又被中国人拍回故里,今年早春经朋友介绍转让于我。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这组青铜器中,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一件小型 西周青铜祭祀斧 (原注英文如此),两面高浮雕纹饰,纹饰部分一望而知曾被小心清理过,看得出曾经的主人对此器的喜爱。这件器物上手后,经过数月的反复研究考察,得出以下三点心得:

一、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

拿到这件器物时,首先饶有兴味的是上面的高浮雕纹饰,我对高古青铜器的纹饰并不陌生,但 这件器物的纹饰却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充满神秘感。 于是,遍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竟没有一例与此器上的纹饰相合。除此,绝大部分的商周青铜纹饰,除兽面蚕目高浮雕凸出外,主纹和辅纹的表现手法多呈浅浮雕扁平状,而 此器的纹饰均为高浮雕。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高浮雕纹饰放大图

那么这组高浮雕纹饰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主题?是饕餮纹(兽面纹)?还是夔纹?或者是双体龙纹?蚕纹?要么是诸多纹饰的集合体?都似是而非。近两个月都没有理出头绪,找到突破口。看来有必要检讨一下思路,一味用与常见纹饰对比的方式,可能走进死胡同了。

改变了思路,有一天,我突然脑洞大开,之前之所以不解,会不会是一直把看到的纹饰当做一个完整的图案,其实,它也许只是一个完整图案的一半,因为这两面的纹饰是一样的,但方向是却是相对的,假如,把两个相对的图纹连接起来,会不会解开这个秘密呢?

于是,急切地打开电脑,用Photoshop软件制图,把此器两面图纹加以连接并展开, 果然,一幅完整的兽面纹(饕餮纹)正面视图图案清晰的呈现在眼前,两个多月的纹饰之迷终于解开了。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纹饰对合示意图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纹饰对合线描图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周初匽侯盂夔纹

那一刻,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接下来,围绕这件器物还有一些相关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学习。

饕餮纹的主角真的是神怪恶兽吗?

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最初的主题纹样,青铜器出现之前就已经见诸于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先秦古籍如《吕氏春秋》即将青铜鼎上的主纹饰称为饕餮,当代学者则称之为兽面纹,二者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这种纹样在当初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源头是自然界中的动物?还是想象中的神兽?或者是几种动物的集合体?直到今天也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通常兽面纹的特点是:

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有的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双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躯体或尾,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大同小异。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李泽厚先生对青铜器饕餮纹有过这样的评语:

青铜器纹饰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所表现的,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其统治的利益、需要而想象编造出来的标记,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表示出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他认为饕餮纹是想象出来的、标记性的、超越世间的神秘的动物形象,并不与世间某种动物相对应。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商晚兽面纹钺图纹

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所谓兽面纹的主角是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恶兽。举《吕氏春秋·先识》为证:“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这是说饕餮这个动物,有头无身,吃人还没及咽下去,自已就把自己害死了,这不是报应吗?这其实是望文生义,形而上学的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如 张光直先生,他虽然也同意“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但他认为:

这些动物纹样不是为了威吓,而是为了与神沟通。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把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神的力量,人们对神灵充满敬畏之心,乞求神灵,取悦神灵,借助神力以支配事物,因此这些怪异动物纹样也就代表着神秘和权力。

我基本赞成这个思路。

还有一说是商朝的统治者铸饕餮纹,目的是号召节俭,劝戒贪婪。这种解读听起来也有些牵强。

除上述神异说外,也有一部分学者说饕餮纹的主角其实是牛、羊、虎、鹿、山魈……等等。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影响力最大。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是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物文**中多有出现,这是他们的依据。

我本人则更认为兽面纹的原型是耕牛而并非猛虎之类的恶兽。理由是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化贯穿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发展,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牛已经被先民训化役用,在动物中牛对先民的贡献应排在首位,所以先民对牛给予感恩心理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才把牛的形象雕制在玉石或铸造在做为礼器的青铜器上。兽面纹中的绝大多数有角已经揭示了牛就是兽面纹的主角,而没有角的虎是不可能占据兽面纹的C位的。当然,这种图案化了的牛纹一经发明便被神化,即已脱离于现实生活并不断加以演变。随着历史上发展,青铜器纹饰不断丰富衍化,兽面纹逐渐成为多样化的青铜器纹饰之一,而不再唱独角戏了。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商晚青铜兽面-陕西岐山出土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战汉青铜铺首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商彝兽面纹-上博藏

三、鏚钺斧之辨

此青铜器于拍卖图录注明的是西周青铜祭祀斧,此命名恐不确。在古代象征王权的兵器中,与斧相似的有两种,一为钺,一为戚。它们都脱胎于原始斧,只是后来功能发生了剥离。

按,商周青铜兵器中有一种其形与钺相仿佛者,名曰鏚,从金从戚,现在用的戚是简化字。本义是指古代一种类似于斧形的兵器祭法器,不但和钺相似,功用也一样,曾经是王权的标志和乐舞的礼器。 之所以说拍卖图录称此器为祭祀斧不确,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于祭祀的礼器,而是在祭祀仪上用于做法的法器。《左传》记载:“戚钺鬯,文公受之。”

这句话是说晋文公接受了戚钺和酒,说明戚和钺虽然形状相似,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然,何必有两个名称呢?戚和钺是两种大小不同、功用相类、都象征王权和神权、由兵器演化而成的法器。从出土的玉戚来看也确实如此,形制较小,仅相当于同时期玉钺的三分之一。虽然古文献中记载的戚和钺都说是斧,但对于钺,明确说是“大斧也”,戚却是小斧。大小之别,恰恰是二者的主要差异。 《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依《毛传》,戚小于钺。”钺为大斧,戚为小斧,史载甚明。 戚、钺并称,显然不是同一种古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商晚龙纹鏚-上博藏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西周早期龙纹鏚-陕西宝鸡出土

作为王者之器,钺和戚是同等重要的,但却是两种称谓、规格大小完全不同的法器。许慎在《说文》8356中援引《司马法》曰:“夏执玄钺,殷执白戚,周左杖黄钺,右秉白髦。”可是,明明刚引完钺和戚是两种东西,他紧接着却在《说文解字》8357中又将戚释为:“戚:戉(钺)也。从戉(钺)尗声”。看来,在考古实践中,对钺和戚不加以区分,或统称为钺,从汉*开代**始就不严谨了。

结论:我手中这件器物与常见的商周青铜钺相比,差不多小了三分之二,应为戚无疑,非钺非斧。

古籍中对戚的记载并不鲜见,如上古“舜舞干戚而服苗”的传说: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 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斤,执干戚而舞之。《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

舜执干戚而服有苗。《淮南子·卷十三·汜论训》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

上述记载都是讲的上古舜时,有少数民族苗族不服舜的统治,大禹拟出兵诗讨伐,舜不同意,称德不宽厚而以*力武**镇服,不是好的统治之道,于是修政三年后,向苗族首领展示盾戚之威,苗族乃服。

戚似是手持起舞使用的,据《礼记•乐记》记载,古之舞者,左手执盾,右手执戚。所以戚并不象钺那样要*绑捆**在木棍上在某种场合用于表示君王、贵族的权威。

但戚、钺的区别可能还不仅仅是大小之别,钱耀鹏先生在《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中指出:

有关《诗•大雅•公刘》中“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之句,毛传云:“戚,斧也。扬,钺也。”明显视戚为斧。但《说文》又释戚为“戉也,从戉尗声”。而《汉书》颜师古注曰:“钺、戚皆斧属。”尤其在涉及商代(王)时,或戚或钺,如“殷执白戚”(《说文》引《司马法》)、“汤自把钺”(《史记•殷本纪》)等。这些情况说明,所谓戚,或斧或钺,皆无不可,但又没有证据显示戚的尺寸大小介于斧和钺之间。另据《礼记•乐记》记载,古之舞者,左手执盾,右手执戚。在礼制森严的王权社会中,作为武舞用戚,既不宜过大更不能逾越礼制。若把“殷执白戚”和舞者用戚联系起来,则商王之戚不大可能等同于舞者用戚,即戚类兵器本身可能也存在着大小之别。看来,斧、钺和戚三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仅仅局限于尺寸大小方面,可能还涉及形态特征方面的区别。

从这些角度讲,戚的定义还需要借助史料和出土*物文**来进一步佐证。但不管怎么说, 出土的戚大大少于钺,这是在考古报告中被证实了的事实。

顺带再说一句,古文字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就是戚钺的象形字,这也印证了戚钺曾做为古代王权象征的历史事实。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刘春声︱鏚·钺·斧之辨

金文(拓片)中的王字

综上所述,如果为这件从海外归来的青铜器“验明正身”,似应定名为青铜戚,年代应为西周早期或商晚之间,高浮雕图纹应为兽面夔纹,当无大谬。

2021年6月1日于京西宜斋

作者简介

刘春声,文化学者,笔名齐庚,别署宜斋、*风汉**堂主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专家库成员,北京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天雨》,文化散文集《探花集》、《情满吕梁山》,专著《中国古代镂空花钱鉴赏》,《打马百钱》。主编出版首部《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编》,发表文学、学术文章150余万字。原创公众号《文史宬》。

本文已由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