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第一章 东欧的绝对主义国家
现在我们应该转到欧洲的东半部分，更准确地说，是幸免于奥斯曼帝国入侵的那部分——奥斯曼帝国的*队军**一浪又一浪地推进，横扫巴尔干（the Balkans），使之隶属于脱离大陆其他部分的一部地区历史。众所周知，14和15世纪欧洲经济遭受的大危机导致了易北河以东地区庄园的*动暴**。在整个16世纪，领主对农民的压迫愈演愈烈。在普鲁士和俄国，其政治后果就是东欧的绝对主义，时间上与西欧的绝对主义同步，但属于根本不同的系谱。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是接受了代役租的封建阶级经过调整的政治机构。它是对农奴制消亡的补偿，其背景是，城市经济增长，封建阶级既不能完全加以控制，又不得不去适应。相比之下，东欧的绝对主义国家是刚刚抹杀了穷人的传统公社自由的封建阶级的*压镇**机器。它是巩固农奴制的手段，其背景是，自治城市生活和抵抗的消失。东欧的庄园*动暴**意味着，一个新世界只能自上而下地借助强力来移植。因此，注入社会关系的*力暴**成分就大得多了。东欧的绝对主义国家从未丧失其起源时的印记。
但是，与此同时，东欧社会结构的内部阶级斗争及其后果，农民的农奴化，本身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该地区独特的绝对主义的发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可以从普鲁士的编年史上看出：16世纪，随着庄园权力的扩大，庄园贵族的*动反**已经席卷了许多农民；这比17世纪绝对主义国家的建立要早100年。在波兰这个“农奴制再版”的典型地区，没有出现任何绝对主义国家，尽管这是一个错误，为此贵族阶级要以自己的民族生存作为代价。16世纪，这里实行的是非集权的封建统治，由完全被贵族操纵的代议制支配着一切，国王的权威极其虚弱。在匈牙利，在17世纪初奥地利—土耳其战争之后，农民的农奴化最终完成，与此同时，马扎尔（Magyar）贵族成功地*制抵**了一种哈布斯堡绝对主义[1]。在俄国，农奴制的确立和绝对主义的确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紧密，但是即便如此，前者的发生也早于后者的巩固，而且以后也不总是同步发展的。由于农奴制生产关系包含着财产和主权、领主权力和地主权力的融合，因此在一个多中心的贵族国家，这些情况本身就毫不足奇，例如东欧庄园*动暴**之后东普鲁士、波兰和匈牙利最初的情况。为了解释绝对主义后来的兴起，首先有必要把农奴制再版的整个过程重新放进晚期封建欧洲的国际国家体系中。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更先进的西欧经济对东欧的推动往往被人们夸大，说成是造成东欧庄园*动暴**的唯一或主要动力。事实上，尽管谷物贸易强化了东德意志和波兰的奴役剥削，但并没有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奴役剥削，在波希米亚和俄国的类似发展中也根本没起任何作用。换言之，不能把东欧和西欧的进出口贸易的经济联系说成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16和17世纪在西欧也还没有彻底克服——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体系；只有工业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世界市场从先进的国家辐射出来，规范和支配落后国家的发展。在这个过渡时代的西欧混合经济——最典型的是由半货币化和后农奴制的封建农业[2]同商业和制造业资本飞地的结合——还不具有这种强制性的推动力。除了在殖民帝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在斯堪的纳维亚外，外国投资是微不足道的。除了荷兰和威尼斯外，外贸在各国的国民产值中依然只占很少的份额。因此，把东欧整个纳入西欧经济循环的观点——历史学家经常使用“殖民地经济”或“种植园经济”来描述易北河以东的地主庄园体制——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欧对东欧的影响不是东欧出现的国家结构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封建主义内部的跨越国界的相互作用通常总是首先发生在政治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其原因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基于超经济的强制的生产方式：征服而非商业是其扩张的主要形式。因而，欧洲内部封建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其主要特征和直接表现不在于贸易的平衡，而在于大陆各地区之间的军备平衡。换言之，这些东西欧国家之间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调解。正是西欧绝对主义——更强大的封建贵族集团统治更先进的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国际压力，迫使东欧贵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用同样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否则，经过改造而威力倍增的绝对主义*队军**必然会在通常的封建竞争——战争——中占据军事力量的优势。正是1560年以后西欧的“军事革命”所造成的*器武**和战术的现代化使得西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侵略东欧的广大地区，当地贵族更担心这种侵略危险。因此，当生产的基础结构关系分道扬镳之时，这两个地区的上层建筑（当然其本身是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的标志）却趋于一致。对于东欧贵族来说，十分幸运的是，西欧绝对主义的军事威胁在历史上的最初表现是迂回的和暂时的。但是，更令人瞩目的是，它对东欧的整个政治模式具有直接的催化作用。在南欧，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前线正陷于奥地利—土耳其的较量之中，这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在250年之久的时间里不得不集中全力对付奥斯曼敌人和匈牙利王公。在中欧，德意志是由许多在宗教冲突中分裂或中立的弱小邦国组成的一团乱麻。因此，正是比较原始的北欧不断地发出攻击。瑞典是一个新国家，只有很少的人口和原始的经济，但却刚刚产生了西欧最令人吃惊的绝对主义。瑞典表明它是敲击东欧的锤子。从1630年到1720年的90年间，它对普鲁士、波兰和俄国的影响，可以同更早阶段西班牙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尽管从未有人对此进行研究，但这是欧洲绝对主义历史上重大军事扩张周期之一。瑞典骑兵在鼎盛时期曾踏遍五个首都：莫斯科、华沙、柏林、德累斯顿（Dresden）和布拉格，在东欧领土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弧形，甚至超过了西班牙步兵团（tercios）在东欧历次战争的范围。奥地利、普鲁士、波兰和俄国的国家体制都经历了它的锻造打击。
瑞典的第一次远征是16世纪后期同俄国进行长时间的利沃尼亚战争时夺取爱沙尼亚。但是，真正标志着瑞典侵入东欧的决定性开端的，是导致了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国际国家体系的三十年战争。古斯塔夫二世的*队军**进入德意志，大败哈布斯堡*队军**，使欧洲瞠目结舌。这一辉煌的进军成为战争的转折点；随后，巴内尔（Baner，瑞典陆军元帅——译者注）和托尔斯滕逊的接连胜利，阻止了任何长久地复兴（德意志）帝国的事业。自1641年起，瑞典*队军**长期占领摩拉维亚（Moravia）的大片领土[3]，1648年战争结束时，驻留在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Vltava）的左岸。瑞典的介入无疑打破了在德意志建立一个哈布斯堡帝国的希望。此后，奥地利绝对主义的整个进程和特点都将受到这次失败的影响，它不再有可能在传统的帝国（Reich）土地上建立一个巩固的领土中心，在付出代价之后，其重心向东转移。与此同时，瑞典对普鲁士演变的影响，尽管从国际角度看不那么明显，但从国内角度看则更深刻。自1631年起，勃兰登堡被瑞典*队军**占领。尽管它是新教（Protestant）事业的一个盟友，但也倍受直接而粗暴的军事征用和财政勒索之苦。这对于它是前所未闻的。例如，瑞典指挥官剥夺了容克庄园的传统特权[4]。根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Western Pomerania），使得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拥有一个持久的大滩头堡，从而加重了勃兰登堡的创伤。瑞典的驻军控制了奥得河，对当时非军事化和非中央集权的勃兰登堡的统治阶级形成一种直接的威胁，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队军**。自17世纪50年代起，由（勃兰登堡）大选帝侯（Great Elector）建立起普鲁士绝对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瑞典的随时威胁作出的一个直接反应。1653年，为了应付波罗的海地区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抵抗外来威胁，容克接受了常备军——这将成为霍亨佐伦*制专**的基石——以及税收制度。实际上，1655—1660年的瑞典—波兰战争是柏林政治演变的转折点。由于柏林作为一个战战兢兢的小伙伴加入到斯德哥尔摩一方，从而避开了瑞典的侵略锋芒。建立普鲁士绝对主义的下一个重大步骤依然是对同瑞典的军事冲突的反应。17世纪70年代，在由西方的法国发动的战争中，瑞典进攻勃兰登堡的战争构成北方的威胁，著名的“战争总署”（Generalkriegskommissariat）逐渐占据了原先枢密会议的职能，以后还影响了霍亨佐伦国家机器的全部结构。正是在这个时期，在瑞典扩张主义的压力下，普鲁士绝对主义问世了，而且最终定型。
就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的这几十年间，东欧遭受到北欧最沉重的打击。1655年，瑞典侵入波兰，很快就打碎了乡绅（szlachta）的松散的贵族联邦。华沙和克拉科夫陷落，整个维斯图拉河（Vistula）流域遭到查理十世（Charles X）*队军**的反复扫荡。这场战争在战略上的主要后果是，剥夺了波兰对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但是瑞典人破坏性的进攻造成的社会后果则更为严重：波兰经济和人口发展遭到严重损害，以至于瑞典人入侵被称作“大洪水”，从而把先前共和国（Rzeczspospolita）的繁荣时期同它以后所陷入的无可挽回的危机和衰落时期断然分开。17世纪80年代，索别斯基（Sobieski）领导着波兰*队军**解救维也纳（Vienna），抗击土耳其人。这是波兰*队军**的最后一次短暂复兴。继之而来的是瑞典对共和国的第二次扫荡。在1701—1721年的北方大战中，波兰再次成为主要的*躏蹂**舞台。当最后一批斯堪的纳维亚*队军**撤出华沙后，波兰再也不是一个欧洲强国了。在饱受苦难的时期，波兰贵族不可能造就一种绝对主义（其原因将在后面讨论）。这也就在实践中向东欧封建阶级展示了反面的后果；由于波兰不能从瑞典的致命打击中恢复过来，因此最终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同一历史舞台上，俄国总是显得有些不同。俄国贵族中谋求建立军事君主政体的冲动比东欧其他地方都更早地显露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基辅国的早期历史，以及拜占庭的帝国传统。后者是在俄国混乱的中世纪通过“第三罗马”的观念传播的：伊凡三世（Ivan III）在1480年娶了君士坦丁堡的帕列奥洛格（Paleologue）皇帝的侄女，并自称“沙皇”（Zsar）。但是，“帝国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观念肯定不如俄国受到的中亚鞑靼人（Tartar）和土库曼人（Turcoman）游牧民族反复的实际压力更重要。金帐汗（Golden Horde）的政治宗主权一直延续到15世纪后期。喀山（Kaz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汗国不断地从东方发动劫掠式的侵袭，直到16世纪中期才被击败和收服。在以后的100年间，克里木（Crimea）的鞑靼人——此时臣服奥斯曼帝国——从南方攻击俄国领土；他们的劫掠式远征使得乌克兰大部分地区荒无人烟[5]。在近代早期，鞑靼骑兵没有长期征服或占领的能力。但是，俄国这个“欧洲的哨兵”却不得不首先承受他们的进攻。其结果是，在莫斯科公国比在更安全的勃兰登堡选侯国或波兰共和国更早地也更强烈地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冲动。但是，从16世纪起，西方的军事威胁总是比东方的军事威胁大得多，作为战争手段，*战野**炮兵和近代步兵很容易击败骑马的弓箭手。因此，在俄国，向绝对主义转变的真正决定性的阶段也发生在瑞典扩张时期。16世纪后期关键性的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主要受到利沃尼亚长期战争的影响。瑞典是战略上的胜利者，它根据1582年的扬扎波尔斯基条约（Treaty of Yam Zapolsky）吞并了爱沙尼亚这一控制北波罗的海沿岸的跳板。混乱时期（the Time of Troubles）——结束于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上台——瑞典*队军**长驱直入俄国腹地。在最混乱之时，由德·拉·加尔迪指挥的*队军**打到莫斯科，支持篡权的舒伊斯基（Shuisky）；3年后，一位瑞典王位继承人——古斯塔夫二世的兄弟——差一点被选为俄罗斯王国的君主，只是由于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才未得逞。新政权旋即被迫把卡累利亚和英格利亚割让给瑞典。后者在以后10年间从波兰夺走了整个利沃尼亚，从而实际上完全控制了波罗的海。在罗曼诺夫统治早期，俄国政治制度受到瑞典的广泛影响[6]。最后，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Peter I）建立起庞大的国家大厦。当时正值抗击查理十世领导的瑞典对俄国的军事入侵。瑞典*队军**先是在纳尔瓦大胜俄国*队军**，最后深入到乌克兰。正是在同瑞典帝国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国际斗争中，沙皇在俄国的权力受到考验和锻造。瑞典的扩张迫使奥地利国家撤出德意志，波兰国家彻底解体；相反，普鲁士和俄国的国家却顶住和击退了瑞典的扩张，并在抵抗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因此，东欧的绝对主义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体系的压力决定的——该地区的贵族客观上都卷入这一体系[7]。这是在这种充满毫不留情的争夺领土战争的文明中求得生存的代价；封建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迫使它们在还没有达到与西欧相似的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阶段时就必须赶上西欧的国家结构。
但是，这种绝对主义也必然受到东欧社会结构内部阶级斗争进程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考虑这种内在压力在促成它问世时所起的作用。最初有一个吻合现象很引人注目。普鲁士、俄国和波希米亚农奴制在司法和经济上的确立恰恰发生在绝对主义国家政治基础牢固确立的那几十年间。在这三个地区的社会形态史上，这种双重发展——农奴制的制度化和绝对主义的奠基——是紧密而清晰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和等级会议于1653年达成了引人注目的妥协，形成了一个正式的宪章，贵族表决通过维持常备军的税收，而君主则颁布法令，把农村劳动力永远束缚于土地。捐税将向城市和农民征收，而不向容克征收，与此同时，*队军**将成为整个普鲁士国家的核心。这个协定既扩大了王朝支配贵族的权力，又扩大了贵族支配农民的权力。在易北河以东的霍亨佐伦领地上，东德农奴制到处都变得正规而统一了；而各省的等级会议制度则被君主毫不留情地逐个消灭。到1683年，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的“邦议会”（Landtage）的一切权力都彻底丧失了[8]。与此同时，俄国也发生了极其相似的重合现象。1648年，缙绅会议（Zemsky Sobor）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著名的“法典”（Sobornoe Ulozhenie）。该法典第一次明确规定了适用于农村居民的普遍农奴制；规定了国家对城市及其居民的严格控制；与此同时，也规定了所有贵族土地附有军事服役的正式义务。该法典是俄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大全，它的问世标志着一个重大时刻：它在实践中为沙皇*制专**（Tsarism）提供了一个司法管理架构，有利于沙皇*制专**这种国家体制的巩固。在庄重地宣布俄国农民的农奴化之后，接踵而来的也是废除等级会议制度。在10年之间，缙绅会议实际上隐退了，与此同时君主建立了庞大的半常备军，后者最终完全取代了旧式乡绅义勇。最后一次象征性的缙绅会议在1683年无声无息地结束，变成一群宫廷谄媚者。俄国君主和贵族之间的社会契约最终完成，用确立农奴制换取了绝对主义的确立。
在同一时期，尽管处于三十年战争的不同背景下，波希米亚也有类似的同步发展。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漫长的军事争斗，肯定了哈布斯堡君主对波希米亚等级会议的胜利，也确认了大土地贵族对捷克农民的胜利。在白山战役之后，捷克的旧贵族大多被消灭，体现他们地方权力的政治机构也随之消亡。“更新领地法规”（Verneuerte Landesordnung）畅行无阻，把一切行政权力集中到维也纳：等级会议——其传统的社会领导角色荡然无存——被限定为一种走过场的仪式角色；城市的自治被废除了；在农村的大地产上，粗暴地实行农奴化。由于对原捷克贵族和乡绅的限制和剥夺，造就了一批由军事冒险家和法院人员组成的新的都市贵族，他们同教会一共控制了波希米亚近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十年战争后，人口大减，劳动力奇缺。隶农（robot）劳役迅速增加到每星期一半的时间，而封建捐税、什一税拿走农民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9]。奥地利绝对主义在德意志受挫，但在波希米亚获胜；捷克农民残存的自由也因此而被消灭。总之，在这三个地区，地主对农民控制的加强，对城市的歧视，是同君主特权的剧烈膨胀相联系的，而接踵而来的是等级会议制度的消亡。
正如我们所知，东欧的城市在中世纪末的萧条时期普遍受到遏制和压迫。但是，在16世纪，整个大陆的经济上升，促进了东欧某些地区的城市发展，尽管这种发展不太平衡。自1550年起，波希米亚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繁荣起来，尽管掌权的城市寡头因城市地产所有权而同贵族紧密结合，而且城市也没有胡斯派（Hussite）时期特有的民众活力。在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依然是城市自治的坚强堡垒。在俄国，伊凡三世建立沙皇制度之后，莫斯科崭露峥嵘，明显得益于穿越俄罗斯的欧亚远程贸易。原有的商业中心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普斯科夫也加入这种贸易。17世纪日臻成熟的东欧绝对主义国家给予复兴城市独立的可能性以致命的打击。新君主国——霍亨佐伦，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坚定地保卫着贵族对城市的政治优势。1653年协定（Recess of 1653）颁布之后，唯一真正抵抗大选帝侯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措施的自治团体，是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市。该城市在1662—1663年和1674年遭到打击，而当地容克则袖手旁观[10]。在俄国，莫斯科本身没有强大的市民阶级，从事贸易的是波雅尔（boyar，即旧式大贵族——译者注）、官员和一小批客商，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取决于政府。另外城市里还有许多手艺人（游荡的半农村劳动力）以及由军纪松懈、好勇斗狠的毛瑟枪手组成的射击军。之所以召开那次重大的缙绅会议、制定法典，其直接原因是这些性质不同的集团突然举行*动暴**。由于基本日用品价格上涨，莫洛佐夫（Morozov）把持的政府又提高税收，引起民众的愤慨，他们一哄而起，占领莫斯科，迫使沙皇逃离该城。与此同时，不满情绪在各农业省份蔓延至遥远的西伯利亚。当君主重新控制了首都后，立即召开了缙绅会议，颁布了法典。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起义反对财政勒索，结果遭到坚决的*压镇**，从此其在经济上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莫斯科的最后一次城市骚动发生在1662年，反抗的工匠很容易地被*压镇**了。1683年，彼得一世最终消灭了射击军。此后，俄国城市再也没有给君主或贵族制造任何麻烦。在捷克，三十年战争结束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城市的繁荣与骄傲。战争期间反复的*躏蹂**和陷落，再加上战后市政自治被废除，从而使得它们变成哈布斯堡帝国中毫无光彩的单位。
但是，东欧绝对主义最基本的国内原因是在农村。它的复杂的*压镇**机器主要和首先是对付农民的。17世纪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物价和人口下降的时期。在东欧，战争和社会灾难尤其造成了尖锐的劳动力危机。三十年战争使得易北河以东的整个德意志经济严重地*退倒**。勃兰登堡的许多地区人口减少了50%[11]。在波希米亚，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字时，全部人口从170万减至不到100万[12]。在俄国，16世纪末期，由于利沃尼亚战争和“特辖区”（Oprichnina）的难以忍受的压榨，俄国中部人口剧减；莫斯科省76%—96%的居民点荒无人烟[13]。“混乱时期”充满外侮内乱，加剧了地主阶级可支配的劳动力的不稳定和匮乏。这一时期人口的下降造成或加剧了农村庄园劳动力的长期短缺。另外，这种现象还有一个长期的地区背景：东欧封建主义有一个普遍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例问题——空间太广阔，而散布在这些空间中的农民太少。与西欧作一比较就能窥见其中的条件差异：17世纪俄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4个人，而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40个人，甚至更多[14]。在土地肥沃的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即波兰共和国的最富饶的农业区，人口密度稍稍大一些——每平方公里3—7个人[15]。匈牙利中部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此时是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之间的边界地区——同样人烟稀少。因此，与西欧地主固定农民交纳捐税标准的做法不同，东欧各地地主的首要目标是制止村民的流动，把他们束缚在庄园里。反之，在东欧的广大地区，农民采取的阶级斗争的最典型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逃亡——集体逃离故土，到荒无人烟的远方。
我们以前描述过中世纪晚期普鲁士、奥地利和捷克贵族为防止这种传统的流动所采取的措施，在绝对主义确立之时，这些措施自然得到强化。再往东看，在俄国和波兰，问题更为严重。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广阔的黑海内陆地区，没有稳定的居住边界；俄国北部森林密布，传统上是不受领主控制的“黑土”农民区；另外，东南方的西伯利亚西部和伏尔加—顿河地区是偏远而路途艰难的旷野，尚在逐渐拓殖之中。往这些方向的非契约性迁徙，提供了逃避庄园剥削、到边疆地区建立独立的农民农场的可能性，尽管那里的条件很恶劣。在整个17世纪，使俄国农民饱受痛苦的漫长农奴化进程，就是在这种原始的自然背景下进行的：在贵族地产模式的周围存在着广阔而松散的空白区。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矛盾：在中部广大农民群众日益陷入悲惨的桎梏之时，北方“黑土”地区的小农在开发西伯利亚，谋求更大的人身自由和经济机会[16]。正是由于俄国没有固定的疆界，才造成奴隶制在极其广阔的范围长期存在这一令人瞩目的现象；在16世纪后期，大约有9%—15%的俄国庄园依然由奴隶耕作着[17]。我们已经反复指出，在一个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农业奴隶，这通常意味着，农奴制本身还不是彻底的，在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直接生产者依然是自由的。占有奴隶是波雅尔（大贵族）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使他们的庄园拥有压倒小服役乡绅的决定性经济优势[18]。只是到了18世纪，农奴制的大网实际上紧紧罩住俄国全体农民时，占有奴隶才成为不必要的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魂灵”（soul，即农奴——译者注）耕作贵族或教会的土地，封建内部竞争十分激烈：庄园经营合理、效益较好的波雅尔和修道院经常收留从较小的庄园逃出的农奴，阻止原来的主人索要他们。这引起乡绅阶级的愤慨。直到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央*制专**政府建立起来，国家强制机构能够在俄国各地贯彻农奴隶属关系后，这些冲突才平息下来。因此，东欧领主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走向绝对主义的国内动力[19]。在前一个时期，许多地方已经颁布把农民束缚于土地的领主权法令。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对这些法令的执行通常是不彻底的：实际的劳动方式不一定符合法律条文。无论在什么地方，绝对主义的使命都是，把司法原则变成经济实践。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监视和压制广泛的农村流动，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粗暴地实行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压镇**机器；单纯依靠地主个人的司法网络，不管它多么*制专**，也不足以应付这个问题。从国内治安功能的角度看，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在这方面的需求要比西欧第一版农奴制更急迫：其结果是，使得（东欧）绝对主义国家有可能先于它所凭借的生产关系，而与正在废弃农奴制的西欧绝对主义国家同时出现。
从这种进程的逻辑看，波兰显然又是例外。但是，正如其未能产生绝对主义的外部代价是瑞典人的“大洪水”，其内部代价则是当时最大的农民起义——1648年乌克兰革命的磨难。后者使它丧失三分之一的领土，并使乡绅的士气和武功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它实际上是瑞典战争的序幕，两者相互关联。乌克兰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东欧农民流动和逃亡这一根本问题的直接结果[20]。因为这次起义是由第聂伯河（Dnieper）地区有些特权的“哥萨克”发动的，这些人原本是俄罗斯或罗塞尼亚（Ruthenian）逃亡农民，或切尔克斯（北高加索）山民。他们在波兰、俄国和克里木鞑靼汗国之间的广阔边界地带定居。在这些杳无人烟的地方，他们在与鞑靼人的日常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与鞑靼人相似的半游牧的马背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萨克居民区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社会结构。1557年在第聂伯湍滩下游建立的赛契（sech）——设防的小岛——逐渐成为他们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这里形成一个军营，由各个团队选出代表参加军官（starshina）会议，由会议选出一个最高指挥官，即首领。在扎波罗什赛契以外，流动的土匪和绿林团伙则混迹于由长老主持的农民村庄。波兰贵族在向乌克兰扩张时遇到了这些居民区。他们发现必须容忍扎波罗什哥萨克的武装力量，把他们“收编”成数量有限的、受波兰指挥官统辖的团队。波兰进攻摩尔多瓦（Moldavia）、利沃尼亚和俄国时，把哥萨克团队当作辅助骑兵。有战功的军官逐渐变成一批有财产的精英，支配着普通哥萨克，有些最后甚至成为波兰贵族。
这种向乡绅（szlachta，波兰贵族；他们在逐渐向东方扩展自己的领地）靠拢的社会趋势，并没有改变赛契的军事特征，即基于半民间性自由劫掠活动的团队的独立性；对于从事农业的哥萨克群体也没有什么影响，尽管他们周围都是在波兰贵族大地产干活的农奴。因此，农民流动就在黑海沿岸草原造成一种当时西欧所没有的社会现象——能够形成有组织的*队军**、抵抗封建贵族的农村平民群众。因此，当1648年由首领赫梅利尼茨基（Khmelnitsky）领导的被收编部队突然起义时，他们完全有能力对付前来*压镇**的波兰*队军**。而且，他们的起义引起了乌克兰农奴的普遍起义。后者同贫穷的哥萨克并肩作战，打击波兰地主。3年后，在乌克兰哥萨克和农奴的鼓舞下，克拉科夫地区的波兰农奴也揭竿而起。在加里西亚（Galicia）和乌克兰展开了殊死的社会战争，乡绅的*队军**多次被扎波罗什*队军**击败。最后，1654年，在佩列雅斯拉夫尔条约（Treaty of Pereyaslavl）中，赫梅利尼茨基宣布背弃波兰而归顺俄国。这一条约使得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地区都置于沙皇统治之下，而且保障了哥萨克军官的利益[21]。乌克兰农民，不论是不是哥萨克，都是这种行动的牺牲品：军官集团融入俄国国家，乌克兰遭到“绥靖”，农民被重新套上枷锁。最后，经过长期演变，哥萨克骑兵成为沙皇*制专**的一个精英集团。佩列雅斯拉夫尔条约实际上体现了17世纪该地区两大竞争对手各自的轨迹。权力分散的波兰国家既无力抵抗瑞典，也无力战胜和驯服哥萨克。中央集权的沙皇*制专**则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消除了瑞典人的威胁，另外，不仅驯服而且最终利用哥萨克作为*压镇**国内民众的龙骑兵。
乌克兰起义是当时东欧最令人生畏的农民战争。但这不是唯一的一次。17世纪，东欧主要国家的贵族都曾面临农奴起义。在勃兰登堡中部的普里格尼茨（Prignitz）地区，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及以后10年间，即1645年、1646年、1648年、1650年和1656年，多次爆发农民*动暴**[22]。我们应该从这种农村骚乱和绝望的背景来考察大选帝侯集中王权的活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波希米亚农民的经济和法律地位日益恶化。1680年，他们在全国揭竿而起，奥地利不得不出动*队军**进行*压镇**。更引人注目的是俄国。自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起，到18世纪启蒙时代，俄国农民起义的记录是无人可比的。1606—1607年，第聂伯河地区的农民、城市平民和哥萨克在原农奴波洛特尼柯夫（Bolotnikov）领导下夺取了该省政权；他们的*队军**差点把伪德米特里（False Dimitri）送上莫斯科的皇位。1633—1634年，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战区的农奴和逃兵在农民巴拉什（Balash）领导下举行起义。1670—1671年，由强盗拉辛（Razin）领导的农民和哥萨克的*队军**蓬勃壮大，沿伏尔加河流域进军，几乎使得从阿斯特拉罕到辛比尔斯克（Simbirsk）的整个东南地区都摆脱了地主的枷锁。1707—1708年，顿河下游的农村民众跟随着哥萨克布拉文（Bulavin）揭竿而起，旨在反对彼得一世推行的苛捐杂税和船厂苦役。最后，1773—1774年发生了最后一次但也是最大的一次起义：从乌拉尔山麓和巴什基尔（Bashkiria）沙漠到里海沿岸，在普加乔夫（Pugachev）领导下，饱受多重压迫之苦的民众揭竿而起，势如破竹，其中包括山区和草原的哥萨克、劳役工厂的工人、平原农民以及游牧部落的一系列起义。帝俄*队军**处处遭到打击。
所有这些民众起义都起源于俄国的不确定的边界地带：加里西亚、白俄罗斯、乌克兰、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因为在那些地方天高皇帝远，强盗、冒险者和逃亡者的流动群体混迹于定居农奴和贵族庄园之间。这四次大起义都是由武装哥萨克领导的。他们提供了作战经验和军事组织，因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威胁极大。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18世纪末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边界最终圈定，波将金（Potemkin）的移民计划完成之后，俄国农民最终陷入一潭死水。因此，在整个东欧，农村频繁的阶级斗争——通常表现为隐蔽的农民逃亡的方式——也体现了农民对农奴制的反抗，而贵族的集体权力则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多数地区的平面社会地理结构——不同于西欧更多断裂的空间结构[23]——使这种威胁显得特别严重。因此农奴形成的广泛威胁反而造成东欧贵族的普遍向心力。17世纪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就是对这种社会恐惧的回应：其强制性政治军事机器是稳定农奴制的保障。东欧绝对主义有了内部秩序，才能实现对外的决策：中央集权国家的职能是捍卫封建贵族的阶级地位，既要对付国外竞争对手，又要*压镇**国内农民。前者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后者则具有流动性，且桀骜不驯。这就要求必须尽快地实现政治统一。因此，绝对主义国家就在易北河以东被复制出来，从而成为欧洲普遍现象。
这种强化的封建机器在东欧的变体具有什么特点呢?在此可以指出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特点。首先，战争对其结构的影响要比西欧大得多，而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普鲁士可能体现了这一国家系谱所能达到的极限。它的职能集中于进行战争，因而使得新兴的国家机器变成统治阶级军事机器的副产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勃兰登堡大选帝侯的绝对主义产生于17世纪50年代瑞典跨波罗的海远征的*乱动**时期。其内部演化和表现充分体现了特赖奇克（Treitschke，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译者注）的名言：“战争乃文化之父，创造之母。”因为大选帝侯的全部税收体制、文职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都是作为“战争总署”的下属部门出现的。自1697年起，在对瑞典战争期间，这个独特的机构在冯·格隆勃科夫（Von Grumbkow）领导下成为霍亨佐伦绝对主义的最高机关。换言之，普鲁士的官僚机构是作为*队军**的分支而诞生的。“战争总署”是大权总揽的战争和财政部，不仅负责维持常备军，而且征集捐税，管制工业，以及提供勃兰登堡国家的省级官员。著名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欣泽在描述这种结构向下一个世纪的发展时指出：“整个官僚组织与军事目的紧密相关，旨在服务于军事目的。各省治安官员都出自战争总署。国家的每一个大臣都成为一名战争大臣，行政和财政会议的每一个参议员都成为战争参议员。（在战争总署）曾经任职的官员成为省参议员，或实际上成为议长和部长；行政官员主要出自原团队军需官和审计官；低级职务尽可能地由退役军士和伤兵来填充。因此整个国家就获得了一种*队军**外貌，整个社会体系都服务于军国主义。贵族、市民和农民都在各自的领域里为国家服务，为普鲁士国王工作。”[24]到18世纪末，*队军**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大约是当时法国的四倍[25]，而且特别粗暴地强征外国农民和逃兵入伍。容克实际上绝对地控制着*队军**领导权。在腓特烈二世时代，这个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通常吮吸着70%—80%的国家财政收入。[26]
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奥地利绝对主义在结构上更畸形，显示了东西方各种特征的不完整组合，适应了它在中欧的混合地域基础。维也纳从未达到柏林那种权力的集中程度。但是，应该指出，自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期，在哈布斯堡国家的折中行政体系内部，核心部分和革新动力主要出自于帝国军事结构。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正是它造成了哈布斯堡统治的土地分散的王朝统一现实。例如，在16世纪，最高战争会议（Hofkriegsrat）是唯一能够在哈布斯堡所有领地发号施令的统治机构，而且是唯一能够把它们统一在王朝之下的行政机构。除了对付土耳其人的保卫职能外，最高战争会议还负责沿奥地利和匈牙利东南边界地带的直接民政管理，那里由听命于它的边民自卫军驻守着。在哈布斯堡中央集权化的缓慢进程中以及在其绝对主义的结构中，它一直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或许可以说，在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归根结底，它在促进各不相同的领地统一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是最大的。而这些领地包括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它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匈牙利，两者承认它对军事事务的最高控制权。”[27]三十年战争后产生的职业*队军**确立了（哈布斯堡）王朝对波希米亚的控制：这支*队军**靠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两地税收来维持，成为这两个领地的第一个永久性政府机构，而且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实际上一直没有能与它并驾齐驱的文职机构。在马扎尔地区（即匈牙利——译者注）也是如此。18世纪初期，哈布斯堡*队军**进入匈牙利，从而最终使之与王朝的其他领地形成一种更紧密的政治结合。在这里，绝对主义的权力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军事分支：从此匈牙利为哈布斯堡*队军**提供兵站和团队，哈布斯堡*队军**占领着在其他方面始终合法地脱离帝国行政管理的这个地理区域。与此同时，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的新的东方土地也被置于*队军**控制之下：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巴纳特（Banat）由维也纳的最高战争会议直接管辖，后者有计划地组织和监督德意志移民对这些地区的殖民地化。因此，这个战争机构一直是奥地利绝对主义发展过程中最稳定的护卫者。但是，奥地利的*队军**从未达到普鲁士*队军**的那种地位：国家的军国主义化受到国家中央集权化程度的限制。在哈布斯堡领地始终没有形成严格的政治统一，从而使得奥地利绝对主义的军事机构不可能实现那种提升。
俄国的军事机构几乎同普鲁士的一样重要。克留切夫斯基（Kliuchevsky）在论述莫斯科帝国的特殊性时指出：“第一个特点是准战争国家组织。莫斯科帝国是全副武装的大罗斯。”[28]这座大厦最著名的建筑者，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都旨在把他们的基本行政体系用于扩大俄国的战争能力。伊凡四世试图改造莫斯科公国的整个土地占有模式，使之变成具有服役资格，逐渐迫使贵族承担起莫斯科国家的长期军事义务。“土地变成保障国家获得充足的军事服役的一种经济手段，与此同时，官员阶层的土地权变成国防体系的基础。”[29]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几乎连绵不断，莫斯科帝国先后同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鞑靼人以及其他的对手进行战争。伊凡四世最后陷入漫长的利沃尼亚战争。这场战争在16世纪80年代以一场大灾难告终。但是，混乱时期及随后的罗曼诺夫王朝确立时期，把土地所有权同*队军**建设联系起来的基本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接着，彼得一世使这一制度变得不可更改和普遍化。所有的土地都负有军事义务，所有的贵族年满15岁后都必须开始不定期地为国家服役。每个贵族家庭的三分之二的成员都必须加入*队军**，只有第三个儿子可以在文职机构服役[30]。1724年，彼得的陆军和海军开支占去国家全部税收的75%。[31]而这一年是他在位时仅有的几个和平年度之一。
绝对主义国家几乎全神贯注于战争，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东欧远比西欧大得多的征服与扩张浪潮相适应的。东欧绝对主义的疆域规划（cartography）完全适应其动力结构。15和16世纪，莫斯科公国的疆域几乎扩大了11倍，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喀山和阿斯特拉罕；17世纪，俄罗斯国家稳步扩张，吞并了西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18世纪，它夺取了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的其余部分以及克里木。勃兰登堡在17世纪夺取波美拉尼亚；然后普鲁士国家在18世纪夺取了西里西亚，使领土增加一倍。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国家在17世纪重新征服波希米亚，在18世纪征服匈牙利，后来又吞并巴尔干地区的克罗地亚（Croatia）、特兰西瓦尼亚和奥尔泰尼亚（Oltenia）。最后还应提到的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了整个波兰这个欧洲一度最大的国家。东欧封建阶级实行“超级绝对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这最后一个例子（没有建立绝对主义的例子）的结局中得到一种对称的证明。普鲁士和俄国贵族的庄园*动暴**最终导致一种完善的绝对主义。同一系谱的波兰贵族在制服农民方面不那么凶恶，因此没有造就出绝对主义。由于每个乡绅都维护自己的权利，相互嫉妒，又共同防范任何王朝的权力，结果波兰乡绅集体自杀。他们对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病态恐惧造成一种贵族无政府状态。结果可以想见：波兰被其邻国从地图上抹掉了。这些邻国在战场上证明了绝对主义国家的高度必要性。
在普鲁士和俄国，国家的极端军国主义化同绝对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有着结构上的联系。要害在于封建地主同绝对主义君主国之间的功能联系的性质。东欧和西欧绝对主义之间的关键性差异，可见之于把贵族整合进它们所造就的新官僚机构的不同方式。在普鲁士和俄国，没有出售官职的现象，即使有，范围也极其有限。16世纪，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在公共领域极其贪婪。当时贪污腐败、买卖闲职、狐假虎威、欺上瞒下等现象极其普遍[32]。这是一个领主（Herrenstand）和骑士（Ritterschaft）为所欲为、中央的公共权威极其虚弱的时代。17世纪，霍亨佐伦绝对主义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新的普鲁士国家逐渐在行政机构中贯彻了一种廉洁作风。贵族买卖官僚机构中有利可图的职位的做法遭到禁止。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莱茵地区的克莱沃（Cleves）和马克（Mark）这两块社会发展先进的霍亨佐伦飞地——那里有兴旺的城市资产阶级——买卖官职才得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及其后继者的正式批准[33]。在普鲁士本地，文职官员总体上以其廉洁的职业作风而闻名。在俄国，莫斯科公国和罗曼诺夫国家机器盛行贪污腐化，使它们的财政收入流失甚多。这种现象尽管范围很广，极其混乱，但只是一种直接而原始的侵吞和盗窃。在俄国，从未形成出售官职的制度，即受到控制的合法的进入官僚机构的制度。在比较先进的奥地利国家，这也从未形成大规模的实践。与南德意志的各邻国不同，奥地利从未有过一个捐纳官职的“官员”阶层。东欧普遍地与西欧模式分道扬镳，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斯沃特（Swart）对卖官鬻爵现象的分布情况作了全面的研究。他强调这种现象同当地是否存在着一个商业阶级有关[34]。换言之，在西欧，出售官职是同迅速增长的商业和制造业资本对晚期封建国家的强大影响相关联的。这种做法在公共职务和私人之间造成的矛盾关系，反映了中世纪的君主权（sovereignty）和契约的观念。在这种观念里，没有非人格的公共秩序。但这同时也是一种金钱关系，反映了货币经济及其未来的主人——城市资产阶级——的存在和介入。商人、律师和银行家只要掏出足以购买官职的钱，就能进入国家机器。这种性质的交易当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同自己国家之间的阶级内部关系的一个体现：由腐败而不是强制造成的统一所产生的是一种更温和也更先进的绝对主义。
相反地，东欧没有能够影响绝对主义国家性质的城市资产阶级；绝对主义国家不受商业成分的诱惑。我们已经了解普鲁士和波兰的窒息城市的政策。在俄国，沙皇控制着贸易——往往通过自己的垄断企业——而且管理着城市。更独特的是，城市居民多数是农奴。结果，使得出售官职这种杂交现象无从实现。未受污染的封建原则控制了国家机器的建构。服役贵族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西欧出售官职现象在东欧的对应物。通过国家征集服役，普鲁士容克阶级被直接纳入战争总署及其财政和税收部分。在民政机构里，总是有一些非贵族成分，尽管他们一旦升到最高职务通常会受封贵族称号[35]。在农村，容克始终严格维持着对地方的控制权，对自己的农民享有税收、司法、治安和征兵的全权。18世纪，各省民政官僚机构的名称“战争和庄园议会”就颇能说明问题。它们也越来越受容克的支配。在*队军**里，高级军官是地主阶级的职业领域。“只有年轻贵族才能进入他（腓特烈·威廉一世）创建的士官生团和军官学校，贵族士官生都记录在给他的儿子看的季度报表上：这意味着贵族都被视为候补军官。尽管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压力下，许多平民受封为军官，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被清洗。这样，贵族就变成了服役贵族；他们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因为后者赐予他们能带来荣誉和实惠的地位。”[36]
在奥地利，绝对主义国家机器同贵族之间没有这么紧密的契合，其实际障碍在于，在哈布斯堡的众多领地上，地主阶级成分极其复杂。但是，在那里也出现过激进地（尽管不彻底）建立服役贵族的插曲：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再次征服波希米亚，接踵而来的是系统地消灭波希米亚地区的捷克和日耳曼贵族，代之以信仰天主教和出身于城市的外来新贵族。后者把自己的地产和财富完全归因于造就自己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法令。新的“波希米亚”贵族从此为哈布斯堡国家提供主要的骨干力量，成为奥地利绝对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但是，这种建造他们之时的突然的激进主义在后来将他们融入国家机器时就不再出现：哈布斯堡王朝的混合政体无法统一地或“有控制地”通过官僚制把贵族纳入绝对主义服役体制[37]。担任一定时间的某些较高军事职务后，自然就会获得贵族头衔，但是在为国家服役和贵族体制之间从未建立普遍的或制度化的联系，而这最终损害了奥地利绝对主义的对外实力。
俄国的条件比较落后，但建立服役贵族的原则则比普鲁士实行得更彻底。伊凡四世于1556年颁布法令，规定所有贵族都有服军役的义务，并明确规定了按土地数量提供骑士的比例。这一法令使在前一任沙皇期间开始出现的“领地地主”（pomeshchik）阶级得到加强。反过来说，此后除了宗教机构外，只有为国家服役的人才能合法地在俄国拥有土地。这种体制从未普遍实行，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实践效果，也绝没有结束古老的波雅尔大贵族阶级的自治权力，后者的地产依然是自主的。但是，伊凡四世的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事业。布卢姆（Blum）在评论罗曼诺夫家族第一个统治者时指出：“米哈伊尔（Michael）被授权治理的这个国家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它是一个服役国家，沙皇是其绝对统治者。所有臣民的活动和义务，无论是最显赫的贵族还是最卑贱的农民，都取决于国家实现自己利益和政策时的要求。每一个臣民都有具体的职责来维护和光大国家的权力和权威。领主应该在*队军**和官僚机构里服役，农民应该听命于领主，给他们提供为国家服务的手段。一个臣民所能享有的任何自由或特权，都是作为他履行服役职责的必要条件由国家分配给他的。”[38]这是对沙皇*制专**自诩权利的一种形象描述，而不是对实际的国家结构本身的客观描述：俄国社会结构的现实远远不是它所提示的那种无所不在的政治体制。俄国绝对主义的思想理论从来不是与其实际权力完全吻合的，这些权力所受到的限制远比当时的西方观察家——他们往往依据旅游者的夸大之词——所相信的要大得多。但是，从欧洲的比较角度看，莫斯科公国的服役结构的这种特点则是确定无疑的。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彼得一世把这种规范性原则推而广之，使之更彻底了。他把有条件的地产和世袭的地产混合起来，从而把领地地主阶级和波雅尔阶级同化了。从此，所有的贵族都不得不成为沙皇的永久服役者。国家官僚机构分成14个等级，前8个高级等级为世袭贵族等级，后6个低级等级为非世袭贵族等级。这样，封建等级和官僚等级就有机地融为一体。服役贵族的制度在原则上使得国家成为在其（地主阶级）“绝对”代表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地主阶级结构的一个真实体现。
注释
［1］关于这一进程的各阶段以及三十年战争对农民状况的影响，参见Zs.Pach，Die ungarische Agrarentwicklung im 16—17 Jahrhundert（16—17世纪的匈牙利农业发展），pp.38—41，53—56。
［2］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各地农业货币化的实际指数可能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低得多。Jean Meuvret指出，在16世纪的法国，“各地农民基本上生活在一种准自给自足的体制中”，“工匠（包括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受制于同一原则，即主要靠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食品生活，买卖的东西只是极少量的”；因为“对于满足日常需求来说，金币甚至银币的使用都不是必需的。在少量必不可少的交换活动中，往往可以不用货币”。见Jean Meuvret，“Circulation Monétaire et Utilisation Economique de la Monnaie dans la France du XVIe et du XVIIe Siècle”（16世纪和17世纪法国莫奈地区的货币流通和经济利用），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当代史研究），1947，Vol.I，p.20。Porshnev准确地指出当时总体状况的特征——有人概括为“封建经济的货币形式同自然基础的矛盾”，他还指出，各地绝对主义的财政困境都源出于这种矛盾。见Les Soulèvements Populaìres en France（法国民众起义），p.558。
［3］参见J.V.Polišensky，The Thirty Years’ War，London 1971，pp.224—231。
［4］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p.179.古斯塔夫二世在几年前就夺取了东普鲁士的默麦尔和皮拉乌这两个战略要塞，扼制着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通道，并在那些地方征收瑞典人头税。见该书pp.205—206。
［5］伊凡四世进攻喀山鞑靼汗国前夕，那里据说有10万俄罗斯奴隶。17世纪上半叶，克里木鞑靼人突袭俘获的奴隶总数上升到20万人。见G.Vernadsky，The Tsardom of Moscow 1547—1682，I，Yale 1969，pp.51—54，12。
［6］J.H.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London 1966，p.110；这个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7］在这个问题上我借鉴了一位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见A.N.Chistozvonov，“Nekotorye Aspekty Problemy Genezisa Absoliutizma”（绝对主义起源的某些问题），Voprosy Istorii（历史问题），No.5，May 1968，pp.60—61。尽管这篇比较论文在某些地方有些武断（如对西班牙的论断），但它可能是目前苏联学者关于绝对主义在东、西欧起源的最好论述。
［8］当时与会的贵族记录下他们在勃兰登堡的悲惨结局：等级会议的古老特权实际上“被废除和削弱了，因而似乎连一点儿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留下”。转引自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p.200。
［9］Polišensky，The Thirty Years’ War，p.245.
［10］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pp.212—214，220—221.
［11］Stoye，Europe Unfolding 1648—1688，p.31.
［12］Polišensky，The Thirty Years’ War，p.245.
［13］R.H.Hellie，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p.95.
［14］R.Mousnier，Peasant Uprisings，pp.157，159.
［15］P.Skwarczyński，“Poland and Lithuania”，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III，Cambridge 1968，p.377.
［16］A.N.Sakharov，“O Dialektike Istoricheskovo Razvitiya Russkovo Krest’yanstva”（论俄国农民历史发展的辩证法），Voprosy Istorii，No.1，January 1970，pp.26—27。该文强调了这种差异。
［17］Mousnier，Peasant Uprisings，pp.174—175.
［18］见Vernadsky的著名论文：“Serfdom in Russia”，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Relazioni III（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Florence 1955，pp.247—272。该文正确地指出俄国农村奴隶制作为农村体制一个特点的重要性。
［19］有关俄国统治阶级中这一问题的程度的推测可从以下事实中获得：迟至1718—1719年，在对普遍农奴制进行了长期的法律强制后，由彼得一世作的人口调查挖出了不少于20万的农奴，约占被统治人口的3%—4%，他们都被遣返给其原来的主人。参见M.Ya.Volkov，“O Stanovlenii Absoliutizma v Rossii”（论俄国绝对主义的形成），Istoriya SSSR（苏联历史），January 1970，p.104。
［20］关于乌克兰社会结构和1648—1654年革命的详细情况，见Vernadsky，The Tsardom of Moscow，I，pp.439—481。
［21］关于佩列雅斯拉夫尔条约的谈判和条文的详情，见C.B.O’ Brien，Muscovy and the Ukraine，Berkeley-Los Angeles 1963，pp.21—27。
［22］Stoye，Europe Unfolding 1648—1688，p.30.
［23］Lattimore，“Feudalism in History”，pp.55—56；Mousnier，Peasant Uprisings，pp.157，159.这两位作者都强调东、西欧地理差异：东欧无边无垠的平坦地形便于逃亡，西欧更突兀封闭的地貌有助于控制劳动力。
［24］Hintze，Gesammelte Abhandlungen（论文集），I，p.61.
［25］Dorn，Competition for Empire，p.94.
［26］A.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London 1961，p.19.
［27］H.F.Schwarz，The Imperial Privy Counci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Harvard 1943，p.26.
［28］V.O.Kliuchevsky，A History of Russia，II，London 1912，p.319.
［29］同上，p.120。
［30］M.Beloff，“Russia”，in Goodwin（ed.），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18th Century，pp.174—175.
［31］V.O.Kliuchevsky，A History of Russia，Vol.IV，pp.144—145.
［32］Hans Rosenberg，“The Rise of the Junkers in Brandenberg-Prussia 1410—1563”，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October 1943，p.20.
［33］Hans 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The Prussian Experiece 1680—1815，Cambridge 1958，p.78.
［34］K.W.Swart，Sale of Offic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p.96.
［35］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pp.139—143.
［36］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p.272.
［37］Schwarz则认为，17世纪，哈布斯堡的传统上层贵族实际上把自己的财富归因于在帝国御前会议中的服役。见The Imperial Privy Counci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410。
［38］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