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商言商，OPPO做出任何的商业选择都值得尊重，包括突然放弃芯片研发。
正如人必然有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一样，企业也是如此，纯粹的商业是不存在的，在美西方不存在，在中国更不存在。
如果有纯粹的在商言商存在，也就不可能有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脱钩了，不会有美西方高度一致地对俄罗斯的制裁了，德国、欧盟甚至不惜以切断自家的能源供应为代价。
他们为何这么做，答案是捍卫西方价值观。尽管这看起来有点迷信和愚蠢，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在美西方也是有超越纯商业、纯经济的，更高层的精神信仰的存在。
即便强如苹果、微软，也不敢公开地以纯商业、纯经济的名义，挑战这些已成为政治正确的价值教条。
中国文化是义理文化，义利之辨是其轴心，讲的是“利者，义之和也”（《周易 系辞》），认为利必须与义相合，必须包含着义。相对应的，与义相违背，不包含着义的利，则是恶。所谓的纯商业、纯经济，就是不包含着义的“纯利”。
中国传统的行业排序是“士农工商”，不事生产的“士”为何排在第一位，从事各类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农工商”为何排在士之后，其根源就在于，“士”属义，是义行业，而“农、工、商”属利，是利行业。这个行业排序实际上是基于义利之辨的，是贯彻“利者，义之和也”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有钱不如有权”，其实质就是官商分离、政商分离，且官、政高于商。当然，现代人通常将“权”功利化地看成权势、权力、特权，而忘记权的始源和本质：基于义理的权衡、判断。权力、权势则是为保障基于义理的权衡而衍生出的制度安排，是后起的。
因此，现在有一种庸俗的谬论是，用钱买不到的权力、特权的存在意味着*制专**，不存在用钱买不到的特权才是公平。殊不知，如果任何权力都可用钱买到，整个社会才将真正陷入巨大的黑暗和*制专**之中，因为那时，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将不再是“义”，而是“利”。不再是“利者，义之和也”，即以利合义，而成“义者，利之和也”，即以义合利。
中国是人类文明史中唯一出现独立义理概念，形成义利之辨思维，并最终形成独立的义理行业的文明。捍卫义理、维护正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士业”、“义业”、“政治业”。
并且让义理业成为百业之首，其他所有经济性的行业，必须尊重和接受义理业的独立决定，而不能通过金钱去干预和染指。这样就对经济业施加了义理约束，保障了它的义理性，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义理秩序。
现代有很多人只知经济各行业的技术是专业，却不知义理不仅也是一门专业，而且比其他任何专业更重要的专业，因为义理是“义专业”，其他所有的技术性专业，无论多么尖端和发达，都是“利专业”。政府管理经济的各行各业，不是业余管理专业，而是用“义专业”，去管理“利专业”。
因此中国文明的义理属性并非政府决定人民的自上而下的，恰恰相反而是人民决定政府的自下而上的。是先有的义理的人民，后有的义理的政府。“士”不过是对高义理、高道德的人的尊称，政府不过是“士”的职业化。
所以，才有“学而优则仕”，即官员是从人民中的优秀者选拔而出。这个“学”指的就是义理之学、道德之学。政府背离义理则需要人民来纠正，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礼”的内核就是“理”、义理，是理的制度化。《礼记》说“礼也者，理也”。
农民起义就是一种很被动式的“礼失求诸野”。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民的决定性。下层的人民是上层的政府的评判和决定者，而民心评判的标准则是义理，甚至说，民心即义理。
在传统社会，在人民之上的主要组织就是政府，但是在现代社会，却又多出了两类组织，一个就是企业，另一个则是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机构。这意味着，人民的主要评判对象就由传统的一个，增加为是现代的三个。企业和大学不仅接受政府的管理，还必须接受人民的评判。
以上说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和强调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必然是义理式的，接受义理的约束和评判。
美西方的经济和企业所接受的则是教条化的西方价值的约束，金钱也不是能够买到任何东西。尽管这很愚昧，并且导致与中国的对抗和冲突，但是，也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没有彻底地、完全地堕落和沦落。如果完全资本主义化了，金钱可以自由的买到任何东西，没有超越金钱之上的价值观和权力，才是彻底的堕落和不可救药。
也就是说，美西方之错，并不在他们对价值观的坚持本身，而是在其价值观的教条化、迷信化，而中国的义理式价值则是真正和彻底理性化的。
我们对抗美西方，不是要他们放弃价值观，而是帮助和逼迫其改造之、变革之，由教条式价值向义理式价值转型。
从近代史来看，中国之所以接受西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模式，并不在它们所带来的物质繁荣和财富增长本身，而是在于这些经济和财富，可以消除中国和西方间的不平等，阻碍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霸权，捍卫中国社会的义理性。
即经济、企业都是捍卫义理的工具和*器武**。
所以，中国最早发展企业的动力是“实业救国”，其要义并不在物质丰富本身，而在消除中国所面临的不公平性。一方面，消除西方利用经济和技术领先对中国搞侵略和霸权；另一方面，消除在物质生活上中国人民对于西方的平等性。
“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文化最在乎的不是绝对物质生活本身，而在物质生活上的不平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能够增强中国经济实力的任何的经济和企业行为都具备义理性，包括OPPO、华为，甚至作为外企的苹果、微软。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的实现，中国经济与西方整体上差距正在降低，目前的差距已经被压缩在以芯片为代表一些高科技领域，美国也是正在这些领域对中国制裁和卡脖子。能够在这些领域促进中国发展的个人和企业，其义理属性就高，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是任正非和华为被人们高度尊重的根源所在。事实上，任正非已经是近代以来最优秀的企业家，已经上升到民族英雄的高度。华为也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民族品牌。
现在，在美国的制裁下，华为手机的销量大幅下滑，已经跌到排行榜上的“其他”一栏，但是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中国的手机只有两类，一类是华为，另一类是其他。单纯地靠销量和利润无法赢得中国人民的民心。
显然，三年前OPPO决定要上马芯片时，也是民族大义的感召，和民族情怀带给华为的巨大品牌溢价。
但是，现在OPPO在放弃芯片上表现得如此突然和彻底，完全没有华为式的面对困难宁死不屈的抵抗精神。
事实上，就中国当下的文化氛围看，企业研制芯片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一家企业的商业行为，而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义行为，如果OPPO选择继续坚持，必然会像华为一样赢得民心，不仅会获得巨大的品牌溢价和无形资产，而*意民**的支持必然会引起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而实现实质性的民族化和国家化。
也就是说，在中国做企业，不仅要有商业思维，还要有义理思维，不仅要会商业帐，还要会算义理帐。在商业上无法支撑的，在义理上则可以支撑。
显然，OPPO的决策，商业思维强，而义理思维弱。失去了让OPPO义理化、民族化、国家化的大好时机，失去了可以青史留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