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清朝皇帝总是以昏庸无能的面孔示人。他们对内凶残*压镇**人民，对洋人则卑躬屈膝，好像成了皇帝这一名词的反面典型。我们回顾清朝立国两百余年的历史，若仅以疆土人口而论，绝大多数清朝皇帝非但不昏庸，且还极有才具，勤政到了有悖人理的程度。清帝国庞大的疆土和人口，放在古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会被冠以盛世的赞美，但回顾晚清屈辱的历史，又让人感觉清朝皇帝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倒行逆施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这种极端对立的二元评价，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华文明步入现代社会的局促和尴尬，封建和现代两套社会形态的根本对立。旧的底层逻辑早已行不通了，新的底层逻辑却又接受不了。这种局促和尴尬在如今仍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令人不适的烙印。我们分析“御批”这一清朝的特色制度，就能看出来这种二元割裂在国家生活中是如何的“阴魂不散”。清以此兴，也必以此终。
一、小修小补，吸取教训
清朝的建立者是黑山白水之间新兴的渔猎民族，在一统中华后，如何高效的管理这个涵盖几十个民族、横跨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就成了一道可怕的难题。清太祖努尔哈赤粗通文墨，但是他得手下战将中只有皇太极一人能读书识字。在入关前后，清朝的达官贵人们依然保留着游牧渔猎风气，善于弓马骑射，不善治国理政。这样的统治群体要有效管理上亿人口的疆域，仅靠自己在草原拼杀的经验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在清朝早期，皇帝只能在汉臣的辅佐下全面学习明朝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小修小补，以求避免面临同明朝一样身死国破的命运。
明制的种种设置，起于朱元璋，定型于朱棣，核心就只有一句话—— 皇权至上，稳定至上。 清帝们不想，当然也不能反思出明朝过度的权力集中才是祸乱朝纲的本质，反而把明朝的衰颓全推给了朱家子孙“懒于国事”。与此相对，清自顺治帝始就要求后代皇帝沿着这条路径“拨乱反正”。所谓“拨乱反正”，当然不是用平衡来代替集中，而是要求清朝皇帝变态一般的把权力牢牢抓在手里，无论大小均一决于上。这种要求从字面上来看，自然断绝了如明代一样厂卫僭越专断的可能，也可谓彻底堵死了张居正和三杨这一类朝廷重臣在政治上真正执掌大权的可能。
当然对清朝皇帝自身来说，这一要求首先带来的就是政务负担的急剧加重。典型表现就是清朝专属皇帝的庞大到可怖的“御批”。御批泛指皇帝的批示，但主要是指皇帝在臣工奏折上的批示及在上谕稿上的批改文字。这一制度并非清朝独创，前朝早已有之，但明朝皇帝除少数几位外，绝大多数对这种繁杂的政务审查工作敬而远之，宁愿做木工或求仙问道也不愿意多过问政事，这就使得御旨也好，御批也好，往往由下属的内阁大学士拟写。
这还属于正常的情况。非正常情况下，御批甚至能由厂卫的特务头子起草撰写，而这些特务头子起草的内容大都荒谬无伦，但因为他们常伴皇帝左右，下属的臣子即使有所质疑也不敢直言，最后就如明朝内阁首辅李东阳所言：
“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橐，真假混淆，无从别白”。
连首席的文官也会对假手皇权的政令感到“真假混淆”。
清朝皇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首先就是严厉禁止中官和下臣文官插手御批事务。清代的中枢权力机构军机处大臣都只能“跪受笔录”。没有了文臣的辅助，皇帝要处理的御批的数量膨胀到惊人的程度。清代最“勤政”的皇帝雍正，从政仅仅十三年，处理的题本就达192000余件，亲自朱批的奏折41600多件。这些奏折数量平均计算到每一天都是极为庞大的数字。皇帝日夜轮替才能将其全部阅完。单从字数而言，雍正没有“退休”前光御批就写了接近两千万字，这个数量在现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看来都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清朝皇帝能完成的人确实不少。哪怕是我们心目中声色犬马、腐朽无能的咸丰与慈禧，也被评为
“勤于政事，企图重振纲纪”、“寅时一定起床，准时到养心殿，几十年如一日”。
若论勤政程度，清朝皇帝确实站在了古代帝王的顶峰。在接手了明朝制度后，清朝皇帝认为自己能给它的漏洞打上补丁，这个补丁就是清朝皇帝自己的“疯狂上班”。说清朝皇帝勤政是一种褒奖，不如说是皇权无奈的权宜之计。清朝制度设计不允许分权的存在，历史的教训不允许皇帝建立自己的亲信团理政，清朝的政治生活本身在不断增殖拓展，那么摆在皇帝面前的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安逸懒政国家衰亡，要么无限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时间，把自己变成疯狂的政务处理机，浩如烟海的“御批”就是清帝们无奈选择的明证。
二、是皇帝也是大家长
而以清朝为代表的封建*制专**政治，皇帝不仅会插手大小任何事务，甚至按照“治国齐家平天下”这一类的圣贤教训，连官员的家庭私事也囊括进皇帝管辖的领域，皇帝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更是文武百官的共同大家长。
本来皇帝乾纲独断就已经政务繁杂，无论大小一把抓的大家长式管理更是无限增强了皇帝执政的压力和难度。我们以康熙雍正两位以贤能有为著称的皇帝所做御批就能看一二。
康熙帝不仅是勤政的御批机器，还首创性的创造了“密折制度”，诸臣秘密上奏直达皇帝。康熙帝洋洋得意的宣布：
“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分行探听。此辈颠倒是非，妄行称引，偾事者甚多”。
但考察密折的内容，无疑和密折的设置的初衷大相违背。康熙认为只要是不经过通政司等衙门直接递交给他的都是绝密，但实际上密折上奏的内容有大量的所谓“问安折”，所谓的奏事折也含有大量的完全无用的风闻内容和献礼内容。如福建巡抚吕犹龙上奏：
“奴才于四月二十八日购到新鲜者....切条晒干者，微存原味，奴才亲加检看，装贮小瓶，敬呈御览”。
康熙回复“乃无用之物，再不必进”。
闽浙总督满保奏进台湾番子土产芒果等物，康熙御批“不必再送来”，隔一个月后满保再上奏进芒果，康熙只能再御批“无庸送来”。直隶总督赵弘燮奏闻六月有雨落下，一件简单的小事连发六道奏折，康熙最后也不胜其扰，御批 “朕已听得尔，不必报了” 。
作为国家元首，康熙似乎事无巨细地关照了臣工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既要处理政务，也要像慈父一样处理各类大臣的问安和献礼。臣子也似乎乐得享受这种大家长治下的“孩子”角色，但凡治下有大小事均上报“父皇”。
他们不像是国家的文官，更像是被安放在衙门里皇帝的傀儡。属地芒果好吃，上奏进献；属地下雨了，上奏使闻；想来北京给皇帝庆生，上奏通报。康熙所处理的御批，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与实务无关的“家长里短”或言之无物的小事。
他必须像臣子们的爸爸一样，既替孩子作出决定，还要安抚孩子们的情绪，而皇帝的功能性是没有上下限的。这跟我们印象中的现代国家元首的工作有很大差异，如果当今任何一国的元首要处理文官们事无巨细均上报的情况，那都会使得政务工作变成滑稽又可怕的负担，工作中一定也会犯下不少的错误。
康熙朝所创的密折制度在雍正朝被完全发扬光大，有权上书直奏皇帝的人数从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雍正皇帝也被迫变成了中国历史上起码是批阅奏折最勤勉的皇帝——数百人尚有大量废话连篇和言之无物的奏折，上千人更可想而知！福建水师提督王郡上奏竟然称“台湾有妇人拾金不昧”。
这样的小事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下属的大臣们还要上奏，这不是纯粹给皇帝添堵吗？雍正对臣子的垃圾奏折早有预警，心情不好时甚至在御批上对上垃圾奏折的臣子犹如泼妇一样直接破口大骂
“尔等空闲，无聊一奏，一群不如chu生之辈”！
西安将军常色礼上奏称自己时年六十八岁，雍正御批“比去年只增加一岁”。常色礼称自己辜负皇恩，气得雍正直接破口大骂 “不如畜牲” 。广东巡抚年希尧把同样的内容多次上书，雍正痛批
“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
在目前收录的雍正御批中，不乏皇帝对臣子上无用奏折的威胁和痛骂，但完全没有缓解臣子们遇事则上奏的恶习。坊间传闻雍正常常五点就需起来办公，最后积劳成疾去世。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可能是被臣子们一手制造的“垃圾奏折”累死的。当一个人的父亲已经是劳心劳力，而清朝皇帝想当所有臣子的父亲，怎么可能不政务繁重？又怎么可能不被迫“勤政”？清朝的制度犹如一个笼子，皇帝本身也被笼罩进去了。
三、勤政的皇帝和崩溃的帝国
清朝皇帝几乎个个勤政，因操劳过度而早逝的也不少。但这样的勤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方面是皇帝事无巨细一把抓，另一方面是不允许臣子共享权力，也使得他们陷入“习得性无助”中，连篇累牍的无用奏折就是一个证明，他们不像是国家的官员，更像是在衙门里手足无措的孩子。
在这种极度畸形的管理模式下，勤政的皇帝们并没有改变清朝衰落崩溃的命运。随着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压抑许久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开始一波又一波地冲击清朝的统治秩序。勤政——崩溃，这本不是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但又带有强大的历史必然性。建立在明朝君主集权制下的清帝国凭皇帝的勤政弥补部分过失，但这套制度的根本已经腐坏了，再勤政的皇帝都无非只是在注定的毁灭中拖延它崩溃的时间而已。
清朝幅员上千万公里，上亿人口，经济政治文化事务已经膨胀到了极大的数量，它要求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高效决断，而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官僚部门去维系它的运转。
但是在皇帝看来，这两点绝无可能做出让步，更不会进行主动改革。因为分权与制衡是一套逻辑，独裁和*制专**又是另一套逻辑，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古典文明需要团结和统一，需要把人凝聚在一起来应对自然灾害和瘟疫战争的威胁以求得繁衍，而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口稀少缺乏群聚效应的早期社会，由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掌握全部权力是那个时期的最优解。历史具有惯性，辉煌的历史具有的惯性则更加强大。
中华文明在过去创造了文明延续的灿烂历史，因为也有了无比坚固的思想惯性和文化烙印。这种惯性与烙印制造了清朝的统治逻辑，也暗示了这个清朝必然会发生的悲剧命运。
清朝皇帝站在封建时代的晚期，如他的前辈一样无法接受“君子满朝共治天下”的执政模式，皇帝们犹如西方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坚定但可悲的重复那些王朝走过的老路。皇帝永恒的乾纲独断与一言堂，辉煌的帝国在盛世后倏尔远逝，一旦内外的压力一齐爆发，偌大的帝国顷刻大厦崩塌。站在历史的上空去俯视清朝史，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崩溃与明朝的崩溃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内外交困，一样的战火连天，一样的皇冠坠地，一样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