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家时光#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里，多少次，我提起笔，想写一写父亲；但每每提起笔，却又放下：怕我笨拙的笔触，不能准确地叙述父亲坎坷的一生；怕我粗疏的记忆，难以详尽地记录父亲对子女如山的父爱……
上一次回到老家，二哥的大女儿海琴也回来了。海琴来到她爷爷、奶奶生前居住过多年的小北屋，望着爷爷、奶奶的遗像，不禁泪流满面。晚饭后，海琴又一次对我说：“四叔，你写一写俺爷爷吧！”
今年农历九月初十，是父亲的祭日——父亲去世五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我写下这篇文字，寄托无尽的哀思……
——题记
第一章 生产队里的壮劳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我父亲、队长刘富大哥、马西三四哥，是我们东鲍庄大队第六生产小队里力气最大、最能挑担子、最能推车子的三个壮劳力。
那还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一个村叫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我们东鲍庄这个大队，分为十个小队（八个生产小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村民们作为社员，划分到各个小队。每个成年社员在生产小队里劳作一整天，记10分工（秋忙的时候，一天记12分工）。秋后，按照工分的工值分红。
我们这个村子，地处沂蒙山腹地，四面环山。村里的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山坡地、山岭地，有许多“长条形”的“梯田”，简直就是“挂”在了半山腰上。我们第六生产队里的山地，东到东山、洞子岭，西到西坡，南到刘家沟、笔山子，北到黑峪岭、崮山坡……春耕时节，东台、台子地、花碹坟、涝场地、东岭等几块靠近村庄的、平坦一点儿的大块儿的地，能够用牛拉着犁耕；而那些“挂”在半山腰上的长条形的“梯田”，就只能一镢头、一镢头地刨了。
东山
那年春季的一天，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们在东山的半山腰里刨地。生产队里春天刨地，为了赶农时，晌午饭都是在半山上吃的。当快晌午了，队长就指派两个社员回庄去拿饭、挑水。饭，自然是各家各户自己做的；开水，由各家轮流来烧。
这天上午，轮到俺家烧开水了。母亲提前摊好、叠好了一大摞的煎饼；奶奶提前炒好了咸菜条儿——初春，青黄不接，窖子里的白菜、萝卜都吃完了之后，只好从咸菜瓮里捞个咸菜疙瘩，切成细条儿，用筷子头从油罐子里挑出一点儿已冷却了的猪大油，“当当当”，“点”进烧热了的锅里，把咸菜条儿倒进去，一搅拌，这就炒成了带着点儿油星的“菜”。饭、菜做好了，奶奶又赶紧往大锅里添上水，“呼嗒呼嗒”地拉着风箱开始烧水。当水要开了的时候，母亲端着个瓢走到锅台前，从瓢里抓起两把棒槌面子（玉米面儿），均匀地撒进锅里，用勺子一阵搅和，一大锅开水烧好了。
“大嫲嫲！做好饭了吗？”
我正在屋里吃饭，忽听外面有人问话，赶紧跑出屋门口一看，只见刘美三姐挑了两个大筐，筐里已经摞了不少的包袱和小盆小碗；侯顺英三姐挑了两只水桶——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俺家的天井（院子）。
奶奶赶紧说道：“做好了，做好了！”
母亲赶忙把那一大摞早已叠好了的煎饼用包袱包好,拿一双筷子放上，再把包袱系好；奶奶把炒好了的咸菜条儿装进了那个小小的黑瓷坛子，盖上小盖子。刘美三姐接过包袱和小坛子，放进大筐里；侯顺英三姐提着两个水桶进了西屋，母亲用水瓢把锅里的开水舀满了两个水桶，再把几截儿短短的高粱秸骨节扔在桶里的水面上（抑制水因挑着走而荡漾出来）。
刘三姐挑着饭，侯三姐挑了水，告辞一声，急急忙忙出了院门，往东山的半山腰上一溜小跑而去。
那时候，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少见油水，社员们的饭量也就都不小。抡着镢头劳累了一上午，早已饥肠辘辘了，见饭菜来了，大家一个个放下镢头，拍拍手上的泥土，拿了自家的包袱、盆、碗或小坛子，席地而坐，解开包袱，拿起一个煎饼，掀开盆、碗或者小坛子的盖儿，拿起筷子，夹起咸菜条儿，卷进煎饼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父亲、刘富大哥、马西三四哥这样的壮劳力，一顿饭吃七、八个煎饼，那是平平常常。有的生产队的大青年，春天刨地，一顿晌饭吃到十多个煎饼。吃饱了饭，把剩下的咸菜条卷进剩下的煎饼里，拿着小盆、小碗、小坛子，舀了那桶里的水来喝——整个春天刨地的时节，各生产队里社员们的晌午饭，大都如此……
因为大部分的土地“挂”在半山上，挑担子，就成了搬运东西的最主要的方式。
例如冬天和初春，往山地里挑粪；春天栽种玉米、地瓜等农作物，要到山下河里挑水；山坡地，最怕天旱，又常常天旱，春天挑水浇苗，夏天挑水抗旱；麦子熟了，玉米熟了，地瓜刨了，从山地里收了，挑回到生产队里的打麦场上或者挑到各家各户——绝大多数时候，需要用肩挑。
数九寒天，北风凛冽，哈气成霜。一大早，我父亲、刘富大哥、马西文二哥、高文章二哥、马西三四哥、刘继增二哥、聂志学大爷、侯可忠大爷、刘洪顺大爷、谭金玉三爷爷等社员，挑了架筐、提了镐头从各家出来，来到街上侯立邦大爷爷家猪圈南面的大粪堆边。
那猪粪，有些是秋后就从各家的猪圈里“出”出来，堆放在那里的。这时候，冻得坚硬如石，需要用镐头才能刨得动。大家挥动镐头，“吭哧吭哧”将猪粪刨下来一块儿又一块儿，再把这一块儿一块儿的猪粪搬进架筐里，直到摞得冒尖。用担杖（钩担）担了，一路小跑，来到东山脚下。再往上走，几十度坡度的山路，就是步步登高了。空身登山尚且费劲儿，如今，挑了近百斤重的担子，顶着凛冽的北风，一步一步地往半山登。登不了多一会儿，就喘粗气、背上发热、头上冒汗了，而脸、耳朵却被北风刮得生疼；等到了半山腰的地里，把猪粪倒出来，挑了空架筐往山下走，北风一吹，浑身透凉——
一来一回，“火冰两重天”。
那年春天，我们生产队把洞子岭上的地里全都栽上了地瓜。又遇到了春旱连伏旱的天气，队长刘富大哥带领着社员们挑水抗旱保苗。父亲挑着家里的那一对有着厚重铁皮的大水桶，和大家一起，来到李家沟。到了水池边，沿着石阶，下到水池里的水边上，放下“担杖”，舀满两大铁桶水，用“担杖”钩子钩住桶系儿，一弯腰，把“担杖”挑上肩，直起腰来，挑着担子拾阶而上，出了水池，沿着山道，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颤颤悠悠，步步登高，慢慢地往岭顶上的地瓜地里走。当来到地头时，早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放下担子舀水浇苗的时候，脸上的汗水滴滴答答，滴进了桶里，滴在了地瓜苗上，滴进了地瓜苗周围的泥土里……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放了秋假，那天，刘富大哥率领着队里的社员们去笔山子上刨地瓜。父亲和我大哥都是用扁担挑着两个大花篓，我给父亲扛着镢头，跟在大家后面走：出了村口往东南方向走，越过李家沟、刘家沟这二道山沟、两道山梁，才到笔山子脚下，我们队的地，在山半腰上——现在想来，就算是空着身子走，走完这段山路，大概也需要四、五十分钟的时间吧？那一天上午，队长刘富大哥领着大伙儿刨完了一片山坡地上的地瓜，大声招呼大家：“老少爷们们，大家伙里都紧紧手，使劲装一装，咱把它一趟挑回去！”
父亲那一辈的中年壮劳力，干活实实在在，不用队长说，就把各自的两个大“花篓”（圆形的枝条编成的大圆筐）装得满到冒尖，把两个花篓分别放在两个“托子”（带绳子的木框）上，将绳子套在长扁担的两头，一弯腰，扁担挑上肩，一直腰，挑起满满两花篓的鲜地瓜，一溜小跑，就下了笔山子的山坡。
挑过担子的人都知道，挑着沉重的担子走平路或者是下漫坡的路，不能慢步走，而需要快步、小步走——“小跑”。父亲和刘富大哥、马西三四哥他们挑了担子，这几里地的山坡、山沟路上，不放下担子：累了，就将担子从左肩移换到右肩，右肩移换到左肩——扁担颤悠悠，一路疾步小跑。我只扛了一把鐝头，跟在后面，还得紧赶慢赶，走到半道已是气喘吁吁。刘富大哥、马西三四哥、我父亲他们一路小跑，把地瓜挑到队里的打麦场上，保管员马西文二哥、会计聂文玉二哥抬了花篓，用大称称完他们三个人挑回来的地瓜，一合计，喊道：
“186斤……178斤……183斤！”……
那一年夏季的一天，我挑了两个架筐，跟着父亲去村东边队里的玉米地“涝场地”里拾麦茬——当时，农家人耕作，用的还是传统的耕作方式：割了麦子，种上玉米；当玉米苗长到了一拃多高，要耪麦茬，就是连麦茬带杂草，用锄头锄出来。耪麦茬是个力气活：站到一垄玉米苗边，将锄头往前一送，锄头锄入地里的麦茬、草的根部，然后用力往后拉，就听到“哧哧哧”一阵响，一溜麦茬连同杂草就被锄了出来。那时候，农家做饭只烧柴草，父亲在前面锄，我提了筐在后面拾起麦茬，抖净了土，放进筐里，挑回家晒干了当柴烧。
炎炎烈日下，父亲光了膀子，脖子上搭了条毛巾，在前面“哧哧”地耪麦茬，我在后边拾麦茬。不一会，我就热得满脸是汗。再看父亲，锄一会儿就用毛巾擦把汗，不一会，那毛巾已湿透，一拧，汗水“扑扑”掉到泥土里！这可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
父亲见我热得直用手擦汗，就说道：“不用一直跟在我后边，你先到地边上桑树底下凉快，等我耪完了这一趟，你再过来拾就是。”
听了父亲的吩咐，我赶紧跑到地边桑树下的阴凉处，而父亲继续挥汗如雨……
酷热的盛夏，闷热的初秋，父亲挥汗如雨劳作一个上午，回到家时，母亲早已摊好了煎饼，奶奶早已炒好了菜，烧好了水——奶奶凉好了三大碗水，父亲坐在桌前，端起碗，“咕咚咕咚咕咚”一大碗凉开水一饮而尽——光着的脊梁上，立刻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奶奶递给我一把蒲扇：“给你爷扇扇！”
我赶紧接过蒲扇，双手握着蒲扇的把儿，朝着父亲的脊梁，“呼呼哒哒”一阵扇……
山里人，搬运东西，主要用肩挑，而稍微平坦一点儿的地，是可以用木板胶轮手推车推的。但置办这么一辆手推车，大概需要好几十块钱吧。当时，我父亲这样的整劳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挣工分10分（农忙时节挣12分），秋后，折算成钱，10分工的工值最高也不过四角五分钱。所以，不是每家都能有一辆手推车的。生产队里有几辆手推车，但那时候公私分明，只能队里用。分了小麦、棒槌子（玉米棒子）、地瓜，就需要各家各户自己用担子挑。稍微平坦一点儿的地，如果能用一辆手推车推，那就省力、省时多了。
一开始，我们家没有置办手推车。那一天午饭后，父亲去一户人家借车用。
女主人说：“车早借出去了！”父亲刚转身走了没几步，主人家就在后边嘟囔了一句：“就一辆车，张三也来借，李四也来借！”
父亲回到家，对我大哥说：“咱也置办一辆车子吧！”
崭新的木底盘、胶轮（胎）的手推车推回家里来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一推起车子来，大哥脸上就笑眯眯的。
手推车，图片取自网络
那一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下午放学刚回到家，奶奶就告诉我：“你爷往后坡上推粪，你快去帮着拉拉。”我一听，赶紧扔下书包往庄后跑，不一会，就追上了推了两大满满粪篓（长筐）粪土的父亲。我解下车前的绳子，父亲推着车，我拉着车，往庄后的山坡走。
出了村口，走了一段平路，就是一个近四十多度的坡路；上了这个坡，再走过一段平路，就到了山脚下。队里的地，在山脚以上的梯田里，虽然直线距离不过两百米，但却是步步爬高的山路。父亲用力推着车，我俯下身子，手几乎触到了地，用力地拉着车，走不了几十步，我已气喘吁吁，停下来歇口气时，心“咚咚咚咚”急促地跳着，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终于到了地头，父亲停下车子，用力将车往前一掀，两大粪篓的粪土“哗啦”一声倒在了地里。放下车子，父亲蹲下身，掏出青布烟包，拿出纸条、碎烟叶，卷起一枝烟，点上火，猛地吸上一口，那烟就燃进了一大截儿……
生产队里种地施肥，主要是施农家肥。
那时候，庄里的每家每户都喂养着一头猪。喂猪，一举两得：其一：猪喂上两、三年长到二三百斤之后，到公社畜牧站卖了，卖得的钱补贴家用；其二，猪圈里的猪粪积攒得多了，队长派社员来把猪粪“出”出来，这一大堆的猪粪，按大堆或者按筐折算成工分计入各家各户的工分账目。
那年初春的一天，早饭后，队长刘富大哥亲自来俺家，“出”那一猪圈的粪。那时我正在上五年级，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在青岛当兵的二哥来信了。二哥知道，他的来信，一般都是我先拆开念给奶奶和母亲听的，为了考验我的智力，那封信的信纸，折叠成了一种奇特的样式，在信的背面上还写了几个小字：小心拆开。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折叠成奇怪形状地信纸，翻来覆去地“研究”，却不得要领。
正在“出”粪的刘富大哥看见了，把铁锨放在猪圈门边，拍了拍手，走过来说道：“第四的，给我看看？”说着，接过那“奇形怪状”一看，就嘿嘿笑道：“你二哥考你呢！你头一回见这样的叠法，不会拆吧！”说着，三下两下，把信纸完好地打开，递给我，转身继续去“出”粪。
奶奶夸赞道：“还是你哥哥有办法！”（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了当年的这件事，“跑”几句“题”记下来，不胜感慨！）
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就“出”出来不少堆的猪粪。初春，把那一堆堆的猪粪用镢头扒拉开，晒干，砸细；或者隆冬季节，挥起镐头刨开冻了的粪土——近处的地里，用车推；半山上的地里，用架筐挑——到时候，用作种庄稼时的底肥。
那时候，队里种地用化肥不多，因为化肥需要去县城用现钱买。而所用的化肥当中，白色颗粒状的尿素（固体化肥。尿，老家的方言念sui），更是金贵；因此，队里用的化肥，大多是价钱相对便宜一些的液体化肥——*水氨**。
我们庄离县城四十五华里路：三里的泥土路，四十二里的沙土公路。我们沂源县地处沂蒙山腹地，除了县城地势较平坦之外，其他公社、村庄，都在山岭之中。从庄里出来往西走，走过三里的泥土路，上了沙土公路，迤逦南行，就开始上一个几里路长的漫坡——“无路岭”的北坡。这个漫坡，越往上路越陡。到了岭顶上，再往下去，是个“之”字形的坡度很陡的盘山路。下了“无路岭”，还是下坡路，一直到二十五里路之外的悦庄村口，地势才开始较为平坦了起来。
那年春末夏初，队里要去县城推*水氨**，生产队里的木板胶轮车不够用，社员们就把自家的车推出来——推出空着的木板胶轮车来，在车的左右两边的车盘子上，用粗粗的麻绳，各结结实实地*绑捆**上两个高高的厚厚的空瓷坛子。每一个瓷坛子半人多高，光空坛子大概就有二、三十斤重吧！*绑捆**好了坛子，每人车上挂个包袱和水瓶子（或者稀有的旧*用军**水壶），包袱里是几个煎饼和一块咸菜疙瘩；水瓶子里装满了水。吃罢了早晨饭，队长刘富大哥，会计聂文玉二哥，还有我父亲、马西三四哥、窦硕德大姥爷、窦硕路二姥爷等社员，每人推起一辆小车，往县城出发了。
因为是空瓷坛子，不算很沉重，大家一路说说笑笑，啦着农家的闲呱，不知不觉之间，也就到了县城的化肥厂。刘富大哥、聂文玉二哥去缴了钱，大家先把包袱、水瓶子解下来，放在一旁，然后各自把瓷坛子的盖子拧开，化肥厂的工人戴了口罩，给每辆车上的每个坛子里灌满了*水氨**，拧紧了坛子的瓷盖子。大家再把包袱、水瓶子挂在车子上，蹲下身，把车袢搭上肩，一手握紧了一个车把，腿、腰和胳膊同时用力，把各自的足有四百斤重的车子“拾”了起来，用力把装满*水氨**的车子推出了化肥厂。
这时候，天已经晌午了，队长刘富大哥说：“天晌午了！咱吃了晌饭再往回走。”
大家把车子推到路边，慢慢放下，各自解开车上挂的包袱，拿下水瓶子，就了咸菜疙瘩吃煎饼。
吃*饭罢**，喝上几口水，坐了一小会儿，刘富大哥说：“天过晌了，咱走吧！”
大家答应着，挂了包袱、瓶子，“拾”起车子来——每人推着一辆载重四百多斤的车子，开始了沉重而又漫长的回程。
瓷坛子，图片取自网络
从县城到悦庄村口的路，较为平坦，还算比较“轻松”一点儿。过了悦庄村口，公路往北一拐，就是上坡的路了。大家身子前倾，肩膀前挺，车袢紧绷，双手用力握紧车把，漫漫的上坡路，就此开始。推不了多久，大家就开始额头冒汗，继而气喘吁吁了。车子推到了苗山岭顶，父亲他们早已汗流浃背。把车子放下，稍微喘口气，大家继续推车前行……
四百斤重的车子经过营水库旁的公路，推到了“无路岭”下。单个人就实在没法推车上那几十度坡度的“之字”形盘山路了。大家放下车子，把拴在车前横梁上粗粗长长的麻绳的一头解开，然后，一个人推着车，另一个人把长长的麻绳搭上肩拉着车，开始“盘”那漫长的“之”字形的陡坡路。
当年，我细胳膊瘦腿，面对着沉重的车子，只能望而生畏，望车兴叹。那一天下午，父亲往北坡上推粪，我放了学去拉车，那种气喘吁吁、心就要“砰砰”地从喉咙里蹦出来的感觉，让我终生难忘——而那次拉车上的陡坡，只不过二百多米的距离而已。
推车的父亲身子努力前倾，车袢紧绷着勒在双肩上，双手紧握车把，双脚使劲地交替地蹬着沙土路；在前面拉车的刘富大哥右肩膀上紧紧地勒着拉车的绳子，右手紧握绳头上挽起的绳疙瘩，身子趴向路面，奋力往前拉车，努力摆动的左手已经接触到了公路上的沙子！初夏的太阳热辣辣地照射在背上，“二人组合”后推前拉上陡坡不过百十步地距离，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把车靠路边一放，直直腰，缓口气，擦把汗，继续推拉前行！
“盘”上来了一辆车，往路边停放，搬来石块垫在胶皮车轮子的后面，垫、塞结实、牢靠，歇息片刻，再回到坡下，推、拉另一辆车。等把六辆各载重四百多斤的车子全都推拉到了岭顶上，大家一个个浑身上下早已被汗水湿透，就如同刚从水湾里钻出来一般！拿过水瓶子，拧开盖子，一扬脖子，“咕咚咕咚咕咚”一口气把水全都灌进了肚子里……
推车下“无路岭”北面的那段陡坡，也不轻松：握紧了车把的后半段的位置，双手的大拇指钩紧了“粘脚绳”的皮圈儿，把“粘脚绳”拉得笔直，“粘脚”（刹车的胶皮垫子）和车圈摩擦，发出“嗤嗤”的声响，身子后仰，人拽车，车拽人，人和车较着劲，慢慢地下坡……
我在南麻二中复读的时候，那个星期六上完四节课，吃了晌饭，和马玉胜等同学空身步行回家，用了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到家。刘富大哥、聂文玉二哥、我父亲、马西三四哥、窦硕德大姥爷、窦硕路二姥爷他们去县城推*水氨**，连去带回，就得大半天的功夫。
等把*水氨**推回到生产队办公处的门前，大家伙里帮着卸下了坛子，我跑到街上，接过父亲解下的包袱和瓶子，父亲推了空车子，我跟在后面往家走，一抬头，看到父亲的后背：褂子上一片湿乎乎，却又泛起了一圈白边儿——后来才知道：那是出汗多了，久了，汗水里的盐分结晶形成的“盐圈儿”……
俺家南面的聂大爷家前面，是一条我们称之为“大河”的河。河南面那个山头，叫“凤凰嘴子”。在凤凰嘴子南边、“塞峪子”（一条山沟）西面的那面山坡上，栽种了桃树、苹果树，地边上、地头上，用石块儿“干插缝”垒起了连绵的大半人高的 “围墙”。在半山坡上的地里盖上了两间屋，一间放置林业队的“林具”；另一间，“护林员”李鹤亭大爷就吃住在里面，看护果树——这就是大队林业队的果园。
苹果成熟得晚，而且耐储存；桃不耐存储，快要成熟的时候了，就得赶紧摘下来卖。那时不像现在，我们*家庄**家户户都栽了桃树，到了桃要成熟的时候，一辆一辆的大车来收购——那时候摘了桃，用筐挑了走村串庄地零卖；或者用车子推了，去四十五里路外的县城去零卖。
我记得父亲在林业队干活的时候，多次和林业队里的社员一起，去县城卖桃。因为是零卖，又不止我们一个庄里的林业队去卖，所以，卖得比较慢，等把桃卖完了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如果当天卖不完，那就得露宿县城街头，等到第二天继续卖了。
那年夏天，桃熟了，林业队里又得去县城买桃了。那一天，我父亲和林业队的技术员王现成二叔一起，把装满了桃子的两个大框抬上车子，一左一右捆扎结实，带上煎饼、水、被单子，两人一辆小车，轮流推着，去县城卖。到太阳落山了，那桃卖了还不到一半儿。等沿街的那个“百货大楼”下了班关了门，在楼的“厦檐”底下的水泥台阶上，父亲和王二叔铺开盖桃筐用的山草编成的“草帘子”，抽几根山草把裤腿扎紧，躺在草帘子上，把被单子连头带身子地蒙起来睡觉——夏天的夜晚，县城的蚊子特别多，“厦檐”下黑乎乎的一团团成群结队“嗡嗡”叫！当睡着了，脚脖子、手、脸露了出来——第二天早上醒来，二人相互一看：满脸都是被蚊子咬起来的疙瘩……
——昨天，忽然想起了当年父亲在林业队时去县城卖桃的事儿。于是，把这件事儿添加于此处。
今天晚上，在微信上和二哥说起这段往事，二哥说：“我退伍后的第一年在林业队里干。推小车去县城卖桃，有一次卖了三天才回来，晚上都是住在厦子底下。”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一家八口人，我二哥在青岛当兵，父亲、大哥在队里干活，三哥在村里当民办代课老师，我妹妹上小学，奶奶、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一大家子人，人口多，劳力少，日子过得不大宽裕，农闲时候，如果赶巧了，父亲就推了小推车，替管理区的大社（门市部）到四十五里地外的县城去“推脚”（推货），一来一回，就是一天的时间——挣一块两毛五分钱的现金（好像还要交给队里几毛钱，以抵当天的工分值）——挣一点儿零用钱。
——父亲是我们第六生产队里力气最大、最能挑担子最能推车子的壮劳力之一。
——但是，父亲本不该在生产队里出大力，他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父亲高中毕业后，考入了由沂源县人民委员会主持举办的“普通地质班”学习，并于1958年11月毕业；同年，就读于沂源县师范学校，并于1959年7月毕业。
父亲的毕业证，照片早已脱落
父亲师范毕业后，虽然当时没安排工作，但作为村里唯一的一名师范生，在村里当个“民办老师”，那本是首屈一指、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别的村、别的公社里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直当民办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一个个先后都转成公办老师了！我爷爷是一个传统、倔强的老人，他说“一个大青年，当个孩子王？”
父亲师范毕业的那一年，我大哥六岁、二哥五岁，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就我爷爷一个整劳力、我姑一个“半劳力”在队里挣工分儿，爷爷忽然病倒了，“三年自然灾害”又接踵而至……
就这样，本来已经放下锄头拿起了笔杆子而且已拥有了“三证”的父亲，又放下笔杆子，扛起了锄头……
（待续，全文共17章，2014年8月初稿，2022年4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