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
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
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
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
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
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
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
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韩胜利的午饭。
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
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
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
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
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
“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
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
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
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
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
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
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
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
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
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1
这个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教育，为了儿子韩胜利能够念大学，他卖掉了家里最值钱的牛和粮食，还跑去西安做苦力赚钱给儿子读大学。
正是这种砸锅卖铁供儿子读书的行为，所以才有了这部纪录片《父亲》的诞生。
2
典型的穷人教育思维是真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整部纪录片中，父亲韩培印始终不离手的，是一个小的笔记本。
相比同村出来的其他农民工，韩胜利算是读过书，因为他识字，而且还很喜爱写写对联或是给儿子写信。
如果不是他读过书，他或许不会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也就没有后来的所谓“砸锅卖铁”供儿子读大学。
但很遗憾的是，他的书读的太过局限，他只从书中读到了“拼命刻苦”，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天下大势，浩浩荡荡”的时代趋势。
除吃之外，韩胜利再没有其他任何开支。
只有在学校要求购买学习材料时，才会找父亲韩培印。父亲的态度和对待吃饭时“不要吃太差也别吃太好”一样，告诉韩胜利材料“不要不买也不要买太多”。
3
持续性向儿子表示你上学花了家里多少钱。
一方面，向子女表示我们“砸锅卖铁”也会供你读书，另一方面会持续高频向子女展示自己为了让你读书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而当子女表示那干脆就放弃读书时，又表示出大义凛然。
这种内心渴望从子女上大学事件上获得面子上的荣誉，以及未来有可能从事高收入工作从而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渴望，被隐藏在“父爱无疆”的幌子下持续，最终形成畸形的家庭和教育观。
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并不存在父母养育子女完全是单向的付出毫无收获，孩子带给父母的陪伴，孩子的成长进步，孩子的无限希望，统统都是父母在养育子女这件事上的持续性回报。双
方关系对等，不存在谁付出更多之说。
持续性向儿子表示我们有多穷。
哭穷教育，是大范围毁掉无数中国年轻人的最具破坏力教育思维与方式。
因为我们很穷，所以你就必须怎么做，这显然是彻底打碎一名年轻人脊梁和膝盖的最残忍方式。
纪录片中，韩胜利所在的寝室六人中，有三台电脑，五部手机还有MP3等工具。
而面对镜头的韩胜利时说，在上大学前他从未见过这些东西，宿舍的公用电话几乎是他一人在用。
韩胜利的衣服是同寝看他没衣服时送他的，韩胜利学习之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在学校里捡废品补贴家用。
你问为什么韩胜利不去兼职赚钱？
第一是父亲韩培印不允许，他表示他可以赚钱给韩胜利生活费（每月200元），韩胜利只需要专心读书。
第二是韩胜利所在的学校位于西安远郊户县（现鄠邑区），即使现在也依旧勉强算是县城的经济水平，十年前基本可以理解为是“荒郊野岭”，想兼职也找不到。
第三是贫困和自卑早已深入韩胜利的骨髓，他连最基础的社交能力都不具备。
作为通讯专业的毕业生，社交的这一弊端先放在一边，韩胜利还有一个巨大的短板，他几乎不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
因为父亲眼中电脑是“洪水猛兽”，是让无数的好孩子走向堕落的魔鬼。
作为对计算机和互联网高度关联的通讯专业却电脑水平几乎为零，这就基本和学习英语专业但是口语完全不会一个道理。
不难想象，韩胜利如果想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会有多难。
父母和孩子，是一个顶复杂的问题。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家长和孩子虽然只相差一代，但是在观念上可能相差数代。
有些父母从旧时代过来，从小在“苦水”里长大。他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只知道要打要骂，只知道要给孩子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