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王旭辉.哪些本科专业在高等教育招生端更有市场？——基于2005—2021年浙江省高考录取数据的统计分析[J/OL].高等理科教育:1-13[2023-07-02].
摘 要 ：不同专业客观上存在报考热度差异，直观体现为录取分数的差异。 录取分数作为自由选择和人才选拔的制度化产物大有学问。 文章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浙江省高考录取数据，统计了 ２０８ 所本科院校所有专业在浙江省的录取平均分，以之为基础构建录取分首位率、录取分势差等多指标对不同专业开展多维比较分析，揭示不同专业在高等教育招生端中的市场差异及其变化规律，识别并重点讨论最具生源吸引力的 ２０ 个本科专业，从中得到一系列重要结论。
发掘蕴含在相关结论中的本质问题可产生若干理论启示：一是各专业的录取分数除了反映生源水平，本质上是招生供求关系的信号。 二是新高考改革后的生源格局重构昭示着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结构的质变。 三是从“财经热”到“师范热”暗含着人们择业价值取向变化的信号。 这些启示可为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招生录取机制优化、供求关系宏观管理等事项提供政策思路。
关键词 ：本科专业；录取分数；生源；高考志愿；供求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专业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也是高校招生的基本单元。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种类繁多，以本科为例，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有 ９２个本科专业类、７０３ 种本科专业。 现实中，不同专业、同一院校的不同专业、不同院校的同一专业或多或少地存在报考热度差异，直观地体现在各校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和录取平均分（下文统称录取分）上。
各专业录取分的差异本质上是考生志愿的结构性分布问题，也是供需结构在高等教育招生端的一种表现形式。 最典型的招生端结构性供求失衡现象即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分层。 专业的分层随着新高考志愿填报和投档模式的改变愈发明显，特别是同一院校不同专业的录取分不断拉开差距。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把每一种专业作为一个整体，即从专业“种” 而非专业“点” 的层面比较，不同本科专业的录取分差异究竟如何？ 哪些专业更有市场吸引力？ 深究这一问题不仅能掌握考生志愿的分布格局，剖析考生选择专业的需求特征和心理动机，亦能评估高等教育招生供求的专业结构矛盾，是一项极具探索和启发意义的基础性研究。
当进入相关思考，又会有一系列激发人们探索欲的问题有待解答：哪些专业成为高分录取专业的频率较高？ 哪些专业的录取平均分更出众？ 哪些专业从过去到现在报考热度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专业类的层面看情况又如何？ 新高考改革前后有何值得关注的变化？ ……
全面了解相关情况需要大数据的支撑。 只是目前鲜有人系统地开展这项工作。 查阅文献发现：学界虽不乏整体性地关注高校招生选拔和学生专业选择的机制与结果，但往往不是建立在对各专业做分门别类的数据统计和微观比较基础上的实证研究。 即使涉及相关数据，也多停留在院校层面：如高考分数线的演变及成因分析；或基于高考录取分的大学生源质量评估；或新高考改革对高校生源的影响分析， 以及对录取匹配的影响分析；再就是高考录取分和就业薪酬的关系探讨。 也有少量研究关注专业层面，如基于分数线的专业声誉研究、本科专业生源质量问题解析、师范专业录取分与教师职业行情的关系探讨、学生选专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等。 总体上，目前还是缺少对不同专业的大数据比较分析，对相关数据蕴含的理论和政策价值也知之甚少。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２１ 年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上的一篇题为《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分析》的论文是为数不多的细化到专业类层面的统计研究。 然而，该研究尚有诸多不足：
一是题为分析“各专业”，实则分析的是“专业类”，未细化到具体专业。
二是该文只分了 １９ 个专业类，分类粗糙必然影响结论的价值。
三是面对如此繁多的本科专业，该文只有 ６ ０２０ 个“专业点”的数据，远非大数据分析，结论信度值得怀疑；四是未控制无关变量，因果推理缺乏证据，仅通过简单的数字游戏就把不同专业类的生源消长归因于新高考改革，缺乏说服力；五是该文停留于技术层面的经验分析，仅以“生源质量”解读录取分数，未充分发掘数据的理论深义，思考问题深度有限。
倒是笔者曾利用高考录取数据分析了本科不同学科门类和高职不同专业大类的入学机会供求关系 ，揭示了分数线背后的根本问题。
鉴于此，有必要对不同本科专业的历年录取分全面开展大数据统计，分析不同专业录取分的相对差异、变化规律及其归因，对不同时期“生缘”较好或较差的专业进行重点研究，为今后高等教育的招生供求关系调适和专业结构优化提供更多启示。
一方面，本文跳出经验主义思维，把不同专业的高考录取分作为个人选择（志愿竞争）和人才选拔（配额择优）制度化交互作用下的一种信号，既反映生源格局，也体现供求关系，揭示教育经济规律。
另一方面，本研究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分专业招生录取数据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来建设，使之在教育部门动态监测、宏观管理招生市场中长期发挥基础性作用。
本文基于浙江省高考录取数据，选取 ２０８ 所本科院校作为数据采集对象，统计这些院校所有招生专业在浙江省的录取平均分，以之为基础构建录取分首位率、录取分势差等多指标对不同专业开展多维比较分析。 确切地说，院校是收集数据的载体，真正的数据采集单元则是院校中的每个专业。
虽然基础数据按“专业点”采集，后期分析则是按“专业种” 开展。 即记录完各“专业点”的录取分后，需计算每种专业的录取平均分，以消除院校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开展一般意义上不同品种专业间的比较。 关于为何使用浙江省的高考录取数据分析该问题及其外部效度如何，笔者在以往系列研究中均有详细交代，可参见笔者２０２０ 年发表在《复旦教育论坛》第 ５ 期或《教育学术月刊》第 １２ 期的论文，本文不再赘述。
正因本文与前作是系列研究的关系，故在样本选择和数据使用方面和前作大体保持一致。 本研究的数据年份为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原始数据来自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及官方出版的高考志愿参考书目。
二、高分考生大多去了哪些专业：基于录取平均分的统计分析
图 １ 为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录取平均分进入各高校招生专业前 １５％总次数最多的 ２０ 个本科专业位序图。 纵坐标表示各专业录取平均分入围前１５％的总次数的对数。 如图所示，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成为高分录取专业次数最多的五个专业依次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会计学、土木工程、临床医和金融学，可近似看作过去吸纳优质生源绝对量最大的几个专业，即高分考生输入最多的几个专业。
分析图 １ 中 ２０ 个专业的构成可知：工学专业最多，共有 ９ 个，其次是经管类专业，共计 ５ 个，再次是医学专业，占三席，理学、文学、法学专业各占一席。 可见，工学是优质生源输入量最大的科类。这和其专业种类多、布点广、招生规模大有直接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工学专业最热门。
不难发现，图 １ 中的专业均是高校开设率较高的专业，如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等专业几乎存在于绝大多数高校。 开设率越高，招生频次就越多，即亮相机会越多，从而成为高分录取专业的潜在机会相应地也会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越热门。 有些布点较少、开设率较低的专业，即使报考热度高，在高分录取专业行列亮相的绝对次数也是有限的，如审计学专业。
图 １ 的意义在于它反映的是个规模问题，从亮相频次的角度提示我们高分考生普遍被哪些专业录取。
第二，位居前五的专业也在逐渐变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工科专业中对优质生源“黏性” 最大的专业，５ 年中四次跻身前五。 在侧文端，会计学专业同样有 ４ 个年度位列前五。 更特别的是，临床医学是唯一一个 ５ 年均进前五的专业，位次也较稳定，说明其生源稳定，从来不缺高分填报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２００５ 年高居榜首，之后跌出前五再未进入，优质生源大量流失。
第三，历年前 ２０ 的专业也在持续更迭。 五年均上榜的专业有临床医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建筑学、英语、会计学、金融学和法学，从亮相频次的角度讲，这些算得上本科专业中的“常青树”。相反，有些专业只是昙花一现，如生物工程、生物科学、机械工程、车辆工程、金融工程、药学、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人工智能等，仅上榜一次。其中，有些是近年新兴的朝阳专业，如人工智能，有些则是人气已成过去时的专业。
第四，变化趋势上，有些专业的位次呈下滑之势，直至跌出前 ２０，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有些专业的位次则有上升之势，如法学、口腔医学、中医学、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 前者以工科专业为主，后者以侧文专业居多，提示了生源转移具有一定方向性，这种定向改变在新高考改革后尤为明显。
第五，对比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发现，２０ 个专业中有 １０ 个相重合，半数专业被洗牌。 其中，在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０ 个专业中，侧理工专业占 １３ 席，到了 ２０２１ 年只剩 １０ 席，且位次普遍下滑。 此外，近年来侧文端师范专业异军突起，如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０个专业中，英语、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等专业均与“师范”有关。
图 ２ 为常见本科专业③中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平均录取分首位率最高的 ２０ 个专业位序图。 纵坐标表示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平均录取分首位率（下文简称平均首位率） 计算值。如图 ２ 所示，平均首位率最高的五个专业依次为口腔医学、建筑学、临床医学、会计学和汉语言文学， 平均首位率均超过５０％，即每两次招生中就有一次的录取平均分进入所在院校前 １５％水平，是真正的热门专业。 五个专业中有两个医学专业，只有一个工学专业，和图 １ 中的前五个专业差别较大。 汉语言文学专业能进前五有些出乎意料，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师范专业整体趋热和新高考以来侧文端生源向好双重利好的结果。
分析 ２０ 个专业的构成发现：工学专业和经管类专业均占 ６ 席，医学专业占 ３ 席，文学专业占 ２席，法学、教育学、农学专业各有一席。 据此可总结几点规律：其一，侧文专业和侧理工专业各占半壁江山。 其二，在理工科内部，热门专业多出自工科，理科专业大多不温不火。 其三，在侧文端，总体呈现“财经热”特征，其次是师范和语言文字类专业较受青睐。 第四，口腔医学和临床医学是医学门类中报考人气最旺的专业，中医学次之。 第五，园林作为唯一上榜的农学专业意味着农学未必皆冷门。
从平均首位率数值看，口腔医学专业高达５５. ６７％，排名第 ２０ 的园林专业则只有 ２５.４７％，提示热门专业平均首位率的梯度衰减效应显著，特别热门的专业识别度高。 反观冷门专业的平均首位率往往低于 ５％，有的甚至不足 １％，如公共事业管理、护理学、旅游管理等专业均在此列。 此外，对比图 ２ 和图 １ 的专业构成及排序可知，两者差异较大。 图 ２ 的侧文专业数量明显多于图 １，印证了侧理工专业表面上的生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规模优势的推断。
表 ２ 为特定年份录取分首位率（下文简称首位率）最高的 ２０ 个本科专业对照表，同样使用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数据作比较。 首先，各年首位率最高的专业有所不同，建筑学、会计学、临床医学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均曾高居榜首。 其中，临床医学专业两次位居榜首，稳定性更佳。
第二，首位率前五的专业随时间的推移有迹可循：早年以土木、建筑和电气为代表的工科专业有一定优势，中期演变为以会计学、金融学、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为代表的财经热和医学热，后来又变成医学热和师范热并存。 师范专业尤其势头好，诸如历史学、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等曾经不温不火的专业如今人气骤升，可见考生的择业观发生了较大转变，稳定、有保障的职业吸引力大增。
第三，各年首位率前 ２０ 的专业变中有稳。 五年未曾掉出前 ２０ 的专业有建筑学、临床医学、会计学、金融学和园林，是 ２００５ 年以来相对稳定的热门专业，“保质期” 较长。 相反，有些专业只是偶尔闯入人们的视野，如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应用心理学、工商管理、机械工程、车辆工程、人工智能等，其中有不少理学专业，它们多在早年有过一时起色，只是现已风头不再。
第四，从变化趋势看，大致是侧理工专业位次下滑，侧文专业位次上升。 位次下滑较快的专业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建筑学、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多为工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个例外，其生源流失大致始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位次上升较快的专业有小学教育、口腔医学、中医学、动物医学、汉语言文学、法学、风景园林、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以师范专业最多、最突出；也有稳定性较高的专业，如临床医学和会计学，属于招生端中的“日不落”专业。
第五，比较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发现，两者仅重合 ７ 个专业，重合率为 ３５％，近 ２ ／ ３ 的热门专业已洗牌，且“文进理退” 现象客观存在。 具体而言，在侧理工端，“理”比“工”退得更明显；在侧文端，师范取代了财经的固有优势。
最后，通过对若干年份常见本科专业的首位率相关性分析发现，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相当一部分专业的相对报考热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四、哪些专业平均生源基础更好：基于录取分势差的统计分析
在图 ４ 的 ２０ 个专业中，工学专业和经管类专业各占 ６ 个，医学专业占 ４ 个，文学专业有 ２ 个，
教育学和法学专业各有一个，科类结构与录取分首位率前 ２０ 的专业相接近。 分科类看，口腔医学是平均生源基础最好的医学专业；建筑学是平均源基础最好的工学专业；会计学和金融学分别为生源最佳的管理学专业和经济学专业；生源基础最好的文学专业则是汉语言文学，胜过任何一种外国语；小学教育和法学分别是教育学和法学门类中最具生源优势的专业。 从分布规律看，录取分势差的递减幅度先急后缓。 前四个专业大幅领先，录取分势差均突破 ２０，和第五个专业间形成断档，往后则是相对平缓地递减，表明前四个专业在生源方面有绝对优势。 相反，有部分专业生源短缺，填报者只需超过院校投档线几分就能被录取，如水产养殖学，录取分势差仅有 ４.７８。
表 ３ 为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７ 年和２０２１ 年录取分势差最高的 ２０ 个专业对照表。
第一，与表 １、表 ２ 不同，各年榜首专业变化不大，不是临床医学就是中医学。 在医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中，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临床医学专业通常是录取分最高的专业，在中医药大学中则是各类中医学专业置顶，这是多年来较为固定的规律。 不过随着师范专业的异军突起，正在打破往常格局。
第二，生源水平前五的专业竞争激烈，动态更替。 临床医学是唯一从未被挤出前五的专业，“保质期” 最长。 历史学专业的出现值得关注，２０１０ 年以前榜上很难看到它的影子，如今能取代建筑学、会计学、金融学等传统热门专业皆因教师职业变得吃香，情况相似的还有小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从中反映出专业的“冷”和“热”可随时代的变化迅速转换。 事实上，师范热潮的涌现早已有迹可循。 在早期，师范院校的投档线往往不及同级别的理工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和语文院校，如今“身价” 大涨，投档线普遍达到或超过上述类型的院校。
第三，和表 ２ 相似，表 ３ 中各年前 ２０ 的专业变中有稳。 五年均在列的专业只有 ５ 个，分别是临床医学、建筑学、金融学、中医学和会计学，多年来一直是报考者眼中的“好专业”。 有些专业五年只出现一次，如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生物科学、经济学、工商管理、物流管理、电子信息工程、德语、法语、商务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生源鼎盛期相对较短。 更多专业从未上榜，即从来不是生源基础较好的专业之一。
第四，关于变化趋势，不同专业分别表现为高开低走、高开高走、高开平走、低开高走等特征。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通信工程等属于高开低走型专业；中医学是典型的高开高走型专业；临床医学、法学、金融工程等属于高开平走型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风景园林等则是低开高走型专业。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为数不多的生源向好的工科专业，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崛起带来的人才需求。
第五，对比首尾两年的数据可知，有交集的专业共有 ８ 个，重合率为 ４０％，变化较大。 ２０２１ 年侧文专业的数量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一个。 与表 ２ 反映的现象相似：在侧文端，经管类专业的生源优势有所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师范专业；在侧理工端，医学专业的市场份额在扩张，理学和工学专业的市场份额有所萎缩。
第六，对若干年份常见本科专业的录取分势差做相关性分析发现，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招生端的生源格局有了不小的变化。 图 ５ 为常见本科专业自 ２００５ 年起前五年的录取分势差和截至 ２０２１年后五年的录取分势差的相关性散点图，相关系数在 200５～200 6之间，低于录取分首位率的相关系数。
一部分专业前五年和后五年的相对生源水平变化显著，表明生源在不同专业中的结构性分布产生了质变。 这是分别平均了前后五年的数据所做的相关性分析，若把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数据单独拿来分析，则相关系数远低于图 ５ 呈现的水平。 这意味着考生及其家长眼中的好专业经历了更新换代，部分专业的生命周期较短，对生源的吸引力从量变到质变不过短短十几年。 这是时代变迁带来的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社会观念等多方面综合变革对高等教育结构性供求关系的深远影响。
五、哪些专业类更有吸引力：录取分势差的“态”与“势”分析
按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的 ９２ 个专业类别对不同专业进行归类，可计算不同专业类的录取分势差。 鉴于部分专业类别包含的专业种数或点数较少，数据量有限，本文将它们归并至相近类别中，将 ９２ 个专业类合并成 ５０ 个进行统计分析。图 ６ 为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 ５０ 个专业类的平均录取分势差图。
平均生源基础最不尽人意的十个专业类依次为公安技术类、护理学类、动物生产类、农林工程类、社会学类、植物生产类、地矿与测绘类、轻工与纺织类、力学类和生物医学工程类，以涉工和涉农专业类为主。 这些专业类之所以在招生端遇冷，因有的包含艰苦专业，工作条件较艰苦，如地矿与测绘类、农林工程类，有的则是就业率、就业面或就业预期造成的，如动物生产类、植物生产类、力学类、社会学类、轻工与纺织类等。
它们还有个共同点：机关、事业单位对这些专业类的人才需求量有限，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或事业编的选择余地小、选择面窄，从而生源吸引力不足。 护理学类另当别论，虽然社会需求缺口较大，就业难度低于医学类和医学技术类专业，但几乎在所有医科大学中，护理学类的录取平均分都近乎垫底。 从中反映出人们选择专业的逻辑不是单纯能否就业的逻辑，而是包含了事业发展空间、职业满意度、幸福感等因素在内的就业预期的逻辑，即综合考虑了就业率、工作性质、工作强度、工作环境、待遇、地位、自由度、发展前景等多种因素后的选择。 就好比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技工荒”，却还是鲜有人主动选择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背后的问题是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结构性不对称，是高等教育供需失衡的深层次问题。
图 ６ 中间段主要由主流工学和理学专业类构成，主流工学专业类指的是以数理学科为基础的工学专业类，如机械与仪器类、能源动力类、电子信息类等，而生、化、环、材工学专业类相对不太显眼。 此外，近年颇有起色的计算机类仅位于中下游，说明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计算机相关专业在招生端总体表现平平。 例如，十多年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等计算机类专业的平均生源基础还不如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土木工程等传统工科专业。
本文将某专业类的录取分势差与所有专业类的平均录取分势差之比称为该专业类的标准化录取分势差。 比较各专业类标准化录取分势差的历年走势可掌握它们生源吸引力的变化历程。 计算并分析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 ５０ 个专业类各自的标准化录取分势差发现，波动轨迹可大致概括为 ８ 种类型：增长Ⅰ型、增长Ⅱ型、下降Ⅰ型、下降Ⅱ型、Ｕ型、倒 Ｕ 型、平衡型和其他型（见表 ４）。
增长Ⅰ型即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标准化录取分势差呈显著增长态势的专业类，如医学类、教育学类、法学类和中国语言文学类。 它们在招生市场中的极化效应明显，生源优势不断强化。 其中，医学类高开高走，教育学类和中国语言文学类低开高走。
增长Ⅱ型即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标准化录取分势差稳中有升，或在某段时间有明显升高，其余时间保持平稳的专业类，以医学技术类、药学类、心理学类、地理科学类、财政与金融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和新闻传播学类为代表，侧文专业类比重较高。 即使像公共管理类和新闻传播学类那样未必容易就业的专业类，近年录取分也在上涨。 心理学类趋热主要受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两架马车的拉动，地理科学类的升温也与师范有关。
相对应，下降Ⅰ型即标准化录取分势差呈显著下降态势的专业类，如理工科试验班类、轻工与纺织类、生工与食品类和环境与安全类，清一色是理工专业类。 理工科试验班作为高水平大学专门招收优质生源的跨学科、跨专业培养单元，曾经“票价”很高，但高开低走，一再“降价”，这是理工科专业优质生源流失的缩影。
而轻工与纺织类、生工与食品类和环境与安全类则是生源流失最严重的专业类。 下降Ⅱ型即标准化录取分势差稳中有降，或在某段时间有明显下降，其余时间保持平稳的专业类，如物理学类、力学类、机械与仪器类、电子信息类、化工与制药类、材料类、经济与贸易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均属于这一类。 物理学类的生源流失与新高考改革后选考物理科目的考生减少有直接关系，并且波及力学类、机械与仪器类、电子信息类、材料类等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上的工科专业类。 经济与贸易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是为数不多的生源走下坡的侧文专业类。
平衡型即标准化录取分势差在波动中保持平衡、无明显涨跌的专业类，如化学类、地球科学类、护理学类、生物医学工程类、农林工程类、植物生产类、动物生产类和森林资源与生态类均属此类。其中，有一些从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旗下专业大多缺乏吸引力，也有一些是长期不温不火。 此外，还有一类标准化录取分势差无明显变化规律的专业类，可能是因为规模偏小，数据量有限，从而不足以反映其变化规律，也可能是因为在本文研究的时段内确无明显规律可循，故将它们作为其他类别，详见表 ４。
六、拓展讨论及启示
本研究揭示出不同本科专业在众多高校中平均报考热度和生源基础的客观差异及其变化规律，有助于全面掌握各专业在高等教育招生端中的市场吸引力态势，基于大数据分析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这些结论内含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识别并讨论蕴含于数据中的根本问题有助于发觉这些启示，为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招生录取机制优化、招生数据库建设和运用、供求关系宏观管理等事项提供实践助益。
（一）各专业的录取分数除了反映生源状况，本质上是招生供求关系的信号
笔者在以往系列研究中指出：
基于考试分数的普通高考招生录取模式本质上是入学机会的制度化交易和自组织博弈，以志愿竞争和配额择优为共同基础。
在我国统一高考制度和学生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下，不同专业相当于招生市场中的差异化机会产品，以“黑箱拍卖” （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条件下的竞价） 的方式向考生提供，考生根据需求自由择校、择专业，用分数投票竞价所填志愿。 黑箱式的集体选择和博弈是考生对不同机会产品的不完全竞争。 教育考试院根据各校各专业的招生配额按竞价者的总分择优录取，根据录取结果为不同机会产品“定价”。
因此，各专业在众高校中的录取平均分相当于其全社会招生的“均价”。 这一“均价”蕴含着市场的规律和供求的信号，是供需双方制度化交易和自组织博弈的宏观结果，准确传递了不同专业的招生供求关系信号。 本文用作数据分析的三个参数均是在录取平均分基础上建立的指标，可从不同侧面反映各专业的招生供求关系。
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招生供求关系赋予了各专业录取分数特殊的政策含义，从高等教育专业层面为招生供求的结构性均衡指明了方向。
供给端，可动态优化招生专业结构，如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配额以改变不同专业的机会供给规模，更好地与考生需求相适应。
需求端，可通过进一步分析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需求特征、需求影响因素、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关系及其内生矛盾，评估考生决策的集体理性度和需求可塑性，科学引导考生选择。
比如，若因为现行高考高招规则设计欠合理导致的结构性需求偏差，可通过优化高考高招机制矫正需求结构；若因为高等教育招生端和就业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构性需求错位，则可通过打通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间的信息障碍、完善信息链和信息反馈机制矫正需求结构。
概言之，由录取分数释放的招生供求关系信号反映的不只是录取结果，也不是单纯的生源问题，它牵涉到前招生端（专业设置、招生计划、高考制度、志愿填报模式等）、后招生端（招生———培养关系、专业分流、转专业等）、就业端（市场信号、薪酬、宏观政策等）、需求端（集体预期、考生动机、决策理性度等） 以及信息可获得性等诸多方面，需将之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来看待，方能在此基础上精准施策。
（二）新高考改革后的生源格局重构昭示着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结构的质变
浙江省新高考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可以自由选科。 自由选科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选考侧理科目的比率相较于以往文理分科时期显著降低，特别是物理科目选考人数明显偏少。 如此一来，考生选择侧理工专业就会受一定限制，大量优质生源涌入侧文专业，打破了以往文理分科时期的生源分布格局。 另一方面，近些年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变化、公众择业观的转变也促使更多人偏向于选择文科专业，即使文科专业的就业率不见得比理工科专业高，但认为它可以带来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相对轻松且机动的职业、更多进入体制机会的大有人在。 归根结底，这是一种“躺平”的心态，值得全社会反思背后的问题。
再者，浙江省新高考改革把“院校＋专业” 的志愿模式改成“专业＋院校”的志愿模式后，考生的填报逻辑从院校优先转向专业优先，从而产生了一种现象：考生选择专业的集中度有所增加，不同专业的填报均衡性比以往更差，热门专业的极化效应愈发显现。 考生志愿不断向少数专业集聚，这对一些专业的承载力和另一些专业的存续均是个挑战。
从生源集聚方向看，主要是向人文社科的热门专业和医学专业集聚。 以前们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很多理工科专业，甚至理工科院校已在为招收充足的优质生源而担忧。 另一边，文科毕业生规模膨胀加剧了全社会的结构性失业，大量文科生就业成了问题，于是扎堆报考公务员、事业编以及考研考博，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新高考改革产生的种种影响和高等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及其引起的公众心理预期的改变等因素一叠加，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结构的质变。
如果说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影响是显性的政策性影响，那么外部环境和公众心态对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结构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广泛而深远，属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的复合性问题。
要规避相关变化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需内外结合。 在教育内部，应进一步完善高考招生规则体系，自由选择和人才选拔须相统一，设计更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更科学的自由选择模式，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优质生源向理工科适度回归。
在教育外部，关键是自上而下地优化制度环境，以制度转向驱动文化观念转向、带动经济发展转向。政府应营造科技兴邦和实业兴邦的经济社会氛围，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关键抓手，激活硬科学、硬技术的社会创新力和转化力，以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脱虚向实，为理工科毕业生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具吸引力的薪酬待遇、更光明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最大程度地消除制度性“内卷”，从根本上再塑公众的择业观，也从文化观念和社会氛围上扼制“躺平” 心态。
（三）从“财经热”到“师范热”同样暗含着人们择业价值取向变化的信号
差不多在十多年前，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简称财经类专业）的火热时期。 所谓“一代学理工，二代学经管，三代学艺术” 的说法就形象地概括了特定时期财经类专业的盛况。 在这期间，财经院校的投档线常让同级别的其他类型院校可望不可及。 例如，浙江财经大学（时年还是浙江财经学院）的一批次投档线曾连续多年在省内高校中名列前茅，与综合实力更胜一筹的浙江工业大学难分伯仲。
又如，同期的上海财经大学在浙江省的投档线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拔尖高校相比亦不遑多让。 入场“票价” 与办学实力不相匹配，只能解释为“财经热”的大环境使然。
具体到专业，以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为代表的财经类专业曾频频成为各大高校录取分最高的专业，不仅财经院校、综合性院校如此，就连理工院校、农林院校甚至文法院校等有自身特色的院校也时常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悄然刮起了一阵“师范热”的风（突出特征是文科师范专业的火爆，理科师范专业升温相对温和），意味着师范大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例，自本文的数据年份以来，投档线在本省高校中的排名渐进攀升，目前其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小学教育、英语等师范专业的录取分已超过浙江财经大学的会计学、金融学等传统优势专业，这在十多年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尤其在 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就“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连发 ２ 个通知后，“师范热”现象愈发凸显。 但凡开设了师范专业的高校，录取分较高的专业往往被此类专业包揽，本文的样本院校可印证这一论断。
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从“财经热”到“师范热”的转变意味着人们择业价值取向的转变，从活跃于“体制内和外”转变为稳定于“体制内”，从习惯于挑战性和不确定性转变为寻求稳定性和确定性。 现实中，受教育者本身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要高于教育实施者，他们专业选择的大方向转变必然是对环境化作出的应。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机遇和诱惑，用李宁曾用过的一句广告词来说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故而市场活力焕发，人们愿意从事一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即使收入存在不确定性。
一定的不确定性恰恰意味着无限可能。 彼时，不是所有人都羡慕教师和公务员的稳定收入，一部分群体更乐意游离于体制外实现人生理想。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创业成本增加、政策环境收紧，潜在交易成本跟着上升，风险开始超过机遇。
而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支配力则显著增强，包括经济和非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求稳，以寻求一份稳定、有编制的工作为终极目标。 于是，公务员、医生、教师等职业愈发成了考生家长眼中的理想职业。这是“师范热”产生的根本原因，倒不是因为师范生有多么好找工作。
可问题在于，若最优秀的青年都争着去当老师，想方设法考编制，那么谁来搞经济养活他们？
谁进企业创造财富？ 谁又去搞研发？ 至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显然单单依靠教育领域的改革无济于事，归根结底需要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重构入手，从最根本的体制改革入手，从转换大国叙事的语境入手，通过盘活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活力，让更多人愿意从围绕编制的向心运动中“电离” 出来。 关键是“电离”后有事可干、有事想干，在外部世界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相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