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美文化焦点问题研究》概要
韩经太[1]
本成果是一个循着历史时序和历史逻辑的双重线索而循序展开的“焦点问题”系列。在一共由九大专题所组成的问题系列中，涵涉中国审美哲学之形而上思辨与文艺创作之形而下实践之间的广阔领域，并在兼顾学界争论不休之焦点与学界忽视之盲点的基础上，出于揭示审美文化史真相和提炼中国美学精神的终极目的，集中论述了以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为始端而以中国美学的“意境”阐释为终端的一系列“焦点问题”。现以章节次序摘要叙述如下：
一、中国美学逻辑起点的确认与“道法自然”的再阐释
全书首章，确认《老子》“道法自然”为中国美学之逻辑起点。为此，充分展开《老子》内含“自然”概念之原创文本共五章内容的逐一细读，并把细读而精解的前提，建立在《老子》“道经”首章及相应文本中关键命题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新出土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章以及先秦诸子共生之“水镜”意念之间的兼容而辩证思考之上。继而以“自然之道”的哲学美学阐释为中心，全面考察从《淮南鸿烈》到《文心雕龙》的思想史阐释逻辑，尤其对学界历来高度关注的刘勰《文心雕龙》“自然之道”阐释问题给予特殊关注，系统梳理从《老子》原创到《淮南鸿烈》的道家文化集成阐释再到南朝刘勰的“自然之道”阐释传统，从《文心雕龙·原道》文本内在逻辑和先秦以来思想史发展脉络两端展开“自然之道”的再度阐释。以“制器尚象”的古典命题为中心，参照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艺术起源”诸说，探寻中国“艺术起源”说的哲学底蕴。最后，综合上说而旨归中国审美文化精神的提炼。
中国审美文化之创造性阐释的题内首义，当在于逻辑起点的确认。而老子“道法自然”的经典命题以及充分展开其思维理路的内含“自然”观念的《老子》五章，堪称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体现中国美学发展之历史逻辑的思想原点：第一，如果说中国哲学美学的核心范畴是“道”，那《老子》不仅是“强字之曰道”的“道”学原创主体，而且是同时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辨主题，中国源远流长的“原道”文化，缘此而生；第二，如果说“水源说”不失为人类普适的宇宙发生论要素，而中国“水镜说”尤其保存了人类“直觉的自我发现”的原始经验，那么以老庄“涤除玄鉴”“用心若镜”说为中心的观念阐释和意象塑造，就已经确定了中国心物合一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审美文化基调；第三，如果说中华民族数千年养成的民族性格具有“实践理性”色彩，那《老子》阐释其“自然”观时确认“功成事遂”为前提的基本立场，实质上已经揭示出，“无为而无不为”是一个富有成*学功**目的论的实践论命题，中国审美文化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心精神的历史阐释，势必以此为基准之一。
基于此而注目于中西文化碰撞视域下的“艺术起源”诸说，我们发现，就像“模仿说”的内核其实是“模仿本能说”一样，“巫术说”的内核其实是“原始交感说”。西方“巫术说”的原始交感理论，事实上相通于中国古代的“物感心动”学说。汇总中华典籍中有关“艺术起源”和“艺术发生”的论述，可以从中找到西学种种“艺术起源”说的影子，而那堪当中华文明贡献于人类文明之标志性思想建树的艺术哲学思想，包括关于“艺术起源”与“艺术发生”的精妙学说，可以凝练为：“艺术起源于象征性模仿”！
注释
[1]韩经太，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关于“混沌”美学与“玄同”思维的新探寻
本章从评述李泽厚“庄子的哲学即美学”一说起步，进而讨论“老庄一体”意义上的哲学即美学问题，特别注意在结合魏晋玄学之如何传承并阐述老庄思理的思想史视域下，重新解读“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的老庄玄思的语言哲学本质，借以把握老庄玄思的思维模式及其话语形态。然后进入以“混沌”为中心范畴的哲学美学论辩，将具体而微的“混沌寓言”解读和多元文本互相发明的庄子思想宏观把握相结合，充分展开庄子之精神家园究竟是“原始混沌”还是“理性混沌”的思考，并通过具体分析大量分明带有“炫技”色彩的寓言情节，实际展开关于“至人”艺境必有双重超越难度的艺术哲学核心原理阐释。本章关于“大音希声”的艺术哲学再思考，是围绕着魏晋南朝之际“隐逸”及“游仙”文化背景下有关“无弦琴”“一弦琴”和“长啸”的名士精神生活意态来具体展开的，在深入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联系现代观念艺术代表作《4分33秒》，就“大音希声”之艺术哲学原理展开思辨与阐释。
元典创制这一“后巫术”时代“混沌氏”思想意态，可以提炼其精神实质为理性“混沌”。理性“混沌”与原始“混沌”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后者的自觉保护，并通过这种自觉保护而实现了自身的完美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混沌”美学是“后巫术”时代的“混沌”美学，是“人”的理性与原始“混沌”的人文统一。
《庄子》“技艺寓言”实质上含有忘却一切而坚守技艺本身的深刻寓意。《庄子》对于“机心”的高度警惕与深刻批判，其终极追求未尝不契合于“忘机炫技”的双重自由境界。只有那真正自觉排除功利主义而守护技艺讲求本身的创作主体，才有可能同时实现纯粹精神与纯粹技艺的双重收获。
魏晋以降在神仙与隐逸文化的交织中凸显出来的“魏晋风度”，呈现为“一弦琴”和“无弦琴”两个相关的音乐文化意象。其“抚无弦琴”的寓意，与王弼论“圣人有情”之所谓“神明”与“五情”合一之“应物而无累”说的玄学语境有关，蕴含着双重主题动机：一面是音乐美与乐器音律相统一的美学价值观，另一面是音乐美脱离乐器音律的美学价值观。双重主题动机的历史性展开，在深化音乐美学思想的同时，孕育了士大夫文人“自美其美”的文人艺术传统。
中国艺术哲学不是唯道主义的，而是“道艺二元”的——纯粹观念与审美技艺的交织性创造，体现着“至人之用心若镜”的人格与技艺双重“进境”。
三、围绕“内圣外王”与“玄圣素王”的人格美学探寻
首先，基于庄子思想而提炼“天地大美”人格和“与道徘徊”意态为中国人格美学之核心内容。接着，根据《庄子》文本的内在逻辑，具体辨析“内圣外王”与“玄圣素王”的关系，揭示隐含其间的社会政治元素和士人精神诉求，据此而引申及于“处下”的人生观念与“让王”的人格理想。继而，比较分析《庄子》“让王”情节的不同版本，探究隐身于不同文本情节背后的政治文化寓意。然后，认真辨析自孟子以来关于孔儒“素王”人格的阐述传统，揭示孟子以来申论“素王”人格者所阐扬的历史批判精神，进而发掘《论语》载述中孔儒师生问答之际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及其人格力量。值此，还特别讨论了《论语·子张》所具有的历史批判理性问题。
先秦庄子原创的“内圣外王”命题，以汉儒阐释孔子“素王”人格为契机，历史地成为儒家阐释自我人格理想的经典范式。“玄圣素王之道”的人格美典型，就是富有政治根本原理之底蕴的“让王”意象。“帝王”与“素王”的分列，已然标示出文化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历史疏离。人格美学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轻帝王”而“让天下”的特定政治内涵，赋予自身超越政治理想的人学价值。
原始儒家学派内部，已有着质疑西周政权之历史话语霸权的理性自觉，子贡的辩护与质疑，因此而具有启蒙理性的光芒。“圣之时者”的孔子人格，是以其执着的实践精神，让富于“始条理”意味的原创礼乐文明具有可持续性，推动礼乐文明进入当下社会，进而使其发展为富有“终条理”意味的新兴文明。
“士”这一历史主体与家国政体之间的深层矛盾所导致的“内圣外王之道”的阐释意向是：“内圣外王之道”乃是终极价值之所在，而“玄圣素王之道”才是人格理想之所寓。《庄子·天道》或生成于秦汉庄学传人之手的推论，恰好说明，道家“玄圣素王”之人格理想乃生成于儒家“素王之业”的阐释实践之中，这种历史进程中的“儒道互补”，历史地塑造了道家“玄圣无为”与儒家“素王删述”相结合的文化人格典型。
四、中国政治教化诗学传统中的文学“风骨”
本章的第一个论述重点是“政教诗学原理”之阐释。缘此，有对朱自清《诗言志辨》的重新认识，以及就《尚书》相关载述内容展开的史实考论，内容涵涉中国上古社会文明形态和人类原始艺术的普适形态。继而，辨析淮南王文客集团称为“《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的学问之道，从“王者之迹”与“学诗之士”的内在关系入手，历史地分析了春秋《诗》学与《春秋》学的文化整合过程。
本章进一步考察汉人政治诗学的历史真相。在汉代谶纬之学的特殊文化解读中，发现先秦儒家历史批评精神的特殊传承方式，以及汉儒志在复兴礼乐文明的思想精神和制度设计。与此相应，总结汉代“采诗观风”和中唐“新乐府”诗学的正反经验，具体辨识其中儒家风骨的历史生成及其清虚化历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政治中心主义特色的文明古国，中国诗学首先是政治诗学。汉儒传承孟子思想而整合《诗》《春秋》之学以凸显“风”诗价值的理论建树，对应于汉代“采诗观风”的制度设置，理当分为“风化”与“风刺”两系。当“风刺”诗道体现出反权利剥夺的价值选择时，诗的政治学自觉就与诗的美学自觉一样具有本体价值。古代史家和思想家以“王者之迹”的存亡为线索而展开的文化价值阐释，其逻辑线索的历史展开意味着“王者之迹”与“学诗之士”的整合性传承。布衣之“士”作为“采诗观风”制度框架内沟通民间与朝廷的中介力量，担当着“社会谏诤者”的历史角色。
自上而下的教化是辩护性的，自下而上的讽谏是批判性的。辩护与批判的内在紧张关系，导致儒家“风骨”的振兴或者衰变。当其外受政治现实挫折、内受心性义理导引，从而敛约甚至消解其外向锋芒时，却也将滞守在事功主义层面上的文学价值解脱了出来，并使其在注重怡神悦性的美感形式的同时，获得某种艺术哲学的灵性。
五、关于中国造型艺术的适意写实传统
从有“世界青铜之冠”美誉的“秦陵铜车马”造型准确、风格写实、制作精美的物质事实出发，反省长期以来国人基于中西比较而确认中国艺术精神为“写意”的既定之论。基于此，讨论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先秦理性精神之凝练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命题；第二，处于巫觋文化与礼乐文化交替过程中的“远方图物”文化现象及其艺术特性；第三，可以视为典型作品的三代铸鼎之“饕餮”纹饰的文化解读问题。
由此，进入中心问题：被称为“马踏飞燕”的汉魏铜奔马的重新命名。
首先，逐一例举自该*物文**出土以来的有关报道和涉及命名的各派论文，包括民间有识之士的各种意见。缘此而有“马乘飞燕”新名之申说。基于对古代文献记载以及出土器物的实例分析，特别以“羽人”“翼马”为中心，深入辨识中华民族之实学思维与飞升想象的直觉统一形态，揭示出由“羽人”向“乘羽”演化的艺术史动向，最终推导出“马乘飞燕”的新命名。
巫觋文化转型为礼乐文化的过程，伴随着礼乐文化对巫觋文化的吸纳和涵容。“饕餮”纹饰之“食人未咽”的狞厉美形象构思，含蕴着对当时人们来说其实并非神秘莫测的政教文化意义——逢凶化吉而旨在上下协和。此时此刻的“狞厉美”，是一种或者被人类文明所征服的自然对象，或者是一种人类已经懂得如何与之相处的自然对象。
中国民族的飞升之梦，实际分解为“羽人”和“乘羽”两个系列，前者是“人的异化之梦”，后者是“人的自觉之梦”，两个系列交织一体，大体呈现出一前一后的文明理性演进态势。西方艺术传统，可以概括为写实艺术与变形艺术各极其妙的高度统一。中国民族则是由“羽人”自觉转向“乘羽”自觉，并以此而走出了一条将变形自由收束为实学思维之“异质同构”的艺术道路。
六、中国美学的情景交融理想与诗画交融艺术
在具体论证先秦儒、道、法三家共生之技道参融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接着讨论顾恺之关于绘画艺术诗意化和透视造型自觉之矛盾的难题意识，剖析其“悟对通神”以及“迁想妙得”等美学观念在化解诗意化绘画创作难题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考察自魏晋而至于唐宋的诗学思想历程，发掘其伴随着诗意画和山水诗的兴起而逐步实现“诗画交融”的审美文化轨迹。
反思长期以来人们循着中西美术彼此大异其趣的固定思路，就中国绘画以“散点透视”迥异于西方绘画“定点透视”的美学定论展开新的探寻，论述之际，以沈括“以大观小”之说为典型例证，深入探寻沈括此说特定的时代语境，并在完整解读沈括文本原意的基础上，充分阐释其所谓“折高折远”的视觉审美透视法奥秘。
先儒孔门师生在讨论《诗》学时引入“绘事后素”问题，意味着《诗》学与“绘事”首次发生了联系，从而也就形成了中国诗画交融史上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联系魏晋以降山水诗以及山水画的审美自觉来领会顾恺之“迁想妙得”的思想精髓，意识到只有将“迁想妙得”的艺术构思原理与“眼视实对”的透视原理联系起来，才能求解“目送归鸿难”这一诗意画创作的特定艺术难题。
“山水以形媚道”，堪称那个哲学与艺术同样发达的时代所酝酿出的最富于诗意的艺术诗学命题。如果说刘勰的“窥情风景”一语已然使情景交融的审美理想呼之欲出，那么，宗炳的“以形媚道”则含蕴着直觉形象刻画与终极价值判断的兼容性艺术自觉。其核心精神，是让“道”以及“神”“理”这些终极存在直觉形象化。
自魏晋至于两宋，山水诗、山水画的相继兴盛，促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双向互动艺术讲求，通过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相互渗透的实践经验与思想观念，生成了对我们这个以耕读文明为主的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山水诗情画意。
中国艺术极富写实兴趣，不仅早于西方艺术而形成空间透视观念，而且实践过焦点透视的“真山之法”，但同时又生成了自我超越的艺术模式，本着“以大观小”的审美原理，让“真山之法”所得的山水“真形”重重叠合，通过画幅纵向展开中山水形象的层出不穷或画幅横向展开中山水形象的绵延不绝，最终创造出不违平面造型基本法则而又深得诗意想象情趣的审美境界。
七、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文体论与文术论两翼
本章内容是就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文章学”的讨论做进一步深度思考。
首先，围绕刘勰“智术”观，纵向追溯到汉代扬雄之以“心”释“神”的思想观念，横向考察则将刘勰之“神思”论与宗炳之“畅神”说视为同构语境中的共生存在，以此而实现“中国文章学”阐释的背景透视。
具体辨析刘勰关于“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的基本判断和倡导“自然之道”的价值追求，系统考察《文心雕龙》所实际呈现出来的“雕饰”与“自然”二元结构的具体形态。
与此相关，针对学界大都强调《文心雕龙》之“文体自觉”的既成认识，围绕刘勰“秉心养术”之中心观念，辨析《文心雕龙》的“文术”学体系，尤其辨析其“文体”论与“文术”论之间的依存、互补关系。
在考虑到“杂文学”之所谓“杂”的负面含义的前提下，用“文章学”来替代含有“杂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文心雕龙》启人深思的高明见识， 是其关于“以雕缛成体”的文章本体论和“自然之道”的艺术哲学观。如果说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雕饰美学的自觉与天然美学的自觉之间的矛盾，那么， 《文心雕龙》就已经在探讨“自然·雕饰”的原理和方法， 一面赋予雕饰自然的合理性， 一面要求雕饰本身以自然天成为理想境界。《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典自然雕饰美学的理论典型， 其内在的理论支点， 就在于“以雕缛成体”的文章学本体观念与“自然之道”的美学本体观念的契合。以此为前提， 又有了雅润清丽之品味格调的讲求，又有了折中调和之技法结构的讲求， 它们共同构成《文心雕龙》自然雕饰美学的思想体系。
《文心雕龙》的“术”学思想， 不妨提炼其精髓为“道”“术”合一之论。《序志》篇中对“智术”的赞美， 是与《文心雕龙》全书注重“术”学的思想建构完全契合的。在养心和养术相统一的意义层面上， “术”实际上又是一个深进于“心性”世界的内在元素。因此， 我们认为，《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理论， 乃是一种文学“道术”论——更准确的说法是“文章道术论”。尤其是“秉心养术”一说， 具有鲜明的整合心性修养与技艺习得于一体的理论倾向。
八、心性儒学复兴时代的中国诗学本体自觉
其一，论证中国诗学本体论的“性情与言语”二元建构模式，并揭示其历史生成的鲜明轨迹和不同进境的典型特征。
其二，聚焦宋儒阐扬“‘吾与点也’之意”的心性儒学思想，在心性儒学思想史的历史逻辑推理中，探究理学家所谓“心源澄净”与原始道家“相忘于江湖”境界的深层关系。
其三，分析《濂洛风雅》所收理学家诗人群体共同推崇陶渊明的诗学现象，由此切入，再度透视陶渊明人格与诗品，探寻“渊明风流”递传而塑造宋儒“光风霁月”人格意象的精神轨迹。继而就“宋型文化”视域中的心性诗学意象问题展开讨论。
其四，集中分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诗学思想和诗歌艺术，特别注重阐发其儒家悲悯气质和诗家澄明境界。
其五，针对“一代之文学”的词学发达时代，专门讨论王灼《碧鸡漫志》谓苏词指出“向上一路”的问题，因此而展开含涉东坡词与梦窗词的“梦”与“觉”主题组合现象。
中国诗学的本体建构，呈现出历史生成的特殊轨迹和内在逻辑，那就是“性情与言语”的二元组合模式及其历史性展开的三种境界：春秋《诗》学与《诗》《春秋》学历史交织中的“风”诗导向；玄学“应物”说基础上的情景交融诗学与诗画交融艺术；心性儒学复兴背景下的“意新语工”诗说与“逸品”艺术格调。
宋明理学家所讴歌的“孔颜乐处”人格讲求，孕育出“吟风弄月”等心性诗学话语和“光风霁月”之心性诗学意象，说明诗人心目中的君子理想人格具有“和光同尘”与“泾渭分明”异质同构的双重属性，最终是以“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自觉显现其“独树众乃奇”的引领与示范意义。
朱熹的理学集大成思维，显示出先验论与经验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某种历史整合，并在心性诗学的阐释与创作中通过个性的魅力实现了终极追求与生活情怀的统一。朱熹那通向理学思维的诗学实践，不仅是富有诗人气质的，而且具有一种将“人物之性”化为“气质之性”的人文关怀。
苏轼诗词的高妙之处，往往表现为通过生活细节的生动写照传达出深邃而透彻的人生哲理思考，此即所谓“向上一路”。其中，以苏词“梦境”“梦觉”所呈现出来的“梦学”艺境，是一个尤为典型的文学审美现象。在苏轼那里是“人生如梦”的反复咏叹和“梦觉无期”的深层哲思，而在吴梦窗那里，又表现为如梦情境的幻化结构与觉翁高逸的意象塑造。
九、中国古典美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
鉴于学界围绕着“意境”所展开的论述和讨论已经相当充分，本章主要从笔者与他人彼此商榷的角度切入。
其一，分别就“意象”阐释中涉及的显隐意向问题，及其多维阐释的可能展开讨论。然后就“意境”阐释的学术史脉络做出扼要论述，在凸显从王昌龄“诗有三境”说到王国维“境界”论之阐释史脉络的基础上，对盛唐王氏与晚清王氏的诗学思想做出“再解读”。
其二，分别讨论“意境”阐释学之主体意识建构和历史意识建构问题。前者关系到专用性理路与通用性理路的契合问题，后者关系到穿越古代与现代的美学通观问题。
其三，具体批评学界存在的文本误读现象，并就相关文本的完整精读做出示范。而在理论创建方面，本章提出并论证中国古典美学之概念的“丛集生成”原理。
“意象”范畴的理论阐释， 有两种意向必须加以关注：其一是在老庄禅佛之学的推动下所发生的“超以象外”的阐释运动；其二是意想论“意象”阐释向体物方向的发展。中国古典诗学之“意象”说， 大体可以分为意想论与情景论两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又共同具有向体道论提升的理论趋势。中国古典诗学在情景论层次与体道论层次上都表现出对“目击”之象的特殊兴趣。
“意境”是古人所谓“物境”“情境”“意境”的历史整合， 是通过“得意忘言”与“目击道存”两种观念的互动来完成的。在讲求真情实景的基础上， 中国古典诗歌锻造“名句”的创作经验和以禅喻诗而主张“妙悟”的思维经验， 共同提炼出诗意语言的独特方式， 那就是借助于“画龙点睛”式的原创性“造语”， 最终“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境”具有复层意义结构。中国古典诗学在实现了对形象化的极致性追求的同时， 也实现了试图超越“语言”的审美追求，而此双重追求的客观效果就包含着诗情画意的兼容之美。
“意象”与“意境”的讲求都是侧重于形象性追求的。唯其以形象化为宗旨，所以才会有人们阐释中的情景交融之说。情景交融说的实质是对抒情诗传统表现手法的改造， 而改造的方向则是将单纯的主观表现性转型为主观的客观化。
我们提出“概念丛生”的说法， 以适应中国诗学的言语思维方式。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阐释方式， 有别于西方理性思维之逻辑言语， 除了在“原道”层面上确认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之外， 其余的思想智慧和言说艺术大体都在“道”的辐射空间里“丛集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