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4月20日在河南新郑“第十六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尊敬的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与各位做交流。我是第一次来到新郑，知道这是咱们人文始祖-黄帝的出生地。刚才有一个接受采访的环节，我专门说到，回顾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继承其中的精华而面对现今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把硬实力和软实力很好地有机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促进黄帝故里新郑的发展、河南的发展、中原与中部的崛起和整个中国在更高水平上的高质量发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一定要有这种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紧密结合。
今天围绕这次论坛的主题，我想以研究者定位，谈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里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词。想必各位都特别注意，3万多字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体现中央最高决策层给出的方方面面的指导意见、工作要领。在这非常丰富的内容中，如果我们一定要提炼一个最浓缩的主题，那我说，应该就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中央非常明确地说，我们当下和今后，中心任务就是要实现“新的两步走”这样有时间表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其中还要有个第一步——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这样一个铺垫。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应该讲，是关系着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值得我们反复领会、万众一心来实现的中心任务。联系着所有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怎么样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有后劲地、不可逆转地去实现这个任务？
建成现代化强国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上，中央的文件已非常清晰地首先勾划出：这种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性——如果用学术上、并与领导人讲话用语相一致的语言，我愿意说它首先必须反映“共同价值”——这个共同价值，就是人类社会无论怎样千差万别、有各个民族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在所谓最基本的、以人性为基础形成的对于价值认知与诉求的一些可以提炼的概念上，必然有共性。我理解，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一定要有的横向对比的概念。现在须承认，在工业革命以后，中国是曾经严重落伍了，是走在前面的发达经济体于他们现代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中间，我们明显被人家甩在后面，不知道被甩掉了多少条街。所以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这种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知道中央已经给出非常明确概念的共同价值，也是在这方面需要提炼的，比如我认为，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对应的主要就是人类文明必须承认的、必须特别注重去追求的共同价值即共性因素。中国*产党共**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也具有现代化的共性。
共性、个性这样在哲学原理上的概括，是在我们过去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学习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的时候，就反复接触到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间，只讲共性，或者只讲个性，都是片面的，不妥当的。而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研究的，就是在有共同价值、有普遍性这样一些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应的中国式现代化，它的个性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也必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特色方面，二十大报告非常清晰地给出了5个特征的提炼，表述出来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的现代化。对此，我们可稍微展开一点作些观察与讨论。经济学的研究愿意用一些模型（从理论模型到数量模型），如果讨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它这个模型特点，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所谓“巨国模型”。可以有小国模型，可以有大国模型，但中国一定要用巨国模型，非常独特。因为现在横向比较来看，已经实现了发达的、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经济社会水平的这些所谓先发国家（指已经被一般的、世界上有基本共识的评价认为他们处于发展前列、具有现代化形态的这些民族国家），总的人口规模是多少？合在一起10亿出头，而中国如果实现了现代化，是14亿以上的人口（多少年来一直是世界最大人口规模，只是现在印度可能要超出我们了）——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经济体实现现代化，使人类整个七十多亿人中间有14亿人一下子进入现代化状态，而超越了原来所有认为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的人口总和，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当然就不言而喻。但是，相关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个性：比如说要把14亿人推到现代化状态，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要承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让老百姓致富，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人民群众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小平邓**一开始勾划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时候非常高水平的、理性掌握的一个发展路径。破除原来的大锅饭、平均主义那种僵化、落后、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思维框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只能这么走，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必须选择这样的技术路线。但是*小平邓**又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起来以后，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要回过头去帮助促进欠发达地区，帮助还没有实现富裕的社会成员，一起走向共同富裕。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之中，怎么掌控好这里面的一些矛盾，克服相关的很多纠结？很不容易。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各位都有切身的感受。多少年前，我们在做国际比较的时候就注意到，其他的国家当然也有发展不平衡，但是像中国这样发展极度的不平衡、差异极其巨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用笨办法，把已经可以拿到的各个地方政府的统计年鉴，统统搜罗到位，按照几十万人口这样的规模，（一般也就是一个县域的规模），按所有的统计数据，以人均GDP（这个指标与人均国民收入在我国差距不大）排队（不考虑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都是县或者县级市），水平最高是哪里呢？是珠海特区的斗门区；最低的水平在哪里？在贵州省的晴隆县，差多少？差82倍。在国际上如果看看澳大利亚，它总共1000多万人，主要人口集中在几个著名的城市，如墨尔本、悉尼这两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是几百万人，而它有一个一般人到不了的“北方领地”，是非常广阔的一片国土，总共只有19万人，但这个北方领地跟悉尼、墨尔本人口密集区域的人均国民收入差多少？上下算在一起，只有约40个百分点（极端的两头，是此平均水平高或低20个百分点）。
所以可知，总体上中国区域差异的悬殊程度，要在国际上来做横向对比的话，是别的经济体难以想象的，这是我国一个重大的现实。怎么样在这个巨国模型框架之下，考虑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极端明显的民族国家中，社会大众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一起走向现代化？当然就具有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这方面采取各种各样的积极措施：要促进发展，也要促进共同富裕；要使先发展起来的地方继续有积极性做大蛋糕，同时也要使欠发达的地方，靠下的低中收入阶层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富裕程度更快提升，从而能够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我国有56个民族，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些事情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处理不好会社会化、甚至政治化。也有国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在拼命煽动、怂恿所谓的*独藏**、*独疆**，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能和平统一的台湾，有*独台**的势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对我们的考验，要看怎样能够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间，能够控制住和排除掉这种分裂的风险和威胁。
还有，如果从整个资源配置来看，中国按照学术语言所说的资源禀赋，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看重的“胡焕庸线”。上个世纪30年代初，胡焕庸教授（一位地理经济学家），他勾划出来，从我们国家版图的瑷珲（现在叫黑河），向左下方，连到云南的腾冲，大概45度角的斜线画下来，右下方占整个中国国土的一小半（当时不到40%），另外60%出头是左上方，即我们现在说的西部和西北、西南合在一起的广大国土。人口分布是什么样的呢？96%的中国人，就生活在右下方的东南半壁，在另外那个将近2/3、后来虽然有一些调整，也有近60%大半分量的国土上，只栖息着民族国家里4%的人口。
经过差不多100年的演变，在前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支边，有那么多的各种变动因素，有这些年我们说的西部大开发等等，即使如此，现在的人口分布和当年的那个统计数据，没有多大的变化，仍然有94%到95%的人口，是生活在胡焕庸线右下方的东南半壁。可想而知，在发展的过程中，单位国土上面随着开发而带来的资源承载的压力——我们学术上可以叫“压强”，它一定会表现为是在另外一大半国土上面的多少多少倍。怎么样掌握可持续发展？怎么样基于中国现在这么长时间多种变动因素都不能改变的胡焕庸线的一个基本格局，实现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实现以后发展过程中间各种矛盾的控制和化解，实现我们总体来说的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这当然又是中国国情之下复杂的问题、严峻的挑战。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说更细致的一些可讨论问题了。过去传统体制下，毛主席就注意到，应该说中国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合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发展，中间当然要处理一系列上述复杂的问题。
第二，中央二十大报告说，我们的现代化是要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要靠什么？首先要做大蛋糕，然后切分好蛋糕，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种通盘的走向共同富裕要掌握的思路和要领，其实还有见仁见智的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
比如说，都认为要区分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公益慈善为主要特点的第三次分配，这里面的每次分配，应该强调什么样的要领？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实践中，我个人愿意特别强调的是，初次分配显然应该首先确立一个发展观念，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先把蛋糕做大，没有做大蛋糕这个大前提，以后怎么切分蛋糕都是捉襟见肘的。在这几年我们经历经济下行过程中间，可能大家都有体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企业困难、地方困难、年轻人感觉没有出路，甚至说要躺平，这一阵子网上又说“脱长衫”，不能忽视这样一些矛盾和挑战性的问题，都与“做大蛋糕”遇到的困难有关——2022年经济增速仅达到3%，是几十年来倒数第二的低速。
所以一定要强调，解决所有问题的大前提是解放生产力，把蛋糕做大。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这边，早年就总结了一种我认为非常朴素、但是说起来完全正确的发展观：“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在去年11月份我国防疫政策有了重大的优化调整以后，已有较充分的把握，使经济社会生活恢复常态的情况之下，我这一段时间接触到的地方政府层面，非常好地在抓住契机，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同一个“全力以赴拼经济”的思路。我觉得这就对了：抓硬道理，中央说的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先做大蛋糕，把我们的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这其实首先得先恢复到合理区间。去年我们只有3%的增长速度，前面三年的复合平均增速只有约4.2%，已经滑出了中高速。所以，做大蛋糕，在初次分配是我们思考问题前置的、最基本的取向。
那么为解放生产力、做大蛋糕，需要激励在供给侧所有生产要素相关的主体，都有他们的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所有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要各得其所，把激励机制搞对，能够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以统一大市场、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来真正实现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样一来，做大蛋糕才有希望。
当然政府在这方面要注意保护劳工权益，引导劳资关系，按照现代化的取向，按照过去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就已认同的“走向共和”的意识，来动态实现关系的协调权衡。各个生产要素、供给方的主体，各得其所地参与分配，做大蛋糕，应该是初次分配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逻辑关系。
下一层次二次分配不一样了。政府在初次分配里主要是以比较中性的流转税取得收入来支持自身履行职能，对流转税便不能特别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到了二次分配即再次分配，政府必须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是以必要的政府干预机制，优化分配状况，防范和遏制收入分配的悬殊。这里面重要的调节手段，一个是转移支付，比如我们知道有低收入人群的低保，有对于一些需要特别给予扶助的社会成员的抚恤、救济，有对欠发达地区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再分配中政府要牵头做好的事。另外一个，就是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听了以后要皱眉头的——直接税，比如房地产税，其比重要提升。中国现在的走向现代化，实际上于财政税收怎么样实现“现代财税制度”建设方面，面对着一种考验，是啃硬骨头的问题：中央早就说要逐渐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能不能做出来？这里面首当其冲的，是跟我们地方税体系建设直接相关的房地产税。中国社会普遍的心态，完全合乎我们过去经济学的认知，是“税收厌恶”，说起来房地产税，大多数人都感觉不愉快，不希望有这个税收出现。但你放眼看去，全球实现现代化状态的这些国家，都有直接税，而且比较普遍的，都是有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房地产税，或者也可称为财产税，或不动产税。这个再分配的调节机制，怎么样让它在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以后，怎么样逐渐优化？一开始只能是柔性切入，像上海、重庆——这么多年只有这两地以房产税为名做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而以后怎么办？2021年8月，中央重要会议强调共同富裕，已经说要*管双**齐下，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扩大它的改革试点覆盖面，就是试点扩围。后来由于三重压力的问题，2022年，要求凡是收缩性的政策都审慎出台，这个方面就暂时没有考虑按照*管双**齐下去推进。现在又开始注意到有些迹象了，一旦条件具备的时候，这个改革总体来说还是势在必行。这又说到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间，促进共同富裕谈何容易？是大家要共同认识的一种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系统工程。
第三，中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的努力中，厚植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紧扣了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炎黄子孙怎样继承灿烂的几千年古代文化里的精华？中华文明在传承中要实现的，就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主潮流的、趋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得来还任重道远。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如果按“新的两步走”递进地见眉目的时候，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大大上一个台阶，要改变我们现在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中间种种不如人意的短板和破除相关的一些制约。
在新郑，人文始祖黄帝的出生地，是不是我们就要更为积极地在这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已经开了十几届的这个论坛的一条主线，正好对接到二十大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领上。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现代化。没有人和自然的和谐，就谈不上可持续的发展。前些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方面非常明显的危机因素的压力。比如说2010年那一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又到了10.6%，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传承着前面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特征的“两倍数”发展年度。但是中央在那一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却是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以后这个稳中求进一直说到现在，年年讲，季季讲，时时讲，当下又特别加以强调。这次新任总理李强同志在“六稳”的基础上，又特别强调了前面三个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增长中使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是体现一种对于现代化战略的“保证速度”，就业是整个国计民生的底盘，老百姓有没有稳定感，首先需要有就业这方面的支撑，而物价又是老百姓过日子最敏感、切身感受的环境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同时还有什么要注重的呢？就是我们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里面，出现了不能忽视的威胁可持续发展因而必须克服的生态环境挑战性问题。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在背景上最简单地说，一个是物的视角，一个是人的视角：物质生活的视角上，可能各位朋友回想一下还非常清晰，雾霾这种大气污染已经动不动打击大半个中国，从北京到河北到河南——那时候我到郑州，看到的就是严重的雾霾，“大玉米”高楼上能见度只有5-10米。雾霾造成的大气污染后面，还有普遍发生的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家长们越来越担心孩子还能不能健康成长。如果不克服这种问题，谈何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
物的视角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的视角：人际关系，在收入分配这个最典型的人的视角上的问题。那时候学者们已经在不断抨击出现收入分配的悬殊，甚至直称为两极分化。在老百姓的感受上，虽然指标上看，人均收入节节上升，但是获得感、幸福感没有同步往上提升，说到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有一肚子怨气，都觉得存在不公，早年说的不正之风，已经演变成了普遍的、高发的腐败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那么也完全无法想象可持续发展。
我们这些年按照“两山”理论，推进环境保护，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步。当然，往后我们还要有持久战的思维，一直到将近40年以后实现碳中和。中国式现代化里面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备条件，是要紧紧抓住、几十年一贯制地把它贯彻下去的指导方针。同时，人和自然关系的旁边，人和人的关系，我前面说的另外一个角度的认识，也是对接到已说到的共同富裕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要一并处理好的。
最后一条，实际上就是把眼界扩大到全球、整个人类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个性的现代化，同时又有跟人类共性诉求打通的必然逻辑联系，就是要寻求和平发展，要在合作共赢的取向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以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梦想成真，我愿意再强调一下，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华民族全体社会成员、人民大众最根本利益之所系。我们现在碰到的一系列特别明显的形成压力的问题，比如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美国方面在全力遏制和*压打**中国。那我们怎么处理好中美关系？要做最坏的打算，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坏的打算方面中央说，我们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但是在争取最好结果这个方面，我们仍有一千条理由继续争取和美国处理好关系。当年美国带着它所谓西方盟友制裁中国的那一轮，各位可能还有印象，*小平邓**说，这只是一场历史长河中间的一场小风波，我们要继续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这是真正的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和平发展，有理有利有节地去争取维护住实现现代化最有利的和平环境。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千方百计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争取“斗而不破”，又更好地用多边关系来反制中美双边关系。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两轮和欧盟之间签下大单的举动——前面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好像信心满满，刚开了它阵容强大的峰会，然后中国和欧盟方面则传出重要消息，签了一个300多亿美元的大单，要陆续进口260架以上的空客大飞机。前不久，法国马克龙访华，又签了一个大单，260亿美元、200架以上的空客大飞机。上面那一轮消息传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美国波音公司的领导人坐不住了，那时候还在疫情管控期间，他也是不顾美国政府方面的不愉快，坚持要到中国来，面谈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这是生产力基本盘方面我们要抓住的中美已经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里面有利于我们争取斗而不破的因素。
诸如此类，归结到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不是我们故意的宣传，是我们认识到中国对于人类社会应该作出较大的贡献，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也离不开和人类社会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努力，这是一个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做出进一步贡献的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上五个方面，中央非常清楚到位地勾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领。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按照这样，展开了通盘的指导意见，对方方面面都有具体要求。在惜墨如金的报告里面，跟着这五点，有后面的一段文字又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概括下来，是要坚持中国*产党共**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这样一套很成体系的表述，我觉得可以提炼出8个关键词：*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
（未完待续）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藏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电总广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载下**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