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讨论个人成长问题时，总喜欢提到一个词，原生家庭。
而接下来往往就会将婚姻的不幸、人生的失败，还有亲密关系的不顺，统统归结于原生家庭这个罪魁祸首。
在豆瓣上，甚至有 “父母皆祸害”小组，成员一度高达十万多人， 他们是一群长期活在父母伤害里的孩子，从小在*压打**式环境里长大，给一生都留下了残酷的阴影。
这也导致他们想摆脱父辈的影响，以及家庭的束缚，全面拥抱个人主义，哪怕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
当我们以为 家庭的不幸、社会的重压、两性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时，家庭的分崩离析可能就近在眼前了。
但是社会学家阎云翔却发现，由于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在脱离家庭和集体后难以再找到归属感，回归家庭的趋势慢慢显现出来。代际亲密度甚至有可能超过了婚姻关系， 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因为生活的压力，对父母比上一代青年有更强的依赖性 。
在过去，年轻人不断展现独立与叛逆的一面，他们试图摆脱父母包办婚姻，寻求走出农村和外出打工。夫妻关系替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生活的轴心，个人隐私也愈发被强调。
不过，“个人化”的另一方面，是受剥削的父辈一代。居高不下的彩礼让父辈财产越来越多转移到年轻人名下，而年轻夫妻与父辈不断出现的激烈矛盾，更让许多老人处于孤寂与无助的境地。
在个人化潮流推波助澜下的年轻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主，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权人**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依靠他人的支持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这种趋势称之为新家庭主义。
大家好，我是丰兄，今天给大家聊聊新时代的家庭。
近代以来，中国的家庭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9年前是第一阶段，在民族存亡的历史时期，国家主义逐渐超越家庭与个人，成为主流价值观。1900年左右，当时就有人呼吁“为国破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说：“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也就是万恶之源”，李大钊也表示：“ 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庭制度。 ”
1949年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国家面临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家庭政策必须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目标服务。
那位理想主义总设计师，试图在中国打造一种单位体制，把工农商学兵凝结成一个整体，彻底解决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
新《婚姻法》、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对“ 正确的爱情 ”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传统家庭主义的影响，人们在集体化的组织中生活。
8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国家认为，家庭要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但是，城市的单位体制和农村的准单位体制已经瓦解，只能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到社会竞争中。
国家推出了一系列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改革，金钱至上和钞票为王的思想深入人心，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只要胆子大，一切皆有可能。
2008年以后进入第四阶段，新世纪的昂扬已经走向了尽头，阶层跨越的余晖也慢慢褪去，人们悲哀地发现， 个体在原子化的社会中越来越无力，无论在就业、买房还是婚姻中，都必须依靠父辈的帮助 。
随着生活理想的扁平化，人们的追求几乎别无二致，十几亿中国人，都在做同样的梦，社会打造出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重新塑造了都市人群价值观，无论从衣着打扮，还是车房奢侈品，几乎都可以看作是《小时代》的精致版。
尽管人们的理想很相似，但实现理想的途径却又十分狭窄，这就造成巨大的内卷和惨烈的竞争。
在新实用主义的包装下，不管都市中产人群如何标榜自己新锐和潮流，年薪百万，刚下飞机，小众咖啡，独立品味，打卡轮胎店，会几门外语，都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 他们依然把家庭当作现代社会的最后的“安全避风港”，人在社会上生存必须依靠代际关系提供的家庭资源支持，比如几百万的首付，几十万的彩礼 。
这种情况下，作为家庭的出资人，父母开始更多介入儿女的恋爱、婚姻、甚至是离婚和育儿，把本来很私人的亲密关系、情感关系，转化成了可以精密计算的家庭项目。
今天两性关系的激烈矛盾，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财产和生存高度绑定的代际关系，不管是与父母还是同子女的关系，都大大超过了夫妻关系。大家口诛笔伐的高额彩礼，在男方看来，就是女方试图对自己代际财产共同体的侵占。而由于财产关系越来越成为婚姻中的最核心问题，所以婚姻的形式远远超过实质。
大家都说在北上，结婚相当于两家企业并购，此言非虚，但是结婚项目远比商业项目要复杂，闹不好轻则弄出心理问题，重则发生命案，搞得结婚已经成了风险系数很高的一件事。
很多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的青年人对婚姻的恐惧，也验证了夫妻关系不如亲子关系重要 。这种夫妻之间的不信任，会导致男女双方在发生矛盾时本能地站在父母一边。
比如，婆媳之争时，男方会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母亲，因为妻子是外人，但母亲不是，而女方也一味听从家庭安排索要高额彩礼，因为丈夫以及公婆是外人，但抢来的钱不是。
这就意味着，个人主义对传统家庭的背叛失败了。
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个人主义不能简单理解为自私，而是承认个人本身就是最高价值，社会是为个人服务的，这是一种温和利己主义。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个人主义显然没有成长起来，而是 以家庭为单位，变成了极端利己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 。而人们更是没有摆脱传统家庭的桎梏。
李安的电影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 ，这家庭三部曲告诉了我们中国式传统家庭是怎样的。
电影里的三个父亲，都拥有辉煌的过去，一个是太极名家，一个是国军师长，一个是特级大厨。他们熟练中国功夫，痴迷中国书法，精通中国烹饪。
三个父亲的儿女们其实都很孝顺，要么把父亲接到身边居住，要么每周回家与父亲聚餐，要么为了父亲编织关于婚姻的善意谎言。
但是两代人之间就是无法理解。
《推手》里反复出现这样的画面，一家人面对面坐着，但谁也不看谁，吃着完全不同的食物。一段以亲情和血缘为基础组建的关系里，互相 好像形容陌路。
《饮食男女》开场就是家庭难得的聚餐场面，然而父亲与几个女儿，也是各怀心思，精心准备的一桌子菜，没吃几口就不欢而散。
《喜宴》里的家庭更是危机四伏，儿子是同性恋者，父亲却期望抱孙子，这种极端设定充满张力。
电影画面中，多次出现父亲半躺在椅子上小憩的情景，垂垂老矣的躯体，僵硬木讷的表情，似乎随时会在睡梦中死去，然而这具形容枯槁的肉体，却时时营造着压抑的气场，让人无比恐惧。
有一场戏里，儿子看到睡着的父亲，忍不住去探了探他的鼻息，不难猜测，在这一刻， 他或许真的希望父亲死去，这是他潜意识中的弑父邪念，是他对陈腐传统的反叛 。
现实世界，这种反叛显然已经失败。
或许大家会说，子女与父母的物理距离扩大了，但这恰恰会导致情感依附会增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里面，社会主流价值观有一种对多元化的恐惧。这本质上是对于秩序变动的恐惧，因为多元意味着有可能失去既定的单一评判标准和等级安排，对于那种安于现状的人来说就是乱，他们最厌恶的词就是“不稳定”。
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不能独立自主，不能有自己的活法，如果绝大多人都只有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又只能通过亲友的支持才能实现，那么，传统家庭的幽灵会时时刻刻困扰我们。
新家庭完美继承了传统家庭的糟粕， 在代际关系高度绑定的同时，还产生了一种非常畸形的家庭伦理 。
对寒门家庭来说，家庭不再以经济积累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是举全家之力将所有优势资源投入下一代教育，以图在代际传递中实现阶层跃升。这种模式，俗称“鸡娃”。
在过去，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大都用于建房、人情、结婚等大项家庭开支，子女教育成本极低。现在，家庭资源大量向子女教育集中，包括进城买房、读私立学校、上辅导班、为接送便利购买电动车，等等。
不止如此，等到长大成人，父母还要考虑子女的婚姻和房子首付还有彩礼，这些极大地挤压了父辈们的消费，几乎可以说是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父母再给予下一代人更多情感关爱和物质支持的同时，也不断对他们的未来提出要求，这使得80后90后乃至00后，在生活中更受攀比欲望和竞争心驱使，对父母则怀有强烈的欠债和愧疚心理。
父母对子女的爱心，统统转化成了负罪感，所以在高度绑定的同时，往往又会互相伤害 ，构成了一幅幅全世界最奇怪的家庭浮世绘。
上一代中国人，就像阿甘式的人物，他们信奉保守主义的价值观，重视家庭，勤奋工作，拼命付出，但家庭还是越来越像一具躯壳，和子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把他们搞得心力交瘁。
这一代中国人，就是“原子化”的一粒散沙，既无群体抗争的意愿，也无个体抗争的能力，依据个人主义利益理性的精算， 弱者的最后出路和自救方略，当然只能是对更弱者下手，比如“啃老”，在父母那里咬牙切齿，连哭带闹，敲骨吸髓 。
毫无疑问，传统家庭也好，新家庭也罢，在私生活之外都庇护不了中国人了，更产生不了社会意义，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就趁虚而入了。
人们高喊着入关的口号，要和世界第一白掰腕子，然而等到失业吃泡面，困居出租房，才知道，这一腔热血不过是养肥了某些自媒体，空耗感情。
今天的社会原子化已经进入了2.0版本，在1.0时代，他们通过集体制度的遗产，拿到了市场经济的入场券，早就已经变成了成功人士，享受到了社会财富带来的舒适生活。但在2.0版本中，一切的可能性只能微乎其微了。
人们发现个体的努力在系统化的社会不平等面前脆弱不堪， 1.0时代的那种只要拼搏便可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变得遥远。
接下来，要么是家庭内卷，榨干上一代人，要么是男女对轰，底层互相开炮，总之，抽刀挥向更弱的人就对了。
这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胜利，却是家庭与社会的大溃败。
参考资料：
《阎云翔：从新家庭主义到中国个体化的2.0版本》澎湃新闻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阎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