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开卷有益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
八家自有风度，又合力令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后世“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即便在今天，要体会古代散文的艺术魅力，八家作品也多为必读经典，有启迪现代创作之功。
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究竟好在何处？到底是何等环境产生何等心境，才会让这八位大家写出名垂千古的雄文？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一书以一种很新的视角，打开读者的思想视野，让一个时代的更大风景，映入眼帘。
现在，让我们用苏轼的故事，开启这堂别开生面的文学课吧。
即便时隔三十二年，历经许多风波，苏轼依然清晰记得少年时的一段往事。
那还是仁宗天子在位的至和二年（1055），他的父亲尚在，同弟弟苏辙也未曾分离。在父亲的带领下，三人离开家乡眉州前往成都，拜谒了以礼部侍郎衔知益州的张方平。
一州长官张方平对身为白丁的父子三人青眼有加，场面正如苏轼在元祐二年（1087）作的《乐全先生文集叙》中所写：“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
“国士”二字评价至重，就算只是客套，对于一位弱冠少年来说也足以自夸一辈子。
朝廷兴文抑武，以“东华门外唱名方乃好儿郎”，官家心目中的无双国士也不再是军事天才，而是文章高手。身为地方长官的张方平本人就以文字见长，连他都称许尚未崭露头角的苏轼为“国士”，其人文学天赋之高亦不问可知。
在后来的岁月中，苏轼也没有辜负张方平的期望，经过*党**争、贬谪磨炼的他，在文学道路上不断精进，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
△《清平乐》剧照
不过，苏轼在文坛崛起之初，让那些先辈大佬惊叹的很可能并非清风明月般的诗词歌赋，而是一些议论文，即古人所言的论说文。
壹
张方平素以“颖悟绝伦”著称，本人就是老一辈的“天下奇才”，对于天才与国士之间的区别心里门儿清。他能看中苏氏父子特别是苏轼，自然不仅仅是因为此子文学天赋异禀，多半还有苏轼基本功底扎实、未来可期的缘故。
不过让人略感意外的是，这位文学史上的国士刚进学时却并未表现出什么过人天赋。
苏轼正式开始读书时已七岁，差不多正是现代小孩入小学的年纪，时间比较晚，而且此前也未传出识得几千个汉字、熟背几百首唐诗、年读500本书的事迹，别说不如历史上许多神童，就同现代多才多艺的小孩相比也是颇不如，就现今“虎妈”评价孩子的标准而言，恐怕只算驽钝。
不仅如此，苏轼刚进学堂接受的甚至不是正规教育：八岁时他被送到道观，跟在一名叫作张易简的道士就童子业。从“鸡娃”的角度来看，苏轼可谓足足浪费了三年。直到庆历七年（1047），苏洵结束四方游学回到眉山之后，苏轼才回到家里跟其父学习“正经学问”。
据说，苏洵经历多次考试失败后，深感以前“不足为吾学也”，烧掉以前写过的文章，找来《论语》《孟子》重新钻研，他教导少年苏轼、苏辙的内容自是儒家为主。苏轼真正被迫下苦功死记硬背儒家典籍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话说回来，苏洵也不是一味让孩子死背儒家经典。苏辙就曾回忆，当时兄弟俩在家里的来风轩书堂读书，四周都是父亲校读过的书籍，其中又以史书为最，两兄弟就在堂中“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
苏洵刻意为二子营造学史环境，很可能是为了培养二苏写作论说文能力。论说文一向是古代散文中的大宗，按其内容、用途和写法，大致可分为论、史论、设论、议、辩（辨）、说、解、驳、考、原、评、策等，名目虽多，但核心如刘勰所言，乃“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就是说 论说文需要概括各种言论和意见，精密地研讨出唯一的道理。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详加解释，指出该文体主旨是为了明辨是非，需要对客观事实现象进行深入观察，推求隐藏于现象背后的道理：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
从刘勰的总结中可以看出，论说文首先需要“穷于有数”，就意味着作者要么读万卷书，要么行万里路，脑海中存有大量的材料和典故，方才谈得上接下来“追于无形”；而“追于无形”实则是要作者不能仅停留在占有材料的层面，还要能够对其“钻坚求通，钩深取极”，进行总结和分析，最终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
换言之， 就是要能在文章中表现出一整套对事物的认知、分析、总结能力。 对大多数人来说，按刘勰的标准写出一篇合格的论说文并不太难，但要从事实案例中引发出让人耳目一新的道理，在此之上还能保证文辞华丽耸听，字句典雅浑厚，对作者的综合素质要求就非常高了。要想以文字鉴别一个人的综合能力，那么让他撰写论说文绝对没错，历朝科考都将撰写论说文视为重要考察方式，其道理就在于此。
苏轼和苏辙正是在苏洵的刻意培养下，通过大量阅读史书故事，然后对过去的人物、事件进行思考和点评，从而掌握了论说文的写作技巧。
大约在苏轼十岁时，苏洵让他根据曹魏人物夏侯玄作了一篇《夏侯太初论》，少年苏轼便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让人刮目相看的金句。虽然整篇习作没能保存下来，然而能让张方平激赏的文字，大约就是这些习作文章吧。
贰
嘉祐元年（1056）五月，苏氏父子为了准备礼部支持的进士科考而来到汴京，寄寓在太平兴国寺浴室院。来到京城后，他们三人一方面展开一系列社交，一方面准备参加八月开封府的举人考试。
苏氏父子的“社交”乃唐代“行卷”遗风，有才华的士子将自己得意的习作交给文坛前辈或朝中大佬，借知名人物之口替自己扬名立万。同张方平一样，时以翰林学士代三司使的欧阳修对苏氏父子很是看重。
隔年正月，在开封府取得了举人资格的苏轼应试礼部省试，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官为欧阳修及梅尧臣。两人看到苏轼卷子大为激赏，由于糊了名，欧阳修担心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执意避嫌将其放到第二名，结果揭榜之后才发现是苏轼。
△《清平乐》剧照
严格地说，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不过是儒家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的老生常谈。 但他能在一篇不足700字的文章中紧扣题目布局谋篇，将典故和经传与自己的论点紧密结合，特别是在结构上颇有技巧 ：每段都集中阐述一个道理，当读者觉得已经讲透时，下一段又再度提升理论高度，层层递进，在阐发上给人带来一种观点逐渐深入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感，再加上他文笔酣畅，说理透辟，使得全篇精彩纷呈，确为佳作。哪怕主考官不是欧阳修，想必也会从诸卷中选拔出此文。
欧阳修看中苏轼此文，不仅仅是因为文章技巧好，更重要的是此文传达出了他一直提倡的“道生文至”的文风，即以道理驾驭文章技巧，有别当时一些矫揉造作却又空洞无物的文章，而且苏轼文章中所传达出来的重视“仁”，讲究人情的观念，恰恰也切合他关于“道”的理念。
事实上，作为文学家和政治家，欧阳修在意识形态上历来高举着“人情”大旗。欧阳修认为不管是治学还是施政，重要的是要将价值观同日常性相融合，不能故意显得惊世骇俗，要能让世人普遍接受，让个人体会同大众愿望相结合，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点完全得到了苏氏父子的赞同，在苏轼随后为了参加难度更大、更为重要的嘉祐六年（1061）“制科”试而提交的总共50篇的《进策》和《进论》中，也 处处都体现了以人情为本的观点。
欧阳修、苏轼看重“人情”的政治理念，含有与民同乐、听取民众意见的意味，自有其合理之处，然而放在嘉祐年后的北宋政治现实中，未免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北宋政坛三冗问题突出，各种矛盾已经趋于尖锐，在如此大环境下继续秉持提倡“不立异”“不逆情”的“人情”论，客观就是无所作为的因循苟且。
而且人们还必须看到，苏轼在策论中表现的锐意进取，针对北宋的诸多问题提出多项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如果真要付诸实施，势必都要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必然引来“人情汹汹”的反对意见，那么试问，此时苏轼你到底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不立异不逆情”的“人情为本”论？
正因欧、苏所谓的“人情”始终缺乏明确的理论定义，从而最终难免滑向自由心证，成为自说自话，所以 遭到了经学大家王安石的坚决反对。 在他看来，苏轼在策论中大谈需要逆众而行的改革，但同时处处宣扬照拂人情，岂不是自相矛盾？所以苏轼要么就是空谈改革以邀名，要么就是附丽欧阳修“人情”论，无论哪种都不是出自内心真意，只是一些毫无实用的“战国纵横之学”罢了。
此次“制科”试后，王安石遇到苏轼的考官吕公著，当吕公著对苏轼赞不绝口时，王安石却冷冰冰地回了一句：“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王安石
王安石胸怀大志，以变革天下为己任，主张重制度轻人情，以厉行一整套法度来变革天下，扭转北宋朝廷的颓势，在意识形态上重法度、做实事，为此甚至可以做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自然看不惯欧、苏的人情论。
好在此时两人还只是在文章中进行理念交锋，等到王安石拜相，苏轼进入*场官**之后，笔仗便会从学术争论升级为朝堂政争了。
叁
在通过“制科”试之后，苏轼顺利踏上升迁快车道，先是于嘉祐六年（1061）签判凤翔府，到了治平二年（1065）调任京师，判登闻鼓院，二月通过考试，授朝廷中极为清贵的馆阁职。不幸的是，就在苏轼政坛青云直上之时，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于东京。苏轼、苏辙两兄弟按制度护丧回乡，直到三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方才返京。就在当年二月，新继位不久的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简称“三司条例”），熙丰变法的大幕徐徐拉开。
仕途上的变迁同样反映在苏轼的文章之中，当他正式出任官职之后，策论文写作次数骤减，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另类论说文—— 公牍文 ，即所谓的“公文”。据统计，苏轼一生写过的公文大约有1700篇，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公文种类，可谓是一位相当勤奋的官僚。
△苏轼手迹《归院帖》，这是一篇相当随意的公文
苏轼抛去策论转而写下大量公文，同当时朝堂政争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因为身份的转变，这就好比考公务员需要将申论写得天花乱坠，但考上之后就得抛下申论，改写部门材料了。
在封建王朝中，公文一般分上行公文和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主要是臣下给帝王的上书，即“奏议”；下行公文主要是替帝王给臣下的旨令，即“诏令”。由于此时苏轼官职还达不到代皇帝写“诏令”级别，因而在从政初期，他只能将自己的文学天赋和政治理念发挥在各种奏议文中。
作为文学大家，苏轼的奏议文自然也是写得花团锦簇一般。然而，由于公文所附带的严肃政治意义，使得他所写下的一些煽动力极强的奏议文成为熙丰变法中旧*党**向变法派发起攻击的犀利*器武**。
苏轼回到朝中之后被政见不和的王安石闲置，但作为众望所归的清贵才俊，他在朝堂也有着发言权，甚至还有直接向皇帝上书提意见的权利，因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变法之争。
作为变法的先声之一，朝廷下令讨论科举改革，熙宁二年（1069）五月，“判官告院”的苏轼便写了一份《议学校贡举状》，表明自己对王安石科举改革持反对态度。不过此举并没有招致宋神宗的反感，他召见了苏轼并予以嘉奖。
△宋神宗
平心而论，苏轼在熙宁初年写的有关新法的几份重要奏议都颇有文采，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是公文高手苏轼写出来的反变法奏议，才会给王安石带来极大的压力。纵观几篇奏议，人们既能发现苏轼出色的公文功底，也能发现他在里面夹带的“私货”，以及对新法攻击的逐渐升级。
作为直接给皇帝看的文章，奏议文讲究开门见山，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也是如此，一上来写道：“准敕讲求学校贡举利害，令臣等各具议状闻奏者”，指出自己是在回应皇帝的召唤，然后再开始铺陈下文。值得玩味的是，他首先来了一段“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即是在向皇帝表白说：陛下您看，我可不是反对变革，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嘛。但接下来就来一个大回环：不过呢，变革也要考虑到大势的进程对不对？逆大势而动，变革就“难为力”，所以我觉得“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劝谏皇帝是一件难事，因为没人敢一上来就质问皇帝，这在皇权社会可是“指斥乘舆大不敬”的死罪。所以劝谏者必须委婉，必须先顺着皇帝的意思捋，就像苏轼在此文中指出皇帝您的初衷没错，但我觉得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理由一般。在整个《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就如此不断提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既不否定变法者——实际就是王安石——提出的“一”，隐然又拔高了自己持有异议的“二”，可谓技巧娴熟。
其实，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不失其理。他在文中指出王安石科举改革中兴学和国家选拔官吏有脱节，政治才干无法从学校读书而来，但放在熙宁变法的大背景下，其中的用意就相当深远了。王安石改革科举，将兴学和官吏结合起来，是想培养一批能帮自己变法的政治人才，而苏轼偏偏说政治人才是无法造就的，现在最好就是“因循旧制”，这不就是唱反调吗？倘若考虑到苏轼在考“制科”试的策论中大谈特谈各种变革，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此时的言论未免就有出尔反尔之嫌。
不仅如此，在最为重要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表面上是为了赵宋江山着想，骨子里还是在攻击变法，文中他提道：“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三司条例）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但接下来话锋一转，搬出了祖宗家法：“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宋代讲究祖宗家法，苏轼就处处紧扣祖宗家法；封建意识形态讲究厚古薄今，苏轼就旁征博引三代之治如何。他文辞便给，又博闻强识，只管选有利自己的说，回避不利于自己的论点，依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一层层敷衍开来，8000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写得富有说服力，可谓是后世所有奏议文的学习典范。
△《上神宗皇帝书》
然而饶是如此，当苏轼彻底站到反变法阵营、任由立场决定头脑时，他也会写出诸如《再上皇帝书》的“骂街文”。比起《上神宗皇帝书》，苏轼的《再上皇帝书》完全陷入个人攻击，通篇基本是道德人品挂帅，直斥王安石为“小人”“苟容之徒”。此书一上，苏轼反对新法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他不再是出于“制科人习气”对执政者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站在完全反对新法立场，力图证明其全盘错误，开始扮演旧*党**发言人的政治角色了。
最终，王安石不得不借助一桩葫芦案将苏轼排挤出京，免得他在京城继续用自己的如椽大笔反对变法，给新法施加压力。
肆
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被排挤出京，任杭州通判，直至元丰八年（1085）后才被调任回京。长达十四年的外任经历，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惩罚，更是一种磨砺。由于远离了政治中心的汴京，在此期间他写的公文远不如熙宁初年所撰的那样有影响，多半都是一些官样文章。
然而让苏轼始料未及的是，他在京城写下的那些攻击性极强的奏议并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反而是在地方上写的一些官样文章惹出了滔天之祸，致使他身陷囹圄。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调任湖州，到任后按惯例上了一份感谢皇帝的《湖州谢上表》，结果被人抓住小辫子搞出“乌台诗案”，经过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多人求情之后，方才以贬为“充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乌台诗案”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字狱文**，与北宋熙丰变法和新旧*党**争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苏轼成为此案的主角，同他文章出彩、流传广泛、社会影响力大也不无关系。虽然最终朝廷高举轻放，但此案对被人素以“国士”看待的苏轼打击还是甚大。
政治上陷入低潮、被“流放”黄州的苏轼自然也不会有心情写什么挥斥方遒的论说文，反而创作出有着强烈个人色彩的散文名篇，如前后《赤壁赋》等。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每每在政坛上陷入低潮时，就能在贬谪之地创作出文学佳作，他后来也不无自嘲地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海南 东坡居士像
不过，历史进程往往会改变个人的期望。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反新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北宋进入了旧*党**主导的“元祐更化”时期。被视为旧*党**中坚的苏轼也重获重用，当年六月，尚处于戴罪状态的苏轼接到朝命“知登州”，实际恢复了他“乌台诗案”之前的官职。十一月，他刚在登州到任五天，就接到朝廷新任命，回京升任起居舍人。次年改元元祐，苏轼被免试直接任命为中书舍人，掌“外制”（以朝廷名义颁布诏旨）；九月升翰林学士，掌“内制”（以皇帝名义颁发文告），同时兼任教育小皇帝的侍读。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苏轼连升四级，青云直上成为朝廷要员兼帝师，特别是掌“外制”和“内制”意义更不同凡响，意味着他如今写的公文已经可以代表朝廷与皇帝发声，属于“诏令”了。
在封建时代，举凡朝廷或皇帝颁发给臣下或者告示天下的公文都可称为诏令。 由于诏令代表朝廷皇帝，不仅对文辞典雅异常讲究，往往还需要在其中暗含深意，讲出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
旧*党**显然正是看中苏轼出色的文字驾驭能力，才将此项工作交付于他。而苏轼接手后需要撰写的第一棘手的诏令，正是给亦师亦敌的老对手王安石盖棺定论。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朝廷按惯例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同时需要颁布相应的制文评价这位变法先驱。单以立场而论，身为旧*党**的苏轼大可如《再上皇帝书》那样，夹枪带棒地将老丞相批判一通即可，朝堂上谁也不会挑他毛病。然而，有过地方主政经验、经历过*字狱文**的苏轼早已不再极端，政见相对成熟，他虽赞同旧*党**，但同样也认为新法有可取之处，后来更是和昔日政敌王安石有了一定的和解。
因此，在他所撰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中，人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偏执“拗相公”，而是一位希世伟人：
敇：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制中，苏轼对王安石最重要的功业内容只字不提，或许代表了他对变法不以为然，也有可能是为避免“引战”，挑起无谓的*党**争。但不管是何种情况，他都出色地把握了评价王安石的火候：此老政策或许值得商榷，但学问品性是大家都服气的，变法初心也是为了国家。因此，敏感文章中就多谈大家共同承认的事实，搁置新旧*党**具体争议，多讲王安石“靡然变天下之俗”的初心，“冠群贤而首用”的才华，以及“进退之美，雍容可观”的洒脱，至于为何罢相，一句“山林之兴”带过，“功业之成”到底如何，不具体展开，留待后人评说。
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赠太傅制》妙就妙在苏轼于三分辞藻华丽典雅之外，更有七分把握住了政治火候，将其视为他公文中巅峰作品之一，似也不为过。
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返京到元祐四年（1089）四月外任“知杭州”，苏轼在京中待了不足四年，共写下外制约214道、内制411道，差不多每两三天就需要起草一份，再加上还需要教导皇帝读书，从事政务工作，繁忙异常。
可想而知，元祐初年的苏轼根本抽不出时间写作个人性质的作品，只能将自己的文学才华奉献给公文写作。直到他在旧*党**内讧中被排斥出京之后，方才得以有闲暇创作其他文章。
△元丰八年，苏轼《阳羡帖》
他或许并没有想到，仅仅几年之后，随着高太后的去世，哲宗亲政，北宋政局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党**被贬，*党新**重新执政，包括他在内的元祐群臣被打成旧*党**。
自此他在仕途上一蹶不振，再也没能回到朝堂之上，他炉火纯青的公文写作造诣再无用武之地，空成一番屠龙之技。
然而，随着仕途一再跌落，他在非公文方面的文学成就反而越来越高，最终磨炼造就出中国文学史中一位万众敬仰的无双国士。
（本篇作者：李思达。本文选摘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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