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上的文人交际
围绕着西湖，古今文人，留下的名句难以计数，形成了西湖文化。西湖山水，亭台楼阁，山寺月夜，一景一物，让明人流连忘返，哪怕别离多年，仍魂牵梦绕，不能忘怀。
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天，袁宏道第一次至杭州游玩。他一早从武林门而出，望着保俶塔矗立于悬崖上，心已飞至湖上。在昭庆寺吃了茶点后，袁宏道泛舟于湖中。“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袁宏道生病之后，犹神往西湖，以为此地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
嘉定画家李流芳，二十余年间，每年必至西湖。他的老友张子薪体弱多病，无法去一睹西湖胜景。每逢李流芳去西湖，张子薪就拿本空白画册，请李流芳为自己画上几张西湖山水，供他一解对西湖的相思之苦。晚年的张岱，无数次梦回西湖，写下了《西湖梦寻》《陶庵梦忆》。
更有一群文人在杭州结成诗文团体，与西湖“长相厮守”，他们常年在湖上泛舟游玩。舟游西湖，以西湖文坛盟主汪汝谦做到了极致。
汪汝谦是徽州歙县人，汪氏在当地是望族，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之谓。因为爱慕西湖胜景，汪汝谦携带家眷迁居杭州缸儿巷，建“春星堂”。汪汝谦世代经营盐业，富有财力，在杭州定居后，广泛交游，将舟游带入了高峰。
西湖楼船，源自张岱祖父的朋友包应登，他营造了三艘楼船，是西湖最早的楼船。头号船设置歌筵，储备歌童，二号船满载书画，三号储备歌伎美女。汪汝谦的弟弟汪季元也有条船，名“洗妆台”，船体宽大，可匹敌楼船。汪汝谦对此却不以为意，因为楼船船体宽大，无法深入到一些幽静的胜景，逢桥只好停住。
楼船价格高昂，不是一般文人所能承受。建不起大船，心酸的文人转而贬抑大船，并发表“三不宣言”，舟不必大、不必华、不必高，能容纳三五人足矣。当宽大奢华的楼船在水中缓缓而行时，高雅之士乘着轻快若蜻蜓的小舟，翩翩进入风景最妙的里湖。
《红梅记》中泛舟游湖场景汪汝谦有几条小游船，名曰团瓢、观叶、雨丝、风片之类，颇是别致。柳如是寄居汪儒谦的西溪别墅时，曾向他借条小舟，从西溪划至西湖。
天启三年(1623)，汪汝谦偶而得到了珍贵的木兰树，就斫而为舟。舟长六丈二尺，宽五尺一。舟入门处，储存美酒数百壶，再进去有方丈之地，可设置两桌酒席，此外还有壁橱可以放置文墨，有小室可以休憩。在船体结构上，他也做了改造。他将楼船的楼改为台，降低高度，可以穿过桥孔。楼船的好处是可以登高望远，汪汝谦又别出心裁，设置了露台，露台上的栏杆与帷幔可以拆卸，能穿过白堤。舟名“不系园”，取自《庄子》“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
汪汝谦的友人黄汝亨，游玩黄山时见竹筏荡于山溪之中，隐士携酒立于竹筏之上顺流而下，且饮且歌，飘逸无比。回到杭州后，他效法隐士，以巨竹浮于湖面，建篷屋于其上，“朱栏青幕，四披之，竟与烟水云霞通为一席，泠泠如也”。竹舟名为“浮梅槛”，每出游西湖时，观者如堵，目为西湖未有之事。
“不系园”造成后，为防止一些人将画舫当作狎妓之所，降低了文化品位，汪汝谦特请老友黄汝亨为画舫订约，约定“十二宜九忌”。
十二宜者，为“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淆不逾五簋、却驺从”。
九忌者，为“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借”。
晚明清淡之风盛行，往昔的山珍海味被清淡精致的食物所取代，遂有菜不超过五盆之约。食物所讲究的是意境，茶笋、莼鲈、秫酒之类已成为文人的标配食物。菜虽清淡，酒却要醇厚，画舫之中存有美酒百壶，足够尽兴。舟中还有书画可赏，有小童煮清茶，有名伶颂婉歌。
不过“不系园”的船体终究还是太大，无法穿过苏堤六桥，领略里湖风景。五年之后，崇祯元年，汪汝谦汲取“不系园”的经验，又新造了“随喜庵”。此时崇祯初登基，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汪汝谦希望借建造画舫，恢复西湖上的文坛盛事。
汪汝谦的两艘画舫相继制成后，“名流、知己、美人”登舟游湖络绎不绝，对于这样的声色之地，高僧们也毫不示弱，相续而来。在一个清夜，汪汝谦、一名高僧、一名*女妓**，游湖赏月。游湖时，禅意四溢，触动心扉，汪汝谦不由作诗云：“衰弦弹画舫，凉月上罗衣。约束禅心净，宁随柳絮飞。”
参禅、名妓、游湖，就这样被诗意地结合在一起。
汪汝谦的画舫，吸引了很多著名文人，董其昌、陈继儒相续登舟，逍遥于西湖山水之间。汪汝谦将文人们在画舫上所咏之诗，结成诗集《不系园集》和《随喜庵集》。
1634年秋，张岱与名伶朱楚生一同前往西湖，准备乘“不系园”游湖，与曾鲸、陈老莲、赵纯卿等友人相遇。张岱一见大喜，邀请众人同登“不系园”，共游西湖。
当日众人在湖上，弹三弦子，唱曲*箫吹**，以北调说《*瓶金**梅》。陈老莲更挥毫为赵纯卿画古佛，曾鲸为赵纯卿绘像。曾鲸是当时最有名的肖像画家，他吸收了西洋画法，创造出“墨骨法”，“每画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明末清初名人如董其昌、王时敏、张遂辰等人，曾鲸都给他们绘过像。
董其昌与汪汝谦关系密切，至西湖，二人必一起游山玩水，赏画评书。汪汝谦的“随喜庵”船舫，即由董其昌命名。山人陈继儒与汪汝谦交游密切，每至杭州，必要在画舫上流连忘返，把酒言欢。陈继儒的宴席上，名流汇集，名伎放歌，通宵达旦。酒酣之时，这些文人泼墨挥毫，或吟诗，或作画，热闹无比。
夕阳西下时，酒意懒散，舟泊断桥之下，丝竹之声，袅袅响起。至夜，舟飘于西湖之上，此时月色苍凉，直至东方将白，客人方才散去。
某年中秋夜，张岱、陈老莲搬来一坛酒，至西湖登船且游且饮。船行于水上，明月倒映于水，凉风拂面，何其清朗。至玉莲亭时，一女子在岸上召唤，请求搭船至前方。张岱见女子年轻貌美，欣然应允。女子上舟之后，轻衣罗衫，文静可人。
明月、美人、佳酿，陈老莲大喜，邀女子同饮。女子也不怯懦，举杯与人对饮。饮至二更时，女子见已到归处，便告辞而去。陈老莲为当时最杰出之画家，所绘《水浒叶子》等图，流传千古。
程嘉燧《西湖画舫图》看着如此美丽的女子，陈老莲恋恋不舍，询问女子所居何处。女子笑而不答，上岸之后，径自回家。陈老莲如何肯错过此等良缘，上岸之后尾随，想探询女子住所。不想女子步伐较快，上岸之后不久便走过岳王坟，陈老莲酒后步履踉跄，追赶不及，怅然而归。
一些财力相对有限的文人，看着画舫穿梭在湖上，船上载歌载舞，心中羡慕不已。为了能弄到一艘画舫在湖上游玩，文人们还玩起了众筹。发起者约上十人，每人每年出钱十千，购置一舟。舟初次给发起者使用，此后轮流使用。
一直以隐遁山林自诩的陈继儒，看着如此神仙般的生活，也心神荡漾，心向往之，“明年，弟亦买舟西湖中，作无名渔夫”。
陈继儒隐遁山林，声名闻于天下，三吴之士皆争为其师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称“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陈继儒七十大寿时，汪汝谦赠其女画家杨云友的画作为贺礼。陈继儒去世前，汪汝谦又至东佘山看望他，二人长谈，回顾人世变迁，不无感慨。
汪汝谦逍遥江湖，为人洒脱，以画舫为中心，与各地名士、名伎结交，并在杭资助了一批艺术家。曾鲸、陈洪绶、蓝瑛、谢彬等画家，都受过他的资助。他将女画家杨云友的画介绍给柳如是，请柳如是加以评论。又将柳如是的书信集送到女画家林天素手里，请林无素作序。
汪汝谦与柳如是、王微、杨云友、林天素、张宛仙等名伎关系密切。对柳如是，他是无比关爱，甚至帮她寻找可以托付终身之人。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柳如是寓居杭州，寄于汪汝谦宅中。汪屡屡为她寻觅能“启金屋者”，奈何所介绍之人，都不入柳如是的法眼，最终才觅得钱谦益。
他专门为杨云友刻印《听雪轩集》，所收诗歌，多为文人陪同杨云友乘画舫游西湖，听琴观花时的唱和。他对杨云友也充满了感情，他踏雪去拜访佳人，当日，榻几之上洁净无尘，若室外白雪一般，屋内美女凭栏，何其让人迷醉。
他对女画家林天素一往情深。天启二年(1622)的一个夜晚，风雨不息，独坐书斋之中的汪汝谦恍然入梦。梦里，他见到一位“形神清越，风气高迈”的老人，带着他在院落里参观。忽然之间，见一女郎从房中珊珊而出，停留在鲜花之旁，女子缟衣翠带，恍若仙子。老人告诉汪汝谦，这是自己的女儿，他还想为她找一个佳婿。
汪汝谦注意到，女子手持的团扇上的画，若林天素的手笔，正欲与之深谈之时，却从梦中醒来。梦醒后，他翻阅林天素的画作，无限惆怅。汪汝谦将此梦公开，陈继儒等文人纷纷赋诗吟咏此梦，汪汝谦遂将这些诗篇编集，由陈继儒题为《梦草》。
1654年，张宛仙等人流落杭州，投奔汪汝谦。七十八岁的汪汝谦此时财力已不复往日，仍卖田二十一亩，接济这些“饥寒之客”。对张宛仙，汪汝谦极为欣赏，极尽优待。张宛仙小睡之时，汪汝谦特意请来曾鲸的高足谢彬，为她绘制《海棠睡未足》图。
对此画，文士们竞相追捧，钱谦益、李渔等人纷纷咏诗唱和，最后结集为《梦香楼集》。就在此年七月，汪汝谦去世。弥留之际，汪汝谦神明湛然，与众友人品画谈诗，*箫吹**摘阮，在与友人告别之后而卒，享年七十九岁。
乐事已尽，豪华已非，游戏也停，星斗灿烂，水光映翠。画舫已去，情人何在？
画中风流唐伯虎
历经坎坷之后，他面对青山绿水，说出了“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般高雅淡泊的话语。可他终究是生活在凡尘俗世之中，他的诗词书画可以出世，可他的人却要入世。
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是每个书画家都要考虑的大事，哪怕是他唐伯虎，也要为稻粱而谋。
明成化六年(1470)，唐伯虎出生于苏州阊门。因为是寅年出生，所以名寅，字伯虎，后世以唐伯虎而称之。唐伯虎家中开了个小酒食店，少年时的他“居身屠酤，鼓刀涤皿”，每日里不时还得帮洗碗碟，杀鸡鸭。天生才华难自弃，虽是小酒肆中的店小二，唐伯虎却能写就风流文章。
十六岁时，唐伯虎与文徵明一起参加考试，文徵明未中，唐伯虎以第一名中秀才，“四海惊讶之”。少年成名之后，唐伯虎未免轻狂。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对唐伯虎一直爱护有加，不遗余力地帮助他。这样一个慈祥忠厚的长者，不时批评唐伯虎为人“轻浮”。
至二十五岁时，唐伯虎家中遭到变故，父母、妹妹及第一任妻子接连去世。唐伯虎家的店铺无法继续营业，门户衰废。为了生活，唐伯虎给人写墓志铭，赚些钱补贴家用，同时准备乡试。
依照科举制度，乡试前要经过提学考试，不通过者不得参加。提学考试由监察御史主持，此年的监查御史是浙江人方志，他不喜欢言行放荡、为人轻浮的唐伯虎。所幸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帮忙，在苏州知府曹凤面前说好话，唐伯虎才得到曹凤推荐而能参加乡试。
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至南京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此年冬，唐伯虎意气风发，沿京杭运河进京，准备参加来年二月的会考。与唐伯虎同行的还有一人，此人名徐经，是江阴人。徐经有个玄孙在后世鼎鼎有名，即徐霞客。徐经家是江阴望族，富有财力。虽家中广厦千间，徐经却酷爱结交四方贤士，终日与人论道，喜高谈阔论。
徐经比唐伯虎小三岁，头脑灵活，家境富裕，却与贫寒的唐伯虎交往密切。此番北上赶考，二人结伴而行。两人一个有钱，一个有才，到了京师后，徐经、唐伯虎都不安分。两人一起拜访在京师的同乡前辈，每次都由徐经备上厚礼。徐经时常带上戏子数人，与唐伯虎驰骋于都市中。两人的高调行径，让外界议论纷纷。
在所拜访的人中，有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徐经献上重礼，从学于程敏政，程敏政收了礼物，自然要讲些自己的学术思想。程敏政是此科的主考官，在讲学中不免有涉及试题的内容。此科题目中有冷僻的《退斋记》，徐经从程敏政处间接推断出来，“矜夸喜跃”，也告诉了唐伯虎。
二月，此科考试结束后，有人弹劾，称考生尚未入场，题目就已泄漏。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狂童孺子，天夺其魂”，将题目出示给众人。三月，徐经、唐寅被捕入狱。徐经在狱中受不过拷打，招供曾以金币行贿程敏政。四月，程敏政因为涉嫌泄露题目，被捕入狱。查验考卷时却发现，徐经、唐寅都未曾考中。礼部也裁定二人未有作弊。
程敏政被囚于监狱一个月，感染了伤寒、霍乱等病。有大臣上奏，请求释放，以照顾大臣的体面。程敏政出狱不过四日，痈毒发作身亡。此案以“风闻”而立案，经过数月审理，却未能查实。虽如此，唐伯虎、徐经被牵连革黜，罪名则是与大臣频繁交往，请大臣作序文。
至于此案的起因，就徐经而言，在京师之中招摇炫富，招人妒嫉。唐寅则盛名在外，隐隐有此科状元之势，也惹人妒嫉。唐寅后来在给文徵明的信中回忆道：“北至京师，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此案之后，徐经愤愤不平，多次进京谋求平反，正德二年病死在京师。唐寅则态度消极，在徐经认罪后“不复辩”，此生也未谋求平反。
唐伯虎被释后，带着创伤返回苏州，此时的他，再无以前的万千豪情。回到苏州后，妻子对他冷嘲热讽，家中房屋也已破败。此时此际，“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唐伯虎赋闲在家，心情抑郁，每日饮酒，被老婆嘲讽了多次之后，愤而休妻。之后唐伯虎“放浪形迹，翩翩远游”，观海于东南，泛舟于洞庭。
科场此案对唐伯虎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心灵创伤，但他没有消极于世，既然不能在仕途上发展，那就全力在文坛、画坛上经营，一样可以流名于后世。他前半生的精力，付诸科举之上，牢狱之灾使他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后，他与往昔告别，斩断了羁绊。更甚一步，他甚至摆脱了家庭，离婚独居，独立于自己的世界之中。“镜里自看成一笑，半生傀儡局中人”，托之丹青以自娱。
三十四岁时，唐伯虎在苏州桃花坞买下了一处废园。废园溪水环绕，矮屋颓墟，屋外有三亩菜田，墙角有一棵梅树。搬到桃花坞居住后，唐伯虎过起了醉生梦死的日子，祝允明说唐伯虎在桃花坞：“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
唐伯虎居住的苏州，是明代书画交易的中心。苏州繁华，富甲天下，富豪们纷纷购置土地，修建园林。一时间园林遍布，各自争辉。单单建个园林，若无文墨点缀，园子的主人必将得个粗鄙土豪的恶名。于是土豪们开始追捧古人书画，导致江南地区书画交易发达，此种风气，一路蔓延，很快遍及全国。
土豪们捧着一堆堆银子，四处寻求古人真迹。古人存世的书画少，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土豪们就追捧当世书画名家，一个个适应市场而生的书画大家们声名鹊起。
生活在苏州，才华横溢，画笔超群，照理说，唐伯虎应该能靠书画过上惬意的生活，可他的诗文之中却显示，他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文徵明、沈周、唐伯虎、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一个闻名遐迩的大画家，真的不能以画画谋生吗？
唐伯虎在书法、绘画、诗文上有着不凡的造诣。顾起元认为唐伯虎是一代奇才，“诗赋胜于枝山(编者注：祝允明)，而画高出沈石田(编者注：沈周)、文衡山(编者注：文徵明)之上”。在绘画上，唐伯虎先学于沈周，后学于周臣。周臣是苏州“院体画”大家，传世有《乞食图》等。唐伯虎的画，融汇了“院体画”的格局，又得南宗之神髓，参松雪之精华，大受市场追捧。
最为民间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高雅淡泊的山水画，而是风情万种的仕女画。他所画的女子，多取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其中多有*楼青**女子，这也与他寄情声色有关联。仕女画在江南地方上市场颇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风的开放，声色之风盛行。姿态婀娜的仕女画像，受到文化品位一般，却又要冒充文化人的土豪群体追捧。既然利于市，唐伯虎就妙笔绘秋香了。
唐寅《王蜀宫妓图》就书画圈而言，功底固然重要，可名气更重要。一个画功一般，名气响亮的画家，书画价格往往胜过质量过硬，但无名气的画家。名气越响亮，书画价格越高，抢购的人就越多，名气一般的书画作家的作品少有人问津，只能苦熬，等待出名的机会。
唐伯虎的名气，足够响亮。
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唐德广就对人说：“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唐伯虎少时成名，至科场案后更名传天下，此后他放荡不羁，在江湖中名气响亮。一个充满了传奇，又能把握市场的书画家，怎么能不被市场追捧？书画生意好的时候，唐伯虎忙不过来，就请老师周臣代笔。
名气有了，唐伯虎当时画价如何？
对士人们来说，“手执卷轴，口论贵贱”，是有*身失**份的事。士人常聘用中间人，不惜巨资，多番游说，将画购入。对于书画的成交价格，大多数交易者都避而不谈。唐伯虎的画价，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载，不过可以与“吴门四家”的其他三人做比较。
李日华买沈周的《灞桥诗思》画卷，价格是几两银子。文徵明初出道时，尚无名气，价格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十余年后，水涨船高，暴涨几倍。仇英的画价格高，因为他画画时间较长。吴中巨富周六观请他在家中住了六年，画了一幅《子虚上林图卷》，最后给了一千两的巨款。
就知名度、传奇色彩和市场定位来看，唐伯虎不输其他三大家。唐伯虎的书画价格，虽然不能与仇英相比，但与文徵明、沈周应相差无几。明代一两银子能买到近一百七十斤大米，以此类推，唐伯虎卖画，一个月开张一回，足以衣食无忧，可他却在不停哭穷。
四十八岁时，他在《丹阳景图》中题诗前的小引中叹道，“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悲叹卖画生意之惨淡。在他的诗文中，时常哀叹家中无米下炊，“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苦命的他只能自嘲“儒生作计太痴呆”。
是不是他缺乏经济头脑，所绘画作，多半随手送给朋友呢？
唐伯虎的书画中，小部分是友情赠送，大部分用来出售。从唐伯虎在画幅上的题款来看，他售画的对象，来自各行各业。还有徽商特意托人到他这里定画，当年的徽商可是书画消费的主力军。
富有财力者常请画家到家中作画。江阴夏氏请唐伯虎到家中，好吃好喝招待以乞画。唐伯虎住了十天，一日早起，画了张《莺莺图》相赠，足见他也不是随意将书画赠人。唐伯虎在孙思和家存了一个簿子，记载了他所作所售的书画，簿面上题二字“利市”，可见他不是没有经济头脑的人。
唐伯虎喜欢藏书，他藏有一些珍贵的宋版书，皆有“南京解元”印记。宋版书在明代价格昂贵，若无一定经济实力，断难收藏宋版书。设想下，今日的一个收藏有较多唐伯虎字画的收藏家，会穷得连饭也吃不起吗？
可以肯定两点，首先，唐伯卖书画肯定是赚了钱，只是其中很大部分被他挥霍到*楼青**中去了。其次，唐伯虎虽有时书画生意不好，但还不至于到无米下锅的程度。至于他为何在诗文中抱怨哭穷，这就要对他的心理进行分析。
唐伯虎内心是矛盾的，虽和科场无缘，仕途无门，可他终究还是放不下，他学的是治国术，最后操的书画笔。他有一图章“南京解元”，这是对自己的精神安慰。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他内心隐隐有不甘，他狂呼“黄鹊举矣，骅骝奋矣”。
正德九年 (1514)秋，四十四岁的唐寅得到了一次机会，宁王朱宸濠邀请他去江西。唐伯虎兴高采烈地出发，以为能够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宁王对他相当优厚，“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
交往半年之后，唐伯虎察觉到了宁王有反意。唐伯虎决意远离宁王，他“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宁王大怒，唐伯虎借此得以脱身，于正德十年三月返回苏州。江西之行，他乘兴而去，败兴而返，但并未影响到他的生活。只是暴露“丑秽”，又使他在江湖上增加了一个笑柄。不过没关系，他是风流才子唐伯虎，一切行径都能被包容。
四年之后，宁王起兵反叛，被王阳明迅速平定。于是，江西宁王府之行，成了唐伯虎人生中的又一个政治污点。他背负上了名节之辱，他的内心更加苦闷，彻底投入饮酒与书画之中。少年时血气未定，难免臆想自己能做大事，成大业。出了问题，还有翻盘的时间和机会，对绘画的追求，可以支撑好多年。至中年，肉疲筋衰，再搞出事儿，就彻底歇菜了。
科场案的重创，宁王案的牵连，让唐伯虎的心理蒙上了阴影。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各种佯狂的姿态，只是他的保护色。无数次在梦境之中，他遭到*害迫**，梦醒之后，他逃避，放纵自己及时行乐。他的心灵深处，有着一种对被*害迫**的畏惧以及提防。
“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伤春满镜愁”，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在诗文之中，以夸张的笔调，渲染自己现实中的苦难。他可以靠自己的书画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他*情纵**酒色，肆意挥霍，导致家贫。他内心愧疚，却又无处宣泄，只能在诗文之中，向苍天发出呐喊：“谁来买我画中山？”
唐寅像“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就是唐伯虎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他的现实生活。若是他住上了华美的豪宅，过上了安定富足的生活，那与他缺乏安全感的心将会产生何其大的落差。
唐伯虎晚年住回祖宅，此处本是临街的小酒楼，市井小巷之中，他也许会得到放松。在酒楼中，“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至五十四岁时，唐伯虎去世。
唐伯虎之后一百年，苏州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讲述了“唐解元一笑姻缘”的故事。以此为蓝本，经过不断演绎，最终形成《三笑》。此后数百年间，唐伯虎成了神话，成了传说。他生前的不得志、抑郁、不平、苦痛，都被人忘却，他成了潇洒、不可一世的翩翩公子，娶了九位娇妻美妾，他无忧无虑，一掷千金。
这些，距离真实的唐伯虎很遥远。
清明上河图引发的血案
书画市场的兴盛，使苏州成为书画作伪中心。作伪者不但模仿古人，也模仿今人，哪怕是文徵明徒弟炮制出来的书画，只要挂上文徵明的名字，人们不在乎真假，都以高价收买。一些声名不显，但画工精湛的画家，其作品时常被洗去落款，填上古今知名画家之名出售。
靠书画为生实在不易，一些有名望的画家，也不得不弄点赝品，卖个高价，补贴家用。张即之仿作白居易《楞严经》，被嘉兴大收藏家李日华当作真迹收去。李日华得知真相后，感叹赝品“有优孟之眩”。
书画造假的技术在当时也得到了提高。屠隆记载，苏州地方的造假高手特制出竹纸，再以草烟末香烟熏烤，以火气逼脆纸质，使纸散发出若古字画一般的香味，“全无一毫新状”。苏州专诸巷是作伪高手集结地，其中有钦姓父子，善于制作赝品，“近来所传之宋人、元人诸家，大半皆出其手”。这些作伪高手技术高超，画功精湛，真迹只要被他们看过，他们就能将其烙印在脑海之中，数日之后就能造出赝品。
赝品肆虐，很多收藏家备受其害。李开先家中藏有名画几百张，拿出来展示，结果发现无一真品。项元汴收藏书画，在江南称雄一时，可藏品中“赝本亦半之”。顾从义到文徵明家中，看到一幅沈启南的山水画悬挂在中堂，大为赞赏，想从文徵明手中买走。文徵明得意洋洋地道，这不但是真品，更是沈启南的得意之作，怎么也不肯出手。顾从义心中难舍此画，就到专诸巷中转转散心，恰好撞到一人拿了一幅画来出售。顾从义一看，正是文徵明家中所悬挂之画，遂以便宜的价格买下，再一追问，文徵明家中所悬之画也是从此人手中购买。
赝品中最为有名的则是《清明上河图》，由此还引发了一桩血案。
此案的当事人王忬是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他是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以文人带兵，南剿倭寇，北抗蒙古，战功显赫。然而春风得意的背后，王忬却很苦恼，因为他得罪了严嵩。
王忬开罪严嵩，还得从杨继盛说起。这杨继盛本是个苦命人，边牧牛边读书，总算考中进士，进入*场官**。穷苦娃出身的杨继盛，当官后不忘本，为民请命，敢于进谏。
却说严嵩*党**羽仇鸾靠着吹牛拍马，混到了边疆大吏。仇鸾戍边无能，为了讨好蒙古人，就在边境线上开设马市，与蒙古人大做生意。杨继盛得知后，上奏弹劾仇鸾不成，反被打了一百棍，赶去甘肃做了个小官吏。之后仇鸾倒台，杨继盛复被起用，他却没有汲取教训，准备拼死一搏，弹劾严嵩父子。杨继盛做好赴死的准备，上《请诛贼臣疏》，洋洋洒洒数千言，历数严嵩罪状。
杨继盛像无奈嘉靖对严嵩的宠信不可动摇，再加上杨继盛指责皇帝本人，“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见信，虽上天示警亦不省悟”。嘉靖看了勃然大怒，下令将杨继盛收监。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他自己写道：“杖死醒后，臀肉尽脱。股筋断落，脓血续涌，不亡如缕。”
此时的文人们还是有点骨气，不但争相追捧杨继盛，更有朋友怕他寂寞，送了一方砚台给他在狱中把玩，稍解寂寞。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被处死，行刑当日，京师“满城争睹员外郎”，路上水泄不通，人山人海。杨继盛下葬之后，到他墓碑前悼念的人络绎不绝，“率徘徊唏嘘而不能去”。
杨继盛一死，成全了自己的名望，朝野内外，无不追捧。如果此时谁不说几句杨继盛的好，写几首诗词悼念，就没法再在江湖上行走。王忬听到杨继盛死讯后，怒骂严嵩，乃至弹指出血。他的儿子王世贞则帮忙料理了杨继盛后事，又吊以诗。
严氏父子对声名在外的王氏父子，初期也想网罗招致，以为己用。一次严嵩请王世贞吃饭，酒酣之后，紧紧握住王世贞之手，以示亲昵。王世贞虽喝得大醉，却没有投怀送抱，此后刻意与严氏父子保持距离。
严嵩多次让儿子严世蕃请王世贞吃饭，他不是隐匿不去，就是有意在饭局上为难。“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王世贞恃才傲物，不拘小节，虽不屑严嵩为人，对他的文章却持较高评价，曾道“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
这诗句刻画入骨，立刻传诵于当世，更激起了世人对严嵩父子的痛恨。严家父子不能招募王家父子于门下，又没有宽广的心胸，对这对父子而言，做不成朋友，那就是敌人。
王忬曾教导儿子，不要攀附权贵。虽然他也曾怒骂严嵩，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严嵩权势滔天，政坛上开罪他的人纷纷入狱身死。看到儿子招惹了严家父子，王忬不得不硬起头皮，开始经营严世蕃这条门路，想投其所好。严世蕃所好，与当世文人一样，不过是书画而已。
严嵩被皇帝宠幸，原因之一，在于他能及时处理政务。严嵩入阁担任首辅时已六十九岁，此后连任十四年。年岁渐高，精力、记忆力均开始衰竭，处理政务成为他的巨大负担。所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虽个性彪悍阴贼，又瞎了一只眼，却颇通国典，畅晓时务。老父严嵩不得不依赖于儿子，凡百官咨以要事，均答曰：“去找世蕃。”
严世蕃是个奇才，处理起公文来得心应手，对于天下官缺，何处肥瘦，更是洞彻于心。谁想买官，一分钱也逃不掉。长得丑，名声臭，不影响严世蕃附庸风雅，他尤其热衷于收藏尊彝、奇器、书画等物。
为了讨好严世蕃，官员们或是自掏腰包，采购书画贿赂，或是勒索富豪。罗龙文为了讨好严世蕃，以纹银千两，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怀素《自叙帖》作为礼物。浙江总督胡宗宪以高价，在江浙各地收买名画送上。沈德符对严氏父子的癖好评点相当到位：“贪残中又带雅趣。”
名将俞大猷为人比较耿直，得罪了严世蕃，被严世蕃找了个借口，抓入监狱。俞大猷不得不低头，送了三千两银子给他，方才活了下来，被发配到大同戴罪立功。
王忬四处打探，得到消息称，严世蕃喜欢《清明上河图》。如果将这幅画弄到手，自然能修好与严家的关系。
至于《清明上河图》藏在何处，当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被已故首辅王鏊家人收藏。另有一说，认为此画被陆完夫人珍藏，缝在绣枕之中，须臾不肯离身，坐卧必随身携带。
不论《清明上河图》是在王家还是在陆家，要想将它弄到手，都不是容易的事。两家都是世代官宦，根本不缺钱，也不缺人脉。至于《清明上河图》到底在谁手中，王忬也不知晓，只能请中间人去帮忙刺探。
明代书画市场，买卖双方并不直接进行交易，而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用中间人的好处是，一则中间人有职业素养，能对书画作出精确判断，二则读书人出于体面，认为直接去谈判讲价，并不合适。
此次王忬请的中间人是汤裱褙。汤裱褙也是苏州人，裱褙是他的江湖名号，从裱褙二字，可看出他精于书画装帧。王世贞曾夸赞“汤生装潢为国朝第一手，博雅多识，尤妙赏鉴家”。汤裱褙精于书画鉴定，严世蕃收藏书画，事先都要请他鉴定。
正是从汤裱褙之口，王忬得知严世蕃想弄到《清明上河图》。汤裱褙虽然在江南地方上有很多资源，可要想买到《清明上河图》，也有一定难度。不得已之下，汤裱褙又找了一个人帮忙，此人是当时画坛高手，姓黄名彪。
黄彪是苏州人，精于造假。黄彪曾模仿了一本赵孟頫的《参同契》送给王世贞，王世贞出示给友人观赏，都以为是真迹。黄彪的儿子黄景星，同样是此中高手，精于仿古。
汤裱褙买不到真本，就请黄彪画了张赝品，此事必然与王忬事先沟通过。王忬病急乱投医，也就同意了。
黄彪一番苦心经营，总算弄出了一张八九不离十的《清明上河图》。黄彪以张择端的稿本为基础，稍加删润，布景着色，几乎以假乱真。后来王世贞曾说，这张假的《清明上河图》，所欠缺的只是腕指间的力量而已。
伪作《清明上河图》被拿去送给了严世蕃。严世蕃对这张画爱若性命，四处炫耀，到底见过真迹的人少，也没人看出破绽。
汤裱褙看自己立下了功劳，就向王忬索取好处费。勒索的钱财，有说四十金的，也有说是二十金的。勒索不成之后，汤裱褙遂揭露出这张画是假画，严世蕃丢了脸面，迁怒于王忬。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滦河之警”为契机，严世蕃将王忬整倒，打入大牢。次年以“边吏陷城律”，将他置于死地。
至于此次事件中的其他两个人物，汤裱褙、黄彪也受到牵连。汤裱褙因为另外一起案件，涉及诈骗，被发配边疆，最终死于戍所。黄彪则隐姓埋名，躲过了风头。
至于《清明上河图》，最后还是被严世蕃弄到了手。正品《清明上河图》收藏于昆山顾氏之手，被人以千金购得，送给严世蕃。严嵩倒台被抄家后，《清明上河图》遂被收入皇宫。
严氏父子对书画的热捧，带动了书画价格的上涨。王世贞曾道：“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昆山顾氏将《清明上河图》以一千两金的价格卖出，此后又想将家藏的王维《奕棋图》以同样价格卖出，不想买家朱忠僖只肯出三百两。
顾氏惊讶道：“《清明上河图》当时可是卖出了千金的价格，此二宝应当同价。”
朱忠僖解释道，买《清明上河图》的人是为了取悦严氏父子，不要说千金，就是再翻一番也不在乎。他买这张是为了案上清玩，出价三百，是酬劳顾氏远道而来，“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顾氏不肯低价出售，在京徘徊数月，不能出手，又带回昆山。
严嵩辛苦所藏的书画最后都便宜了皇帝，严嵩父子失势后，所藏书画都被收入宫中。到了隆庆初年，国库吃紧，就将大量名画拿出来充当武官的俸禄。大量名画被便宜处理，“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
屠隆的二重世界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屠隆出生在宁波鄞县。他本名屠龙，只是在参加童子试时，提学公看到他名字，笑道：“龙为九五，岂可屠耶。”遂改名屠隆。
屠隆祖上三代都是布衣，从事商业。屠隆的父亲屠濬，生性豪爽，知晓大义，中年时经商失败，家道中落。此后屠濬不问世事，以花木竹石自娱，种菊数百，朝夕把玩。因为担忧所种菊花会被人偷走，屠濬夜间在室外看护，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感染风寒去世。屠隆是屠濬最小的儿子，他出生时，屠濬已四十五岁。屠濬告诫屠隆，“勿以浮躁雕玄真之心”，在尘世之中，要保持赤子之心。屠濬的教诲对屠隆影响很大。屠隆一生谨记父亲教导，特立独行，保持真我本色。
屠隆兄弟六人，哥哥们在仕途上都未有突破，遂将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幼弟身上。二十岁时，屠隆前往龙游设馆教学。龙游地方民众大半经商，发达之后的商人们，对穷酸的读书人没什么好脸色。屠隆在龙游五年，有着较多不愉快的回忆。
屠隆此时尚未显示出后来的放荡不羁，他的个性尚被压制。路过*楼青**时，姑娘们拉客，牵着屠隆的衣角挑逗他，此时的他，竟然“恚怒而去”。屠隆三十五岁之前，在性上是节制的，他没有资本去放纵。虽然他有些许名声在外，可他的赤贫家境，根本不能让他去*情纵**声色。屠隆三十四岁时方才娶了年方十五的娇妻，对美貌贤惠的妻子，屠隆很是爱怜，更决心在科场上有所突破，好让勤劳的妻子有所安慰。
待他成名之后，他将会弥补他往昔在性上的缺失。
万历四年(1576)，屠隆乡试第九名中举，次年要进京参加会试。可屠隆家贫，筹集路费耗费多日，至腊月，他方才上路，沿途历尽艰辛。屠隆写诗云：“北地非吾土，萧条不见人。日光沉马足，风色隐车轮。尘起孤城莫，霜回独树春。长安天不远，只尺欲沾巾。”
万历五年(1577)，屠隆三十五岁时考中进士，殿试三甲一百一十名。虽考中进士，屠隆却还未曾显达。此年四月，一名同年进士身亡，屠隆做了篇悼文，被京师士人赏识。此后各路达官贵人，纷纷约屠隆参加各种宴会。
沉默多年后，屠隆终于扬名立万，一扫多年的压抑之气。九月，屠隆外放为颍上知县。离开京师，他有些舍不得这里的奢华生活，“奈何登高复送远，令人对酒不能酬”。
在安徽颍上为官，对他来说却是种折磨。*场官**上的繁琐礼节，等级森严的制度，让他浑身不自在。他的官位卑微，各路官员驾到，他都要卑躬屈膝，跪拜逢迎，“丈夫之气，摧颓尽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叫苦不迭，“屠生苦令，令苦屠生”。
在颍上任职一年后，万历六年(1578)年底，屠隆调任青浦。在青浦，他彻底放下了在颍上时的掩饰，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
在青浦，他与江南文人频繁交往，并拜昙阳子为师。师礼昙阳子有交好王世贞的考虑，更是屠隆在压抑的环境之下，主动去寻找解脱的行动。通过昙阳子，屠隆对道家的修仙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修仙的要点是灵魂成仙，而不是肉体成仙。
此后半生，他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灵魂超脱。
万历八年(1580)昙阳子羽化后，尸身被置于神龛，移入特意为她建造的昙阳观中。在屠隆的眼中，昙阳子已经灵魂成仙，永得超脱。
万历十年(1582)年底，屠隆任满回京，任职礼部仪制司。途中他亲赴太仓，拜谒昙阳观。至礼部任职时，屠隆交到了一个终生挚友，这就是刚刚考中进士，也任职礼部的汤显祖。
屠隆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既迷恋修道，想抱气栖身；又主张及时行乐，快意当前。他曾说：“世间乐事惟两端，第一修真悟道为神仙，第二快意当前但行乐。”
在京师，屠隆过着灵与肉相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他视官署若僧舍，沉水一炉，丹经一卷，焚香煮茗，悟道之心，可谓赤诚。他好似悟透一切，发出带有禅意的议论：“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乡，愈久愈增意味。”
另一方面，他*欲肉**横溢，招惹了无尽是非。他与西宁侯宋世恩交往，并与之结拜为兄弟。宋世恩祖上因为征西有功，被封为西宁侯，屠隆评价宋世恩为“纨绔武人子”。宋世恩是西门庆一般的人物，他年轻而有精力，性格豪放，生活奢靡，热衷于聚会。屠隆参加他举办的宴席，席间诗酒淋漓，男女杂坐，放浪形骸，喧闹异常。
屠隆的一生到此为止还是顺畅的。他考中进士，在文坛享有名望，当世文人，无不愿与他交往。他潜藏于内心之中的狂野和奔腾欲望，被铁链给锁住，就是偶尔松弛些许，他也不会逾越礼法，做出惊世骇俗的事。屠隆若是有了足够实力与名望，可以开宗立派，领袖于文坛时，他必要挣脱枷锁，得大自在。只是这枷锁却被外力砸断，此后屠隆以狂生形象，立于明人之中。
屠隆在礼部的职务是闲职，他终日无所事事。于是他亲自登台，客串伶人。每当屠隆上台时，有个人默默地关注着他，此人就是宋世恩的夫人。宋夫人才貌兼具，精于音律。每逢屠隆下台休息，宋夫人总让人送上一杯香茗，以表仰慕。时日一长，屠隆与宋夫人之间的暧昧消息，传遍京师。
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屠隆被人举报，说他“淫纵”，与宋夫人有染。举报屠隆的是刑部主政俞显卿。二人的嫌隙在屠隆主政青浦时结下。当年尚未在科举上有突破的俞显卿，向屠隆投献诗文，不想屠隆态度冷淡。此后屠隆又在审案时做出不利于俞显卿家族的判决，更让俞显卿愤恨。
万历十一年(1583)俞显卿考中进士，授刑部主政，此后，他一直寻机报复屠隆。虽然“淫纵”之事查无实据，可屠隆还是因为“诗酒疏狂”，以及任职青浦时“放浪废职”被罢职削籍。削籍是很严重的处分，是指将士人贬为普通老百姓，退休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都被取消。罢官返乡之后，屠隆仕途无望，友朋疏远，内外交困。
困境之中，屠隆的灵与肉的二重世界，益加分离，益加恣肆。如果说拜昙阳子为师是他的第一次修道的话，罢官之后，屠隆开始了第二次修道历程。此次修道，他很是投入。他邂逅了道士聂道亨，一见之下便跟着聂道士至道观修行一月。在给老师王世贞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道民得遇方外异人，授金液玉液口诀，更得先天上药，行之颇有效。”
王世贞看着屠隆一门心思学道，不由心中苦笑。屠隆先拜李海鸥学道，后来又拜李海鸥的老师金先生学道，金先生的一个弟子曾用所谓的神仙道术从王世贞处骗取了大量钱财，又是买娈童，又是买*女妓**。王世贞对修道圈的浑水看得清楚，好意提醒屠隆：“足下才太高，志太锐，气太扬。不要弄这些玄妙勾当，在家好好孝敬老母，勤奋写作，才是正道。”
没有罢官之前，由于酒量有限，屠隆对饮酒尚有所控制，在宴席上不至于过度放纵。罢官之后，他彻底放开，他自述“跳地仰天大呼浮白”。当初他在京师欢场之中，与宋世恩宴饮之时，尚做老僧跌坐，双目瞑闭之状。
屠隆也好男风，万历十二年(1584)，在给顾养谦的信中，他提到了自己所养的娈童采菱。某次采菱行酒，酒酣之时，醉态淋漓，“麽幺娈童，便令销魂”。屠隆感叹道，要笼络英雄，只需此等小童就足够，根本无需“颀长七尺*男美**子”。
屠隆返回家乡后，采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万历二十一(1593)年，采菱已长大，犹陪伴在屠隆身边。屠隆与胡应麟在衢州相遇时，介绍采菱道：“此子知诗。”并请胡应麟作些诗赠给采菱。胡应麟遂作诗调侃：“风情老去似徐娘，犹逐王孙负锦囊。”屠隆不时带着娈童出游，众娈童“侍身旁不少离，时时耳畔私语，手过酒脔食之”。屠隆得意洋洋地吹嘘：“一夕可度十男女。”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十五岁的屠隆跑去金陵，嫖宿名妓寇文华。此番嫖妓，却是另有原因。屠隆被削籍多年之后，朝廷恩诏，恢复他的冠带，冠带闲住。不想屠隆却穿上一身官袍去狎妓，以此发泄不满。
屠隆的内心总是犹如天人交战，他蓄养娈童狎妓，公开宣淫。可他却又不时警醒，“政恐儿女情深，道心退堕，须从爱河急猛回头”。他还写了一些文章说教，警戒世人要提防淫色。不过就是说教，他也是与众不同，他念叨：“歌姬舞女非乐人，破家之鬼魅乎。颠鸾倒凤非乐事，妖媚之狐狸乎。”
屠隆的人格是分裂的，他被尘世欲望所主宰。可他却又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空灵的灵魂，想象着将俗身与灵魂分离，以缥缈虚幻的灵魂获得最终解脱。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金陵穿袍服狎妓，是屠隆的一次转变。
在这几年间，他经历了几次人生的重大冲击，彻底放弃了再回*场官**的希望，潜心于修道之中。对母亲的爱，使他不敢做出过于逆道乱常的行径，唯恐惊吓了母亲。当他的母亲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去世后，他再无顾忌，他的灵与肉彻底解脱开来，在自己所想要的世界中尽情狂舞。金陵狎妓后，屠隆意犹未尽，作充满色情的《叨叨令》。《叨叨令》一出，士人们将他视为一世之狂徒。屠隆彻底斩断了以往的枷锁，从佯狂进入真狂状态，从此一发不可收。
晚年的屠隆，灵与肉俱狂，心与身皆幻。他撰写《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欲情**。他四处游历，歌舞欢饮，他自组家班，四处演出，亲自以狂生形象登场。万历三十年(1600)，屠隆“晚年出盱江，登武夷，穷八闽之胜”，再抵福州参加中秋大会。
当夜屠隆裹头巾，着僧衣，奔跃而起，奋袖出臂，擂鼓，“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擂鼓罢，屠隆忍不住捏了下林茂之的手，叹道“快哉，此夕千古矣”。
徐渭《四声猿》中《狂鼓吏渔阳三弄》屠隆的最后岁月，却是在病痛之中度过。对于他的疾病，据汤显祖云“苦情寄之疡，筋骨毁坏，号疼不可忍”。后人因此认为，屠隆是患性病而死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屠隆让家人念诵《观世音》，获得稍许安慰。万历三十三年(1605)八月二十五日，在家人念诵佛经声中，屠隆逝去，享年六十有三。
建阳书坊的小说事业
洪武十三年(1381)，一个落魄的身影，行走在福建建阳的道路上。此人在当时默默无名，于后世却鼎鼎有名，他就是罗贯中。此时的罗贯中，已完成了《三国演义》的写作。为了书籍的出版，罗贯中亲自前往刻书中心福建，最终无功而返。罗贯中未曾想到的是，一百余年后，他的小说，在福建建阳被争相出版。
明代刻书中心有南京、苏州、徽州、建阳等地。
南京书坊多以“金陵”二字作为标志，如“金陵书坊、金陵书林、金陵书肆”。苏州书坊主要集中在“阊门”一带，“阊门”别称“金阊”，故而苏州一带书坊多以“金阊”为标志，如“金阊世堂、金阊拥万堂、金阊雅言堂、金阊书业堂”之类。徽州刻印书籍，对书稿精心选择，刻工精细，插图精美，有后起之势。到了嘉靖朝，徽州地区的刻书可以与苏州刻书媲美，至隆庆、万历年间，徽州刻书的价格已超过苏州刻书。
不过，在出版的市场化上，走在前列的还是福建建阳。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宋代，建阳就已是出版重镇，元末虽一度经历战争重创，到了明代又恢复了元气。明代建阳刻书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图书出版成为建阳第一大产业，每个月定期举办书展，“天下客商贩者如织”。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被官方视为邪说异端，会惑乱人心，因而未得到发展。建阳书坊刻印的多是科举用书。科举考试书籍是块巨大的蛋糕，能带来巨大的利润。政府之所以将科举考试书籍刻印交给建阳，因为建阳曾是朱熹终老之地。朱熹死后下葬在建阳黄坑，此地成为儒家信徒心中的圣地。而建阳自宋末就开始刻印科举考试用书，经验丰富，在士人中享有声望。
到了正德、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开始流行。此时文化环境日渐宽松，与皇帝对小说等作品的喜好也有关系。宪宗喜欢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几乎无所不包。武宗喜欢看小说，对进献者予以厚赏。某天晚上武宗点名要看《金统残唐记》，命太监以五十金帮他购入。熹宗迷恋戏剧，亲自粉墨登场扮演宋太祖。
嘉靖元年，张尚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刻印，不久《水浒传》也刻印，且是南京国子监刊印。随着皇帝对小说的追捧，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版，往昔的禁锢被打破，在建阳掀起了出版小说的浪潮。
《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建阳忠正堂主熊大木刻印了大批通俗小说，自己也参与小说创作，撰写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之后书坊主余邵鱼编撰了《列国志传》，余象斗则编撰了《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等小说，这些小说刻印后十分畅销，带动了建阳出版的整体发展。
这一系列小说注重故事性，对历史事件、人物，以通俗的方式阐述。也许是对明初文化高压政策的畏惧，在“通俗”之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加上了“演义”二字。“义”字表明，虽是通俗，也能教化民众。不过建阳刻印的历史演义小说，多模仿《三国志》的体例布局，有东施效颦之感。时人对建阳所刻历史小说颇有恶评：“如弋阳劣戏，一味锣鼓了事，效《三国志》而卑者也。”明代初期流行戈阳腔与海盐腔，戈阳腔以土话唱，海盐腔以官话唱，前者更追求场面的热闹，所以有一味锣鼓了事之说。
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刊行了《西游记》。《西游记》推出之后，建阳书坊主敏锐地把握到了商机，随即推出了系列神魔小说。
建阳刻印的神魔小说多涉及出家修炼、降妖除魔、得道升仙的故事。建阳版神魔小说的定位，就如同今天流行的《故事会》一般。神魔小说，篇幅短小，一般不超过五万字。篇幅短小也易于刻印，售价低廉，适应底层民众的阅读需求。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神魔小说中有大量描写破阵斗法之类的场景，但人物心理刻画不足，导致人物形象苍白，故事乏味。
建阳书商针对民众需求，推出了公案小说，大受欢迎。万历二十二年(1594)，《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出版。这本小说是大杂烩，融汇了话本、杂剧、传说、说唱中有关包公的故事，内容粗陋简单，也未加以系统整理，但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公案小说适应了读者心理，如对清官的渴望，对案件的好奇，对公义的追求，因此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由此也引发了公案小说的热潮。
公案小说流行之后，余象斗迅速抓住商机，编撰出《廉明公案》《诸司公案》。这两部小说主要涉及明代的各类案件，情节不外官员半夜被风吹走头上乌纱帽，之后离奇发现尸体，然后还原*杀凶**现场，最后机智破案，擒拿住凶手之类。各篇故事的末尾，附有简略按语，对官府破案思路、方法作出评论，同时对案件本身也发表个人评价。
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需要，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建阳书商甚至弄出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本奇书，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合为一本，名为《英雄谱》。两书合一，不是不可，但都是分为前后部，建阳书商却别出心裁，将两本小说分上下印在同一页上，上面是《水浒传》，下面是《三国演义》，且字体也有区别，上端用楷书，下端用工匠体即宋体。书中配有大量插图，但插图又分前后，前部是三国插图，后部则是水浒插图。书商就此书打广告称：“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
建阳所刻印书籍，基本都配有插图。有插图的图书，改变了阅读时的视觉感受，增加了书籍的娱乐性，对读者更具吸引力。建阳书商深谙此点，在书名前冠上“出相”“绣像”“全图”之类。“出相”是指上图下文。“全相”也称“全像”，是指反映故事情节的画面。
建阳双峰堂余象斗刻本《水浒志传评林》“出相”插图在建阳刻本中较为流行，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形似连环画。建阳刻印的图书，插图少则十几幅，多则上百幅，有的甚至一回一幅图。图书中的人物造型简单，一般外形丰满肥硕，线条粗实。上图下文的版式，也利于读者阅读。有时为了追求新鲜感，书商也会采用“全相”大图。《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插图皆为全幅大版，展示了诸多战争场面，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空间开阔。
建阳刻本中的插图虽多，但造像极为粗糙，往往图不达意。比较起来，杭州、苏州等地的“绣像”图书，人物画像更加细腻优美。“绣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人物画像，不配背景。“绣像”绘工细腻，力求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绣像”要求较高，多出自名家之手，如陈老莲所绘制的《水浒叶子》。
为了卖书，建阳书商利用起广告来不输今人。建阳书商常在书名中附加具有广告意义的内容。
“新刻、精刻、新编、新刊”之类字样强调刊印质量与时间。
“京本、古本、密本、原本”之类字样则强调版本来源。
“按鉴、参补、演义、评点、圈点、题评、重订、新订、全像”等，表明编辑方式或体例。
福建建阳出版商最喜欢使用“京本”字样，即南京刻印版本。南京刻印的书籍印刷精良，享有美誉。胆子大的建阳书商，直接在刻印图书时印上“京本”二字。有的书商胆小，不敢用“京本”两字，就换个方式，在封面中打出“金陵原梓”字样，实质是“京本”的另一个说辞。
建阳书商余象斗最喜欢在书名上使用的字眼是“新刻”“新刊” 之类以“新”标榜的字眼和“京本”。余象斗所刻小说中，大半以“新”开头，如《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类。“京本”也屡见不鲜，如《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之类。
为了推销自己的书，建阳书坊主采用了许多手段。如妄改书名，随意删节，偷工减料。甚至伪托状元、进士之类的名人抬高书籍身价，推销图书。如托名陈继儒“手阅”的《列国志传评林》等。
为了竞争，书商宣传时，都刻意强调自己所出书籍的唯一性，同时贬损其他版本，大有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之意。建阳种德堂刻印《历朝纪要纲鉴》时，吹嘘“本堂楷书精梓，一字无讹，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同时攻击其他版本“纲目不备，旨意不详”。
此时的出版界已经有了版权意识，一些书商在书中严正声明：“翻刻者千里必治”“陈衙藏板，翻刻必究”。有书商甚至声明，如有敢翻刻者“誓当决一死战”，此等声势之下，自然无人敢盗版。正版刻印图书，多采用商标作为标记，如“双峰堂为记”“麒麟为记”“八卦为记”。双峰堂刻印《水浒传》后，特意做《水浒传辩》，提醒读者仔细辨识“双峰堂”标记。
建阳书肆叶志元刻印《词林》中的广告语“海内时尚滚调”一些书商干脆以自己的图像作为商标，印入书中，作为防伪标志。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就在书中印上本人画像。图像中余象斗高坐三台馆，“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之状”，两旁配有文字“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
建阳书坊主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迅速捕捉市场热点，并依此刻印书籍。但此时苏州、南京等地的图书市场崛起，拟话本小说、时事小说、*情艳**小说层出不穷，而建阳书商对于此类小说，基本上没有涉及。受到市场欢迎的情*小说色**，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刻印较多，建阳刻印的唯一一本情*小说色**就是《绣榻野史》了。
建阳书坊在市场化、影响力上一直走在出版业前列，面对着江南出版业的挑战，他们却没有组织书稿应对，主要原因是建阳书坊主很难跳出理学的禁锢。
嘉靖年间，小小的建阳县，就有四十八座坊表，题名多如 “道学渊源”“道学传心”“世家先哲，力扶道统”之类。官方规定理学诸子后裔可免徭役，建阳书坊世家纷纷以大儒后裔自居，如此可以免除徭役，自然也要传承理学，高挂礼义廉耻之旗帜，严加约束自家出版物。
建阳所刻小说，以历史演义、神魔、公案三种为主。历史演义以纲常义理为中心，宣扬忠孝节义，教人向善。神魔小说、公案小说也受历史演义影响，传播善恶必有报，惩恶扬善之类的内容。
浓厚的理学氛围，使建阳书坊很难跳出来，刻印贴近生活、更加生动活泼、为市民所喜欢的小说。至明代晚期，三言二拍及各类*情艳**小说大行其道，建阳却无任何反应。唯一的一本《绣榻野史》，还是建阳熊氏种德堂金陵分店所刻。
建阳是朱熹理学的根据地，书坊主们出版书籍时自觉地遵守着一条道德底线，不敢去刻印有露骨色情描写的作品。与此相反，南京、苏杭等地则士风浮夸，*欲肉**横流，书坊主们根本就不在乎道德伦理，主动寻求各类刺激眼球、吸引读者的香艳题材。
除了理学禁锢之外，建阳出版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抢占市场，书商出面组织书稿，出书快速。书稿的来源，要么是“书贾掇拾，强凑成书”，要么是“书肆俗书，辗转抄袭”。 建阳刻印的小说中，存在人物颠倒、制度失考、文理不通、片面摘取等问题。甄伟改编余象斗《西汉志传》时抱怨：“其间多牵强附会。”冯梦龙改编余邵鱼《列国志》时也忍不住抱怨：“然悉出村学究杜撰……识者欲呕。”
在作者群体上，建阳书商多选择了底层文人。与此相反，苏杭、南京的书坊，所聘请的多是冯梦龙、李贽这样的大文人，这些文人名气在外，所作图书质量也有保障。建阳书坊首先考虑的是选题，其次是速度，对于书稿的校对，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出现了“通俗坊刻，讹误极多”。
建阳刻书虽多，但为了压缩成本，校勘不精，纸墨俱劣，备受当时文人诟病。明代制墨技术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建阳书坊所用的墨大多是颗粒较大、质量较差、价格相对较低的次等炭墨，俗称“烟子”，一斤约为五钱。纸张当时以“白且坚”的永丰锦纸为最佳，“短窄黑脆”的福建竹纸价格最低。建阳书坊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降低纸张成本，大多采用价格低廉的竹纸。
建阳书坊不但在纸张、油墨上偷工减料，在书的内容上也动起手脚。建阳书商，每听到各省新出好书，立刻高价购回翻刻，翻刻时卷数、目录相同，但书中内容常被删去一半，一部书只值半部书的价格。
建阳书坊的一些书稿粗制滥造，缺乏吸引力，只是靠着廉价路线，吸纳了一批读者。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书商将精挑细选、题材新颖的小说接连推向市场，又降低价格之后，建阳书坊的优势不再，再难维持昔日的辉煌。
建阳书商一定很郁闷，他们选题谨慎、炒作大胆，出版的书也都符合于主旋律，却未能挽回颓势。至明亡后，他们反而背上了“明人好刻书而书亡”的恶名。
豪杰乐事写词曲
“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李开先如是说。他的一生也如是度过。
李开先出自名门，祖上也曾有过辉煌，只是他的父亲，在科举上一直未有突破，临去世前叮咛他千万努力，务必在科举上弥补父亲的缺憾。
可李开先感兴趣的是戏曲，他自少年时就熟读名家散曲杂剧，精通戏曲理论，说起戏曲来如数家珍。让一个充满舞台感的天才，强行去学习枯燥繁琐的八股文，对他也是一种煎熬。只是他的妻子张氏，一直督促着他，让他不得不苦读圣贤书。
张氏是章丘一名富商的女儿，李开先九岁时就与她订婚。李开先二十二岁，张氏十九岁时，两人喜结连理。此时李家家道中落，景象惨淡，张氏操持家务，“躬苦茹淡，以济不足”，为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
李开先像李开先天生喜好戏曲，“敲棋编曲，竟日无休”，他白天在外游玩，晚上回家再看书。张氏劝告他：“人生气血有限，昼夜兼劳，久之气血兼病矣。”在妻子的再三劝勉下，李开先暂时放下对戏曲的痴迷，刻苦读书，于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
入*场官**后，李开先意气风发，期待着有所作为。他曾驰马边疆，经营戎事，他在政坛慷慨激扬，议论时弊。可他还是喜欢舞台。他与名士交往，切磋戏曲心得，并在京师豪饮高歌，这些让政坛大佬夏言对他不满。
四十岁时，他正春风得意，一再迁升，却突然飞来奇祸。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皇家宗庙发生了火灾。
宗庙失火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这是上天在警告人间帝王，朝廷之中有了奸佞之徒。京师内四品以上官员都上了一份所谓的“辞职书”，摆出姿态，但谁是奸佞，却是由人事关系来决定。内阁大佬们依据个人好恶来决定取舍，首辅夏言对李开先不满，将他踢出了*场官**。
嘉靖二十年五六月间，李开先回到章丘城南，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闲居生活。
章丘风光宜人，有山有水有名士，更有他所钟爱的戏曲。散曲家冯惟敏专程前来拜访他，两人“秋夕共语”，讨论戏曲。在离开章丘途中，冯惟敏兴起，写下散曲《中麓归田》，毫不吝啬地对李开先予以赞美：“山河依旧，其中自古圣贤州。似您这天才杰出，真个是无愧前修。霎时间对客挥毫风雨响，世不曾闭门觅句鬼神愁。”
在此间，他不寂寞，可他还是有所牵挂。他在*场官**跌倒，他不甘心，他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出仕。他在庄园中修建一座楼，珍藏皇帝赐给他的敕命，每岁都要捧起一读，如皇帝就在眼前。他关注边疆，送侄儿从军，更期待能“驱逐倭酋静海洋”。他与京师*场官**中的旧交频繁来往，并暗中操作，希望能再被起用。
等待的日子是痛苦的，为了消磨时光，他建了藏书楼，收藏古籍，藏书之名闻于天下。他蓄养歌妓，“征歌度曲”。他接连纳妾，于温柔乡中“坐消日月，暗老豪杰”。
李开先家中，“虽风雨之夕，客常满座”。他身边有一群门客帮闲，其中有精通曲艺者，如苏洲，号雪蓑道人，他精通琴、琵琶，能歌吴曲，好剧饮，醉后袒臂大叫，旁若无人。
李开先性喜美色，纳妾颇多。李开先有一妾张二，本是*楼青**女子，擅长箫管。
他纳妾的标准是精通乐器，如果年轻貌美，但不通乐器也无妨，他可以收入房中再教授乐器。
当时蓄养家班之风盛行，李开先也有家班，号称“书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声四十人”。曾有人到李家拜访，见其家中有戏子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客人所云女妓二人，即张三、范四两名小妾。
李开先在章丘的生活与西门庆无二，每日或是看家班演出，或是与童子踢球，或是斗棋，或是欢饮。人间乐事，不过如此。
李开先对词曲精通，不时调教家班。家中门客中有精通南北曲调者，也常为家班指点唱法。对于自己精心打造的家班，李开先是满意的，有贵客临门时就拉出来演出。
后日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年轻时担任青州守备，曾拜访过李开先，也欣赏过他的家班的演出。
从江南而来的王世贞，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几个稍微受过声乐训练的仆人，几名从*楼青**挖来的女子，入不了他的法眼。王世贞看了演出后，大为失望，家班“戏子皆老苍头也，歌亦不甚叶”。
家班入不了王世贞法眼，李开先不好意思，谎称家中有能歌善舞者数人，只是散在各庄未曾回来。王世贞洞察此老心思，也不好意思戳破。
玩家班李开先还嫌不过瘾，嘉靖二十三年(1544)，李开先创作了一组散曲《中麓小令》。《中麓小令》的创作纯属偶然。李开先碰到一名精通南北曲调的艺人，一时兴起，作小曲百余首。李开先是北人，却作南曲，充分展示了其戏曲才华。《中麓小令》一出，风靡大江南北，数百人唱和，被时人称为 “中麓体”。
过了散曲的瘾，李开先意犹未尽，又弄起剧本来了。
天下豪杰，皆有不平之气，不平则鸣。嘉靖二十六年(1947)夏，李开先以一腔不平之气，放声而啸，编写了传奇《新编林冲宝剑记》(简称《宝剑记》)。
历史上并不存在林冲其人，《大宋宣和遗事》中出现了林冲，在梁山排名第十三位，并不起眼。到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戏份才多了起来，不过他的形象，多是憋屈隐忍。金圣叹就评价道：“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林冲太能隐忍，一旦爆发，却是可怕，金圣叹如此说。
《宝剑记》脱胎自《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但故事情节却全然不同。
李开先将自己的遭遇，融入到林冲这个人物身上。林冲被高俅陷害，上了梁山，最后点起五万兵马，杀入京师，*仇报**雪恨。前锋将领，是那手舞宣花斧，袒胸跣足，要杀入东京剁翻皇帝的黑旋风李逵，这与原书故事大相径庭了。《宝剑记》中，李开先就是林冲，高俅就是夏言，李开先的复仇欲望，在戏剧中得到了发泄。
《水浒传》中，林冲夜闯白虎堂，携带的是宝刀。到了李开先笔下，他携带的却是宝剑，“闲启宝匣看古剑，紫电照人晴碧”。《宝剑记》以宝剑开题，以宝剑结尾。林冲铲除高俅后，与妻子重逢，寻回了宝剑，“宝剑永传扬”。
宝剑在中国古代有诸多象征。它历经千锤百炼，方才铸就，百折不挠。它被认为天生阳刚，能克服邪魔，是各类神仙手中必备之物。它象征正义，十年磨一剑，谁有不平事？它外形典雅，高冠雄剑，曾是文人的标准打扮。宝剑在手，文人顿时豪情万千，倍增阳刚之气。
李开先身上也有一股任侠精神，不屑文士，“以兵自雄”。在《宝剑记》中，宝剑的意象贯穿全剧。《宝剑记》全剧就如一把宝剑，深藏鞘中，一点点抽出，一点点展露光芒，宝剑出，鸣不平。
李开先之后，陈与郊将《宝剑记》改编为《灵宝刀》，把林冲的*器武**从宝剑换回为宝刀，却已失去了精髓。
《灵宝刀》中插图，林冲窘迫投梁山的场景李开先笔如宝剑，不带文人酸气。他鄙夷当时文坛上的拟古风尚，“每愤文体如妆粉骷髅”。他与李攀龙同乡，相距不过百里，却绝无往来。他写作时随心随笔，常言常意。他亲近民歌，曾收集编写了民歌集。
《宝剑记》中吸纳了流行的民歌，剧本中可见《山坡羊》、《傍妆台》等各类民歌。民间语言的采纳，也使全剧语言自然，无典故，不雕琢，以朴素语言展示人物所处环境及内心感情。如林冲夜奔时唱道：“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宝剑记》刻印之后，因其故事起伏跌宕，语言通俗易懂，传播各方，“歌之者多”。对《宝剑记》，当时士人多有褒奖。《宝剑记》与《浣纱记》《鸣凤记》并称三大传奇，王九思称之为“一代之奇才，古今之绝唱”。
大才子王世贞看了《宝剑记》后，却另有一番感想。他认可李开先提炼后的戏曲台词，“辞之美，不必言”。不足之处是音韵过于生硬，王世贞认为，如果请苏州人过来教练一番，纠正音韵，则可传播更广。
李开先最满意的恰恰是音韵，他曾自吹：“音韵谐和，言辞俊美，终篇一律。”现在被王世贞泼冷水，李开先心情抑郁不快。不过也不是王世贞一人有此观感，有人指出，李开先“不知南曲之有入声”。
《宝剑记》写就之时，正是海盐腔大行其道之时。万历朝以前，士大夫请客吃饭，多用海盐腔宴席招待宾客。若用其他腔，则为不敬。《宝剑记》所用也是海盐腔，后来风靡一时的昆曲，此时还未大放光芒。随着昆曲的崛起，戏曲的发展，《宝剑记》渐渐淡出了舞台。但其中第三十一出《林冲夜奔》至今仍是昆曲、京剧、赣剧、湘剧、弋腔、柳子戏、梆子戏的保留剧目。
《宝剑记》写就之后不久，李开先的结发妻子张氏去世。张氏十九岁嫁到李家，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李开先与妻子感情很深，可他年轻时出没*楼青**，感染了花柳病，又传给了妻子，每发作时奇痒难搔。妻子对此没有怨言，对待丈夫一直很温柔。
张氏临去世前，还让亲弟弟去帮李开先购买小妾，并再三嘱咐弟弟，小妾要色美可人，性情温和，能让丈夫愉悦。妻子去世后，李开先写下了许多怀念之作。在《亡妻张宜人散传》中，他就自己年轻时的浪荡行径做了深深忏悔。
张氏死后不过三个月，十八岁的爱妾张二又突然去世。李开先对张二念念不忘，在诗中写道“触物伤情双泪落，余香犹染旧佼绡”。对于张二的死因，李开先避而不谈，很可能不是正常死亡。
满堂欢宴，热闹歌舞的背后，掩盖不住李开先内心的寂寥，也磨不去他的恨意。李开先对夏言是恨之入骨，在诗文中对他多有鞭挞。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李开先闻得消息后大喜，写了首《门闻夏桂洲凶报》，诗云：“上方有剑何须请，相国惊闻沥血头。”
在自己的庄园中过着惬意生活，再想想夏言的命运，李开先对他的恨意也少了几分。
夏言被杀，让他有另一番感受，*场官**险恶，不若隐居逍遥，快乐一生。他不再期待明主，而是袖藏老庄，枕存周易。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李开先的好友张治任礼部尚书，欲推荐李开先重新出仕。张治写信询问李开先意见，李开先回书谢绝，自此断了仕途之心。此时他回顾自己往昔的雄心壮志，突然觉得自己是那般的滑稽可笑，“每抚雄心还自笑，羞将鹤发对人梳”。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开先五十一岁，此年他的生母去世。此后几年，他的子女接连去世。李开先子嗣羸弱，与他早年*楼青**狎妓，沾上花柳病有一定关系。
年迈之后，李开先陷入孤独凄凉之中，他的子女都已夭折，他的妻妾陆续去世。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他探访古寺，寻找高僧，研读经文。在他身上，《宝剑记》中的豪情，渐渐消失。可在外人眼中，李开先放荡不羁，携妓吟诗，高朋满座，笑傲山林。他雪中访古寺，夜半狂歌，酒后编曲；他以词曲娱老，文采风流，照耀北方。
隆庆二年(1568)二月，李开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一说认为，他的死因与藏书丰富有关，当时，洪朝选担任山东巡抚，听闻李开先藏书丰富，借书不成，遂报复李开先，“李以恚恨死”。
他身后并不安宁，他死后，继妻才三十八岁，嗣子才十二岁。家族中为了财产爆发争夺战，最终家产被夺，家境破败。李开先的灵柩，一直停放到了万历二年(1574)，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
后世从李开先的生活、感情、家乐、戏曲、园林、子嗣等角度出发，认为他就是《*瓶金**梅》的作者。《*瓶金**梅》中有大量的抄引《宝剑记》的内容，如第六十七回，西门庆应伯爵之邀饮酒赏雪听曲，所唱《驻马听》，全部出自《宝剑记》。《*瓶金**梅》中的诸多场景描写，也取自《宝剑记》。
后世学者如侦探一般，将目光聚焦在李开先身上，分析他的言词，以期获得蛛丝马迹，破解《*瓶金**梅》作者之谜。李开先在遗嘱中道：“家居二十七载，享林下清福，人生至此，亦云足矣。惟苏杭未得游，普集新修园未得一到，《词谑》一书未成，尤可惜也。”有学者推断，此时《词谑》早已写好，李开先所叹，乃是《词话》，即《*瓶金**梅词话》也。也有后世学者推测，李开先去世后，家中门客将《*瓶金**梅》带去赠送给王世贞，所以当时只有王世贞藏有《*瓶金**梅》全本。
《*瓶金**梅》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个难以破解的谜团，只是晚明才子太多，狂情太甚，后日的研究者眼花缭乱，在众多线索中抽丝剥茧，想破解这谜团。于是乎，同样性喜词曲、尤好民歌的冯梦龙也成了嫌疑人。
情胆包天唱民歌
民歌在历史上一直未被重视，属于下里巴人的消遣。不想到了明代，民歌竟然咸鱼翻身，被称为“有明一绝”，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并肩了。
民歌在明代兴盛，其受欢迎的内容却不是北方健儿豪意万千，骑马挎刀，雪夜出雄关，驱驰塞北外之类。而是吴侬软语，浓情蜜意，打情骂俏，*欲情**泛滥，这类民歌走进千家万户。
民歌来自民间，没有太多的文人气息，没有繁琐的辞藻堆砌，其中蕴含的是民众的真实情感，凡*欲情**生活、市井百态，无不纳入其中。如同今日的流行歌曲一般，民歌老少咸宜，传遍街头巷尾。时人记载，民歌风行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民间对民歌的热情，让读书人不解。在松江地方上，凡是朋辈之间的谐谑，或是士人稍乖张之举，很快就被编成民歌四处传播。城乡之间的恶少，饮酒作乐，游荡街头时，群起而唱民歌，声浪滚滚，气势汹汹。
民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没有过多的词语矫饰，不受诗词格律的限制，题材丰富大胆，突破了文人闺情、风情的主题，敢言文人不敢言之情，敢说文人不敢说之爱。袁宏道认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民歌的兴起，吸引了一批欲革去华而不实文风的文人的注意，“真诗在民间”成为很多文人的共识。当民歌得到了文人的关注后，它被系统地加以整理，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李开先认为民歌直出肝肺，不加雕琢，真情足以感人。他整理了元、明两代的民歌和散曲《市井艳词》，并对作家、作品一一加以评点。李开先去世后大约二十年，冯梦龙开始了对吴地民歌的搜集、整理、编撰工作。他整理民歌有着深层动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冯梦龙早年时惊才绝艳，笑骂皆成文章。冯梦龙自恃年少英俊，狂放不羁，他狎妓*楼青**，与歌妓结交，“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
多年之后，回忆起少年时的狎游时光，他无限感慨。他为这些*楼青**女子作传，在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诸多充满个性的*女妓**，她们或是才情万种，言谈谐谑，或是敢爱敢恨，追求真爱。他的笔下，有名有姓的*女妓**就有十余人。
冯梦龙深恋名妓侯慧卿，二人曾有白头偕老之约，不想冯梦龙却被抛弃，侯慧卿选择了一名商人。在从良改嫁之前，侯慧卿特意请冯梦龙过来话别。心爱的人转投他人怀抱，冯梦龙万念俱灰，他不舍，他心痛，可他却无能为力。
不是侯慧卿对冯梦龙无情无意，只是一名名妓从良所需要的赎金太过高昂，当时只有富豪、*官高**才能负担得起。二十余岁的冯梦龙，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帮助心爱的人赎身。侯慧卿也是无奈，她无法等待，她必须赶在年老色衰之前，从良嫁与他人为妾，摆脱在*楼青**中的悲惨命运。
此段感情挫折，予冯梦龙极深的伤害。失恋之后，他抽打自己耳光，大骂自己何必对*楼青**女子认真。他大病一场，闭门谢客，专心创作情词。他在诸多诗词中，描绘了自己的愁肠百结，“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塚上欲招魂”。多年之后，冯梦龙再读当年失恋时写下的词曲，“犹可令人下泪”。
冯梦龙在《挂枝儿》中，记下了自己与名妓冯喜生的一段故事。在冯喜生即将嫁人从良的前夜，请冯梦龙过来话别。夜半，冯梦龙离去之前，询问美人有无话要说。冯喜生淡然一笑，为他唱了民歌送别。后来冯梦龙编撰《挂枝儿》时，冯喜生红颜不再，追念之情，涌上心间。冯梦龙狂呼：“呜呼！人面桃花，已成梦境……佳人难再，千古同怜，伤哉！”
冯梦龙被民歌所吸引，为民歌痴迷。他生而就是风流浪子，民歌于他就如游龙之于江河。民歌因他而被广为传颂，他因民歌而有了文学感悟与情感升华。
冯梦龙二十二岁时就开始收集民歌。他从市井小巷中收集民歌，从被刊印的书籍中寻觅民歌。至于酒馆*楼青**，更是他收集的民歌的主要来源地。冯梦龙向琵琶阿圆搜集民歌，被其歌声倾倒。他深夜于名妓冯喜生处得赠民歌，多年后犹惆怅不已。他毫不忌讳，看到弹词的盲女与行歌的丐妇都要过去探听。如果偶尔能得到一首民歌，“何妨爱杀”。
在一些道学家看来，民歌乃是山野田夫信口所作，并无文学意义。冯梦龙则予民歌以高度评价，在天启年后编辑了《挂枝儿》《山歌》两本民歌集，收录民歌八百余首。
冯梦龙与李开先的区别是，他将民歌与诗词并列，将它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学体裁。先前的文学家虽然喜欢民歌之真，但对民歌的认识，不过是“可资一时谑笑”。冯梦龙不但视民歌为一种文体，更将民歌的地位抬高，甚至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民歌集《挂枝儿》起于北方小曲《打枣竿》。《打枣杆》传到南方后，与南方民歌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挂枝儿》。很多时候，人们更多地提及《打枣竿》。嘉兴李日华就道：“我明事事落古人后，其超绝者，茶酒墨与《打枣竿》而已。”
《山歌》则兴于明代中叶以后，其内容与江南地域的社会生活相关，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娱乐、放松而创作出来。《水东日记》中载：“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
这两本民歌集都是民间俗曲或民歌，来自吴语地区的农村和市井阶层。*欲情**题材大量介入，则是吴地民歌的显著特点。
《挂枝儿》卷一至卷七分别以私、欢、想、别、隙、怨、感为名，描写了初恋时的款款情深，热恋中的狂热痴迷，离别时的执手相看泪眼，对情人的思念，偷情时的欢愉，新婚燕尔的雨水之欢。
《挂枝儿·泣想》：“青山在，绿水在，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书信不来。灾不害，病净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开闷不开，泪珠儿汪汪也，滴没了东洋海。”
苦恋之情，思念之心，透彻纸背。
《挂枝儿·性急》：“兴来时，正遇我乖亲过，心中喜，来得巧，这等着意哥，恨不得搂抱你在怀中坐，叫你怕人听见，扯你又人眼多。看定了冤家也，性急杀了我。”
欢喜之情，发自内心。
《挂枝儿·久别》：“自从他那一日匆匆别去，到如今秋深后风雨凄凄，欲待要做一领衫儿捎寄，停针心内想，下剪自迟疑。这一向不在我身边也，近来肥瘦不知你。”
思念之情，难以收敛。
金陵富*堂春**唐氏万历间刻本《南西厢记》中插图文人也作民歌，且多是放浪形骸之作。文人若不能跻身*场官**，则放纵于欢场，长醉于温柔乡。当酒香飘飘，民歌靡靡之时，他们怎么能抵挡得住面前的极乐诱惑。他们自然而然地要放纵文人的才情本色，就着美人笑，好酒欢歌，作出合于情景的小曲。
冯梦龙自己亲自操刀，撰写民歌，更收录了米仲诏、董遐周、白石山主人、丘田叔、黄方胤、李元实、苏子忠等人的作品。所择入民歌集的文人作品，冯梦龙有三个标准：要真，要俗，要有情。脱离了真、俗、情，泛着文人酸气的民歌，哪怕写得再典雅，他也不择取。
且看董遐周的作品《挂枝儿· 喷嚏》：“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 自从别了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
这完全是市井俚语，浪子心声了，哪里还有半点书生气。难怪《挂枝儿》一出，道学先生们拿了道德大棒，纷纷追杀冯梦龙。《挂枝儿》刊印后，被“不肖子弟”所追捧，“靡然倾听”。冯梦龙被卫道士群起攻击，狼狈不堪，眼看着将有一场牢狱之灾。
冯梦龙仓皇赶赴湖北，去向熊廷弼求助。熊廷弼是明末著名将领，一生三次任职辽东，坐镇一方，威名赫赫。熊廷弼曾任江浙督学，与冯梦龙有师生之谊，紧要关头，冯梦龙只能找他帮忙。
至湖北相见之后，熊廷弼忽然问道：“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
原来熊老先生也是性情中人，想一睹民歌为快。经熊廷弼出面帮忙，冯梦龙才摆脱了官司，不然也是李贽一般的下场了。
与《挂枝儿》相比，《山歌》的内容取自山野，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奔放。冯梦龙谓山歌“最浅，最俚，亦最真”。在《山歌》的序言中，冯梦龙就坦白直言，书中所收录“皆私情谱耳”。山歌中更有许多大胆的性描写，且看两首。
《山歌·馒头》：“姐儿胸前有介两个肉馒头，单纱衫映出子咦像水晶球，一发发起来就像钱高阿鼎店里个主货，无钱也弗肯下郎喉。”
“发”指膨胀，“钱高阿鼎”是“吴中馒头店之有名者”，“个主”是“这个”的意思。以馒头，隐喻女性胸部及男性的痴念。
《山歌·荸荠茨菇》：“郎替娇娘像荸荠，荸荠要搭茨菇两个做夫妻，茨菇叶生来就像姐儿两膀当中个主货，荸荠心透出也像情哥郎个件好东西。”
此处以荸荠、茨菇外形，暗指男女性事。
《山歌》刊行之后，对卫道士来说，口味实在太重，根本无法接受，最终湮没于历史，几近失传。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传经堂书店主人朱瑞轩君到徽州访书，方重新显于世。
至于《挂枝儿》，也只有节抄本流传于世，人们无法得见全本。近代郑振铎偶尔在小书摊上见到一本题为《挂枝儿》的小书，便将这本小书购下。郑振铎翻阅之后，发现这本书不同寻常，决定将它收录在《鉴赏丛书》内出版。但郑振铎买的这本小书中，只有四十一首《挂枝儿》，后来他又从上海挖掘出了九卷本的《挂枝儿》明刻本残帙，再加上浙江发现的《挂枝儿》，方才补全此书十卷。
冯梦龙用了较多精力，收集、整理、编撰以“情爱”为主题的民歌。因为《挂枝儿》《山歌》，冯梦龙招惹了一堆是非。虽然最终官司得以摆脱，但冯梦龙还是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他被指责为狂生、无赖，生活也陷入困境。冯梦龙一度家无余钱，不得不靠朋友帮忙才能维持生活。迫于生计，冯梦龙落魄奔走，先后在多处授课。
五十三岁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出版，此后又相继出版了系列作品。写作、设馆授徒并未改变他的生活，他不时得靠朋友馈赠解决生计。
老友袁晋与富豪争夺一名*女妓**，吃官司入了牢房，出狱后以此段经历写了剧本《西楼记》。剧本写好后，袁晋很不满意，就带了剧本去请冯梦龙指正。冯梦龙拿了剧本，翻了翻就扔在书桌上，一句评语也未发表，袁晋怅然而归。
此时冯梦龙家中断粮，家人过来相告，冯梦龙道：“无忧，今夜袁晋要送钱给我。”家人听了，都以为他说梦话。却说袁晋回家之后，踌躇至夜，忽然拿了一百两银子去冯梦龙家。到冯家门口，门还开着，仆人云：“主人正等着你呢。”袁晋入内后，冯梦龙已将他的剧本改好等他来取。
崇祯七年(1635)，六十一岁的冯梦龙担任了福建寿宁知县。在寿宁为官期间，他一反早年的荒诞不经，回归到了正统。他在寿宁表彰了六名节妇，对寡妇守节赞誉有加，并以寻访到节妇而自得。早年的冯梦龙可不是如此，他认为女子之智不在男子之下，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他整理民歌，赞美追求真爱的女子。他提倡婚姻自由，更称赞卓文君私奔。此一时，彼一时，在其位，谋其政。
崇祯十一年(1639)，冯梦龙离职返乡，再未出仕。他返乡之后，虽已七十，却齿健力强。他在苏州文坛上活跃无比，与友人们饮酒赋诗，放纵于山水之间。明亡后，七十二岁的冯梦龙远游东海，不知所终。有一说认为，他飘洋过海，远渡重洋，抵达日本。
冯梦龙虽去，民歌却在世俗生活、饮食男女中千百载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