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懂浩 孙加兵 刘岩
走进孔林，我们会看到林内许多墓冢前都有着长长的神道，高大的石仪成对耸立在神道两旁，石碑、供案、焚香炉等一应俱全，这些石仪只有地位较高的墓主才能拥有。点点的墓冢，累累的碑碣，再加上这成排的石仪，使孔林显得幽深肃穆、威严壮观。
林内石刻众多，类别不一。严格来讲，墓地石仪不仅指神道两侧石望柱、石阙、石虎、石羊、翁仲，还包括墓前的香炉、供案、石档、神门等一切墓前石质构件。但受传统称谓习惯影响，我们把石仪与石刻加以区别。
孔林的丧葬习俗受历史环境的影响，东汉时便有了石仪的设置。林内石仪饱经风霜，将古老的丧葬礼俗呈现在我们眼前。它们建制完备、时间跨度长、脉络完整、数量众多、做工精美，可谓是我国最为集中、种类最为丰富的墓地石仪博物馆。
孔林石仪起始较早，数量丰富。郦道元《水经注》载：“诸孔氏封五十余所，人各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这是对孔林石仪最早的记载，由此可以得知早在北魏时期，孔林内三座墓碑的神道就有残破石仪建筑的存留。这些石仪状如猛兽，但由于造型奇特且残损破旧，作者并未记录石兽的称谓。据元代杨奂《东游记》记载：“先圣墓西北白兔沟也，二石兽状甚怪。”这指明了在孔子墓地西北方向的“白兔沟”有两座外形奇特的兽状石仪。乾隆时期编撰的《曲阜县志》也记载了孔林内确有名为“白兔沟坊”的建筑存在，但清朝时期已经没有踪迹可寻。早期学者们对“白兔沟”的推测很多，宋代有《东家杂记》说这是孔子的虚墓，还曾经被秦始皇发掘，有一只白兔从墓中跳出，所以被人叫做“白兔沟”。晚清学者俞樾在其所撰写的《茶香室三钞》谈论到这个说法，说这与孔氏正史不符，并表示对“白兔沟为先圣疑冢”这类言论不屑一顾。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记载，自西汉时孔氏第十二代孙孔延年、第十四代孙孔福就葬于孔子墓北。从金代、明代传下来的孔林图录上看，孔子墓西北处也有汉代墓冢的影像。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白兔沟”附近应该为汉代墓群。
那么，这两座石仪究竟是谁墓前的呢？曲阜本地学者孔繁银先生在《曲阜的历史名人与*物文**》一书古石刻篇中介绍东汉遗存碑刻孔彪碑时有这样的记述：“此碑原在孔林内，孔子墓西北一里许，孔彪墓前。于清乾隆间移于孔庙，为记其事又立新碑于墓前。墓前还有汉石兽二，汉石阙一座，已散为四块。石兽已于1963年移入孔庙，1983年置于同文门下，石阙还散失在孔林中。”孔府档案史料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对林庙历代碑碣清查时，孔庙同文门外东边发现孔彪、孔宙的墓碑，人们将它们记录下来并备注“自孔林移置同文门外东间”。孔繁银先生一生致力于曲阜*物文**保护与研究工作，通读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亲自践行了对许多古迹的保护，他的论断应当不差。
孔彪，字符上，孔子十九代孙，官至尚书侍郎，出任博陵太守。他的父亲孔贤育有三子，依次为孔宙、孔翊、孔彪。孔贤一支以孔融为代表，在东汉时期的孔氏家族史、乃至我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孔融是孔宙的第四个儿子，东汉末年官至青州刺史，世称“孔北海”，拥有一定的势力与权威。年幼时张俭“*党**锢”之案深深地刺痛着他幼小的心灵，这使他成年后背负着重重的情感责任。为了弥补当年的心理创伤，彰显孔氏家族的豪气，孔融为父辈树立石仪自然在情理之中。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是当时为孔彪立碑的博陵故吏崔烈、崔恢出资修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郦道元当年所见“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应该是孔贤后代的墓冢石仪，可惜随着历史演进这些石仪已经不可能再现。
这两尊石兽并不成双成对，一为虎形，一为狮状，都有像翅膀一样的花纹装饰。石兽腹部以下采用镂空处理，表面平整光滑；后肢以浮雕的形式加以表现，线条流畅，具有明显的东汉石刻特点。由于二兽前肢残缺，其形状已不可知，但通体观察都是呈坐立状，并且有向前突出的态势。虎像高195厘米，面部夸张变异，后肢细长自然弯曲，颈下有一饰物因为残缺已不可辨认。狮像高182厘米，头部残损严重，鼻子和眼睛由于损坏已经糊成一片，嘴巴的形状较为完整，道道浓密的狮鬃清晰可见。
此后，唐宋时期神道石仪已经有了完备的规格制度，孔氏族人也不缺乏修筑石仪的资格，林中族人墓冢神道石仪却不曾再现。值得关注的是，宋宣和五年于孔子墓前树立了一组有悖定制的石仪。
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在建隆元年（960年）就曾下诏：“前代帝王陵寝、忠臣贤士丘垅，或櫵采不禁，风雨不芘。宜以郡国置户以守，堕毁者修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先代帝王将相的坟墓经天灾*祸人**损坏严重，应该专门安置百姓守护它们，并将已经损坏的进行修复。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宋朝对名人墓冢呵护有加。纵观赵宋一朝尊孔奉道，可谓发挥到极致。宋真宗祭拜孔子墓，把治所迁到寿丘，与曲阜结下了不解之缘；金人入侵，王朝被迫南迁，把孔氏第四十八代孙衍圣公孔端友带到南方，可见孔子在宋代统治者心中的地位。此外，北宋时期王公大臣墓冢石仪已经广泛应用，先代名人陵墓也有了不少石仪，这就为在孔子墓前建造石仪提供了助力。后来有关部门上书徽宗皇帝，提议在孔子墓营建石仪，并得到了皇帝的恩准。
孔子墓石仪的营建历时五年完工，神道石仪有成对的望柱、文豹、甪端、翁仲八尊石仪，另外墓前还有供案、香炉、碑刻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石仪大多为古代的神兽、瑞兽。按宋代石仪修建制度，三品以上官员的墓所可立石人一对，石马、石羊、石虎、望柱各两对，共十尊石仪。照此看来，孔子墓的石仪并不符合当时的制度。但仔细分析，孔子墓石仪的打造、陈设是十分严谨的。首先，孔子作为“文宣王”，不同于当时三品以上的官员，他们与孔子没有可比性。如果按三品以上官员墓所的制度建造石仪是对孔子的大不敬。其次，孔子又不等同于当时的帝王，如果按照帝陵的制度又犯了大忌。因此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自唐时石仪定制起，瑞兽、神兽为帝王专有，王公大臣只能使用马、羊、虎一般的兽类。而孔子墓前却出现了甪端的身影，除皇陵以外，在同时期的神道石仪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孔子墓前的石仪是非同一般的神道石仪。
一尊尊石仪凝聚着匠人千磨万凿的心血，也凝聚着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对先圣的追思。石仪早已不仅仅是形态各异的建筑艺术品，更是中华传统丧葬文化内涵的化身。它们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先祖的教诲，更要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传承给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