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平素所敬重、景仰的人群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无疑是排在前列的。院士是国之瑰宝、人之精英、民族脊梁。科技的进步，靠他们；*队军**的强大，靠他们；国家的繁荣，靠他们；民族的复兴，靠他们；人民的安康，靠他们。在我面对面采访过几位院士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认识也更深刻了。
（一）
屠基达院士
我采访的第一位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飞机设计师屠基达。屠基达的得意之作，是主持设计了初教六、歼五甲、歼教五等型号的飞机。而他最响亮的头衔，是歼七2A、歼七M型飞机总设计师。
采访院士很难，因为他们很忙。更何况，屠基达远在成都，是成都飞机工业公司高级顾问。当数次电话联系他都不在，我甚至有点泄气，终于有一天他在办公室接了电话，而且很客气地答应了我的采访。于是我即刻启程，第二天便如约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科技人物。那是2001年夏末。
第一印象是儒雅。身材修长，面容清癯，满头银丝昭示着他的人生岁月，宽阔而光洁的前额象征着他的聪明才智，而眼镜后面那双深邃的目光则令人甚至望而生敬。他迈着轻盈的步伐，动作敏捷地给我沏上一杯清茶，然后根据我提出的问题，侃侃而谈。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屠院士反复强调、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人才问题。他说：“依我看，我们航空工业经费投入固然是个问题，但最严重的问题将是人才的匮乏。我国航空工业将面临人才短缺、长远看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现在许多学生不愿意学航空，因为经济收入少，学了也不到航空战线上来。去年我们成飞来了100多名大学生，真正学飞机的没几个。我们人事部门去学校要人，学生优先考虑经济待遇，愿意来的不多。这样一年年下去，令人忧虑啊！我们成飞的主要人才，是20世纪60年代初进厂的一批大学生，这代人吃苦耐劳，学问扎实，不计报酬，有奉献精神，可是年龄不饶人，基本都退了。现在靠80年代的大学生在支撑，但也流失了很多，比如1982年前后两批进厂的300多名大学生，有一半不在了。目前，人家先进国家还在拼命干，拼命网罗、吸纳人才，我们不奋起直追怎么行呢！我真担心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再拉大啊！”
说到这里，他脸上顿时现出忧郁的神情，这神情深深感染了我。原来，外表沉静淡泊的他，内心却燃烧着一团火啊！
屠院士心目中的人才，标准是“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是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词汇，用今天的话说，是既有奉献精神，又有创新能力。抚今追昔，中国的航空工业正是有了像屠基达这样的一批高精尖人才，才有了昨日的梦想和今日的辉煌。采访中，屠院士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1961年，沈阳某研究所派出20多名技术骨干赴成飞支援，这些人都是屠基达的老同事，但作为东道主的他却拿不出什么慰问品，只能买来一筐胡萝卜当水果在会上招待他们。尽管条件艰苦，但宾主真情如故，甘之如饴，联合攻关取得了累累硕果。屠院士感叹，今天多么需要这样的人才！
1964年，屠基达带着歼五飞机的设计方案向三机部部长孙志远汇报时，有人从旁介绍说：“他姓屠，和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同音。”孙部长高兴地说：“好！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图波列夫’！”屠基达经过不懈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图波列夫”，只是他已步入夕阳。那么，中国年轻的“图波列夫”又在哪里呢？
带着屠院士强调的问题，我写了篇专访，题为《振兴航空 人才为本》，刊于2001年第4期《中国空军》杂志。
屠基达是浙江绍兴人，2011年去世，享年84岁。
（二）
王越院士
我采访的第二位院士是王越。他的头衔很多：两院院士，著名信息与通信系统专家，曾任中国兵器工业第206所所长、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现任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专家顾问。他的成果更为丰硕：曾担任许多大型雷达和火控系统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提出并建立了我国电子对抗的理论体系，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发明四等奖，1999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采访王越院士，我的最大收获是：第一次听说了“科技哲学”这个概念和命题，这可是一把打开沉重的科学之门的金钥匙。
何谓“科技哲学”？请听王越院士的解释：“在*器武**装备的科研中，树立大系统、大集合观念，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几年，我根据国内外科技发展的方向、趋势和规律，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如何运用‘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搞科研方面，做了一些探讨。我们知道，当代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器武**装备的科研尽管有保密的一面，但作为科研体系，作为发展和改善*器武**装备的大思路，应当是开放的，全员参与、善于合作的，多维论证的，并且要考虑可持续发展。就工业部门和军方的关系而言，军方的牵引作用要加强。就军方的需要而言，作战使用的牵引作用要加强。就课题的选择、论证而言，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从时间维、性能维、费效维、发展维四方面考虑。比如，一个课题，论证时处于领先地位，如果不抓紧，老牛拉破车，等到研制出来，早就落后了。这就是一个时间维的问题。再比如，一项预研装备，部队急需，也确实是个好东西，但研制出来后造价太高，根本用不起，这也不行。这就是一个费效维的问题。我国高科技装备应以精品为主，构成可持续发展的自主体系，这就是一个发展维的内容。各维指标体系间充满了矛盾，这些，说到底是一个系统的科学辩证综合的问题，也是个科技哲学的问题。”
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
在我所接触的院士中，王越似乎是最忙的一个。他从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不但没有清闲多少，相反，倒显得更像一个陀螺转个不停，事情更多、时间更紧、工作强度更大了。他外出讲课、参加会议、带教人才，经常是今天风尘仆仆从外地回京，住一夜第二天又出发去外地了，家，似乎成了旅馆和中转站了。可他已经年近七旬了！原来，他自知年事已高，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直接奋战在科研攻关第一线，但自信手握科学思维的金钥匙，他要把金钥匙赠送给年轻人，赠送给全社会，以期更大范围内的丰收。真是“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感动之余，我一气呵成，写下了《给你一把金钥匙》一文。这就是刊登在2002年第2期《中国空军》杂志上的那篇专访。
王越是江苏镇江人，1932年生人，今年已90高龄。
（三）
年轻时的保铮院士
2002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我在古城西安采访了著名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保铮。
想不到身材修长、面色白净、温文尔雅的保铮，握手那么有力，谈笑那么爽朗。他开口就告诉我，本来，西安电视台要来采访他，被他婉言谢绝了，抽出时间接待来自北京的《空军报》记者。“当年，我的老师教育我，对*队军**要好。老师的教导不能忘，我对*队军**、对空军有感情啊！”一席话说得我温暖如春。
时年75岁的保铮，在中国电子界是泰斗级人物。他1953年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改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系，并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1992年，出任校长。眼下，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雷达信号处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组成员。他的十多项主要科研成果中，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一项，部级科技进步奖14项。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胸前挂上了五一劳动奖章。
面对这样一位著名雷达专家，由于自己一入伍就在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和雷达有一份天然感情，因此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亲切而自然，并且范围较广。
我真的有点“贪”了，一下子狮子大开口，接连提了好几个问题。
首先，我请他简要介绍和回顾一下世界范围内雷达兵器的发展历史。接着，我提出问题：新技术革命都给军事、现代战争带来强烈冲击，对雷达的影响和意义是怎样的呢？然后，我又请他回答：中国空军的雷达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中国空军培养雷达人才有何见解？最后，我根据他受聘空军专家一事，咨询和请教他这方面的感受和打算。保铮院士因胸有成竹而爽快，他来者不拒，每问必答，且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回答中充满了知识、智慧和感情，令我听得不觉入迷。
这么多年过去了，保铮院士谈话中涉及的“隐身”和“无人机”两个问题，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他礼貌地示意我用茶，他也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然后说道：“现在谈论多的是隐身技术，甚至说隐身技术可使雷达完全失效。这种说法太绝对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付隐身技术，雷达还是有所作为的。”说完莞尔一笑。
接着，他进一步介绍说：“隐身技术对雷达探测当然构成严重挑战，但要知道，隐身作用并不能对整个无线电波段都有效，它主要是针对微波，对于波长更短（如短的毫米波）、或波长更长（如米波），其隐身效果便迅速降低。特别是对波长达10米量级的超视距雷达，飞机一类目标工作在电波的谐振区，会完全失去隐身作用。又如隐身飞机的外形设计使后向散射电波大幅度减少，主要是从下向上看或平视的雷达，如果雷达从上面来看它，隐身效果就差多了。如果用低轨卫星的天基雷达来探测隐身飞机，效果会好得多。还有一种方法是雷达组网。隐身目标并不能使雷达完全成为瞎子，啥也看不到，只不过是作用距离大大缩短而已。现在通信组网已有成功的经验，即使每部雷达的作用只有区区几十公里，甚至十几公里，那也不要紧！完全可以用小雷达组成密集的雷达网将国土上空的目标一览无余，这对国土辽阔的我们国家是很适用的。”
保铮院士
稍作停顿，保铮院士做了点总结：“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作为*用军**雷达的主要发展有两方面：一是在与它的对立面斗争中建立优势；另一是联系到太空方面，要实现雷达从太空对地（海）面的有效观测，也要实现从地面对导弹、卫星等目标的探测和识别。当然，这也并不排除对常规雷达的进一步完善。”
保铮院士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雷达是在基本上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国内电子技术和工业迅猛发展的支撑下，雷达得到了更快发展，性能也有很大提高。国外有的常规雷达，我国基本上都有，性能差距也不大。但是，如果用上面所说的两个发展趋势来衡量，我国还不能算雷达强国，这些方面主要还处于跟踪研究，而且有些方面差距还较大，例如我国的星载合成孔径雷达等。另外，与计算机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我国已成为世界的计算机硬件大国，但关键元器件还是依赖于人。雷达的情况要好一些，但高性能元器件仍然是瓶颈。
保铮院士又是补充又是强调：“发展空军使用的雷达，还不能局限于我们当前的飞机，有两方面应予关注。其一是无人机。无人机既要探测目标，又可进行攻击，雷达是必不可少的。其二是卫星雷达。国外已提出航天航空军的概念，空天一体化在信息获取方面能做到空天互补，将使效益大大提高。”
面对今天世界上炒得很热的“隐身”和“无人机”话题，你不能不佩服保铮院士思维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过后，我写出一篇《关于雷达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专访，刊登于2002年第4期《中国空军》杂志。听到的读者反馈是：这篇专访其实就是一篇科普文章，涉及的知识面开阔，科技含量高！
保铮是江苏南通人，2020年去世，享年93岁。
2022.7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