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朋友李执申，山东淄博市周村区人，祖籍河北省枣强县。据他讲，在当地还有很多姓氏家族都是从枣强迁来，其中不乏可以书写的人和事。最近，李执申的书画店“依德堂”开业，邀笔者前往，此行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如周村区人大副主任李国经先生、区文化旅游局局长孙方之先生等，他们才华横溢，著书立说颇多，是当地的“史地通”。对“枣强移民”已有所研究，并送我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众多姓氏源于枣强
周村所处的淄博市辖5区3县，有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所筑桓台等名胜古迹。这里是齐鲁腹地，水草丰茂，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居民生息之处，古时候就有很多直隶枣强一带的人民迁居这里。当地赵氏，在清乾隆六十年重修宗谱中叙：“我赵氏自鼻祖由枣强迁于长山，定居周村镇，已十有五世矣。”据清康熙年间的陈氏、何氏族谱记载：“陈氏在明洪武初年，从直隶枣强县迁至桓台。”传至6世，生兄弟3人，因家境贫困，有一弟到母亲何氏即外祖母家继业传承，因而，何氏也为枣强迁来。又有当地聂氏宗谱清乾隆二年记：“我聂氏皆自冀州之枣强”“始迁祖兄弟二人相继发遣来此。长讳震（明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居尚庄。次讳思义，居韩庄即今二十里铺”。其后诗云：“忆昔始迁祖，粤自枣强县，栉沐愁风雨，兄偕弟为伴，至止古桓台，卜居临朐岸。”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杨氏，世谱四次续序中道：“吾族由先祖中立之父与弟印之子辛于明永乐初年（约1405年）由河北省枣强县杨家庄迁山东省桓台县城南三里庄。”“二世祖俊，自三里庄再迁邹平县范城镇弥勒胡同村，迄今六百余载。”这段文字，不但记录了迁自的县名，又记录了迁自的村名，可谓准确而详实了。根据李国经先生送给我的姓氏资料，祖籍为枣强县的还能列举很多。
综上所述，这些姓氏的迁移时间，大都始于明代初期。也正如孙方之先生所考：元末明初，华北、西北一带，战乱稍轻，当时官府以“家有二丁抽一，三丁抽二，五丁抽三” 的指令，有计划地将人口迁至遭受战乱严重的山东。对此，笔者也曾走访过我市研究方志的专业人员及高寿资深的老人。据考，历史上确有很多姓氏远迁外地，其因，除当时官方指令搬迁远方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外地（如山西）迁来的姓氏在这里生活几年，因常遇灾害，难以度日，为获新生又迁往别处。二是我们的先辈，素有奔走四方，四海为家的优良习风，他们闯荡到异地他乡，艰苦创业，落地生根。如今，山东周村一带迁自枣强的这些不同姓氏们，经过数百年的生息繁衍，世代传承，与这里的山水乡情相融，他们的根系， 已深深植于齐鲁大地。
远迁后裔有所作为
齐鲁大地上的淄博周村有古老的文明，物丰人杰，历史名人层出不穷，特别是迁自直隶枣强的后裔，继承着优秀的道德理念，勤奋耕读，友善乡里。例如，在周村附近般阳胡氏，“自明洪武二年由直隶枣强一车二马迁居于淄邑(现淄博一区)明水店，传至三世支庶繁昌”。究其原因，与宗祖家训不无关系。胡氏祖从枣强迁来后，嘱咐儿孙，遵当地风俗，树乡里楷模，10 世《般阳胡氏族谱序》中曰：“患难艰危用周恤，愚玩无知用教诲，老幼无倚用抚养，死丧婚嫁用捐助。” 可见这种高尚的家教影响着代代宗室，感染了乡里民风，做出了不朽的业绩，有的成为受人称道的名门望族，这里略举一二，可见一斑。
你一定知道留传广泛的文学巨著《聊斋志异》，你更知道创作这部巨著的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评语)的蒲松龄先生，但你可能不知道，蒲先生创作完成这部传世名著是在周村西铺村的毕氏家中。你更可能不知道，这里毕氏家庭的祖先来自冀南平原上的枣强县。
周村区文化局的同志，邀我参观了蒲学圣地——西铺村“蒲松龄书馆”，这是当年毕家聘蒲松龄先生教书的地方。我在内容丰富的陈列室内，看到了古版的《毕氏序谱》，记道：“ 祖先当金、元两朝时，自枣强来居 ……” 看来，毕家与这里其他家族一样，早年由河北枣强迁发至此。据考，明朝崇祯年间，毕家出了一位名士叫毕自严，官至户部尚书，也是著名诗人。清道光年间，毕家又出了一位名士，叫毕道远，官至礼部尚书，以清正廉洁著称。毕氏家族“一门二尚书”在当地传为佳话，炫赫 500 余年。这样的名门望族， 一定会注重对儿孙们的培养教育。于是，毕自严的二子毕际有，曾任过知县、知州，主持家政后，在康熙十年左右，聘来当时淄川学有名气的蒲松龄先生来毕家书馆任教，蒲先生在此教书、读书、生活长达30余年。
蒲松龄先生在毕家教书，有非常宽松与良好的环境，蒲先生先后教毕家8位弟子，但都没高中，可毕家从没为难于他，甚至以高朋贵友相待，关系很为融洽。毕家有山清水秀的石隐园，供蒲先生以文会友；毕家石隐园后门有面临大道的凉棚，供蒲先生设茶摆烟，招人休憩，谈说天下奇闻怪事，搜集创作素材；毕家将历代藏书数万册集于“万卷楼”，蒲先生如鱼得水，尽情在知识的海洋中邀游。同时，毕家还为蒲先生专设房屋一间，起名“聊斋”，顾名思义，为闲聊之斋也。蒲先生数百万字的作品，大部出自这间“聊斋” 之屋。还有毕家的亲戚， 王士桢(号渔洋山人)官至清刑部尚书，后有“一代诗宗”之誉，曾为蒲松龄的作品题诗、评点，起了一定的推崇作用。因而笔者认为，有了迁自河北枣强的毕家，才促就了17世纪文学巨匠蒲松龄和他的宏伟巨著《聊斋志异》。
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山东周村，名扬大半个中国。周村历史上非府非县，但工商贸易异常繁盛，何而来之？这与明、清时期，枣强籍人士李化熙有很大关系。据查，北关李氏族谱记载：“始祖公，于前明初年，自直隶枣强县徙居长山县长白山北麓李家峪。”李氏家族出一名士李化熙，字五弦，中进士后为四川巡抚。明崇祯七年，刚接至陕西巡抚任命，没来及赴任，崇祯皇帝又急任他榆林总督，率10万大军抵御闯王北进。然而李化熙的*队军**尚未调齐，闯王攻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李化熙只好率领所部退回家乡周村，以待时局之变。
李化熙不只给周村带来了上万人马，还带来了大批军响，无疑增加了当地购买力。同时军营安扎，震摄了杂匪土棍，百姓安居乐业，商家纷纷掘起，周村市井兴盛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清王朝平定北方之后，李化熙顺应时势，归顺清朝，累进刑部尚书，在京为官。而市井繁荣的周村又萧条起来，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市霸土豪，欺行霸市，巧取豪夺；二是本地官员税赋加码，刁难勒索，正常的交易秩序难以保证，商户纷纷迁走。此时李化熙为免遭明官降清的“贰臣”非议，又确为奉养家中老母，于顺治十三年辞职还乡。他目睹周村荒芜萧条的景像，实不可忍。为造福乡里，主动呈请山东巡抚减免农税，生津养息，又协助治理街市秩序，以使商家正常经营，更为重要的是不惜巨资，大兴义举，代替完纳周村所有商税，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李化熙故后他的孙子李斯拴又继先人遗志，代完周村税银30余年。从此，周村由官集变为义集，当年县衙还刻立“今日无税”碑耸立街头，公示于众。(这一石碑现仍屹立街头)“周村买卖，不交市税”的消息不翼而飞，天南海北外埠商家接踵而至，建厂开店，常驻扎根，使周村经济日益繁荣，成为誉满华东、华北的“天下第一村”。据说，至今大多数李家后裔，秉承祖志，助人为乐，做了不少好事。如我结识的书画家李执申先生，系李化熙第11世孙。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性情坦诚，有人所求，尽心为之。最近所开书画店命名“依德堂”，其寓意，一是依仗、传承祖上德性，发扬光大；二是依德立身立业。足以看出，来自枣强李家后代的拳拳之心。
寻根现象的思考
与山东周村的朋友告别时，他们再三嘱托，费心考察寻找历史上枣强县迁民的足迹，以便他们回来寻根续谱。我回来后马上与枣强县志办公室的朋友取得联系。他们说，每年都收到来自山东的很多信件，也有的驱车专程前来，都是寻根问祖，查找历史迁居的详实资料。看来在某些地方这种寻根现象，正在兴起，笔者有几点思考与读者共商。常言说“盛世修志”。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新时代，人民安居乐业。盛世当今，人们很自然地回访记录过去的历史， 传承教育后代。而写家史、续族谱无疑是修志必要的资料来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重，这是其一。
其次，每个家族，都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细胞，每本族谱，都应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追根尚祖，对每一位中华儿女来讲，都会感到更贴切、更亲切，因而就更迫切。这种现象，大有涓涓细流汇河成海之势。
第三，年古的先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正有反、有对有错，有的显赫、有的平庸，但那都是历史的过去。思想意识先进的现代人会辩证地看待一切。对一代一代给下辈传送文化的祖先，本身就应得到我们的尊重，需我们去总结与传记， 这将使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更加团结。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相互联系，这将有利于交流信息，扩大交往，引进人才，吸收外资，从而促进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发展。
累上所述，我愿引起各级、各方人士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真心地做些艰苦的社会调查，这不仅对那些寻根续谱的人们，特别是对诚心等待的山东朋友，有个真诚的交待。进而对研究发展我国民俗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有一定意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