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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异域的犹太人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自身作为弱小民族与日常接触之占优势地位的强大民族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无处不在的矛盾,他们“试图在两条可能彼此冲突的原则之间寻找出路:希望在异族世界生存及繁荣,和希望保持对犹太传统及身份的虔诚”。
那么,这两条原则孰轻孰重?不同人的回答可能相去甚远,依据约翰·巴克莱提出的分析尺度,我们看到,那些充当了民族脊梁的犹太文化精英大体上表现出如下素质:就文化适应性(即犹太人将希腊罗马的传统和价值观融入自我意识的程度)而言,他们熟悉希腊的语言、文学、哲学、修辞学及伦理学,能对希腊化世界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做出道德评判。
就社会融合性(即犹太人对希腊文化成果的学习和运用程度)而论,他们擅长发现并利用优势文化的长处,以其重新诠释本民族传统,使之既能适应于优势文化,又能保持其独特之处而与众不同,甚至利用优势文化中理性传统之优长,来维护犹太生活方式的至高价值并贬斥异族的生活方式。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犹太流散作家始终高扬的思想旗帜,表达这方面主题的杰出作品不胜枚举。作为一部文化寓言,《亚里斯提亚书信》的首要目的是炫耀犹太民族的卓越地位,表明犹太人的律法、智慧和哲学都胜过希腊人。
据舒特考证,该书写作前夕埃及的统治者曾推行反犹政策,那件事与公元前168年安提阿古四世在耶路撒冷的反犹行动可能同时发生,或许是促成作者著书的直接动因。
然而在《亚里斯提亚书信》中,托勒密二世对翻译犹太律法书却极其重视,他与72位译员亲切交谈,其间对希伯来文化的博大精深赞不绝口——这类描写透过一个希腊化国家当权者的目光,对犹太民族的崇高地位做出充分肯定。
同时,《亚里斯提亚书信》还体现出作者对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探索,他以自己的基本故事——希腊化大都市的图书馆中离不开犹太人的律法书,希伯来经典必须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给人一个意味深长的启示: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民族和异族之间原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应当也有可能和睦相处;
不同文化和民俗之间理应彼此尊重,与其相应的道德观念亦须确立。这种观念在爱国主义的架构中透露出兼及邻族、与其和谐共处的普世主义主张。
一如《亚里斯提亚书信》,《马加比传三书》也以托勒密王朝为背景,多方抬高犹太人的地位,盛赞其聪明才智,断言他们时刻处在上帝的眷顾之中。当托勒密四世妄图闯进圣殿的至圣所之际,犹太祭司和众人奋力阻止,祈求上帝帮助,上帝闻言而击打入侵者,使之昏倒在地。
最后托勒密四世终于醒悟,不再*害迫**犹太人,而命令下属的各省官员保护他们。作者借助这类极富传奇色彩的描写重申犹太人的传统信念:上帝并非远离人间,而是积极参与人世的活动,以其无所不能的权柄支配着历史的进程。
借古讽今,通过改写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塑古史人物抒发浓郁的爱国之情和复国之梦,是犹太流散文学常用的叙事策略。
《领出去》作为一部雄浑、悲壮、自豪又充满信心的犹太历史剧,艺术地揭示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深远意义:力量弱小的以色列十二支派能够自我觉醒,团结一致地摆脱奴役,也的确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觉醒起来,在反抗埃及强权的斗争中溶铸一个坚强的民族共同体。
对于后世而言,出埃及日渐成为弱国寡民摆脱强权奴役而赢得自由的象征,它示意希腊化时代的本族同胞,犹太民族既有如此辉煌的过去,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
传奇作家阿达潘纳斯则借助修订《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某些章节,从正反两方面宣扬犹太传统的博大精深。就正面而言,他不遗余力地美化犹太民族的祖先,把他们塑造成古代文明的缔造者。
他说:亚伯拉罕曾向埃及法老传授占星术;约瑟发明了测量法,在埃及领导过丈量国土和制定地界;摩西更是伟大的文化英雄,“发明了帆船、石料建筑设备、埃及的兵器、取水和打仗的器具,以及哲学”,“还把全国分成三十六个省,为每省规定出奉拜之神”——在埃及传说中,这些功业本是当地文化祖先尤其国王塞索提斯创建的。
摩西甚至被神化,且高居于众神之上:他被祭司们尊为赫耳墨斯,是众神之母伊希丝的老师;他降灾惩罚法老时用杖击打大地,埃及人咸信大地原是伊希丝的化身。就反面而言,阿达潘纳斯还通过种种细节尤其对摩西形象的刻画,隐蔽地驳斥埃及作家曼内托等对犹太祖先的攻击。
阿达潘纳斯的著书目的是在犹太社团中增强同胞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其自尊自爱自强的民族自信心。他关注犹太民族的荣耀远远胜过维护其宗教的纯洁。
为了驳斥异教作家的攻击,抬高犹太祖先的地位,他不惜称亚伯拉罕为占星术的祖师,说摩西是多神崇拜和动物崇拜的创立者,被异教祭司奉为神灵,尊为希腊的赫耳墨斯或埃及的托特——这些说法与犹太教的一神教信条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水火不相容。
虽然“旧约伪经”、“死海古卷”、《塔木德》和早期犹太会堂文献中也有过类似描写,谓亚伯拉罕和摩西是占星术大师,却无人像阿达潘纳斯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达到近乎离谱的地步。
流散于埃及的犹太文学家还疾呼不折不扣地持守摩西律法以维护犹太民族传统。他们把律法书或《托拉》置于文学创作的中心,使之成为“智慧”的同义词或替换语。
《所罗门智训》声称“追求智慧……便要遵守她的律法,遵守她的律法便将获得不朽,不朽会带你去亲近上帝”。
《马加比传四书》则借用马加比战争时期的某些史实,引申出对理性、智慧、感情和律法之间相互关系的论断:“理性是对智慧人生进行审慎选择的心智状态,而智慧,我认为是对有关神圣和人类事务及其原因的知识。
我断定,这种智慧乃是得自律法书的文化,我们从律法书中谦恭地得知有关上帝的事情,以及有关我们世俗利益的事情。”可见欲奉行一种智慧人生,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恪守摩西律法。
该书的核心命题是“理性绝对支配感情”,理性实指在信仰的基础上服从全民族的共同利益,感情则指形形色色的个人情绪体验,包括与生俱来的母子之情和兄弟之情。
作者借用一桩可歌可泣的史实——一个犹太家庭的七兄弟和他们的母亲被逼迫放弃信仰,而七兄弟彼此之间以及母亲和儿子们之间都以顽强意志克制了人间亲情,相互勉励着为持守信仰而就义——要求读者: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都要为了民族大义而牺牲,直到献出最宝贵的生命,这才是最大的“理性绝对支配感情”。
古埃及末期的犹太流散文学在多民族文化的交流集散之地成长起来,在所难免地受到各种文化因子尤其希腊文化的浸润。最直观的表现是这批作品都用当时流行的通俗希腊文(koine)写作,显示出对希腊文体样式、诗歌韵律和修辞技巧的熟知。
研究表明,《领出去》的戏剧艺术大都得益于典型的古希腊戏剧,尤其是雅典的悲剧。其作者以西结熟悉古希腊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经典剧作,对亚历山大的文人戏剧也了如指掌。
他受欧里庇得斯的影响尤深,奎柏、韦奈克等曾撰文予以论证。他写戏时始终遵循了舞台演出原则,如:把《领出去》中一些不可能搬上舞台的叙述性语言转换成人物独白或对话,让上帝讲述十大天灾,让一个埃及士兵回顾在红海遇到的灾难;人物语言最长50行,毋需压缩即可用于演出;全剧或许分为5幕,这是当时希腊戏剧普遍认可的结构模式,其诗节韵律与希腊悲剧常用的抑扬格三音步诗节也相当吻合。
斯楚奈尔认为,以西结始终正确地使用了希腊诗节的音韵规则,与欧里庇得斯及其后继者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这或许与下列史实不无联系:在以西结创作的年代,托勒密三世曾下令官方抄写员誊录雅典悲剧大师们的著作;萨提卢斯的《欧里庇得斯传》也在埃及成书并广泛流传。
犹太流散作家在文学题材方面亦深受异域的影响,突出范例是正面展示人类*欲情**的《约瑟与亚西纳》。犹太作家为何对一向很少言说的男女之爱突然津津乐道起来?
希伯来传统本身难以提供现成答案,但希腊化时期的文化语境却不难给出合理解释,那就是,犹太文化人正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希腊人本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希腊人自古就有不计其数的爱情传说,如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和海伦的故事、希腊英雄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故事等,它们将人类两性间的喜怒哀乐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约瑟和亚西纳》成书时的纪元后二三百年,希腊文坛上仍活跃着一大批爱情小说家,源源不断地编造出感天动地的恋爱故事。说《约瑟与亚西纳》在题材选择、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受过它们的濡染,肯定不为牵强。
当然,犹太作家是出于创新目的而继承的,其点睛之笔不在于恋情而在于皈依,正是亚西纳改变了原有信仰而皈依犹太教,作品着力表现的情感与理智、欲望与信仰的冲突才得以圆满解决:一方面,男女之间的恋情被渲染到极致,有情人终成眷属;另一方面,宗教信仰的原则立场也得到最高程度的维护。
流散于埃及的犹太作家在亚欧非三大洲文学的汇通之地生活和创作,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其借鉴多民族文学的精华,汲取其中的神话元素、传说素材,以及典故、术语和意念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纪元前后的犹太文学中有十几卷“西卜林神谕”传世,其中第3、5、11、12、13、14卷据考形成于埃及,“西卜林”最初可能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女先知,后来进入罗马、埃及、巴比伦、波斯等文化发达民族的创作中,也进入犹太文学中;只是犹太作家接纳她时,在所难免地对她做出种种为己所用的包装和改造,如称她是挪亚的女儿(或儿媳),她先见的异象来自亚卫上帝,论证了一神信仰优于多神论和偶像崇拜等。
与此同时,一批爱国心切的犹太文人(如亚里思托布鲁斯、伪优波利姆斯、克莱狄姆等)为了证明希伯来人在天下万族中最优秀,也融会多民族的传说要素,编造出一个个令人心动的美丽故事。
如:称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曾拜倒在摩西脚下;亚伯拉罕原是一个包括亚述人、非洲人、阿弗拉人和索法基斯人在内的世界性大家族的共同始祖,就连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也是他的女婿!
当时的犹太流散文学中还有一卷名为《所罗门遗训》的奇书,据考成书于公元3世纪下半叶,记叙所罗门王如何制伏数十个妖魔鬼怪,表现出当年犹太人对诸如灾难、邪恶、病痛、死亡等自然、社会和人生难题之起源和消解之道的理解。就其资料来源而言,书中既有流行于犹太民间的魔鬼传闻,更有受四邻诸族如波斯、巴比伦、埃及、腓尼基、希腊、罗马等之神魔故事影响而从中汲取的成分。
犹太流散作家摹绘其艺术画卷时不仅从异域汲取素材,也经常从中借鉴哲学概念和思想。《所罗门智训》开宗明义地呼唤正义:“爱正义吧,你们这些世上的君王!”而爱正义就要爱智慧,因为“所有美德皆是智慧的杰作:正义与勇敢、克制与求知”。
“正义”概念犹太人古已有之,但将其抬举到诸种美德之首,却可能受了柏拉图的启发,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家中,最根本的原则便是正义:“我们在建立国家的时候曾经规定下一条普遍的原则……就是正义。”
《马加比传四书》的基本论点“理性支配感情”似乎得自柏拉图的《高尔基亚篇》;该书对理性和智慧的界定——理性是对智慧人生进行审慎选择的心智状态,智慧是有关神圣和人类事务及其原因的知识——则只字不易地摘自西塞罗的《图斯库兰论争》第4卷25章27节。
该书把智慧的基本形式概括为“谨慎、正义、勇敢和节制”,该论点显然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如柏拉图曾称主要德性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而“正义是三者各安其位”,斯多葛派哲学家也认为“善包括谨慎、正义、勇敢、节制等德性”。
《弗西里得伪书》劝人克制欲望时声称“厄洛斯不是神,而是毁灭一切的激情”,语中的“厄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后世作品中转喻爱情、*欲情**或色情。
再以著名的希腊哲学概念“逻各斯”(Logos,常译为“道”)为例,该词见于不少希腊哲人笔下,初指话语、故事、叙述、消息、命令、观点、道理、缘由、说理能力等,后引申为蕴藏于宇宙之中、支配宇宙并使之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理性本元。
《所罗门智训》便提到逻各斯,说它来自上帝,与上帝相知相通,是神圣意志的体现,具有全智全能的品格。
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人斐洛亦多次论及逻各斯,认为它具有非创造性、无限性、永恒性、超越性,包容了作为上帝创世模型的理念,谓其高于上帝创造的世界,囊括了所有被造物,但又低于或依附于上帝,只是上帝的“话语”或“圣言”,相当于上帝的大天使或头生子。这些思想再发展一步,就是传福音者约翰关于“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的理论。
流散意味着出走,离开母体而进入一个异己的世界,意味着主体文化将与异域文化发生碰撞、交流、沟通、磨合,意味着以往的文化将遭遇变异,而未来的文化则在变异中迎来新生。
倘若在流散中持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流散就能成为传统文化获得砥砺而再生的契机,成为一个民族汲取异域精华、实现自身文化重建的契机。在这方面,古埃及末期的犹太流散文学提供了发人深思的经验,值得探讨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