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无论是在新闻传播学科，还是在戏剧与影视学科，抑或是在美学领域，纪录片研究都已初具规模。专业著述、翻译引介、年度研究报告、文献集、访谈录等学术著作是我国纪录片创作与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知识底蕴。那么，此类知识生产与批评样式在纪录片研究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在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纪录片研究的主体性何在？
原文： 《批评史视角：绘制纪录片学术著作的知识图谱》
作者 |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罗锋/教授 王艺添/博士生
图片 | 网络
学术著作：纪录片实践的营养智库
伴随着改革开放，学术出版驶入快车道，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体系建构亦随之重启。以纪录片为例，笔者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为标的，对1978—2022年间出版的纪录片主题的学术著作进行检索、搜集和整理（为使观察更具针对性，主要选择大陆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纪录片著作，同时将收录解说词的纪录片同名图书、专题片脚本等大众读本排除在外）。据不完全统计，总书目共272本，内容涵括纪录片史、纪录片理论、纪录片创作与纪录片产业等方面。
理论的创新发展与创作实践的开拓总是相互呼应、彼此促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录片初创时期的主要类型是新闻纪录电影，其样式和风格深受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版的《苏联新闻纪录电影创作——卡斯德林、斯捷潘诺娃、卡尔曼等在制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新闻纪录电影创作谈》，以及文献汇编资料《新闻简报中国》《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等均为新闻纪录电影史的重要研究资料，不仅为此后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经验参考，而且为纪录片的学术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1980年代，随着电视媒介普及率的提升，电视纪录片进入迅速发展期，实用导向的关于纪录片创作经验的著作开始涌现，像《电视纪录片创作求索》《电视纪实与创作》《电视纪录片论语》等数十部著作均是关于选题、策划、拍摄、剪辑等纪录片制作环节的具体介绍。这些著作既为纪录片工作者提供了实践经验，满足了行业规模化发展和人才专门化培养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纪录片研究者的眼界与思考，从而为中国纪录片创作实践搭建起了一座营养智库。随着专业教育的深化，为了进一步培养纪录片创作人才，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纪录片专业，成立纪录片研究中心，诸如《纪录片创作》《纪录片概论》《影视纪录片创作》《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纪录片解读》《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等专著与教材，便是各高校教学与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作为学科建制化的代表性产物，教材是开展学术批评的基础，它划定了学科的内涵与外延，确立了研究的范式与框架，并强有力地形塑了学术批评的知识地图。
出于拓宽学术批评视阈、增强学术想象力之考量，早期一些纪录片研究者通过翻译引介国外著作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将最新学术思想引入国内。其中，美国纪录片学者比尔·尼科尔斯的《纪录片导论》（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备受关注，曾先后三次被译介到国内，《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纪录片也要讲故事》等也相继被译为多个版本介绍进来。这些译著成为国内了解国外纪录片理论面貌的重要文本，不仅为中国纪录片研究带来“另类视野”，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纪录片研究的对话和交流。1990年代，各种纪录片的合作、观摩、学术交流活动不断展开，中国纪录片创作者的眼界不断开阔，认知和创新能力也逐渐提高。西方“真实电影”“直接电影”等创作理念进入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开始出现“文学倾向”和“纪实主义精神”。吕新雨教授在其影响甚远的《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中，用“新纪录运动”概念准确概括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实践特征与影像观念。随后一些纪录片相关理论的著作，如纪录片专题研究，纪录片叙事、美学研究，纪录片产业、传播研究等多元主题层出不穷，不断丰富了纪录片研究的知识图谱，纪录片研究的学科意识逐渐明晰。
从上述简要讨论的学术脉络可以大致看出，中国纪录片批评经历了从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到主动绘制纪录片“知识地图”的较为清晰的演进历程。
批评史视野与纪录片学术著作的检视
纪录片史论研究是构建纪录片学术批评的理论基石，史论研究强调史料考证和挖掘。然而，从批评史视角来检视纪录片史论相关研究会发现，无论是史料的发掘还是史料的运用，都略显薄弱。不论是《世界纪录片史略》《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纪录电影史》等专著，还是作为基础性资料编著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等文献，往往限于描述纪录片创作的基本脉络、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饱含学术价值的史料与富有想象力的文本解读相对匮乏。不过，近年来一些史论研究，如《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海上映像：上海纪录片史论（1980—2017）》等成果，兼具区域性和民族志特征，有力地拓宽了纪录片批评的理论空间。
学术译著在纪录片研究的理论构建、方法运用和问题开掘方面贡献颇多。就本土著作来说，纪录片的学术批评目前仍处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过程中，而纪录片研究对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依赖，也导致其在方*论法**意义上形成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学术场域面临困难。不过，有些研究开始有意识地尝试突破，为纪录片的学术批评积极探索新的可能。《跨文化视域下的纪录片主体性研究》《影像如何记忆——年鉴学派视野下的中国纪录片》《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等成果便是此一探索的直接体现。从对纪录片学术著作的检视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纪录片学术批评演进的大致轨迹，即从起初借用文学话语体系对纪录片进行“浅描”，回归到纪录片的本体观照，并在与国外纪录片的比较研究中，探寻具有本土性的学术批评风格。
在纪录片学术著作的知识生产方面，纵向来看，专著在提出真知灼见方面仍有欠缺，学术影响力反不及一些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横向来看，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有较为完整的批评史研究，而且都有学术水准较高的专著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反观纪录片研究则不尽如人意。以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检索的引用数据为例，仅单万里的《纪录电影文献》、欧阳宏生的《纪录片概论》、巴尔诺的《世界纪录电影史》、何苏六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和钟大年的《纪录片创作论纲》等几部为数不多的著作，引用量超过600次。很明显，真正在学术生产中起引领作用、具有支撑性的核心著作并不多，晚近的学术著作亦难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学术批评与知识生产的范式更新，以及从中国本土鲜活生猛的影像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学术批评，似乎仍停留在学术想象当中。
纪录片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纪录片的著作为纪录片学术批评勾勒了基本的知识谱系。然而，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和戏剧与影视学科的纪录片研究，在暂时无法实现学科建制化的前提下，提升其学术批评品质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形成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独立的话语体系，能否在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积极展开对话交流的同时，提升在新闻传播学和戏剧与影视学科内部的显示度，从而确立明晰的学术传统和知识生产路径。
不可否认，西方纪录片理论具有发展相对成熟的电影、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底蕴，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引介西方纪录片理论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读和阐释，是中国纪录片研究者开展学术批评的必经之路。但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言，提高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应当摒弃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及“唯学科化倾向”，在中国语境下所展开的纪录片创作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纪录片创作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观照本土实践、强解释力的“在地性”的学术品质，构建属于自己的“中国学术理想图景”。
习*平近**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体到纪录片研究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强化问题意识，拓展学术视野，完善理论体系。作为构建学科基础的纪录片学术著作，已为学科发展贡献良多，但纪录片研究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向性，学术批评理应依托于创作实践，以此才能真正发现并解决实践中的“真问题”。或许唯有如此，方能打破知识生产上的学界中心主义，纪录片研究者与创作者最终在精神上形成紧密的知识共同体，共同推动纪录片学术批评的深化与发展，从而有效地回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纪录片批评史研究”（20BXW033）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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