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对城市化的驱动作用

现代早期欧洲城市的规模普遍很小1500年时欧洲1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54个，人口不足 350 万。

其中仅有 5 座城市的居民人数超过10 万，依次是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和巴黎。

到 1550 年时欧洲城市数量和人口持续增长,1万居民以上的大城市达到 173 个，城市总人口达441万人。

到1600年时人口在1万以上的城市增加到220个，这些城市的总人口达到593 万其中半数城市人口集中在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只有尼德兰的人口密度可与之相比。

1650年时巴黎居民人数达到45 万。

而伦敦则从16世纪初的6万人增加到此时的40万。

阿姆斯特丹人口也达到了 17.5万。

然而除了首都之外，17 世纪欧洲城市规模普遍不大，只有 1/9 人口生活在500 人以上的城镇。

2-3万人的城镇就可以被认为是大城市了。

当诺里奇在 1700 年人口达到3 万时它已经是英国最大的城市之-了。

大多数欧洲国家城市的衰退持续到18 世纪早期，直到18 世纪晚期才再次恢复发展。

英格兰和苏格兰低地则是例外。

这里的城市功能扩大，尤其是城市制造业得以发展。

伯明翰和黑乡金属加工业城市快速扩张，谢菲尔德成为刀具中心，利兹、哈利法克斯、诺里奇是毛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及其在兰开夏南部的邻近城市是棉纺织中心，斯托克是陶瓷中心，朴茨茅斯、普利茅斯和查塔姆是造船中心。

伦敦仍是最大的制造业城市，拥有数以千计的裁缝、鞋匠、帽商、钟表匠、丝织者及其他工人。

16 世纪之后，乡村移民已成为城市人口流动的重要来源。

除了土地所有者每年会带上家人到城市居住几个月外，在人口过剩、失业、土地短缺以及农业危机等乡村推力作用下，乡村人口向大城市和海外迁移的规模不断扩大。

如在 1580年，饥荒导致罗马城一夜之间就涌入了 4000 名饥民。

大多数乡村移民通常是从邻近的乡村流动到距离较近的熟悉的城镇。

但在生存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况下迁移则要远得多，有时甚至是举家迁徙。

克拉克认为，英国内战前到达伦敦的穷困迁移者不仅来自英格兰东南部，也来自西部各郡，北部、爱尔兰和威尔士。

战争也是导致长距离迁移的原因。

三十年战争期间大量难民从南尼德兰和德国涌入荷兰;法国废除南特救令迫使 20 万胡格诺派教徒涌入伦敦、柏林和阿姆斯特丹。

此外长距离迁移大多是那些与农业劳动季节性特点相联系的成群的收割工人、建筑工人和小商贩，每年定期前往罗马、米兰、巴黎或是伦敦、北海沿岸、普罗旺斯和马德里。

也有许多人在国内长距离迁移，如 17 世纪英格兰北部人涌入伦敦去做学徒。

到了 17、18 世纪，欧洲人口流动表现出强烈的在山地与平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

贫穷的山地地区由于生存压力促使居民形成了临时性向外迁移的传统其剩余劳动力会去低地或平原地区寻找最繁重的工作， 尤其是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从德国、英国和法国现存资料看，17 和18 到前工业城市的精英、有商人和学徒也来自周边地区。

因此不论官僚精英还是农民、无地者和运气不佳者，男人和女人都会迁移。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 17 和18 世纪朝向城市的迁移并非一成不变。

对法国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大多数定居群体中一一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一迁移在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也是很平常的1/5到 1/3 这样的家庭会离开他们所在的城市。

在现代早期，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极其不稳定。

尽管城市人口外迁和自然生育不足需要移民填补，城市人不愿干的肮脏或卑贱的工作也离不开移民，但城市管理者们更关注潜在的移民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如何限制和阻止那些不服管束的外地人进入。

因此新移民即便获准进入城市，仍将受到歧视，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前途，还会改变他们在此定居的选择。

于是我们发现，现代早期城市的移民具有很高的流动性。

例如在16世纪，每年8月煤矿矿工会离开坑道，参加秋收。

任何职业几乎都不例外。

1601年6月1日从佛罗伦萨发出的一封商业信件说:毛销售进入淡季，不过这并不奇怪:目前开工不足，工人短缺:所有的人都已下乡。

在任何工业城市中不论在洛代沃，在博韦或在安特卫普，每逢夏季来临，农活便压倒一切。

随着冬季到来，手工业活动又重新抬头，甚至不怕引起火灾，点着蜡烛赶夜工。

而从利穆赞来的泥瓦匠每年都会到巴黎或波尔多干上几个月补贴乡间收入的不足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挤奶女工和农夫“都跑到工资更高的博金、萨德伯里布伦特里、科尔切斯特和其他埃塞克斯和萨福克制造业城镇”，但正如笛福指出,大多数移民来自邻近的村庄，商业活动萧条时他们就返回家乡。

当然，从城市外迁的移民中还包括那些靠做女佣攒够了嫁资的年轻女孩和掌握了手工技艺能够独立回乡从业的工匠。

一旦城市经济不景气，自然会有大批人选择离开。

我们从17世纪西班牙城镇托莱多和稍晚时候的日内瓦都可看到这样的景象。

面对乡村移民如此频繁的流动，阿姆斯特丹的官员不免抱怨道，乡下人只有到了冬季农闲时节才会来到城市，为的是得到贫困救济。

据简·德·弗 (Jan de Vries)推算，现代早期只有 3%乡村出生的人会移民城市并真正永久定居下来。

因此，城市人口常常会受到影响而停滞或下降。

即便经历了农业技术革新和土地经营模式转变之后，乡村中仍为劳动者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

例如英国圈地运动后，土地的兼并使农民分化，一部分农民日益贫困最终沦为了工资劳动者。

但由于当时农业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圈围后的农场仍需依靠大量人力进行劳作。

此外从已圈地区出来的农民可以流动到未圈围地区。

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拓展，一部分受到国内圈地运动排挤的农民离乡背井，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谋生，其中大部分人侨居他国，并仍然从事着农业劳动。

仅1824-1924 年间，欧洲横跨大西洋的移民就达到 5200 万人。

因此，进入城市并不是失地农民的唯一出路

在19 世纪早期，很多城市劳动仍保持着季节性的特征。

采矿业发展初期只能在冬天农闲时吸引闲赋在家的人们离开农场或村庄赚些外快补贴家用。

以水力为动力的冶金业不能在夏季少雨或冬季结冰时进行。

纺织厂不得不在收获季节关闭。

直到 1831年时，只有 74%的普鲁士亚麻织布机是由专业编织工人操作的。

女裁缝在流行旺季每天要加紧工作干上 20 个小时，而到了淡季则有可能失业。

城市建筑业此时受自然条件限制，还是一个季节性劳动部门。

每年 4 到10月的施工季节吸引了大批乡村劳动者。

1848 年夏季从利穆涌向巴黎的泥瓦匠达到3万人。

据埃布尔·查特拉因估计，法国这种季节性移民在 19 世纪上半叶达到每年约 50 万人，主要从事仆从、街头清洁或建筑业。

当工业化的进程开启之后，西欧进入真正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一一工厂化应运而生。

蒸汽机的使用消除了工厂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工厂纷纷迁入城市。

1838 年英国已有 80%采用蒸汽动力的棉纺工厂迁入城市，1850年达到了 90%以上。

1830 年时兰开夏工业区城市中的工厂就达到 1200个。

工业化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兰开夏得以吸引大批移民从欠发展地区尤其是从爱尔兰流入。

救区登记表明，1781-1800 年间兰开夏郡人口由于移民而每年增加 11%，1801-1830年间每年增加6%。

工业的集中改变了地域景观，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建立。

曼彻斯特在 16世纪中期时人口仅有20001750年后人口接近 2万。

工业革命时期，许多原来使用水力的棉纺厂改用以燃煤为动力的蒸汽机后，纷纷搬离了水流湍急的约克郡河岸迁入曼彻斯特，新的蒸汽棉纺厂也在此建立。

到1841年时彻斯特以31万人口跃居英第二大城市1800年时德国鲁尔区最大的商业中心索斯特人口只有 5000人，多特蒙德、杜伊斯堡和埃森人口只有 4000，该地区 83%的土地是森林、牧场和农田，只有 5%的劳动力从事采矿、化学、金属、机械和建筑业。

19 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工业发展对焦炭的需求量增加和铁路所需燃料增长，运用蒸汽动力提高了对深层煤的开采技术，鲁尔区的采矿业获得了快速发展。

在 1850 年代尔区煤产量增长了 3倍。

到 19 世纪 80年代，鲁尔区煤产量占德国煤炭产量的-一半以上，钢铁产量也达到全国产量的 30%。

随着鲁尔区的繁荣，这里出现了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城镇集聚区，形成了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和波鸿等著名的工业城市。

大规模钢铁生产改变了杜伊斯堡和多特蒙德。

1850-1914 年伊斯堡人口增长14 倍机械工业和化学品制造、采矿和能源生产、冶金、建筑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就业劳动力从1843年的11%增加到 1907 年的70%以上。

随着冶炼厂和轧钢厂在1850年代早期在城镇边建立，杜伊斯堡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发展超出旧的城墙之外。

杜伊斯堡城市化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就是工业扩展伴随着强烈的地理流动城市人口快速膨胀主要由大量移民造成。

1820 和1830 年代早期,平均移民率在6%-7%,1835年之后增长超过一倍并在19 世纪中期保持 16%的水平。

在区工化的最初十年里，杜伊斯堡移民率迅速超过 30%。

到20 世纪初，多特蒙德和杜伊斯堡发展为人口超过20万的大城市，埃森也由 9000人增加到295万人威斯特伐利亚的盖尔森基兴在19 世纪中期之前是一个由7个农业村庄围绕一个乡村集镇构成的小城。

1856 年希波尼亚和沙姆洛克矿业公司开始在此钻探开采，盖尔森基兴的人口开始显著增加。

1858-1871 年的13 年中人口增长了 400%，接下来的14年里人口又增长了 300%。

其后的25 年中由于当地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人口又增长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