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名庵下灵岩路，峻壁层崖倚半空。
我爱老僧年八十，一生长住翠微中。
这是吕夷简的七言绝句《过灵岩寺》。
这首诗里，满是对遁入空门的羡慕，对恬淡悠然的渴望。或许，*场官**蹉跎、起起落落，让吕夷简的人生诉求为之大变。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资深技术官僚的仕途稳如泰山，不管范仲淹怎么讨厌他，但如果真的离了他，朝廷的“地球”就是转不起来。对他来说，贬官外放只相当于中场休息，或是休假疗养，过不多久，还得回京城，当宰相。
这就是吕夷简，宋真宗、宋仁宗时代的政坛“不倒翁”。
那么，朝廷为什么会对吕夷简格外倚重呢？他有哪些“不倒”的秘诀呢？这么厉害的*官高**，为什么还会招惹范仲淹等“清流”讨厌呢？
一、 公开的“关系户”
在公开、公平、公正成为社会共识的现代社会，“萝卜招聘”、拼爹、关系户仍以*规则潜**的形式隐秘地存在着，只是一旦露头见光，就会死得很惨。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公认的最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用人方式。不过，在科举考试大行其道、录取人数大幅增多的北宋，关系户、关系网也大行其道。
吕夷简，就是关系户和关系网的崇尚者。
——他的出道，离不开拼爹。
吕夷简祖籍莱州（今山东莱州）。爷爷吕龟祥担任寿州（今安徽凤台）知州并定居。从此，寿州吕家就作为一个官宦世家，开始将当官的基因代代相传。
在吕夷简之前，寿州吕家出的朝廷命官不少，但大官只有吕蒙正。宋太宗、宋真宗两朝三度拜相，加起来近十三年。他是吕夷简的伯父。
吕夷简的父亲吕蒙亨也做过光禄寺丞、大理寺丞，比吕蒙正差多了，但好歹也算*干高**了。
摊上了好爹、好伯父的吕夷简，没有荒废学业。咸平三年（1000），他考中进士，开启*场官**生涯。这年，他二十二岁。
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寿州吕家的家族背景，吕夷简要想金榜题名，怕是很难。
他的政风，离不开对伯父的效仿。
吕蒙正之所以能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怪圈，受到宋太宗和宋真宗的信任，长期官居相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听话。对此，吕夷简印象深刻。
正是在吕蒙正的引荐下，吕夷简进入了宋真宗的视野。
早年当地方官的时候，吕夷简还是锐意进取、敢说敢做的，宋真宗、宋仁宗和刘太后很认可，他也得以多次拜相。
位极人臣以后，他的政风为之一变。不再果敢进取，变得明哲保身、耍弄权术、邀宠固位。这既跟他的人生经历、仕途阶段有关，也离不开父辈的影响。
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吕夷简就奔走两宫，虚与委蛇。一方面竭力维护天子权威，给自己留后路，另一方面尽力变通地满足太后的非分之想，给自己眼前贴金。
宋仁宗亲政后，吕夷简更是抓住一切机会献殷勤、表忠心。
有一次，吕夷简被宋仁宗贬官外放。过了些日子，宋仁宗生病了，很多大臣进宫探望。吕夷简闻讯，也来探望，但来得比较晚。宋仁宗面有愠色地问他：“我生了重病，你怎么来得这么迟？”
换作其他人，恐怕只有磕头认错的份儿了。可吕夷简不慌不忙地答道：“臣得知官家生病后，快马加鞭赶回京城。本想立即进宫看望官家，但我还是在家歇了会儿，才慢慢走着来的。因为如果别人看到我风尘仆仆地往回赶，会对官家的病情妄加猜测。”
吕夷简这番换位思考的陈述，让宋仁宗非常满意。不光言语上考虑周到，吕夷简在办事上也考虑周到。
他让参知政事宋绶推出一部《中书总例》。这部多达四百多册的巨著，详细叙述了中央高级文官体系的运作规则，特别是宰相级*官高**处理各种事务的操作流程，将其做法制度化。简言之，就是一套宰相办公指南。
吕夷简对这部书的价值很是称道：“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宰相矣。”（《续资治通鉴长编》）意思是说，傻子拿着它，也能当宰相，因为书里囊括了大量案例，大臣们只需按图索骥、循例操办就是了。
然而，宰相处理的事务类型多样，同一类事，放在不同的情境，解决方法也会不同。用一个标准答案来解决千差万别的问题，显然不科学。因此，这部书意味着给官员们套上了条条框框，容易造成各级官员因循守旧，不求进取。
长期以来，皇帝都会在前线将帅身边安插宦官做监军，名为监督，实则掣肘。宋仁宗想废掉这个制度，询问吕夷简，得到的回答是“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
宋仁宗又让他推荐几个“谨厚者”，他又推说不了解宦官队伍的情况，把球踢给宦官首领，让他们去推荐。
最后，还是宦官首领怕推荐错人而担责任，主动要求这次别派监军了，这事才算作罢。
兼顾两宫，让他在任何主子面前都无往不胜；墨守成规，让所有人跟他一样谨小慎微；顾左右而言他，既满足了皇帝的心思，又避开了跟宦官的冲突。
吕夷简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处处谨慎，留足后路，怎么都是他合适。
二、 强大的“吕粉团”
能够在朝堂上稳如泰山，吕夷简不光要靠自己谨慎，更要靠“粉丝团”助阵。
“吕粉”主要有三类：
其一，亲家。
婚姻关系，是最无可指摘、最剪不断理还乱的人脉关系。吕夷简让它能多乱就有多乱。
吕蒙正的二女儿嫁给了赵安仁，吕夷简的女儿嫁给了王旦的长子，王旦的女儿嫁给了吕夷简的二儿子。吕夷简中进士那年，赵安仁和王旦同知贡举。这意味着，他们仨既是亲家，又是师生。赵安仁和王旦还曾做过宰相，有他俩交替引荐，吕夷简不断升官，直至做到宰相。
吕夷简的岳父马亮也是*官高**，善于拉拢同僚、扶掖后进。再加上张士逊、鲁宗道、丁度跟吕夷简家族都有姻亲关系，仅凭一纸婚约，吕夷简的“粉丝团”就能织起一张人脉关系网，关键时刻替他挡枪，助他过关，帮他升职，给他敲鼓抬轿。
其二，考友。
祖宗之法严禁通过科举考试攀附师生关系，严防文人结*党**。可是，这条禁令压根就管不住文人们，金榜题名后，师生交谊转入地下，用婚姻关系和同僚关系打掩护。
天圣七年（1029），宰相王曾极力推荐，吕夷简由参知政事（副相）扶正，当上了宰相。
王曾是李沆的女婿，李沆在潭州当通判的时候，曾得到老臣赵昌言的举荐。而赵昌言正是王旦的岳父。因此，王旦和李沆交往密切，也就跟王曾有了隔辈交情。
王旦跟王曾打过招呼，让他跟吕夷简打打交道，互相提携。后来，王曾拜相，吕夷简升任参知政事，对王曾千依百顺。
吕夷简平步青云，也让许多平辈和晚辈趋之若鹜。
陈尧咨跟吕夷简同年中进士，借着这层关系，陈尧咨的哥哥陈尧佐就极力攀附。
祥符知县陈诂犯了事，刘太后钦定要治罪。可是，陈诂是吕夷简的妹夫，中书门下为了避嫌，就把案子转到了枢密院。担任枢密副使的陈尧佐，不管刘太后钦定不钦定，直接大笔一挥，替陈诂开脱了罪名，无罪释放。
吕夷简大喜过望，投桃报李，对陈尧佐照顾有加，几次推荐他当宰相。即便是陈尧佐年老多病，也要坚持推荐。这些通过考试结成的关系网里，没有一个是直接的进士同年，统统是拐弯关系。这样一来，就在面子上规避了祖宗之法，而在里子上实现了广结奥援。高，实在是高！
其三，同道。
吕夷简尽可能把跟自己政治主张一致的官员拉到身边。不管这些人是朝臣、王爷，还是宦官，他都不挑。总之，他设法让同道多多的，政敌少少的。
三个渠道，在吕夷简周围聚拢了一大批*官高**，随时替他说话、办事。许多人觉得，攀附吕夷简是个升官的捷径，大家趋之若鹜。
吕夷简私下结交的“吕粉”众多，包括宋绶、刘平、李淑、陈尧佐、晃宗悫、蔡挺、王举正、王随、钱明逸、丁度、章得象、王拱辰、张方平等等。他还拉拢了“八大王”赵元俨。
不过，不是什么人都能混进吕夷简“粉丝团”的。除了王爷、宦官这种特殊人物，一般官员如果想当“吕粉”，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官N代”、不差钱。
这两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毕竟，宋代的官僚士大夫享有许多特权，朝廷又不限制土地兼并。因此，这些官宦世家，哪个不是田连阡陌、坐拥豪宅呢？没有这样的家底，怎能保得住世代为官的政治地位呢？
这些人是当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欢迎改革，不欢迎任何企图改变现行秩序的人和事。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就因循保守。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围拢在吕夷简周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们抱团取暖，一致对外，互相补台，在攻讦清流上不遗余力。
庆历二年（1042），富弼出使契丹，用略增岁币的代价，阻止了契丹索取北宋关南疆土的图谋。虽说使命完成得不够完美，但花银子总比割地盘划算。富弼回京后，却被王拱辰等人背后指摘：“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魏泰《东轩笔录》）富弼的谈判努力，被他痛批一通，说得一钱不值。
富弼是*场官**清流，跟范仲淹同属改革派，跟“吕粉”们“率由旧章”的政治立场大相径庭。王拱辰在宋仁宗面前释放的闲言碎语，背后就有“吕粉”们的暗中授意。
吕夷简编织的关系网够大，但很隐秘，靠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包装，辅之以同年、同道、同乡等关系，有外围，有内核，让外人目不暇接，很难找到突破口。这张关系网，犹如一个利益共同体，盘根错节，互相帮衬，成了他作为政坛“不倒翁”的强大政治基础。
三、 “不倒翁”也栽跟头
宋仁宗上台后，刘娥和宰相丁谓的关系急剧恶化。吕夷简旗帜鲜明地支持另一位宰相王曾，跟丁谓对着干。耗到丁谓失败，吕夷简乘胜追击，进入了中书门下，成了北宋最年轻的参知政事之一。这年，他才四十五岁。
在中书门下的最初几年，吕夷简很少抛头露面。鲁宗道和王曾这样的老臣，经常劝阻刘太后插手皇权，吕夷简经常保持沉默，不去招惹太后。
他曾向刘太后提议，将名噪一时的“天书”跟随宋真宗一起下葬，这样做既断绝了所有人供奉天书的念头，又体面地结束了宋真宗搞的“天书”闹剧，没有影响宋真宗的声誉。
吕夷简兼顾各方，考虑全面，让他在*场官**赢得了好名声，给刘太后留下了好印象。同时也说明，这个家伙混迹*场官**，不光靠“粉丝团”，更靠对权术的熟稔运用。
看起来，吕夷简在中书门下的气势如日中天，但他没有马上追求更进一步，而是举荐张士逊做宰相，冲在前面给自己当挡箭牌。
不久，另一位执政大臣曹利用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官外放，张士逊受到牵连，也被罢相。吕夷简顺利接班，当上了宰相。不久，王曾也得罪了刘太后，被赶出京城。吕夷简又升格为排名第一的宰相（同平章事）。
对于吕夷简来说，升官只是迟了几个月，却既赢得了“谦恭”的好名声，又搞掉了一个强劲对手。一切都没有脱离他设计的剧本。
然而，混迹高层，就像走钢丝，高处不胜寒，一不小心就会栽跟头，尤其是吕夷简的一次次“腹黑”，已经给他埋下了栽跟头的伏笔。
刘太后在世的时候，吕夷简明面上顺着太后，暗地里力保宋仁宗，宋仁宗对吕夷简是感恩的。可是，郭皇后觉得，吕夷简在刘太后在世时表现得太滑头、太阿谀，应该列入刘太后的遗毒，建议清理掉。
就这样，吕夷简稀里糊涂地被罢了官。
不过，宋仁宗还是念着吕夷简的好，没过多久还是把他召了回来。只不过，宰相的位子已经满了，只能把他从同平章事降为参知政事。
栽了这次跟头，让吕夷简长了记性。他的做事风格变得更加圆滑谨慎。他一手推动宋仁宗废后，又秘密结交宫里宦官、朝中大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粉丝团”。这种事，宋仁宗不可能没有耳闻，也对吕夷简一手遮天的架势忧心忡忡。
因此，当范仲淹祭出《百官图》这种大杀器，跟吕夷简公开撕的时候，宋仁宗也有点受够了。于是，范仲淹和吕夷简前后脚，都被贬出了京城。
可是，继任宰相王随，不但指挥不动“吕粉”，而且办事能力太差。宋仁宗拿这个庸官无可奈何，只好又把吕夷简召回了京城。
这次栽跟头，似乎让吕夷简通透了。他主动支持范仲淹在西北指挥作战，推荐富弼出使契丹。这些人选都还是靠谱的。范仲淹也投桃报李，再也没有为难过吕夷简。
光靠跟同僚打成一片，吕夷简就已经摸到了一手好牌。
四、 说真话好难
吕夷简在官话、假话连篇的*场官**，他是个难得的“真话控”。他说的真话，还能让皇帝和同僚听得进去，坦然接受，说话的策略和技巧很到位。太后刘娥临朝以后，总有当女皇的冲动。她也知道，女皇梦变现的障碍太多，但她在礼仪规制上屡屡越线，不断试探大臣们的态度。大臣们颇有微词，只有吕夷简不规劝、不发声，唯唯诺诺，熟视无睹。
吕夷简是太后集团的成员吗？当然不是。否则宋仁宗亲政后，哪会有他的好果子吃。那么，吕夷简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呢？
太后和吕夷简之间，曾有三次代表性互动。
——皇帝的衣服别乱穿。
刘娥曾经想穿宋真宗生前在后宫穿过的衣服，过把皇帝瘾。按说，老婆私下里穿老公的衣服，这也无可厚非。可刘娥的老公是皇帝啊，皇帝的衣服，就算是裤头，哪能乱穿呢？
其实，刘娥这么做，就是试探大臣的底线，凸显自己当女皇的梦想。吕夷简对此坚决反对，说道：“您给先帝牌位穿金戴银，看起来是待遇很高，但这还不足以报答先帝的恩情。正确的报答姿势，应该是亲贤臣、远小人、教育好小皇帝，帮他成就一番事业。”
看看，刘娥乱穿皇帝衣服这事，吕夷简压根没提，而是换个角度，强调太后的首要责任，不是干闲事，玩虚的，而是“辅导皇帝，成就圣德”。吕夷简把刘娥架到了道德楷模的高度，下不来了。她也就不好意思再乱穿皇帝衣服了。
——王爷的儿子别进宫。
刘太后借口要给宋仁宗找个“伴读”，让“八贤王”赵元俨的儿子赵允初进宫，由她抚养。北宋前期，皇帝生不出儿子，找个王爷的儿子进宫培养当“备胎”，这种事并不稀奇。吕夷简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奥妙。他觉得，有了这个“备胎”，一旦宋仁宗不听话，就有可能被换掉，如此一来，刘太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垂帘听政了。
对于这种关乎“国本”的大事，吕夷简作为宰相，自然不能一言不发。他的表态很讲艺术：“上富春秋，所亲非儒学之臣，恐无益圣德。”（《宋史·吕夷简传》）
吕夷简没有直接反对赵允初进宫，而是从“伴读”这个词切入，强调宋仁宗更需要大儒来陪伴和指导。如果安排的“伴读”不是大学问家，对皇帝的成长没啥好处。于是，赵允初虽然早就被太后收养在深宫，但长大后还是被遣送出宫了。
看透不说透，都是好朋友。吕夷简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刘太后吃了个软钉子。
——见了皇帝本尊再磕头。
明道元年（1031）八月，宫里发生火灾。刘太后和宋仁宗紧急转移。第二天早朝，大臣们跟往常一样，到福宁殿朝拜天子。只见大家齐刷刷跪下磕头，唯有吕夷简站着不跪，还高声奏请“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宋史·吕夷简传》）。所谓“清光”，就是皇帝本尊。
过了许久，宋仁宗露面了。直到这时，吕夷简才跪下磕头。
明道二年（1033），太后崩逝，宋仁宗亲政。吕夷简提出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等“八条规劝”。宋仁宗虚心接受。
为何吕夷简强调“一望清光”呢？因为他怕刘太后趁着火灾混乱，把皇帝掉包。别忘了，“狸猫换太子”的事可是刘太后的“杰作”。可是，如果直接找刘太后要人，又怕把刘太后给得罪了。于是，为了保住宋仁宗的皇位，他只能“讲究”一把了。
吕夷简的真话，滴水不漏，明面上维护了刘太后，暗地里保护了宋仁宗。这就是吕夷简，一个滑头的“真话控”。
五、 未雨绸缪“站队”
为了自己仕途平坦和“粉丝团”安全，吕夷简必须捧着刘太后。
不过，这种“捧”是有边界的——不能颠覆赵宋社稷，太后不能当女皇。这条边界，是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共识，也是儒家思想长期熏陶使然。北宋时期，农民起义和兵变*动暴**频繁发生，但参与其间的知识分子极少，朝廷命官也鲜有拥兵*反造**的案例。一方面，州县的兵权和行政权被拆分，任何官员想*反造**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这些拿高薪水、读圣贤书的官员，活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里，凭本事、凭读书，有可能出人头地，挤进权贵圈子，大家也就不想轻易改变这个秩序了。
吕夷简只是这众多官僚士大夫中的一员，他没有勇气、也不愿意改变这一切。在他的心目中，忠于赵宋皇室和社稷，保住宋仁宗的皇位，才是他做宰相的本分。
说白了，这跟吕夷简一贯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那就是维持现有秩序不变。
给“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画句号，就是他这一政治主张的集中体现。刘娥为了当上皇后，把襁褓里的赵祯抱走据为己有。真正的生母李顺容，生前即便见到赵祯，也无法来个母子相认，死后的安葬待遇，就成了个大问题。
按说，李顺容只是低等嫔妃，按照宫人标准安葬，没毛病。刘太后也准备这么操作。当然，她也清楚，李顺容是天子生母，这个安葬标准未免太低。可是，如果轻易抬高安葬标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旧事不就露馅了吗？
刘太后不但丢不起这个脸，更害怕宋仁宗知道真相后，会报复自己，引发宫廷内讧。
就在刘太后左右为难之际，吕夷简表示：“闻禁中贵人暴薨，丧礼宜从厚。”（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同样是个“死”，宫女用“亡”，亲王、公主和嫔妃要用“薨”。这说明，吕夷简不但对赵祯出生即被抱走的事情略有耳闻，而且对李顺容的真实身份心中有数。
听到吕夷简的话语，刘太后有些吃惊。她先是把身边的宋仁宗送回后宫，而后自己回到福宁殿，独自坐在垂帘后面，单独召见吕夷简，问道：“不就死了个低等嫔妃吗？怎么宰相还要说三道四呢？”
吕夷简答道：“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干）预。”面对吕夷简不紧不慢地回答，刘太后直接怒斥道：“相公欲离间我母子耶？”刘太后生气了，但吕夷简的节奏并没有打乱，继续慢条斯理地答道：“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显然，这话里有话，焦点就是“刘氏”。
谁都清楚，刘太后年岁大了，大概率死在宋仁宗之前。“狸猫换太子”的真相，宋仁宗迟早会知道。到那时，刘氏家族以及刘太后的*党**羽保不齐会遭到政治清算。因此，要想保全刘氏家族，最好现在就对李顺容好点，提高丧葬规格，将来也算对皇帝有个说法。
刘太后的大脑飞速运转，逐渐明白过来。
吕夷简的建议，是以一品之礼安葬李宸妃，送葬队伍出西华门。刘太后游移不定思前想后，还是接受了吕夷简的建议，厚葬了李宸妃。
其间，吕夷简说了句狠话：“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得刘太后后背发凉。
近乎沉稳的言语、四两拨千斤的豪迈，既维护了宋仁宗生母的礼遇，又让刘太后觉得，他是在替刘氏家族的未来着想。于是，刘太后对吕夷简就更加倚重了。
吕夷简对北宋的最大贡献，就是确保了皇权从刘太后手里平稳地交接到宋仁宗手里。这么做不但着眼北宋的长治久安，也着眼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很清楚，刘太后不是武则天，也做不成武则天，天下还是赵宋的。因此，他必须默默地站在宋仁宗一边。
宋人王称对这件事给予了很高评价：“在于处仁宗母子之际，使人无可乘之隙，消患于未萌，制治于未乱，朝廷以之安静，公卿士大夫亦赖以无祸。”（王称《东都事略·吕夷简传》）
六、 心中只有祖宗之法
景祐三年（1036），权知开封府范仲淹给宋仁宗呈上一幅《百官图》。这张图上画的，基本都是“吕粉”。呈给皇帝，揭露吕夷简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把持高位、压制贤能，简而言之，就是人事不干人事儿。接着，范仲淹又上了四篇策论：《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讥讽吕夷简及其用人政策。
其实，吕夷简推行的人事政策，是北宋王朝崇尚祖宗之法的延伸。
他授意宋绶编纂《中书总例》，将官员选拔的基本原则明确为论资排辈，因循惯例。这就造成各级官员不用开拓创新，只要墨守成规、不出差错，就可以实现晋升。
宋真宗初期，朝廷开始推行一种名叫“磨勘”的官员考核制度。主要考核政绩和资历。这本来也没问题，但具体操作中，资历往往优先于政绩。其结果，就是只要拼年头、混日子就能晋升。至于这官员的能力、体力、智力能否胜任，根本不在考核范畴内。
范仲淹觉得，吕夷简推行的这套官员选拔机制，实质上就是“拉圈子搞帮派+拼年头熬资历”，助长了冗官泛滥和吏治腐败。平心而论，范仲淹揭开了伤疤，出发点是好的，带来的政治后果却超出了想象，变得失控了。
《百官图》和四篇策论一出，吕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续资治通鉴长编》）。
吕夷简不惜把事情闹大，在皇帝面前吐槽。当然，他很有“斗争智慧”，对范仲淹避其锋芒，攻其软肋。他给范仲淹扣了三项罪名：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哪项都能找到点证据，哪项都足以触及宋仁宗脆弱的神经。
于是，范仲淹被贬官外地。
范仲淹的贬官开了个恶例：谁跟吕夷简对着干，谁公开指责吕夷简，谁就没有好下场。
这种因言获罪的先例，要么制造寒蝉效应，让众多官员闭嘴，要么引发更大规模的*党**争，削弱统治集团的精气神。
也就是说，满朝文武，只有吕夷简才有资格说真话。其他人能不能说真话，说哪些真话，得吕夷简来把关。不利于吕夷简的真话，绝对不能说。吕夷简这么做，就是在执行祖宗之法，确保政局稳定。至于随之而来的泥沙俱下、问题丛生，他视而不见。
范仲淹的《百官图》和四道策论，是在质疑和挑战祖宗之法，希望北宋王朝换个活法、脱胎换骨，更希望借助这种变换，让清流派取代“吕粉”，成为朝政的主宰。
北宋历史一再演绎了这样的场景：
无论是谁，改革、创新、不拘一格降人才，都会前途坎坷、结局不佳。寇准、范仲淹、王安石，都是这样。
而那些曾经的改革派、清流派的青年才俊，一旦位居高位、步入暮年，都会像“吕粉”一样趋于保守，热情拥抱祖宗之法，再也不想改革了。韩琦、富弼，都是这样。
祖宗之法的魔力太大，靠统治阶层的内部调整，是难以撼动的。由祖宗之法带来的保守主义积习和墨守成规的惯性，弥漫整个两宋时代，影响社会风气和士大夫气质。
吕夷简和范仲淹之间，只有分歧，并非敌对。范仲淹前往西北前线，推行庆历新政，吕夷简都没有出面阻拦。
因为，比起范仲淹这样的“清流”后进，他真的老了。
更因为，他病倒了。庆历二年（1042），吕夷简突发风眩，病情时好时坏。两年后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宋仁宗这辈子，在坚守祖宗之法和推行局部改革之间不断摇摆，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摆脱祖宗之法的束缚。因此，即便吕夷简保守、结*党**，他也依旧倚重。因为，吕夷简就是祖宗之法的最佳执行者。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吕夷简都是享受殊荣的。
病重时，宋仁宗把他调离中书，改任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病情稍有好转，立即让他隔几天去趟中书，裁定大事。
宋仁宗甚至把自己的胡须剪下来赐给他，说这是古人的偏方，希望他早日康复。
去世后，宋仁宗宣布辍朝三天，亲自服丧发哀，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嘉祐八年（1063），牌位配享太庙，陪着宋仁宗享受后人的祭祀。南宋宝庆二年（1226），他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挂上了画像。
对于吕夷简，坊间的评价是两极的。欧阳修说他是祸乱天下的奸臣，“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论吕夷简札子》），评价非常低。宋仁宗感慨“安得忧国忘身如（吕）夷简之人”（《宋史·吕夷简传》），点了个大大的赞。客观地看，吕夷简在执政期间，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公报私仇、玩弄权术，是个奸臣，可是他沟通上下、办事稳健、思维灵活、深谋远虑，是个合格的宰相。如果给吕夷简写个评语，或许这八个字比较贴切：“私不忘公，处世有术。”
至于他主持纂修的那部《中书总例》，对研究北宋政治制度史，真的很有学术价值。
当他合上双眼，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和他的真话，都已成过眼烟云。不过，北宋王朝沉疴依旧，将在变法图强与派系倾轧的漩涡中亦步亦趋，反复挣扎。
【摘自：《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 唐博/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