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经济效应研究的DSGE模型范式与机制

首先，货币因素考虑较少引致财政政策效应相对微弱进而实证结论不一致。评价财政乘数的实证方法，主要包括结构经济计量方程、VAR和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

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结构经济计量模型识别要求足够名的外生变量面临卢卡斯批判和识别假设不可信挑战。

Sims给出向量白回归(VAR)作为替代方法，并在其创新研究推动下出现长期限制、短期限制、基于制度特征的符号限制等替代方法。

从识别政府支出冲击关于经济可能效应的实证证据看，GDP效应是否大于1以及私人消费是否上涨等核心问题仍存分歧。

与政府支出关于GDP的巨大效应目存在消费挤进相反，立足规避凯恩斯主义模型较少考虑跨期最优和预期对于总体经济活动决定的影响。

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模型,以及将短期内凯恩斯主义和长期内古典特征融合起来的新古典综合框架，贡献评价财政政策产出和消费效应的跨期替代和财富效应机制，而实证结果则基于负向财富效应预测政府支出上涨挤出私人消费且GDP效应微弱。

其次，一般均衡视角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效应的机制渠道。针对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框架对于预期因素刻画不充分缺陷，融合跨期最优化的微观基础与凯恩斯主义名义和真实刚性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成为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效应的主流模型框架，粘性价格或工资，使得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影响真实经济活动，存在产出效应。

由干引入交错价格和工资设定的粘性价格特征，“后向价格指数化”放大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加重凯恩斯主义色彩。真实刚性通常包括调整成本(如投资调整成本)以及拇指规则消费者。

政府支出影响均衡的一般理论机制为将政府支出冲击视同为需求冲击。政府支出增加→垄断竞争性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产品需求提高一中间产品生产企业提高劳动需求，以市场价格满足需求→较高的劳动需求提高真实工资和真实边际成本。

政府支出的一般均衡影响取决于，政府支出增加引发的跨期和期内替代效应以及财富效应权衡，因为三种效应的相对规模决定了政府支出增加后真实工资、就业、消费和通货膨胀如何反应。进而，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对于确定真实利率、消费和通货膨胀路径产生影响。

适应政策当局试图在特定经济周期态势下有所作为并付诸政策实践后政策于预绩效评价的客观需要，集中于财富效应以及替代效应之间的权衡关系。

遵循若摒弃李嘉图等价则财政乘数规模变大逻辑，学术界在修正偏好、引入非完美市场和不完善劳动市场、突出微观经济主体预期以及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等方面进行探索。

中国国债实践及经济效应相关思想

中国国债的经济增长效应理论相较于西方发展较晚，起源于晚清时期，初步形成于民国末期和新中国初期，在一九八一年我国恢复国债发行后迅速发展并日益成熟。

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国债实践及相关思想

国债产生的前提是国家的出现。国家作为非生产的*力暴**机关，为实现其政治经济职能，必须设置权力机关，而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则需要对国民征税。

据史料显示，中国租税制度始自夏朝，在《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着“夏后氏五十而贡，所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中的“贡、助、彻”，即为中国奴隶制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早期田赋制度。而国债是税收产生后的一个最早的财政范畴。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以度支节用、轻徭薄赋、广贮厚积、充实府库等理念为主，即使在封建王朝末期，中央财政极度困难时，也是通过直接增加税赋、卖官鬻爵等巧取豪夺为主，较少出现中央政府向民间借债的现象。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政府向国民举债事件当属“债台高筑”。东周时期周赧王为出兵伐秦，由于领土狭小仅凭税赋无法凑足军费，便向富商地主借款。然而由于东周军无功而反。无法偿还借款，周赧王也逃至高台躲债。

据《后汉书·顺帝纪》记载，东汉汉顺帝时期，为与羌族等边陲少数民族作战，在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情况下，汉朝中央政府向国民借债作为军费。

分别于汉顺帝永合六年正月、七月，汉安二年向诸侯国进行三次借款。到东汉汉恒帝时期，据《后汉书·恒帝纪》记载，在汉恒帝延熹四年和延熹五年又有两次中央政府举债，通过向诸侯和公卿以下官吏预借租税和俸禄的办法，筹资办警军粮。

由于*队军**会污军饷，人民负担加重，汉顺帝和汉恒帝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债台高筑”的现象，但却为汉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对北魏发动了三次北伐战争。在北伐期间，宋文帝坚持不向人民增加赋税来充实军费而是减少了官员三分之一的俸禄，并向富民和僧尼借用资财，约定事息奉还。宋文帝采取发行战时国债的轻赋税的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于东晋以来的民生状况。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导致连年混战，唐德宗李适时期由于无法负担巨大的军费支出，不得已向富商借款。

据《旧唐书·卢杞传》记载，唐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年)，宰相卢杞在中央政府财政极度困难情况下，提出钱财超过万贯的商人，留下万贯作为基业，剩余的钱财借给官府来作为军费。

唐德宗下旨允许，并约定停战后用“公钱”偿还。然而由于卢杞等人借机搜刮民众财产导致民怨沸腾，最终以失败告终。

北宋宋神宗时期，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为应对与西夏战争军费的临时性周转，朝廷下令河东路宣抚司向富民借款，由转运司负责偿还。

同年，由于河东军费不足，宋神宗更是下令三司，向皇帝内藏库银借款二十万两。由于是临时性周转，这些借款很快就偿还了，并没有出现违约现象。

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不断，南宋政府在增加税赋的基础上举债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据《宋史·高宗五》记载，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于民间预借秋科苗米”、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年)“诏诸路转运司括借寺观田租芦场三年”和绍兴六年(一一三六年)“诏预借民户和绸绢全二分”。

可见其主要方式是通过预借秋天应缴的官粮“苗米”、寺观田租以及政府官方购买丝织品预付款“和买钱(和绸绢)”等，并于绍兴六年(一一三六年)正月“还预借坊厂钱”，偿还了之前的借款。

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已经有举债的行为，由于地方政府偿债不及时，宋高宗分别于绍兴十六年(一一四六年)、绍兴十九年(一一四九年)，下诏书禁止州县向百姓预借“苗米”和“和买钱”。然而直至南宋末年，地方政府仍有向民间“预借”的举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