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劫后重生的江宁府。
位于金沙井的金陵城隍庙旁，一个瘦弱的老男人无声无息的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死后留下了不多一点的财产和多到论堆的手稿。此人早已是无儿无女，所幸还有几个弟子门生，而且都是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体面的中年人。这几位弟子把手稿从老师家中搬走，准备好好整理一下，等到日后有机会付梓，也算是给师生一场的交代。
但是，这几位已经算是见多识广的士君子们发现，老师留下的这些以日记为主的遗稿通篇都是写让人看了头疼的奇谈怪论，而观点都已经偏激到了大逆不道的地步，如果不是因为对自己的老师十分了解，这几位还真会觉得说出这种话的简直就是个“灭霸”——如果是在一个世纪前，在那个只凭着对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深文周纳其中便能够兴起一场*杀屠**的乾隆朝，那么这个老男人就绝不会这么安稳的死在家里——十有八九是要给朝廷拉到十字街头剐了。
这个“幸运”的老男人就是汪士铎。他本名汪鏊，字振庵，别字晋侯、梅村，号悔翁，最后又改为“无不悔翁”。是道光庚子年乡试的举人。他活了八十七岁，一生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被认为是晚清一个有一定名头的历史、地理学家。
汪士铎想象中的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汪士铎。
汪士铎祖籍徽州，但按照三代入籍的老传统他也确实是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作为一个书生，前半生汪士铎的日子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过得波澜不惊：靠着教书、打零工养家糊口，最值得炫耀的是在三十九岁那年中了举。但是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的大队人马杀进了南京城之后，本来打算北上参加会试的汪士铎便被困在城中做了俘虏。从此就和很多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从“小确幸”的生活顷刻间就堕入了无间地狱。
作为千古兴亡之地南京又重演了二百年前被清军攻陷的一幕，有气节的儒臣们大多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殉节的方式来证明一个读书人的最高价值：“士为知己者死”。比如三代忠烈、与林则徐交情不浅的丹青老将汤贻汾就在落城时写下绝命词，之后便穿好衣冠，向北九叩，叹曰：
“臣老惫无状，不能死疆场，请为历以杀贼！”
然后赴水而死。
汤贻汾
但是，汪士铎不想做英雄，他没有选择殉国，而是认真的苟活下去。他蓄了长发、穿了太平军的号衣，毫无反抗的做了“顺民”——他想活下去，因为他还有家。
此时的汪士铎家中有一妻、两女、一子。媳妇没什么文化，但是贤惠、能干、很省心；大女儿回娘家守寡；小女儿体弱多病；儿子才两岁，是这一家的香火。为了他们，什么大义凛然、舍生取义都可以向东洋大海里抛！作为一个丈夫、父亲、普通人，汪士铎这么想，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他太幼稚了。
同为穷书生出身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及其一干人马在进城后几乎立刻就着手把南京城变成一个大军营和大修道院。在这种制度下，汪士铎和很多老百姓一样，迅速的家破人亡，只剩下了自己孤单一人。
血淋淋的事实让汪士铎放弃了对太平天国的侥幸，于是就拼了命的逃出城。之后辗转投奔到了胡林翼、曾国藩统领的湘军麾下。此时的汪士铎无异于再生之人，但跟大多数吃过苦、受过罪的人一样：残酷的现实并不会保证什么人长大，但却绝对会把任何人都变老。
这会儿的汪士铎觉得经痛心疾首，他开始把所有怨毒都发泄到了自己的日记里，而发泄目标则是最安全的对象——那些作古千百年的圣贤们。他恨周公、恨孔子、恨那些所有主张推行仁政的古人们。尤其是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他恨得做梦都想撅开这些老夫子们的土馒头，将其剉骨扬灰。因为这些人竟然企图让这个世道充满了“生生之乐”。所以在《悔翁乙丙日记》里骂道宋儒最坏，因为他们“徒美谈以惑世诬民”,而“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工次之，武生次之”。所以汪士铎认为理想的社会就该推行商鞅、申不害、韩非的理论，把这些愚夫愚妇们往死里干！！！他期盼着希望秦始皇能够复活，统领白起、王翦、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们屠光那些儒生、游侠，再把那些无知草民作践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才是“为苍苍者一洗之稂秀”、“杀无道以就有道”……甚至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汪士铎就大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说出了一番“理客中”的“高论”：
“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等类……无卜巫术数，禁烟及惰……此皆胜我（大清朝）万万······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
同时汪士铎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女人是一切灾难的祸根。因为女人最没用。比如当初南京城陷后困居城中，因为的长女是识文断字的才媛，所以就被征入东王府作书记，随后死于非命；小女病弱且不识字，在被编入女营后不堪劳役而自杀。所以“乱世无妇女第一。否则须大足识路，须能言，应机诡谲善辩” 。为此汪士铎还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
“生女必强悍，生男必狡诈”。
但是，这些狠话，只能自言自语的写在日记里，因为汪士铎发现，此时自己生存的保障、湘军大帅曾国藩，跟自己完全是不同的两种人。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咸丰九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地点是武昌城。当时曾国藩对汪士铎的认识是“其学精于舆地”、“又精于小学”。而之所以在百忙之中接见这个寒士，则是因为同事胡林翼的推荐。
但是，曾、汪这俩人彼此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共同点——曾国藩是农民的孩子，谦逊稳重，行动力强、责任感更强。虽然不轻视当时作为学术主流的“乾嘉朴学”，但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道学先生。尤其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A.D.）七月，曾国藩在向一代儒宗唐鉴请教了为学之方以后，便终生以程朱理学为自己唯一的信仰。
而汪士铎却是个痛恨宋儒、四体不勤、还有点市侩习气的大龄“愤青”——说白了，是一个弱男子。如果不是命运，两个人怎么谈都谈不到一块儿去。而且，消息闭塞的汪士铎还曾经大骂原宰相穆彰阿:
“在位二十年……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而这位穆相爷就是对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的伯乐······当年就是穆彰阿欣赏曾国藩学术诗文俱佳，而且是家中祖父母、父母、弟妹、妻子、子女一应俱全的大福之人，才向道光帝极力推荐，从此成就了曾国藩的仕途。骂人家“欺罔蒙蔽”——也就是说你汪士铎看不起他曾国藩呗！
湘军大破太平军
幸好曾国藩就是曾国藩，面对着一生贫寒、家破人亡、有才无行的汪士铎，他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而不是门户之见或是以高位自居，轻贤慢士。那怕是眼前这个长自己十岁，但是却依旧“不懂事”的书呆子，毕竟“中下之才”也是人才，不应被埋没。此后的十几年间，汪士铎在湘军幕中一直负责书局的工作，表现虽然差强人意，但曾国藩也不计较，并且一直对关照着汪士铎。尤其是金陵收复之后，曾国藩开金陵书局，一方面是对文明的抢救，另一方面也可以顺便让汪士铎这类人能在书局内混口饭吃。
汪士铎回到了旧宅，回想起往事真有隔世之悲。原来的家已经没有了，甚至那个强势刁蛮的续弦吴兴沈氏也不在了。汪士铎烦她、瞧不起她，但是不敢离开她。因为自己的生活需要这沈氏照顾。自己的旧居曾经被太平天国的干王霸占，后来朝廷又将此处"金沙井贼遗老屋"改为江宁府城隍庙和收养济丧失劳动力的寡妇慈善机构“崇善堂”。汪士铎便每日与他最仇视的“鬼神”、“妇人”为邻，一直到光绪十五年默默无闻的死去。
他至死都是个弱男子。
这里也是汪士铎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