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始于苏美尔：古文明重见天日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圣经·创世纪》2：9-14

《圣经》中说，上帝造人之后，将其安置在伊甸园，而伊甸园在那四河之地，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比逊河和基训河流经之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初尝*果禁**，完成了人类智识上的觉醒，或许这也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初现——伊甸园中孕育了文明。那么伊甸园又在哪里呢？西方人最初将目光投向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经的两河流域。

第一节 新月沃地，五海之交

新月沃地（FertileCrescent），这个学术名词最早是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在他1906年出版的《埃及的古代记录》中提出的。在新月沃地东部，并行奔流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经的地区就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位于西亚正中，处于高山的包围之间，南低北高，向波斯湾倾斜，处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波斯湾、红海包围的“五海之地”（当然，这其中里海并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西亚地处此欧亚交界之处，由此埋下了后来被反复争夺的伏笔，但也因为不同地域文化族群的来往密切，率先迈过了文明的门槛。

两河流域是冲积平原，除泥土外没有其他资源。所以，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的文明特点深受泥土的影响，而文字书写的泥板、建筑所用的模制干砖也都来源于泥土。正因如此，后来的建筑往往建于原有的建筑之上。泥土建筑的反复坍塌和建筑的反复重建形成了两河文明遗址以土墩为特点的形态。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古代两河流域市中心的很多住宅都采用了中庭的设计。为了家族的开放建造中庭，同时也将住宅与街道隔绝开来，提高了安全性。这种中庭式的建筑设计也超越了地域和文化，流传至今。

在古代，这片土地曾先后居住过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利人等古老民族。基于考古发现，西亚和两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西亚农业起源阶段（公元前7000年）、两河流域农业村落发展阶段（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两河流域的城邦形成阶段（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西亚最早的农业起源于公元前9000年的新月形沃土地带，然后逐次向外扩展，最终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达英格兰半岛。所以，很多欧洲文明最早都可追溯到两河文明。

同世界上很多其他文明的进程一样，人类打磨工具的技术不断进步，慢慢地还能烧陶画纹，一步步从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并向陶器时代过渡。西亚农业起源分为三个阶段：后旧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有陶新石器时期。后旧石器时代以纳吐夫文化为代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定居，并出现了成熟的细石器和骨制艺术品。随着气候变化和森林退化，人们进入了最早的农业阶段（即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时，只有部分食物来自农业，耶利哥遗址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发现有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也发现了城市和泥砖。随着气候变干，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大多向北迁移，开始了真正的农业经济，并开始向有陶新石器时期过渡，恰他尔遗址是这一过渡期的代表。而自公元前7000年开始的有陶新石器时期，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向周围地区传播。

在两河流域农业村落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哈孙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哈夫拉文化三支彩陶文化。哈孙纳文化从公元前7100年到公元前6600年，包括原始哈孙纳文化及哈孙纳文化早晚期两大阶段。萨马拉文化从公元前7000年延续至公元前6300年，这里发现有天然的灌溉渠道，并出现了原始灌溉农业；在建筑形态上，出现了内部功能齐全、联系密切的建筑单位；在建筑方法上，以模制泥砖代替泥块，还有量多质精的石容器；在陶器中出现了可能用于祭祀的礼器和文化陶塑。哈夫拉文化位于两河流域最北端，根据彩陶的纹饰和精美复杂程度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彩陶绘有大量写实的植物和动物，中期彩陶以细小和繁缛的几何纹为主，晚期彩陶由单一的红褐色变成红、褐、白三彩纹饰。

渐渐地，城邦形成了。两河流域在城邦形成阶段先后经历了欧贝德文化时期和乌鲁克文化时期。欧贝德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公元前6500—公元前5500年）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南部，其遗存分别见于埃瑞都遗址和哈吉·默哈穆德遗址。这两个时期既是该文化的定居与开发时期，也是文化主体的形成时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公元前5500—公元前4000年）则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南北方。从欧贝德文化第三期开始，两河流域南部进入了文化繁荣和发达时期，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宗教建筑、陶器及其他用品的制造和墓葬方面。

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公元前3100年）是最早的城邦国家的形成时期。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同一地方，由此，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此外，出现了专业的分工和社会等级，宗教性的神庙在继承了欧贝德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愈加复杂起来。神像的位置更加隐蔽，装饰更加奢华，外观也更壮观雄伟。不仅如此，乌鲁克文化末期出现了象形文字，这一阶段因而被称为原始文字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城市革命”时期。之后的早王朝时期则正式迈进了城邦国家阶段。

西方的传世文献中有着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零星记载。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记录了关于波斯、新巴比伦、埃及的历史故事和风俗习惯，但他关于巴比伦的描述颇具奇幻色彩。公元前401年，古希腊的色诺芬率领希腊雇佣军途经亚述首都尼尼微，这时的尼尼微已然成为废墟，而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曾经的辉煌。

公元前275年左右，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贝洛索斯写作了《巴比伦尼亚志》，主要论述巴比伦的历史，其中关于历代巴比伦国王的记载与后来发现的《苏美尔王表》基本吻合，《巴比伦尼亚志》中还记录有与《吉尔伽美什史诗》故事结构相似的大洪水故事，只可惜《巴比伦尼亚志》并未完整流传于世，其内容散见于后世作家的论述中。

除了伊甸园的传说之外，《圣经》中对古代两河流域的描述还有巴别塔的故事，以及亚伯拉罕率领族人从乌尔出发，跨过幼发拉底河走向新家园的故事。因为《圣经·旧约》中的内容主要与犹太人的历史相关，亚述和巴比伦对犹太人的征服也就成为故事的主体。在《圣经·旧约》中，亚述首都尼尼微出现过20次，亚述出现过132次。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攻陷耶路撒冷，并将犹太人移民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这更成为犹太民族历史中的惨痛记忆。此后，还有多位作家在他们的论述中记录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感召之下的传教士踏上了东去的旅途，开始对两河流域地区的遗址进行探查。公元1160年至公元1173年，西班牙的犹太人拉比本杰明游历了近东地区，到访了尼尼微和巴比伦，并相信自己找到了《圣经》中所说的巴别塔。1625年，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发表了他在两河流域的游记，并认出了巴比伦遗址的位置，他将在巴比伦和乌尔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欧洲，那时世上无人识得这种文字，发现者本人也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装饰图案而非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

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物文**。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年）。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物文**，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Beauchamp，1785—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年）、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年）、罗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年）、拜里叶·弗腊舍（Fraser，1834年）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亨利·罗林森（Rawlinson）。1835—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并没有进行发掘活动。

第二节 重现亚述文明：莱亚德的考古发掘

在18世纪中叶以前，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仅仅了解一些充斥着异国情调的神话与传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这些神话和传说都与那时的人们相距甚远，如同梦醒之后记忆的朦胧碎片。在博物馆里，也找不到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存在的切实可靠的证据。

众所周知，《圣经》被西方奉为经典。18世纪，《圣经·旧约》在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描写，引起了传教士、探险者、学者们的关注，在他们眼中，这些国王、宫殿和城市无一不是真实的存在。根据统计，《圣经·旧约》中提到尼尼微20次，亚述132次。这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狮穴尼尼微和无尽的宝藏令人神往，人们企图从这些散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土丘里寻找慰藉。在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英雄般的考古人物，他们不顾近东错综复杂的局势和艰苦恶劣的环境，追寻自己的梦想。莱亚德就是其中的一员。此后，对近东的了解不再单纯地依赖于《圣经》和古典作品，近东考古学和亚述学在出土证据的基础上发展，逐渐为人们揭开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面纱。

18世纪以来，是西方文明走向急速扩张的时代，在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日益领先于世界的同时，欧洲的探险家与考古者们也走上了探索以往未知的古代文明之路。他们在为欧洲列强的博物馆增添财宝的同时，也为我们叩开了古代文明的大门。在埃及，以商博良为代表，破解了象形文字。在中国西北，以斯坦因为代表，探索了敦煌文化遗产。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作为人类文明曙光出现的地方，也从千年沉睡中苏醒，为世人所知。其中，考古学家莱亚德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莱亚德全名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HenryLayard），英国人，1817年3月5日出生于巴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长大，学习绘画、历史和艺术，1833年来到伦敦学习法律，并在律师事务所工作6年。他从小熟读《一千零一夜》，热爱历史，喜欢冒险，对巴比伦、尼尼微等古代东方城市充满了好奇与憧憬。考古生涯和大使工作注定了莱亚德不平凡的一生，他全部的信件、日记和笔记，最终整理成数百卷书籍，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莱亚德的考古活动从1845年开始，直至1851年结束。总体看来，他的考古发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5年9月到1849年10月，第二阶段是1849年10月到1851年4月。

早在1842年，当莱亚德初次到达努尼亚时，就被叫作尼姆鲁德（Nimrud）的巨大土丘深深地吸引了。它在摩苏勒的南部，紧靠底格里斯河。莱亚德在这里停下脚步，想象着被覆盖的过去的宫殿，并且确信宫殿就在脚下。

1845年10月，莱亚德开始了首次正式发掘。一小组人爬上了土丘，莱亚德发现在地上有一些壶罐、破碎的有铭文的砖块。像所有晚期的考古学家一样，他站在土丘的中央，低着头，俯瞰布满尘埃的土地。不一会儿，一个男人为莱亚德拿来了一块大理石浮雕，这令莱亚德很兴奋：这里确实和廓尔萨巴德（Khorsabad）（法国考古学家鲍塔曾在此发现亚述宫殿）有相同之处！这个浮雕明显有大火烧灼的痕迹，这可能与法国考古学家的发掘有些相同。接着，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理石块，但是无法挪动。他们清理了上面的土灰，发现石头上部的转角依旧埋在土丘之中。莱亚德命令工人们清理附近的泥土，又发现了几块大理石。它们形成了一个在转角处有一个缺口的矩形。莱亚德突然意识到他们站在一个有门的房间的上方，宫殿被发现了！

很快，莱亚德发现了宫殿中的石板画。不幸的是由于大火毁坏了宫殿，石头变得非常脆弱，几乎没有办法移动它们。莱亚德尽他所能把这些描画下来，“我非常惊奇，因为武士身上的饰物优雅而又华美，人和马的四肢、肌肉惟妙惟肖，从整个构图和人物上都可以看出创作者具有丰富的艺术知识……最能表现睿智的莫过于人头，最能表现威力的莫过于狮身，最能表现速度的莫过于羽翼。这些有羽翼的人面狮身并不是随便创造出来的，而是有深刻的含义。它们曾威慑和教导了3000年前十分强盛的种族。它们已经销声匿迹了25个世纪，如今却再一次以旧日的气概兀立于世。……我眼前的这些证实了先知的话：亚述人曾如黎巴嫩中的雪松，枝条柔美，影密如林，极其高大，树尖插入云中”（Layard1849，vol.I：40-1）。莱亚德感觉到这些浮雕比鲍塔在廓尔萨巴德发现的更出众。另一块石板也展现了战争的场面，在底部的镶嵌板上，画面的背景主要是墙和塔，人物是一个站立着拨弄头发的神态悲伤的女人和城堡底部在小河中钓鱼的男人。这个石板被放置得乱七八糟，然而，只有小部分受到损坏。所以，莱亚德很快断定这些浮雕本来不属于这个建筑，它是被拿到这里以备重新使用的。

对遗址做出明确的判断并非易事。西南和西北的宫殿发掘都取得了进展，但是莱亚德依旧不清楚建筑是什么类型，以及有多少建筑，他被遗址吸引了。他的工人们发现了不完整的公牛雕像、狮穴和遭到严重损坏的浮雕，这些足够证明尼姆鲁德曾经存在装饰丰富的建筑物，但是他不能把这些发现从头到尾梳理清楚。同年12月，莱亚德中断了发掘。

1846年，莱亚德重新来到了尼姆鲁德。但是莱亚德的挖掘遇到三个问题，一是缺乏资金，二是要得到康斯坦丁堡苏丹的日常允许，三是摩苏勒宗教长官的反对。尽管莱亚德承诺停止发掘，实际上他还在继续发掘，只是规模缩小了，并且有一些新收获。西南部的宫殿被证实是一个古怪的建筑。莱亚德在这儿发现了许多浮雕，但是它们大多数有雕刻的一面对着墙壁，并且一些是颠倒的。很明显，这些浮雕起初并不属于这里，它们从其他的建筑物中拿出放到这里以备重新使用。之后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宫殿和雕刻。这些浮雕最初来自哪里？莱亚德知道在西北部的转角处有一个大型的建筑，但是在那里除了铭文什么都没有发现。莱亚德曾经发掘的那个地方的北部有一个陡峭的峡谷，雨水侵蚀到土丘之中，他决定让工人们尝试着发掘那个地区，也许可以从那个峡谷水平地进入西北转角的大型建筑物中。莱亚德很快获得了成功，他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浮雕。莱亚德外出几天后，工人们有了惊人的发现。当莱亚德走到土丘，他看见一个被挖出的巨大的头部，它有1～1.5米高，没有一点擦碰，非常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正是莱亚德梦寐以求的，他很快意识到这是看守主要通道的巨大的公牛的头部，这个头像还隐藏在工人们脚下的泥土之中。他知道，在鲍塔发掘的宫殿中，这样的公牛都是成对出现的，所以，他希望找到另外一头。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莱亚德无拘无束地表达了对亚述艺术的热情，特别是那些狮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被极好地描画——肌肉、骨头、羽翼非常真实生动并且倾注了伟大的精神……”

后来，近东部分地区发生了霍乱，情况变得混乱，巴格达和摩苏勒也受到影响。在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开始对亚述的发掘负责，并且任命莱亚德为代理人。大英博物馆为完成尼姆鲁德的发掘，将经费提高到2000英镑。此后，在尼姆鲁德最重要的发现是“黑色方尖碑”（blackobelisk）。它是在一个从土丘中心向下挖掘的堑壕中发现的，在那里出现了另外一头公牛和浮雕受损严重的宫殿。起初，这个堑壕里并不像有什么东西，当向土丘挖到二十米的时候莱亚德就想着停止，工人很快横穿一个高2米、覆盖着铭文和图画的黑色的石柱。石柱的侧面压在地面上，但是图画和文字都完全没有受到磨蚀和损坏。莱亚德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的*物文**，他立刻前往巴格达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在1847年元旦的一封长信中，他写出了他对这个纪念碑的第一印象，很快这个纪念碑被称为“黑色方尖碑”，并为人所知。“黑色方尖碑”高2米，创作于萨尔曼纳萨尔三世统治时期，刻画着亚述国王接受以色列君主带着大象、犀牛、骆驼、狮子、牡鹿进贡的场面。这对于理解亚述*物文**和《圣经·旧约》中提到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莱亚德认为尼姆鲁德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土丘中央的大型角锥体、西北宫殿（northwestpalace）、比宫殿高的土地上的一组房间、发掘出“黑色方尖碑”的所谓的“中心宫殿”（centralpalace）和西南宫殿（southwestpalace）。他还通过自己的观察为尼姆鲁德的这些宫殿构想了一个年代顺序：保留完好的西北宫殿是最古老的，古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损坏，有人修复过它们，此后，又有人把一些浮雕搬走供西南宫殿使用。当尼姆鲁德最终被毁灭时，这里可能已经是一个废墟，所以没有被大火烧毁。中心宫殿是较晚期的，由于毁坏严重无法做出什么判断。西南宫殿是三个宫殿中最晚期的，当尼姆鲁德被劫掠时它还没有完成。因此，莱亚德推断出有两个亚述王朝，并且它们之间隔了几个世纪。第一个王朝建造了西北部和中心地区的宫殿，较晚的王朝与那个建造西南部宫殿的国王有关。

在西北宫殿中，莱亚德发现了不止二十个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有浮雕或者铭文，他还发现房间朝向南部的建筑物的墙上装饰着壁画而不是浮雕。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有镀金或嵌入天青石装饰的用象牙做的物件，它们可能是亚述国王家具的装饰物。后来的英国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更多这样的令人拍案惊奇的艺术作品。

莱亚德最后的任务是把这些*物文**运回伦敦。莱亚德表示，这不仅是为了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更是为了唤起更多英国人对亚述的兴趣。

1849年，在伦敦停留不久后，莱亚德回到近东地区。此时，莱亚德已经名声远扬，他可以无拘无束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探访。这次他的工作重点是库云吉克（Kuyunjik）。下面简要介绍亚述王辛那赫瑞布（Sennacherib）的宫殿发掘情况：

莱亚德有大约100个工人，分成12到14组工作，工人最多时有300多人。他们继续在库云吉克发掘，目的是发现西北宫殿更多的房间，发现更多关于中心宫殿的神秘的遗存，最终弄清土丘顶端北部的巨大的“角锥体”。

事实上，大火使宫殿遭到了巨大的损坏。来自黎巴嫩山区（MountLebanon）森林的高大的雪松木支撑着屋顶，火势熊熊，雪松木必然化为灰烬。宫殿不止一层，上层掉下，会使下层受到严重的损坏。大多数的浮雕只被保留了1米高，甚至这些遗存也变得腐朽易碎。守卫在最重要的入口处的大型图像也没有完全被保留，可以见到公牛身体的一部分。很明显，移动或者运输这些遗迹是十分困难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创造。他们想发掘宫殿结构保留较好的地方，结果发现，宫殿的这个部分覆盖了大量的沉积层，很难以正常的方式从上面到达那些浮雕所处的位置。所以莱亚德考古队伍中的一员汤马（Toma）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法——挖隧道。许多后来在库云吉克发掘的考古学家都使用过这种方法。

在此期间，罗林森与莱亚德依旧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罗林森偶尔来访，与莱亚德谈论亚述的历史，并且发现铭文中提到了一个新的国王，还发现尼姆鲁德不是尼尼微，而是卡拉赫（Calah）。不久之后，又有了两个关于亚述历史革命性的新闻：一是尼努斯（Ninus）国王是否存在过，二是在尼姆鲁德建造北部宫殿的国王和廓尔萨巴德的国王的时间间隔缩短到大约100年。

库云吉克宫殿的房间接二连三地被发现。宫殿墙壁的走向被清楚知晓，宫殿的平面图显而易见：巨大的门廊，一些可能是宫殿内部的院落。它们被成群的房间围绕着，像是宫殿的中枢区域。所有的复合结构都连接着走廊，所有的墙壁都覆盖着浮雕。有趣的是在挖掘的一个新房间中出土了大量金属*物文**，这个房间紧挨着宫殿朝着河流和码头的外墙，出现了碗、盘、铃铛和其他金属制品。在一个巨大的青铜碗中大约有80个铃铛、茶杯和盘子。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用于装饰马具的饰品、家具和二轮战车。

发掘尼姆鲁德古城

考古发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们忙于清理所谓的“角锥体”，并且清理神庙的入口。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两个神庙。最大的建筑物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入口被两个巨大的带翅膀的人面狮身雕像守卫着；另一个入口矗立着不成比例的两个带有人物图案的浮雕石像，其中一个人侧身站立，右手抬起，指着左上角的几个花朵。在入口处，还有一个带有巨兽图案的浮雕，这个巨兽的样子非常奇怪，长着龙的头、狮子的爪，有翅膀，下面的身体又像一只鹰。

不难发现，宫殿壁画和浮雕的主题丰富多彩。有的反映了国王辛那赫瑞布战争胜利归来和不同文化的12个民族的骑兵，还有亚述与埃兰战争、囚犯劳动等激烈场面，也有阿淑尔巴尼帕（Ashurbanipal）和妻子在花园里饮酒的温情场面。

至此，莱亚德发掘的辛那赫瑞布的部分宫殿，共有71个房间，27个入口。每一个入口都有巨大的公牛、狮子或者人面狮身的石雕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一间图书馆。阿淑尔巴尼帕的图书馆建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比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早了400年。图书馆藏有近30000块泥板。藏书的门类齐全，其中包括：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论著、神话和史诗（如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医疗手册、圣歌、赞美诗、外语词典。此外还包括各地总督、军事官员和帝国顾问写给国王的上千封信件、王朝世袭表、宫廷敕令等。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学识。1851年4月28日，莱亚德结束了自己的考古生涯，宣布不再参与西亚考古活动。

毋庸置疑，莱亚德的发掘具有重大的意义。亚述*物文**的价值也体现在历史、神学、语言、艺术、风俗、军事技巧、政治关系诸多方面，并且填补了我们对世界上古史知识的一个巨大空白。

（1）考古发现可以与历史文献相印证，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新证据。美索不达米达地区的诸多遗址被发现后，人们意识到两河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壁画和浮雕可以反映军事斗争、宫廷生活等场面，例如“黑色方尖碑”就反映了朝贡的场面。莱亚德的《尼尼微及其废墟》《尼尼微*物文**》和《尼尼微与巴比伦城遗址的发现》等书籍都有助于了解亚述的历史。此后，1872年，一位年轻的亚述学者在泥板文书上发现了“大洪水”故事和诺亚的原型，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圣经》的地位，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

（2）为罗林森的文字释读提供了更多资料，有助于亚述学的形成。罗林森被称为“亚述学之父”，是楔形文字的破译者之一。足够多的泥板是破译楔形文字的前提条件。鲍塔、莱亚德等人的发掘都出土了大量的泥板文书，这为楔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提供了先决条件。

（3）为后期考古发掘提供了方法借鉴，为考古学理论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虽然这一时期缺乏完整的考古团队和系统的理论知识，但是这一初期的探索为后来“向科学考古学迈进”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莱亚德之后，考古人员依旧选址库云吉克继续发掘，并且使用同样的挖隧道的方法，而不是垂直地打孔。

此外，莱亚德的考古发掘还丰富了大英博物馆的收藏。浮雕、壁画也扩充了艺术创作的素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不过，挖掘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在这个英雄考古时代，考古挖掘团队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板、铭文和艺术品。这种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破损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物文**和遗址的地层被破坏。

总之，在1842年至1855年西亚考古的英雄时代，莱亚德作为其中的一员，发现并发掘了多个亚述宫殿，收获了大量浮雕、壁画、雕像、泥板文书，为西亚考古乃至亚述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亚述浮雕，为椰枣树授粉

第三节 亚述古都尼尼微

尼尼微，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是早期亚述、中期亚述的重镇和亚述帝国都城，最早由古代胡里特人建立。据说，中世纪的人就已知晓它的位置。1761—1767年，丹麦的阿拉伯探险队对埃及、阿拉伯和叙利亚进行科学考察，主要目的是阐明旧约与其他研究目标有关的自然历史、地理和制图学。20世纪小说家索尔基尔德·汉森（ThorkildHansen）在他的小说《阿拉伯的菲利克斯》（ArabiaFelix）中记录了这段旅程。

丹麦阿拉伯探险队有6名成员，其中只有卡斯滕·尼布尔（CarstenNiebuhr）幸存，并于1767年回到丹麦。尼布尔在远征中记录了尼尼微的位置。他写道：“直到河边，我才知道自己身处如此不同寻常的地方。然后他们给我看了一座小山上的村庄，他们叫它努尼亚，还有一座清真寺，先知约拿就葬在那里。这个地区的另一座山叫作卡拉尼亚（KallaNunia），也就是尼尼微城，山上有一个村庄。”

1842年，法国驻摩苏尔总领事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EmileBotta）开始关注河对岸的巨大土堆。他雇用当地人对这些巨大的土堆进行挖掘，令人意外的是，挖中了！在一个叫作廓尔萨巴德的土丘之下，正是萨尔贡二世（SargonII）的王宫。里面有大量的浮雕，这些浮雕曾被大火损毁，变得非常脆弱，一旦移动就会破碎。

1847年，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奥斯丁·亨利·莱亚德探访了这片废墟。

莱亚德并没有使用现*考代**古学的方法，在那个属于探险家的英雄考古时代，他的目标是“用最少的时间和金钱获得尽可能多的保存完好的艺术品”。1849年，在库云吉克，莱亚德发现了带有71个房间和巨大浅浮雕的辛那赫瑞布王宫。著名的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也在莱亚德的主持发掘之下重见天日，其中藏有30000块楔形文字泥板。这些出土*物文**，大部分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古代亚述，是何等的荣耀与辉煌，这些考古发掘重现了阿萨尔哈东、阿淑尔巴尼帕等国王统治之下的财富与荣耀。

拉马苏神，常位于宫殿大门两侧

继莱亚德之后，发掘工作由乔治·史密斯（GeorgeSmith）、霍尔木兹·拉萨姆（HormuzdRassam）等人接手主持。大量的亚述*物文**逐渐被挖掘出来，供欧洲博物馆收藏。人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宫殿，它们的装饰和雕刻的石板，揭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生活和礼仪，他们的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他们的宗教形式，他们的建筑风格，以及他们君主的辉煌。

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考古学家在伦纳德·威廉·金（LeonardWilliamKing）的带领下重新挖掘了库云吉克遗址。他们集中进行纳布（Nabu）神庙遗址的发掘，纳布是书写之神。他们推测，那里应该有另一座楔形文字图书馆。然而，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图书馆。很可能，它已经被后来的居民活动破坏了。

1927年，在参加过金带领的探险队的坎贝尔·汤普森（CampbellThompson）的指导下，挖掘工作再次展开。汤普森把目光放在了库云吉克之外，一个叫作尼比-尤努斯（NebiYunus）的土丘。不出所料，这里仍有尼尼微的宝藏。在城墙的西北角，除晚期的建筑物之外，考古学家发现了近300块棱柱的碎片以及一个近乎完整的棱柱。棱柱上记录着辛那赫瑞布、阿萨尔哈东、阿淑尔巴尼帕等国王的事迹。

亚述猎狮浮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本土的考古学家进行了几次发掘工作，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也前来发掘。他们的发掘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精细。1987年到1990年，英国考古学家和亚述专家教授大卫·斯特罗纳克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一系列的现场调查和挖掘，他们对建筑物的墙壁和泥砖以及城市的供水系统展开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如今，库云吉克遗址高出古城周围的平原约20米，长约800米、宽500米。它的上层已被挖掘，人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宫殿和神庙。马克斯·马洛文（MaxMallowan）在一次深海探测中发现了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人居住的证据。今天，除了风化坑和土堆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古老的挖掘。1990年，唯一可见的亚述遗迹是入口庭院和西拿基立宫殿的前几间房间。从那时起，宫殿的房间就遭到了劫掠者的严重破坏。2003年拍摄的这些房间的照片显示，许多精美的浮雕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2014年7月24日，“ISIS”的恐怖分子对这里进行破坏。摩苏尔解放之后，尼比-尤努斯的地下隧道于2018年被发掘，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有3000年历史的宫殿，其中有两幅浮雕，每一幅上都有一排女性，另外还发现了拉马苏（Lamassu）神像。

第四节 巴比伦：古代两河流域的中心城市

提起巴比伦，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巴比伦到底代表着什么？巴比伦，它在苏美尔语中的意思是“神之门”（Ká.DINGIR.RAKI），如今，我们既用巴比伦来指代一段时间，也用巴比伦来指代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还用它来指代巴比伦王朝的时间区间与地理范围。甚至，还会以局部代整体，用巴比伦指代整个两河文明。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描述巴比伦：“就其壮丽而言，她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下文所提的巴比伦，即巴比伦城，它是新巴比伦帝国的都城。公元前597—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次征服犹太王国，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被掳往巴比伦，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古巴比伦城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以南约90千米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这里交汇。1811—1812年和1817年，在巴格达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古*物文**学家和旅行家克劳迪亚斯·里奇（Claudius Rich）两次发掘了巴比伦。1827年，探险家、作家、军官罗伯特·米尼安（Robert Mignan）对巴比伦地区进行了短暂的探索。1849年，发掘过乌鲁克的威廉·洛夫特斯也曾到过这里。1850年，探险家莱亚德也曾到此调查，然后放弃了这个地方。几位探险家都与巴比伦的发掘失之交臂。

1852—1854年，法国的东方学家福尔金斯·菲涅尔（Fulgence Fresnel）和法国裔的德国亚述学家尤利乌斯·奥佩尔（Julius Oppert）对巴比伦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然而，不幸的是，载有40多箱工艺品的木筏沉入底格里斯河，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成果全部化为乌有。

1854年，亨利·罗林森和乔治·史密斯曾在此短暂工作过。之后的发掘工作由霍尔木兹·拉萨姆（Hormuzd Rassam）代表大英博物馆进行。这项掠夺性的发掘工作始于1879年，一直持续到1882年。在发掘中，拉萨姆发现了大量的泥板文书。这种大规模的狂热的发掘，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对巴比伦遗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损害了考古环境。

在巴比伦遗址的科学考古最早从德国东方学会的团队开始，这个团队由考古学家罗伯特·考德威（Robert Koldewey）领导。这项工作历时将近20年，从1899年到1917年，考古每天都在进行，主要挖掘马尔杜克神庙、通往神庙的“*行游**大街”和城墙。“*行游**大街”是贯穿旧城的主要街道，每逢盛大的节日或新年，纯金制作的半人半兽马尔杜克神像会经过*行游**大街，路边城墙上的神兽如仪仗队般夹道欢迎。

伴随着考古人员孜孜不倦的工作，伊什塔尔门的碎片和数百个泥板文书被送往德国。德国人在帕加马博物馆（帕加马博物馆前身是柏林近东博物馆）重建了美轮美奂的伊什塔尔门。1917年，英国的*队军**来了，德国的考古学家只好匆匆离开。接下来的几年，不断有*物文**流失。在1956年和1962年，德国的考古学家们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不过，他们的研究重点分别是希腊化时期的剧院和“天地之基”塔庙（Ziggura tEtemenanki）。

伊什塔尔门

关于“天地之基”塔庙的建成时间，目前还存在争议。一种说法是，“天地之基”塔庙早就存在，然而，巴比伦曾经在公元前689年被辛那赫瑞布毁灭，之后重建用了88年。之后，“天地之基”塔庙被尼布甲尼撒二世重建。19世纪80年代出土的一个滚筒印章上写着这样的话：

那时，我的主马尔杜克告诉我关于巴比伦的天地之基塔庙，在我非常虚弱和扭曲的时候，在地上，它的根基下至冥府，它的顶端上至天堂。我把鹤嘴锄，用象牙做铁锹和砖模，乌木和木塑卡奴（Musukkannu）木，交给我从我的土地上征集来的劳力手里。我让他们塑造无数的泥砖，并像无数的雨滴一样模制烤砖。我让幼发拉底河像大洪水一样忍受着沥青一次又一次的侵蚀。通过埃亚的机敏，通过马尔杜克的才智，通过纳布和尼萨巴的智慧，通过创造我的上帝让我拥有的广阔思想，我深思熟虑，我委托最明智的专家、测量员用十二肘尺确定尺寸。建造大师拉紧测量线，确定极限值。我通过咨询沙玛什、阿达德和马尔杜克寻求确认，每当我思考（并且）（不确定）尺寸时，神就使我知道（真相）。通过驱魔的技巧，埃亚和马尔杜克的智慧，我净化了那个地方，并在古老的基地上巩固了它的地基。在地基中，我布置了山和海中的金、银、宝石……在砖砌的下面，我放着一堆堆光辉的萨普苏（sapsu）、香精油、芳香剂和红土。我制作了带有篮子的王室画像，并在基础平台中进行了不同的定位。我向我的主马尔杜克鞠躬。我卷起我的衣服，我的王袍，抬起头上的砖头和泥土（即泥砖）。我有一个用金和银制成的篮子，让我心爱的长子尼布甲尼撒带着我的工人们将葡萄酒、油和树脂碎片混合在一起。我让纳布苏米西里西尔（Nab.sumilisir），他的兄弟，一个男孩，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亲爱的小儿子，担负着鹤嘴锄和小铲子。我给他装了金银篮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主马尔杜克。我兴高采烈地兴建了这座建筑，它是天地之基的复制品。在欢喜和快乐之中，它高如山巅。

伊什塔尔门上的浮雕（一）

1974年，代表亚洲和近东的伊拉克-意大利考古科学研究所的图灵中心进

行了一次发掘，重点是重新审查德国考古学家留下的旧的数据信息。1987—1989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巴比伦书安那城区的伊什塔尔和宁乌尔塔神庙地区。当然，挖掘工作并没有完成，大部分遗迹仍然被埋在地下。在巴比伦的修复工作展开期间，伊拉克国家*物文**和遗产组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挖掘和清理，但是至今这些已发掘的石碑只有少数被公开。伊拉克想把这里打造成旅游胜地，因而，在巴比伦遗址之上，有许多萨达姆时期建造的崭新的仿古建筑。

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对历史遗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有批评者指出：他们对古代最著名的遗迹之一伊什塔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美国*用军**车辆碾碎了具有2600年历史的砖砌路面。考古碎片散落在遗址各处，军事设施破坏了古代遗存，*用军**土方工程污染了遗址，给未来几*考代**古学家的工作带来不便。2009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这里重新对游客开放。2019年7月5日，巴比伦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伊什塔尔门上的浮雕（二）

第五节 乌鲁克：苏美尔远古城邦重现

乌鲁克（Uruk）是两河流域西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今伊拉克境内。乌鲁克的早期居民能够制造铜器和陶器，建造巨大塔形建筑物，并创造了图画文字。后来，形成早期的乌鲁克城市国家和宗教中心。乌鲁克在苏美尔的政治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乌鲁克早期开始，乌鲁克就对附近的定居点行使霸权。公元前2300年左右，吉尔伽美什成为乌鲁克的国王，后来乌鲁克并入阿卡德王国。直到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攻占乌鲁克，古城被毁。

乌鲁克拥有建筑史上第一个意义重大的建筑，许多近东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典型建筑的形制。乌鲁克的地层十分复杂，学界对于地层的定年存在着许多争议。总体看来，苏美尔的建筑类型有两种。第一种，有三个平行的大厅；第二种，有T形的三个大厅。具有代表性的单一结构的建筑是神庙N（temple N）、圆形马赛克庭院（cone-mosaic courtyard）和圆柱大厅（round pillar hall）。

乌鲁克出土的泥板文书上的图案和铭文，被认为是最早的文字记录，其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这些泥板文书中就包括著名的苏美尔王表，相当于一份苏美尔国王名单，记录了苏美尔文明的每个国王。还有很多塞琉西时期（公元前312—公元前64年，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塞琉古一世创建的以叙利亚为中心，包括今伊朗和亚美尼亚在内的王朝）的碑文，由亚当·法尔肯斯坦（Adam Falkenstein）和其他德国亚述学者释读发表。

在乌鲁克出土的*物文**不仅有苏美尔王表这种历史大事的记录，还有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在乌鲁克晚期，已经有了用于定量分配的有棱角的碗。斜边碗是最常见的容器类型，用于盛装食物或饮品。抛陶快轮的使用，使得陶器的大批量生产更加简单和规范。

1849年，英国地质学家、博物学家、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威廉·洛夫图斯（William Loftus）第一次发现了乌鲁克的位置。他于1850年和1854年在乌鲁克进行挖掘。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最初的发掘并不是十分深入，因为资助者迫使他以最低的成本将大型*物文**运送到博物馆。

1912—1913年，朱利叶斯·乔丹（Julius Jordan）和他的德国东方学会团队发现了伊什塔尔神庙，这是该遗址已知的四座寺庙之一。乌鲁克的庙宇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是用砖砌成的，并以五颜六色的马赛克装饰。除此之外，乔丹还发现了部分城墙。后来人们发现，这道12～15米高的砖墙，可能是用于防御的。同许多中国古代城墙一样，这些城墙将城市牢牢围起。考古人员利用沉积地层年代测定技术测量，结果显示，这堵墙可能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德国东方学会团队在1928—1939年返回乌鲁克发掘。1953—1967年，德国人又开始在乌鲁克进行发掘。他们在乌鲁克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完成了两个系列的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于《德国考古学》。当然，德国人对古代西亚的考古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同时，也将许多*物文**搬回了德国本土。2001—2002年，由玛格丽特·范·埃斯（Margarete van Ess）、约尔格·法斯宾德（Joerg Fassbinder）和赫尔穆特·贝克尔（HelmutBecker）领导的德国考古研究所团队在乌鲁克进行了一次局部磁力测定。不仅如此，除了地球物理调查外，他们还拍摄了岩心样品和航空照片。

第六节 古城乌尔与乌尔王陵的发掘

乌尔，遗址位于伊拉克巴格达以南纳西里耶附近，幼发拉底河的南部。乌尔城平面呈叶形，南北最长处为1000米，东西最宽处为600米。城内中央偏西北为塔庙区，该区东南是行宫，其附近为王陵。城西和城北各有一个码头。城西码头附近和城中央偏东南处各有两处居民区，城址内尚保存若干座塔庙建筑。

乌尔金质头盔

1625年，意大利音乐家、作家皮埃特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在旅行时参观了乌尔遗址，他记录了在这里出现的用沥青黏在一起的刻着奇怪符号的古代砖块，以及刻有类似印章的黑色大理石。

欧洲考古学家接踵而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乌尔。直到1849年，亨利·罗林森成功地破译了由威廉·洛夫图斯带到英国的乌尔遗址的一些砖块后，才确定了这里就是乌尔的所在地。1853年和1854年，英国驻巴士拉副领事约翰·乔治·泰勒（John George Taylor）在外交部的指示下，代表大英博物馆首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泰勒发掘出了塔庙和“审判之门”（Gate of Judgment）的一部分。

在塔庙最高层的四个角上，泰勒发现了关于巴比伦最后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圆柱铭文。公元前539年，尼布甲尼撒为他的儿子伯沙撒祈祷。考古证据表明，这座塔庙的建造者有乌尔第三王朝的舒辛（Shu-Sin）和伊辛王朝的伊什米-达干（Ishme-Dagan）。之后，公元前14世纪一位加喜特国王对其进行修护。尼布甲尼撒也声称重建了这座塔庙。塔庙的不远之处，是古代巴比伦墓地。泰勒继续发掘，他在城市各处发现了大量的晚期墓葬遗骸。显然，在后来的时代，由于乌尔的神圣性，人们非常爱将死者葬于此处。

人们总是试图让*物文**开口说话，讲出过去的秘密。这里，有藏着4000年历史的砖瓦，大英博物馆遂决定优先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在泰勒之后，这个地方被无数的旅行者参观过，他们几乎都发现了古巴比伦时期的遗迹。这些带有铭文的石头就在土地上面，不必费力挖掘，仿佛唾手可得，丰富的遗存十分便于探索和收集。1918年，相关人员对这里进行了一些勘测。1919年，埃及学家、历史学家亨利·霍尔（Harry Reginald Hall）为大英博物馆工作了一个季度，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2年至1934年的发掘工作由大英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资助，考古学家查尔斯·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担任领导。其间，总共发现了大约1850个墓葬，其中16个被称为“皇家墓葬”，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物文**，包括乌尔军旗。乌尔军旗是第779号墓中的镶饰板，上面的图案是乌尔王出征时的门旗，也是庆功的旗帜。乌尔军旗的这两块镶饰板全是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的次宝石等镶拼在沥青为底的板面之上。

饰板的一面描绘的是战争情节，同时反映了等级的金字塔结构。国王在最上层，侧身向右，手拿长矛，在全副武装的士兵陪同下，视察战俘。中间一层表现战斗与胜利后的战士行列，有穿戴盔甲的，有披着毛毯斗篷的，有手持短矛正在与敌人搏斗的，还有押送俘虏的士兵，等等。最下面一层是*队军**的出征和凯旋。饰板的另一面描绘了庆功宴的场面。同样，最上层是国王与众臣们相对而坐，在举杯欢饮；中间和下面两层是描绘运载战利品的场景，有的在驱赶牛羊，有的在驮运货物，队列很长，整个队伍陆续地往王宫进发。

乌尔军旗

乌尔大多数皇家陵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其中，有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古墓——王后普阿比（Queen Puabi）之墓。在墓葬中有许多人牲陪葬。在塔庙附近，还有为国王建造的神庙和女祭司的住所以及其他寺庙建筑。寺庙之外，有许多用于日常生活的房屋。在王陵下面的沉积层，也发现了比乌尔更早时期的人类居住遗迹，其中包括欧贝德时期的陶器。随着皇家陵墓的发现，乌尔遗址的发现登上了世界主流媒体的头条。这座古城的废墟吸引了许多游客，其中一位访客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然而，当乌尔的皇家陵墓第一次被发现时，考古人员并不知道它们有多大。他们先在沙漠中间挖了两条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在这个盲挖的阶段，他们分成两队。A队和B队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都挖了一条沟，并且都找到了黄金首饰和陶器碎片。发掘进行了好几个季度，第一季度，就是刚刚提到的“挖沟寻金”；第二季度，他们发现了一个被许多房间包围的庭院；第三季度，他们发现了一栋国王敕令建造的建筑和女祭司的居所；第四季度和第五季度，他们发现了太多的物品，以至于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记录这些物品上。他们发现的物品很多，从黄金首饰到陶罐和石头，无所不包，甚至还有几把竖琴。

乌尔出土的女性头饰

在普阿比王后的坟墓里，房间中央有一个箱子。在那个箱子下面的地上有一个洞，通向被称为“国王的坟墓”的PG-789号墓。它之所以被认为是国王的坟墓，是因为它在王后旁边。在“国王的坟墓”里有63名侍从，他们都戴着铜头盔，手持铜剑。这些被认为是国王的*队军**，他们是同国王一起埋葬的。另一个大房间发现的PG-1237号墓，被称为“死亡大坑”。这个大房间里有74具尸体，其中68具是女性。墓中只有两件器物，都是竖琴。

竖琴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弦乐器了，乌尔出土的竖琴也各不相同。“牛头竖琴”高40厘米，宽11厘米。七弦琴模仿公牛身体的形状。它的头、脸和角都用金箔包裹着，而它的头发、胡子和眼睛都是由天青石制成的。头部下方的装饰板是由镶嵌在沥青中的贝壳组成的。这一装饰板描绘了一个人抓着上方的牛角，动物在下方扮演人的角色。牛头本身可能代表能够下降到阴间的太阳神。

乌尔竖琴

王后竖琴，因出土于王后的墓葬而得名，高110厘米。而金竖琴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整头公牛都是金子做的。胡须的外形类似于“王后竖琴”。竖琴的木质部分已经腐朽，发掘者将熟石膏灌入木头腐朽后形成的空隙，得以把竖琴的装饰保护下来。竖琴前面的镶嵌板由青金石、贝壳、红石灰岩制成，原来是以沥青黏合。共鸣箱前端装饰的金质公牛头已经被压碎，必须进行修补；牛头上的胡须、头发、眼睛还是原来的青金石。

虽然乌尔在伊拉克境内，然而，在乌尔出土的大部分珍宝都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队军**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200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伊拉克团队达成协议，恢复在乌尔巴博遗址的考古工作。同年，美国*队军**将乌尔的遗址归还伊拉克当局，伊拉克当局希望将其开发为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