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卓言，我们一起终身学习，第697天。
每天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新结构经济学》（上）
这本书探讨的问题是：国家如何致富？或者说，穷国怎么能变成富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困扰了无数政治家、经济学家。而这本书，则是对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来指导各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个解释框架，就是书名里的“新结构经济学”。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你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名字。林毅夫不光学术地位高，政策影响力大，个人经历也很传奇。上世纪50年代，他出生在台湾，70年代在台湾*队军**当兵时，从金门游到对岸，投奔大陆；然后从大陆去美国读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他后来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成为国家的智囊；他还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入选了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可见他的学术地位和政策影响力非同一般。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林毅夫始终致力于探索“穷国怎么变成富国”这个问题，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出现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了很多认可，比如这本书的推荐者当中，就有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包括谢林、斯蒂格利茨、福格尔等等。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跟以往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相比，有什么根本区别呢？曾经第一代发展理论认为，穷国要去发展那些富裕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先进产业，这本书里把它叫做旧结构主义；第二波发展理论认为，穷国要去塑造富国已经做好而自己没有做好的先进制度，也就是新自由主义；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穷国发展经济要从自己有什么和能做好什么着手，通过逐步改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来实现。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探讨了国家致富的原理，也给出了发展经济的方法。林毅夫提出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叫做“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来帮助落后国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以实现国家富裕。他还把产业发展分为五种类型，涵盖了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的战略选择，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指导意义。目前这个模型在波兰、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应用也取得了成功。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由中国顶尖经济学家撰写的、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且能够反映中国经济政策逻辑的原创性作品，值得每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读一读。因为，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就要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要了解中国经济政策，就要了解经济学家的思想；要了解经济学家的思想，林毅夫的思想就是典型。
今天我们来说说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是什么，它如何解释国家致富的机制。
这个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要知道，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但它主要集中在西欧和英国的海外分支国家，导致各国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从1870年到1960年，最发达的少数国家和占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率从8.7倍上升到38倍。直到今天，世界收入分配仍然不平等，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例如2020年，卢森堡的人均收入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131倍，美国的人均收入是尼日利亚的11倍。2022年，欧洲的人均GDP是34000美元，非洲只有1500美元。由此可见，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没有解决致富的问题。
这也说明，对于如何促成国家致富，传统经济理论并没有弄清它的原理，或者给出了不切实际的建议。
比如二战以后，经济学出现一个新的分支——发展经济学。它的第一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就要建设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产业，比如钢铁、机电、化工等等；而要发展它们，就要政府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再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替代原来从国外进口的，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但由于它们是靠政府保护发展起来的，所以效率很低，没有国际竞争力。结果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不仅收入没有提高多少，反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作者认为，这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致富问题。
针对结构主义的失败，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它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扭曲了市场，导致效率低下，腐败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企业自负盈亏，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避免财政赤字，也就是推行私有化和彻底市场化。这套观点也很有说服力，在经济学界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盛行，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但不幸的是，照搬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都遭遇了麻烦，推行这些改革的国家，相比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改革，经济增长更慢，发生的危机更多。因此有人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更奇怪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发展不错的国家或地区，恰恰是跟主流理论背道而驰的。包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等转型经济体。它们都没有照搬当时主流的理论，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看似错误或糟糕的做法。比如，“亚洲四小龙”从劳动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开始，以出口为导向；中国大陆等转型经济体采取了“渐进*轨双**制”，即保留国有企业，同时放开市场，发展民营企业。这些做法被认为不可能赶上发达经济体或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但事实证明它们却成功地实现了快速增长。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让林毅夫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并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
在林毅夫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等。现代经济增长突然加速，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带来了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同时，伴随现代化技术和产业的涌现，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多，金融投资数额和风险也越来越大，催生了现代金融、现代法律等。所以收入提升只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它的背后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结构的不断变迁。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致富，本质是提高产业地位和技术水平，而它又跟要素禀赋结构密切相关。
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比如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等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在哪方面具有高效率和低成本的优势。比如人口众多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雄厚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先进就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等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一个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才能塑造有竞争力的产业格局。
有竞争力的产业格局，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获得更大的回报，从而积累更多的资本，反过来改善要素禀赋结构，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和政府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前提。因为市场能够通过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引导企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政府则能够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制度环境、技术创新等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促成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
比如，对私人企业来说，产业升级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过程。第一批进入新产业的先行者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成功者的经验为潜在的后来者提供了免费的信息，而他们却要自己承担失败的成本。投资成功的收益和失败的成本并不对称，这需要社会补偿。另外，企业产业升级的成功还要求有金融、法治等配套制度和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来促进生产和交易。这些问题私人企业无法协调，只能靠政府解决。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机制，但在推动经济跨越不同阶段时，政府也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发展经济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过去的发展理论要么轻视了市场，要么忽略了政府，所以在指导经济发展时出现了偏差，遭到了失败。
打个比方，“旧结构主义”理论认为，穷国要去发展富国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这就像一个穷人看见富人名下有很多公司，他以为多注册几家公司就能致富一样；而“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穷国要去塑造富国已经做好而自己没有做好的制度，就像另一个穷人看见富人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他以为每天不坐班就能变得有钱一样。它们都是流于表面的。
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穷国要着眼于自己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再通过政府的帮助逐步改善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实现经济发展。这才是切实可行的致富之路。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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