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代学术史上，郑玄形象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清初学统论复兴风潮下，郑玄的经师形象得到重建，但与此相异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乾嘉时期汉学趋盛，郑玄成为公认的“汉学集大成者”，然而乾嘉学者对这一形象的理解并不一致，在呈现不同为学取向的同时，也暗含争夺学术话语权的目的。嘉道以后，郑玄形象在汉宋调和论者以及不同的今文经学家那里发生严重分化。郑玄形象在清代的重塑既反映整体学术思潮的逐步转型，也折射出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路径差异与思想分歧，可谓清代学术变迁的一个缩影。

郑玄是经学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他的接受和认识往往可以反映某一时代的经学特征。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对郑玄多所尊奉，郑学也因此成为最普遍的治学方向之一。近年来，已有学者专门探讨或涉及郑玄在清学史上受尊崇的问题，但对于郑玄的形象演变，目前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对这一问题略作梳理，以期初步呈现郑玄形象的重塑历程，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清学史演进图景。

一、清初学统论的兴起与郑玄经师形象的重建

清初学者对郑玄的认识，应当放在晚明以后学术思想新变的背景中来理解。宋明理学家所乐道的道统谱系并没有郑玄的位置，但时至晚明，道统论在理论上面临崩解，许多学者对这一观念所预设的“道可以绝”提出质疑，从而为汉唐诸儒进入道脉谱系提供了可能。明末清初，较为普遍的一条学术路径在于重理“道”的脉络与渊源，追寻其历历相承之迹，而这正是道统观念衰退而学统观念渐兴的重要反映。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儒林谱系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关注汉唐儒者，并试图为其“正名”。撰《续文献通考》的王圻主张，汉唐经师“恪守师门，讨析经义，阐明圣蕴，俾斯文之统不遂斩绝，以俟宋室诸君子，其功可尽泯哉”？他将汉唐儒者视为先秦与两宋之间的连接者，因而把包括郑玄在内的汉唐经师与周、程、张、邵、王并举，一致视为“翼统先儒”。这实际上抬升了汉唐经师的地位。清初北学泰斗孙奇逢并尊程朱与陆王，在重构理学发展脉络的《理学宗传》中，专门列《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等篇目，为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等立传。孙氏为汉儒辩护说：“去古未远……薪传之功，岂容易视之耶？”他评价郑玄“康成生平学行俱无可议，毕竟是东汉第一人”，并且认为“宋儒以训诂目之，未许其见道，遂没其传经之功。夫不见道而何以为懿行君子耶？”此处所论与宋儒相对立，显然为郑玄的地位鸣不平。孙氏弟子汤斌、魏一鳌分别撰《洛学编》与《北学编》，虽因地域关系而未收录郑玄，但皆对汉唐儒者颇致高评，肯定其传经之功。

广东学者陈遇夫的《正学续》旨在补续“正学”，只录汉、晋、北朝、隋、唐诸儒。陈氏说：“唐续晋，晋续汉，圣人之道行于天下，未尝绝也。屏汉唐则道绝矣。道岂有绝哉？”他肯定汉儒的传经、治经之效，认为“汉人于经，不可谓不精矣。其笃信谨守，终身所行，皆印证而出”，并这样认识郑玄：“汉世一经有数家之学，意指各殊，历时既久，为说益繁。故康成删述之功，在汉世洵为集群儒之大成者。”这应当是清人视郑玄为“汉学集大成者”的最早论断之一。这一定位无疑展现出郑玄形象在清初的上升态势。

万斯同的《儒林宗派》以史表形式综述孔子至明末的学术传承。在万氏的群经源流谱系中，从京氏《易》、费氏《易》、古文《尚书》直至《论语》《孝经》等类目下都列有郑玄，以表谱的形式肯认了郑玄在群经传授上的重要地位。此外，朱彝尊的《经义考》博采历代诸儒说经书目，在所列的群经传承脉络中，郑玄几乎都有出现，而且比之万氏的表谱实有细化。尤需一提的是，朱氏还详考郑玄弟子十数位，对郑学的流衍颇为注意。由肯认郑玄到考索郑氏弟子，正是此时期学统观念复兴的典型表现。

除了在儒林谱系中对郑玄进行定位外，清初也有学者关注并肯定郑玄的经说。顾炎*力武**倡以宏阔的历史维度来审视经学流变，他将郑玄与董仲舒、王通并论，作《述古》诗而称颂。其中评价郑玄说：“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顾炎武称许郑玄经学博大，尤其精擅礼学而有功后世。在清初学术思想史上，顾炎武无疑是推动郑学复兴的一个关键人物。晚清陈澧在回顾清代的尊郑历程时就说：“国朝人尊郑君，自亭林始也。”

张尔岐也极为服膺郑玄礼学。流行于清初学界的《仪礼》学著作，当首推元儒敖继公的《仪礼集说》，但敖著对郑注持批判态度，立异之处所在多有。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全录郑注，虽时有辩难，但其基本立场是维护郑学的。这种倾向对于乾嘉时期舍敖从郑的礼学研究而言，无疑具有导源之功。顾炎武追念张氏说：“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直将张氏视为传郑玄家法之人。与张氏观点相近的，清初尚有陈启源、臧琳等人。他们虽未完全回归郑玄家法，但注重采择郑玄的《诗》笺与《礼》注，在总体方向上是趋近“汉学”的。如果说孙奇逢、陈遇夫等肯定了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那么顾炎武、张尔岐等则是从经学研究内部开启了重返郑学的历程。对于郑玄经师形象的重建而言，上述两方面的努力皆功不可没。

这种学术倾向也影响了清代官方对郑玄的定位。明嘉靖年间的孔庙祀典变革，将包括郑玄在内的一些汉唐经师改祀于乡，而伴随着学统观念的复兴以及郑学研究的萌动，清初渐有士人提议郑玄应复祀孔庙。文坛领袖王士祯主张：“郑康成博稽六艺，所著《诗》《礼》诸经百余万言，史称纯儒，唐宋以来皆列从祀。明嘉靖间始以张孚敬之议改祀于乡，公论久郁。此汉儒之当复祀者也。”朱彝尊也认为郑玄兼治群经，功不可没：“郑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异议，乃一程敏政罢之，非万世之公论也。”王、朱二人是清代最早主张复祀郑玄的一批学者，而其所举理由皆聚焦于郑玄的传经、注经之功。对于雍正二年（1724）孔庙祀典更定而言，以王、朱为代表的清初士人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郑玄在清初的地位总体上确有抬升，但对此应有全面客观的估量。需要指出，清初学者对郑玄的定位尚泯于汉代经师的整体行列之中。例如阎若璩将郑玄列在一众秦汉儒者之间，仅视其为“圣门校订之学”的代表。这反映出阎氏还远未认识到郑玄之于汉代经学的特殊意义。阎氏反对谶纬之说，故而力主郑玄不应复祀孔庙。他提出：“康成最惑溺纬书。纬书起于成、哀之后，东京尤盛。为儒宗者，正当引圣经以折其妄，而反援以证经，是信经不若信谶纬也……改祀于乡，亦可谓得其平者矣。”前引朱彝尊文*特中**意强调谶纬不足以为郑玄病，或即针对阎氏此论而发。

清初官方理学家的态度更能反映郑玄在此时的境遇。熊赐履所撰《学统》坚决捍卫传统的道统谱系，将孔、颜、曾、思、孟、周、二程、朱列为“正统”，将闵子骞、冉雍等孔门弟子以及董仲舒、张载等列为“翼统”，而将左丘明、公羊高、郑玄至顾宪成等 178人归为“附统”。所谓“附统”，乃“皆得与于斯文者”，但与“羽翼经传、表彰绝学”的“翼统”诸儒尚有明显距离。盖在熊氏看来，郑玄只是汉代经师中的普通一位，其功虽有助“斯文”，但终不可进入“羽翼经传”的行列。另一理学名臣李光地的看法也颇具代表性。李氏治学尊奉程朱，对汉儒多存贬斥之意。他说：“汉儒说道理无如董仲舒，说制度无如郑康成。董子说不透，郑君多杜撰。”他还批评郑学有穿凿之病：“郑康成学问博，其说亦多自造。当时孔北海甚服之，然已谓其多穿凿矣。”在李氏看来，郑玄的地位虽值得重视，但仍不可与宋儒相提并论。

清初诸儒对郑玄的重新认识，主要基于对道统论的批评反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统回溯。在此背景下，郑玄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经师之一。但同时也要看到，清初经学虽关注汉唐学统，但尚未形成明确的“汉学”意识。处于一众汉唐儒者之中，郑玄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尚未完全彰显，甚至一些学者对此还提出异议。尽管如此，在由道统复归学统的思想氛围中，郑玄的经师形象正在得到重建，这无疑是乾嘉时期全面崇郑的先导。

二、“汉学集大成者”：乾嘉时期对郑玄的定位与多元理解

就乾嘉时期的崇郑思想而言，吴派学人圈是最早也是最突出的一个学术集群。东吴惠氏四世传经，红豆斋楹贴“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明显体现出治经尊郑学的思想。对惠学传播极为有功的王昶说：“惠氏四世传经，至学士（士奇）而大，至征君（栋）而精。”惠氏家族的经学取向在惠士奇处初步奠定，此后惠栋以《易汉学》《周易述》等著，为后人开示了研治汉学的门径。在惠氏学人看来，郑玄与服虔共同构成与程朱等人相对立的汉学传统，在前者“家法”之学的对照下，后者的经解属于应被抛弃的“自得”之见。惠栋不仅补辑《郑氏周易》，发明爻辰之理，而且力尊郑氏《尚书》学，他说：“余撰《尚书考》，力排梅赜而扶郑氏。”同其父一样，惠栋还极力为郑玄改字辩护：“汉时惟郑康成不轻改经文，后儒无及之者。”惠氏家族的尊郑取向由此可见一斑。

惠栋以后，吴派学人圈无不信守汉儒家法。江声撰《尚书集注音疏》，不唯据马、郑改经字，而且在经义上多遵马、郑之说。王昶称其“专守郑学”，便是指此而论。从维护郑玄家法的角度而言，王鸣盛是吴派学者中的一大典型。他主张：“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律，断然不可改移者也。”《尚书后案》以恢复并疏通郑玄经说为职志，王氏自作诗云 “《书》守一师家法在”，正是特指郑玄而言。王欣夫对比江、王之作说：“*氏江**《尚书集注音疏》先成，虽以郑注为主，于注义隐奥难明者，或改从他说。而西庄则一一引据古书，疏通其旨，盖尤能确守家法。”

在吴派学者看来，郑玄对汉儒家法的贯通正是其不朽之功所在。王鸣盛认为：“夫子没，七十子各守其家法，历六国暴秦，东西两汉，经生猬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钱大昕也有类似之见：“经术莫盛于汉，北海郑君兼通六艺，集诸家之大成，删裁繁芜，刊改漏失，俾百世穷经之士有所折衷，厥功伟矣。”江藩对郑玄更是推崇备至，认为东汉时期“硕学大师，贾、服之外，咸推高密郑君”，“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郑玄对汉代经学家法的融通，被吴派诸人赋予“集大成”的学术意义。在此观念下，郑学不仅成为通向汉学的一条进路，也成为汉学中的一大权威。

正是因此，吴派学者多对郑玄抱有特殊的学术情感。他们致力于研究郑玄生平，如惠栋考证郑玄生年及生日，王鸣盛考证郑玄的行迹、著述、师友、轶事、崇祀等，在经学上更是奉郑玄为精神楷模。王昶以“郑学”命名书斋，褚寅亮、江藩分别自号宗郑与郑堂，皆可见崇郑之风。此外，吴派学人多有“拟汉”或“拟郑”情结。钱大昕评价惠栋说：“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王鸣盛的离世在同辈人看来几乎等同于“儒林果失郑康成”，正说明王氏本身的自况所在。再如江藩评价钱大昕：“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对当世学者的定位需参照汉儒才见其功业，这种比拟方式透露出江藩面对汉儒尤其是郑玄时的潜在心理。

皖派学人同样是汉儒的追随者，但对郑玄的态度明显与惠、王等人不同。戴震特重由识字审音以通经明道，不拘守家法之说。他曾言：“汉之郑康成，宋之子朱子，其学皆殊绝之学，其人皆亘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人。”可见，戴震对郑、朱实可谓并尊。他还说：“康成氏者，集汉儒之大成者也……朱子者，集宋儒之大成者也。”郑玄与程朱的学问实各有所长，其共性在于“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因而倘若“不志乎闻道”，则“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这说明郑、朱之间并不构成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而皆是“闻道”的重要梯航。基于此，戴氏对郑学予以重新界定：“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

与吴派相较，戴震的郑学观不仅纾缓郑、朱的严格对立，而且强调须由郑、朱而上达。由此可知，戴震眼中的“汉学集大成者”固含推崇之意，但远非其治经蕲向之所在。在戴震著述中，不依从郑玄而依从宋元诸儒之说所在多有，王昶就概括说：“（戴）多采宋元之说，与征君（惠）钻研汉学者不同。”正是因此，追寻郑玄家法乃至汉儒家法在戴震那里皆非第一要义。王鸣盛讥讽“戴于汉儒所谓家法，竟不识为何物”，语虽稍苛，意却精准。反观段玉裁对乃师的评价，可谓知心之论：“盖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在吴皖诸儒眼中，同一个“汉学集大成者”，其形象与地位明显是不一样的。

章太炎将皖派特质概括为“综形名，任裁断”，这与吴派的“好博而尊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经路径。这种差异同样反映在对郑玄的认知上。戴震所说的郑学需“以心相遇”“振其槁而更之”云云，正是治学重“裁断”的典型表现。程瑶田、金榜、段玉裁等人常常批评郑注，以他们之见，郑玄固然为“汉学集大成者”，但其经解同样需要接受检视与裁断。王念孙说：“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王氏父子长于比勘群籍而求得精当见解，在他们看来，何休《公羊》学乃是墨守的代表，郑玄对何休的笔伐则体现出会通各家的取向，正宜为别择传注、独创新解者取法。段玉裁之见与此类似，认为郑学的要义在于“独断”：“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氏者也。七略必衷六艺，删定必归素王。康成氏，其亦汉之素王乎？……郑君之学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综，不主于兼综而主于独断。”从“汉之素王”的评价可见段氏对郑玄的尊崇，而他认为郑学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独断”而不是“兼综”，更不是“墨守”。这样，吴派所津津乐道的“郑玄家法”，恰因成为新的“墨守”之学而背离了郑学的真精神。段玉裁、二王对郑玄的认识与定位无异于夫子自道，其意图与戴震一致，都是在争夺对郑学的解释权，从而达到将自身学术路径正当化与权威化的目的。

扬州学者对郑学的理解近于皖而远于吴。焦循批评当时学者唯知郑、许的做法害道不浅。在焦氏看来，郑学本身即反对因循墨守：“何休墨守公羊，康成发之，非恶公羊也，恶墨守也。”这与前引王念孙之言差堪仿佛。焦氏在致江声的信中说：“《诗》笺多异《毛传》，《礼》注屡更先郑，郑氏说经之法正如是也。”郑玄在经学上不轻易苟同前人的态度，对焦循而言，正是其不轻易苟同郑玄的一大理据。从这点也可看出，乾嘉学者对郑玄的理解正是其自身治经路径的一种投射。吴、皖、扬州儒者的治经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眼中的郑玄形象。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桐城派代表姚鼐。姚鼐以宋学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当时甚为流行的汉学之风多有批判。在他看来，郑玄自是汉学家中的翘楚，但与程朱之间尚有相当距离。乾隆四十五年（1780），姚鼐为孔广森仪郑堂作记，其中言及：“汉儒家别派分，各为专门，及其末造，郑君康成总集其全，综贯绳合……出汉经师之上。”他虽承认郑玄在汉学上“总集其全”的地位，但其学问根底并不在郑学，因而文中多存弦外之音。姚鼐称赞孔广森堂名“可谓善矣”，但下文即言“古学者为己而已……岂特词章无足矜哉？虽说经精善犹末也”。文末更是告诫孔广森不宜以郑学自限：“虽古有贤如康成者，吾谓其犹未足以限吾撝约也。” 可知姚鼐所力图引导孔广森者，绝不在汉学或郑学。考虑到姚鼐在多处文字中批评“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认为汉儒之学“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可知尊崇宋学才是姚鼐真正的思想底色。

正是因此，与其说乾嘉学者是在评论和定位郑玄，倒不如说是借郑玄而表达自己的学术价值观。这才导致同一个“汉学集大成者”，在不同为学取向的学者那里被赋予不尽相同的意义。吴派学者奉郑学为极则，严守家法，反映出的是摒弃宋儒而高扬“汉学”大旗的说经取向；皖、扬学者将郑玄塑造为一个注重宏通与裁断的大儒，将他视为经学史上一个重要但又有所不足的学者，正与他们不墨守汉儒、力求独断的主张若合符契；至于以宋学为底色的姚鼐，主张不能以郑学自限，进而阐述对当时学风的不满，恰从反面说明了乾嘉时代无法回避的一大学术议题就是如何理解郑玄。可以说，学者或学派所具有的学术特质，与他们所观察到的郑玄形象之间有着根本关联。乾嘉时期的多元学术取向，才是同一个“汉学集大成者”得到不同理解的根本原因。

三、汉宋调和与今文家法：嘉道以后郑玄形象的裂变

嘉道以后，崇郑依然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但这一时期的观念领域也出现一些异动。与此时学者在思想图景上的多元趋向相适应，郑玄的形象也呈现出多重并存的特征，甚至在一些学者中间出现了两极分化。

以礼学名家的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力倡为学不拘门户，兼取汉宋之长。在黄式三看来，当时学者普遍以训诂视郑学，忽视了其本身所包含的义理向度。他说：“世推北海郑君康成为经学之祖，辄复以短于理义而小之，郑君果短于理义乎哉？……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谓好学如郑君，无本而能有枝叶，无原而能有流委，尤不敢信之矣。”黄以周继承其父的观念，认为：“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戒，亦俗儒一孔之见也。”他们极力为郑玄长于义理辩护，致力于发掘郑学中的义理因子，展现出平章汉宋视野下重塑郑玄形象的新路径。

作为晚清崇郑的一位典型，陈澧一方面同意乾嘉时期对郑玄的评价，另一方面又赋予郑学以新意。陈氏说：“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也。”他认为郑玄“家法至善，传之百世而无弊……是亦所谓集大成者也”。对于乾嘉以降之墨守风气，陈氏批评说：“名为宗郑学者多，然往往只是何氏之学，非郑学也。”上述*论发**重在表彰郑学的宏通与裁断，与皖扬诸儒意趣甚近。但陈澧真正着重发挥的则是郑学中的义理。他认为郑学“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以他之见，郑学不仅简约审慎，而且兼论心性，是以受到朱熹等宋儒的尊崇。有论者指出，在陈澧看来，“朱子之学就是汉学、郑学，但却不能反过来，说郑学也就是宋学、朱学。‘汉学’包得住‘宋学’，‘宋学’包不住”‘汉学’。陈澧通过重新界定并扩大“汉学”范围， 将郑玄塑造为兼通考据与义理的“通儒”。

与黄氏父子、陈澧大致同时，在学术上体现汉宋调和的代表学者还有丁晏。丁氏学问以汉学为底色，同时兼容宋学，认为“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除撰写《毛郑诗释》《郑氏诗谱考正》外，丁氏还专门辑录《郑康成年谱》，序中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丁氏还说：“汉郑君经传洽孰，六艺之宗，匪独其学重也。粹然纯儒，品行卓绝千古，虽宋之理学名臣无以过之。”与黄氏父子、陈澧的思路不完全一致，此处虽未强调郑学义理之精，但认为郑玄的德行堪称卓绝。这一思路的预设仍不难想见，即郑玄在德行上较宋儒亦有胜场。

清中后期真正将郑玄的整体形象予以颠覆的，则是此时日渐崛起的常州一系今文经学。学界一般将此系经学追溯至庄存与，但庄存与、庄述祖伯侄均未展现明确的今文学立场。使今文思想由隐至显的最重要人物首推刘逢禄。据刘氏之子记：“府君以东汉经师有家法可寻者，今惟何、虞、许、郑四君子。”此处四者序位最可反映对何、郑的抑扬微意。在刘逢禄眼中，何、郑绝不可同日而语。他认为：“（郑玄）于礼深，于《易》《书》《诗》《春秋》浅。”惟其如此，刘氏于《易》舍郑而宗虞，于《尚书》致力于匡正马、郑，于《春秋》则力崇何休《公羊》，直斥“康成不通《春秋》 ”“未能升何氏之堂”。此外，刘氏强调郑学的流行导致今文学全面衰落：“郑学大行，于是《齐诗》汉代即亡，《鲁诗》亡于西晋，与《易》《书》之今文诸家同坠于地。”此前乾嘉学者的批评仅止于郑玄的解经观点，但刘氏对郑玄的定位几乎否定了“汉学集大成者”这一形象。郑玄的经注除礼学外，大多已被褫夺权威性，而且还遭到混淆今古家法的指控，成了今文学衰落的最主要诱因。

刘逢禄的尊何与抑郑恰构成一体之两面。在刘氏看来，何休“生古文盛行之日，廓开众说，整齐传义，传经之功，时罕其匹”，对不绝如缕的今文经学功劳甚大。而兼治三传的郑玄被何休称为“入室操矛”，正体现了后者的“宏奖之风”，“斯异于专己*党**同者哉！”何、郑所受到的褒贬抑扬，其实反映出清儒此时已不再把“汉学”视为一个整体，何、郑之异已经成为汉学内部今、古之别的某种象征。深受刘氏影响的常州士人李兆洛在攻毁郑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措辞之严厉可谓前所未有：“康成氏者，汉学之大贼也！……兼治众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凿，惟凭私臆，以为两全，徒成两败……使康成生西京之世，其谁能容之？惜哉！汉学亡而所存者，独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刘、李二人否定郑玄的立场，对于清初以来郑学观的整体态势而言，可谓是一种彻底转向。

在此后龚自珍、魏源的著述中，刘、李的基本评判得以延续。延及康有为，对郑玄的批评更是变本加厉。康氏在刘、魏等人对古文经传的辨伪基础上，认定诸经中的大部分皆为刘歆所伪造，所谓汉学只是变乱圣人之道的“新莽之学”。惟其如是，刘歆被判定为非圣乱经的罪魁祸首，郑玄则成了刘歆的最大帮凶。康氏说：“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他将郑玄置于刘歆事业的延长线上，从刘至郑的“伪学”脉络由此得以成立。康有为进一步将郑学与孔学对立起来，将郑玄之“罪”提升至绝对高度：“郑学既行，后世乃咸奉刘歆之伪经，而孔子之学亡。故康成者，刘歆之功臣，孔门之罪人也。”在这里，清中叶以降在常州经学中逐步跌落神坛的郑玄，获得了一个最为极端的负面形象。

清代今文学家眼中的郑玄形象并非只有上述一端。许多学者都已指出，常州系统之外也存在一类今文学，而这类今文学在立场上等视今古，在方法上多沿袭乾嘉旧辙，代表者为陈寿祺、陈乔枞、张惠言、凌曙、陈立等。他们对郑玄的看法颇能折射清代今文学内部的多元路向。陈寿祺不仅评价郑玄“网罗众家，囊括大典”，而且对许慎也赞以“博问通人，允而有证”。其子陈乔枞说，二人治今文学的基本方法是“实事以求是，必溯师承；沿流以讨源，务随家法”。综观陈氏父子的学术志业，无论是对《五经异义》《尚书大传》的辑集与疏解，还是对今文《尚书》、三家《诗》的复原与疏通，都是当之无愧的讲求汉学家法之作。对他们而言，郑玄是通向西汉今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道津梁。

张惠言专研虞氏《易》，对其家法、条例的探究堪称精审。在张氏心中，郑玄是值得称扬的“汉之大儒”。他自言“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在《易》学与礼学上维护了郑学的地位。至于凌曙与弟子陈立，均致力于《公羊》研究，但同时对郑玄极为服膺。凌氏之甥刘文淇言：“其（凌曙）于《公羊》也，思别为义疏，章比句栉，以补徐氏（彦）之未逮。其于礼也，思举后儒之背郑氏者，一一驳正之。”陈立《公羊义疏》发扬乃师之旨，亦是笃宗郑玄。从凌曙到陈立，虽皆研究《公羊》，但在对郑玄的态度上与常州学派相去绝远。

晚清与常州学派显有疏离的今文学家还有皮锡瑞。皮氏自少研习郑学，主张辨明今古文家法，公允看待郑玄的功过是非。他一方面肯定郑玄集汉学之大成，另一方面认为“（李兆洛）以为康成败乱家法，非轻诋先儒也，以家*论法**，郑君实不能辞其咎”。皮氏概括说，历史上对郑玄的态度出现了两极：“誉之者以为郑学宏通，毁之者以为坏乱家法。”尽管皮氏深知郑玄有混淆今古家法之过，但他认为如欲恢复汉学家法，一条可能的路径正在于从郑学中辨明今古。这也是从陈寿祺、陈立等人至皮锡瑞共同的治经方法。皮氏说：“郑君杂糅今古，使专门学尽亡；然专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通观皮氏疏证郑学诸书，鲜有贬毁郑学，而是注重从中考求今文诸说，复原汉代经学源流。此点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皮氏）对东汉古文经注特别是郑玄笺注的疏通发明，更与今文公羊学派工诃贾、马、许、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洗其专己守残、*党**同妒真的学风”。不论在治学内容还是治学态度上，皮锡瑞皆可谓是晚清郑学的殿军性人物。在以“寻绎师法、辨章条贯”为己任的学者那里，郑玄的正面地位与形象得到了坚定捍卫。

结 语

郑玄形象是清代学术的核心议题之一，它的演变历程反映出这三百年间学术的消长与分歧。清代学者对郑玄形象的理解与接受，同社会背景、学术思潮以及各自的学术价值观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因此，郑玄的形象如同一把标尺，不仅能反映清代学术思潮的总体演进，也能衡量不同学派与学者间的路径差异与思想分歧。郑玄形象的重塑历程实可谓清代学术变迁的一个缩影。

原刊于《福建论坛》2022年第9期（总第3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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