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开始蔓延之时，英国等国政府推出了“集体免疫”的政策，让人匪夷所思。美国政府先掉以轻心，后来开始“禁足”，却遭到许多嫌自由被侵的民众抗议。这和一声令下，全城空巷的中国恰成鲜明对比。结果毫无悬念，中国疫情基本控制，西方国家疫情却疯狂蔓延。
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性命攸关的大事，西方民众为何如此佛系？难道他们不怕死？
对此，本文从中西方人格的文化心理结构（集体无意识、哲学观、宗教观、价值观、人生观、行为规则）加以分析。
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民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带有民族共性的潜意识，也即隐秘的民族文化基因。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由先民的生活原型决定，并通过原型意象——古代神话、传说表现出来。
西方最著名的神话是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
古希腊神话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科林斯王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每天把一块巨石从坡底推上坡顶，但每次快到坡顶时就筋疲力尽，石头滚落坡下，重新再推，如此循环。西西弗斯明知无果，却欲罢不能。
奇怪的是他既不放弃也不求助，解释只有一个：他要以此昭示个人英雄哪怕是悲剧英雄的存在，他追求的是推的过程而不是到顶的结果。
荷马史诗《奥德塞》讲的是俄狄修斯从特洛伊战争后在海上漂泊的十年。这十年他先后经历暴风雨，独眼巨人，女妖，设计射杀向妻子逼婚的贵族。也是一个历尽艰辛的个人英雄，也以艰辛的历程昭示过程大于结果。
中国古代神话固然也有类似的个人英雄，比如“精卫填海”、“羿射九日”。但“羿射九日”明显突出的是后羿射掉九日后的结果。“精卫填海”虽也无结果，但精卫鸟心中是有“海干”的希望的，不像西西弗斯的明知无望还乐此不疲。
中国古代神话最具代表性的是“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深信“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总有挖平的一天。而且故事的结尾是愚公感动了天神，天神为他搬走了两座大山。子子孙孙是一个集体，搬走大山是一个结果。
由此原型意象很容易看出，重个人、重过程是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重集体、重结果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哲学的两大内容。西方哲学探讨这两大内容，是基于个体视觉的。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尼采的“个人意志”、萨特的“存在与自由”，无不是从个体（主体）的目光关注世界，关注的重心无是不个体的存在、个体的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很少关注世界的本体，即使有少数哲学家关注世界本体，最后也归于“天”、“道”等玄虚的概念。或者以“白马非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共性凌驾于个性之上。
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焦点是人伦，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其实是伦理哲学。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而言，一部《论语》说的不外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注君臣、父子关系，目的是以伦理谐调人际关系，以利于君王对国家的统治，所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强调上帝造物，强调彼岸天堂。人们去教堂礼拜，是加深对上帝的信仰，清洗心中的原罪；人们现在的努力，是为了死后上天堂。天堂——彼岸世界，才是人的最终归宿。
中国人的宗教观是关注此岸现世，崇尚实用的。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讲究修道，服丹，长生，重心在现世活得长久，得到长久的世俗享受。如果把儒学也看成宗教（康有为就希望如此），那更是关注现世的修齐治平。
前文已述，西方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个人，英雄，奠定了西方人格的基因，而小国寡民、渔猎经商的小众生存方式，又形塑了西方重个人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又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再经《独立宣言 》等政治、社会、法律的运作，完成了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群体本位。从上古、中古到近代，中国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农业国。农耕活动的群体协作、守土重迁、熟人社会，从生产类型到社会类型都决定了群体价值的必然。作为这一必然性代表的儒家文化，又进一步从思想层面形塑了中国人群体本位的价值观。
有趣的是，现代信息技术诞生了最适合中国人的QQ群、微信群。请看当代中国人谁不生活在“群”中？这些形形色色的“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而不同者少，*党**同伐异者多，既透露出不容异类的狭隘，又昭示出群体本位的心理。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层次理论，西方人可称为“本我”大于“超我”的人，而中国人则是“超我”大于“本我”的人。
“本我”是“本能的我”、“儿童的我”，“服从快乐的原则”。本我大于超我的人，放任自己的本能，追求最大限度的快乐。当满足本能与伦理冲突时，会突破伦理满足需求。有人把西方文化称为“酒神文化”。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追求享乐，充满自由快乐的激情，正是西方文化的象征。
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一直是西方文明高扬的旗帜。从几千看神的压抑、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西方人，欲望贲张，激情四射，追求自由的力量不断突破社会、伦理的重重束缚，以致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被奉为座佑铭，把自由凌驾于生命之上。
“超我”是“父母的我”“道德的我”，“服从道德的原则”。由伦理文化铸就的中国人，讲究克己，崇尚服从。中国人不是没有欲望，但是欲望被压抑于道德之下。当个人需求与他人、社会利益冲突时，隐忍克制自己的欲望，服从大局，奉献他人。从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孔子的“克己复礼”，再到“服务别人，快乐自己”的雷锋，时代楷模引领着中国人形成克己修身、服从集体的民族性格。
在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西方社会逐渐出现了法治取向。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法治传统逐渐形成。
法治以人性恶的假设为前提，设想执政者总是恶的，因此通过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一整套制衡机制，只要机制健全，哪怕当政者是恶人、傻瓜，社会也照样有序运行。
数百年的法治传统，培养了西方人的法制思维习惯和法制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的取向是：只服从法律规范，法无禁止即可行。人的行为靠他律——也就是外在力量（法律）来调节。
当然，西方人也会因基督教信仰而产生自律，但严格说来，这种自律不是来自个体内在的自觉力量，而是靠“上帝之眼”监督来实行。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仍然是他律。
中国人习惯以伦理来规范、调节自己的行为。数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染，经过无数代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修身，把“浩然之气”修炼为三纲五常，把外在的“礼”修炼为内在的“德”，德性自觉成为中国人的“自我实现”。
于是，中国人靠内在的道德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对社会规范服从由个体自觉的自律来完成。当然，与前述的世俗性相联系，中国人的道德实际上是在调节人际关系中趋利避害、谐调各方利益的功利措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将中国人的德性称为“实用（践）理性”。
分析完中西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对疫情中中西反应模式的大相径庭就不会诧异了。
以重过程、重个人的集体无意识为基因，以重个体的哲学为引领，以重彼岸的宗教为信仰，形成了自由至上、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法制意识。
这样的人，在疫情中，明知有死亡风险，但若与自由冲突，那就宁自由而死；明知死亡是终点，也要把走向死亡的过程演绎精彩；戴口罩、“禁足”既无法律规定又妨碍了自由，干嘛要遵守？
他们的内心语言是：我要的是自由、快乐、充实的过程，而不是那个抗疫胜利的结果；如果我因不戴口罩而染病，死的是我自己，与他人何干？你说我得病就可能传染别人，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别人的义务。如果你说“禁足”是国家法令，对不起，“禁足令”限制了自由，我还要诉你“违宪”呢！当然，我这样做并不是不怕死，而是看重彼岸，不死亡，又如何进天堂呢？
以重集体、重结果的集体无意识为文化基因，以重伦理的哲学为引领，形成了中国人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和克己服从的人生观，所以如果能避免死亡的结果，宁可克制自己“放飞”的欲望，经历煎熬的“禁足”过程。
这种人的内部语言是：如果因为我的自由可能传染他人，则是我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和克己利人的人生观所不允许的。更为重要的，如果“宅家”是爱国，是奉献，是有利于集体，是高尚道德的体现，仅从自我实现这个角度，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实行。当然，我也不是怕死，我是不相信有来世，我只想过好此生，延长此生。
由是观之，面对疫情，死守与佛系之不同，不唯政府态度，亦系中西民族性格基因密码之不同。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