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系列将用 吐蕃佛教的崛起之路 、巅峰之路、衰败之路三个章节，来讲述*藏西**佛教在前弘期的发展历程。
在讲具体内容之前，先解释一下文章的题目。
“吐蕃佛教”是个不准确的称谓，按正式称呼来说，应该叫“藏传佛教”。
但本文涉及的时间轴线，处于*藏西**佛教的前弘期（吐蕃王朝时期），此时的佛教系统，与后弘期佛教有很大区别，故此用了这个不十分准确的称呼。
吐蕃三法王
在吐蕃赞普中有这样一位，他任期间发生以下几个重要事件：
1、延请天竺佛教的寂护和莲花山入藏传教；
2、吐蕃历史上第一座三宝（佛法僧）俱全的寺院建成；
3、佛本之辩在他裁决下，本教败落，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禁本法令，本教被逐出吐蕃核心区；
3、下令让无子嗣的王妃和贵族子侄出家，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吐蕃本土僧尼团体；
4、在佛教内部的渐顿之争中，判中原佛教（顿悟派）败落，明确了吐蕃佛教的发展方向；
5、以国家财政支持寺院运行和法事活动，规定每位吐蕃僧人都由三户属民供养。
熟悉*藏西**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这位赞普就是赤松德赞（755年—797年在位）。
因为上述兴佛功绩，他被后世奉为“吐蕃三法王”，仅次于先祖松赞干布。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认为赤松德赞是个坚定的佛教徒，是个天竺佛教的忠实拥趸，是个要为佛教发展排除一切障碍的领袖？
世界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没有谁可以单纯的活着，除非是个疯子！
我之前曾在《*藏西**历史的三个基本概念（二） 》里讲过，宗教对于社会的不同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含义。
对于普通人，宗教就是信仰，是个非常私人的生活方式选择。
但对于社团和国家，宗教就不再是单纯的信仰，而必须附加其他利益关系。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如何平衡宗教群体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是个相当棘手的课题，放眼世界能处理好的也不过寥寥数人。
因此，成王败寇里面的成功者，各个都是平衡系的大师。
对于赤松德赞来说，他是不是那么笃定的支持天竺佛教呢？
我们来看看这样几个见诸史端的例子：
1、藏史《拔协》记载，塑造桑耶寺佛像时，“雕塑匠曾问:‘塑成印度式还是汉地式？’
寂护认为:‘佛陀生于天竺，应塑成印度式。’
赤松德赞则说:‘我希望让喜欢黑业(指本教)的人们，对佛法生起信仰，请把佛像塑成吐蕃的式样！’”
2、藏史《*藏西**王统记》记载：“建黑塔，依独觉规律，由恩兰·达扎路恭为监工所造。
恩兰·达扎路恭可不是一般战士，带兵打进长安的将领就是他。
他的记功碑现在还矗立在布达拉宫门前，这待遇放眼整个吐蕃历史，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问题是达扎路恭可是个坚定的本教信徒，上一篇 《吐蕃佛教的崛起之路 》 里曾讲过，上代赞普赤德祖赞去世后，崇本大臣发动了历史上首次排佛运动，达扎路恭就是运动的两个领导者之一。
甚至在赤松德赞已明确判定本教败落，颁布了禁本法令后，达扎路恭依旧不服，公然叫嚣“建造神殿一事，此系佛教之事，我不喜欢此事，我乃信奉本教。”——《贤者喜宴》
对这个“死硬分子”，赤松德赞不得不“抓捕鞭打后，流放北部边疆”，以减轻兴佛的阻力。
但金子到哪儿都发光，流放边关的达扎路恭，用一连串胜利证明了价值，以至于赞普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
他再次回朝后，获封吐蕃大相，君臣经过一番妥协，达扎路恭在桑耶寺督建了代表本教的黑塔。
要注意哦，桑耶寺可是吐蕃的国寺，一座佛教国寺里面建个本教的塔，这种妥协相当值的玩味。
3、据记载，赤松德赞曾从象雄延请了香日乌等几位本教大师，并准许入住新建成的桑耶寺。——《*藏西**佛教发展史略》。
但因本教当时尚有杀生祭祀的传统，两教实在尿不到一个壶里作罢。
4、赤松德赞不但请来了天竺佛教的寂护和莲师，也曾派人去沙州（今甘肃敦煌）迎请著名高僧昙旷。
可惜昙旷年老体衰无法成行，摩诃衍（大乘和尚）代其入藏传法，并取得巨大的影响力，赤松德赞的妃子没庐氏带贵族妇女30余人受戒为尼。
昙旷虽未能成行，但赤松德赞却并未忘记他，心中每有疑惑，便让驿卒骑快马奔去沙州请教。这条联系着拉萨与沙州之间的问答之路，最终成就了著名的《大乘二十二问》。
由此可见，虽然在决定佛教修行路线的渐顿之争中，赤松德赞选择了天竺佛教的渐悟派，但他对禅宗的顿悟思想并不抵触。
结合上述几个例子，您是否还非常笃定之前的判断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赤松德赞就是笃信天竺佛教，毕竟选择哪个信仰体系是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吐蕃贵族们的复杂心态。
首先必须要说，最高领袖支持佛教已非常明确，这点瞎子都能看得出来。就拿“死硬分子”达扎路恭来说，他从边疆再次奉诏回朝后，发现家族已出现了皈依佛教的成员，还是最早的“七试人”之一（恩兰·解哇乔央）。
但千百年来形成的信仰，拥有很大的惯性，即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心情复杂是免不了的。
这种含着着无奈和揣测的心情，有三个例子可以证明。
1、时任大相桂·赤桑雅拉在反击崇本大臣中居功至伟，正是他与赤松德赞密谋，将发动灭佛的领袖玛样仲巴杰活埋于陵墓中。
但面对贵族青年争学梵文，纷纷出家时，他颇有些无奈的说道：“我们老年人活不了多久，再无闲暇来学天竺语，请讲些老年人能听懂的法。”
2、我曾在 《杀人不用偿命，只要赔钱？吐蕃法律里的“赔命价”！ 》 一文里讲到，对于失手杀人并非一定要抵命，有时只要赔钱即可。
但赔钱也要有个规矩，不可能漫天要价。
吐蕃法律中赔命钱制度就是在此时，由桂·赤桑雅拉出面与赤松德赞协商确定的。
杀人赔钱可能是种古已有之的传统，秦惠王时的《秦律》中，就有西南民族“杀人者得以钱赎刑”的记载。
但吐蕃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各阶层命价，并形成法律条文，却是在赤松德赞弘扬佛教的背景下出现。
这是否意味着，佛教集团的不断崛起，令曾居于鄙视链顶端的贵族阶层心中揣测，被迫用一种有点尴尬的方式来保证既有利益。
3、获得赞普支持，斗败了本教的佛教势力，很快就飘了。
拔·塞囊（益希旺波）继任桑耶寺堪布后，便开始谋求位列大相之上。
《贤者喜宴》记载道：“继之，赐予益希旺波以大金字告身，故其地位则在大尚论之上。随后，复献佛法之会议室，而此会议室(之规格)高于小会议室，为此，则令佛法宗师益希旺波将大尚论之会议室建成小室。”
说直白点就是——拔·塞囊进了吐蕃内阁，并做了内阁首辅。
但这步棋走得太着急了，招致所有势力的抵触，娘·定埃增站出来对他实施了打击，拔·塞囊被迫离开桑耶寺，去洛扎峡谷修隐。
此时娘·定埃增的身份，不过是赤松德赞的贴身侍臣，赞普侍臣便能将国寺堪布驱逐，可见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估计佛教势力的快速提升，让所有吐蕃贵族警觉，联手封杀了拔·塞囊。
在封杀行动里，说不定还有禅宗势力的协助，尚未出家的娘·定埃增曾跟一位汉僧学佛七年，之后才师从天竺佛教的无垢友。
而拔·塞囊被驱逐后不久，佛教内部的渐顿之争便愈演愈烈，逼得赤松德赞必须做二选一的表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身为吐蕃最高领袖的赤松德赞，还会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推动佛教发展吗？
我看未必！
管理国家不能靠赞普一个人硬抡，拉住大多数贵族相向而行，才是不二法门。
赤松德赞在弘佛的同时，相当程度上保持了灵活性，或许他想在佛本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至少应该说他做出过努力。
或者说得更直白点，他似乎是在谋求一条既能融合本教，又能扶持佛教的本土信仰之路。
只可惜，这种平衡实在难以把握，尤其在涉及信仰的领域，不可妥协几乎是每件事的定律。
而后续两位赞普的施政方针，根本就不存在平衡性的考虑，他们用一系列堪称“*力暴**”的手段弘佛，在表面上看让吐蕃佛教红得发紫，但却让它成了所有人对手，并最终演化为朗达玛时期的再次灭佛。
下一篇，我们就来讲讲从*力暴**弘法，到惨遭灭佛的过程。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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