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桥看世界

编辑/木桥看世界

前言

中国作为东亚文化的核心，经常会受到周围诸国的封号，成为他们的附庸。

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式的邦交，又被称为“中国的国际规则”，也就是美国史家费正清所说的“朝贡制度”。

该学说为我们认识东亚史，提供了良好的视野与方法。这种制度不仅加强了国家间的关系，还涉及到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被称为“礼制体系”、“汉文化圈”，它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心态等。

立宪观念的转变

根据《同文汇考》记载，朝鲜“请历，颁给历法，不知何时开始，但每当有使者回国时，皆以接受为准”。但高丽一直到大明立国都被纳入了自己的附属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就曾经派使者到高丽颁发过《大明历法》，但是还没有正式定型。到了永乐时期，每年都会给朝鲜送一次新的历法，而朝鲜的官员也会再把历法交回来。

后金大帝在其强大的实力下，以“丁卯”、“丙子”两次战役逼迫朝鲜屈从，对东北亚的政治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清崇德二年，朝鲜逼迫朝鲜签署了《南汉山城条约》，这是两国之间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宗藩制。

协议的内容主要是 要求朝鲜前往明国纪元，上交明国封玺，向清廷进贡，交出两名人质，并定期上供。

从那时起，李朝就开始收到来自清朝的年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李朝并没有将清国历法放在眼里，反而是嗤之以鼻。

在很多年前，皇帝还没有制定出完整的历法的时候，因为不能从大明那里得到，所以后金国曾经从朝鲜那里索要过自己的历法。但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华夷颠倒”的局面，迫使清朝的“胡皇”成为了真正的皇帝。

崇德2年10月1日，“太子于沈阳公馆，于各亲王之下，太子大君皆到”，“太子大君于公馆之外，太子大君临朝”，“既成，太子入京，既成之。”

后来，历法颁发给了朝鲜，朝鲜人才知道，清国的历法和自己的历法不一样，他们坚信“清国并不是真正的天机推演之术，而是照搬了《时用通书》中的方法，编撰了这本书，从而造成了错误。”

《时用通书》就是明代“冒禁私撰”的一部民间年历，它在明代被认为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年历。 换言之，在颁布历法之时，清朝并没有完全掌握历法的计算方法，只是照搬了一些“不足取信”的民间历法。

《周易》的内容“有大有小，有小有明”，故朝鲜政府“今日仍以新的纪年为准”。

清军进入关内后，依照惯例朝鲜人以朝鲜王之名，每年都要在清廷的礼部上呈上一份“请历咨”。如有特别情形，亦须呈送“请历申文”至礼部以作说明。清代历法颁布后，由礼部向朝鲜皇帝呈报“颁历回咨”，从而构成了一套完备的颁发历法的外交程序。

顺治五年（1648）之前，清代的历法大多是通过各地的节度使编撰而成。 后来，由于礼部觉得将《年历》交给“冬至使者”的时机过晚，故将“冬至使者”交给“晋鹰使者”，而将“夏至使者”交由“冬至使团”提前到达北京。

顺治十六年（1660)，清政府启动豁免朝鲜贡海东青的仪式，朝鲜“知会了鹰贡，并委任其他官员历法”。

对此，礼部“追索明令，朝鲜公使于十一月取走，崇祯公使于十月取走”。

从那以后，就按照崇祯十年十月的规定来执行了。因此，朝鲜“从辛丑（1661年）开始，每年8月都会派出一次历法，10月抵达北京后领取一次。

康熙六年（1667)，一位大明福建的商人，在去日本的路上，遭遇了一场暴风雨，漂流到了朝鲜的济州，这时，尽管永历王朝已经灭亡多年，但在朝鲜境内，仍有流民携带《永历21年纪事》。

此事曾在朝鲜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曾有“忽然收到皇室书函，犹似爹娘归”的诗句，上天若有春秋，圣德必复。喜极睢先流下眼泪，悲痛欲绝。

但因有边疆官员向清廷告发，怕再也藏不住，只好把九十五个流浪者押到了清廷。

当清朝将所有的漂流者斩尽杀绝的新闻传出时，整个朝鲜都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之中。因此，朝鲜政府还规定，“凡是有唐人船只漂流而至，不准上岸，也不准呈报，并密告总管”，从而确立了对游民的秘密处置。

同年，郑圣功（郑成功）的随从丁宁以“永历帝”为名，以“其舰，舰尽，舰毁，舰损，舰存”的理由，请求将其安置在朝鲜，

朝鲜官员在其手中，找到了一本“永历年号”，但是与之前的“明历”并无“钦天阁印”的“大明历”。故知“为地印历，不为官方历法”，又叹道：“ 此情此景也！纵然有了新的历法，但岛屿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安能一一颁布新的历法？”

自朝鲜在1637年正式承认大明的历法之后，就不得不每年承认大清的历法。但以前的历法却还是被朝鲜人供奉在了皇帝的祭台上，作为纪念。

比如李朝英祖宗，就曾经奉朝廷之命，奉上一份，是崇祯十年的丁丑历法。第一个张的右侧，写着“甲”和“十七”两个大字。上面说，这是圣人的意思。

李朝君臣以为明代对于朝鲜有重生之功，其 "毅宗、神宗固不相异" ，而"毅宗"退兵之举，而我朝则不知"。

直到《明史》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清朝的*队军**进入朝鲜的时间是十二月，《明史》上说，‘正月’是诸侯对朝廷的警告，所以这件事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生的。

《大明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大统历》现仍保存于韩国首尔大学的奎章阁。书的开头写着“甲”和“辰”两个字，一月之内，张无半枚，这其中，必定蕴含着圣人的意志。

乾隆四十九年，他又写了一首《御制忆皇恩》，将大明在朝鲜的一切，都视为皇恩，“忆皇恩，圣旨即为皇恩！”

除朝鲜君王外，不少大臣对明朝的“大统”也有很深的感情。显宗乙酉年（一六六五年），湖南巡抚闵维重拾旧箧，无意中翻看了一本《粤》，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说：“自从这本《粤》之后，就再也没有东民看到过它了。”

可以说在清代前期，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民族身份等因素，朝鲜君主对清代新颁布的“年历”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惟有少部分，例如吏部尚书韩兴一，“独断青史”被群起而攻之，令“百姓都怨其愚昧”。

但因为清朝在进入关内以后，引进了西方的算时宪历，使得历法的准确性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朝鲜部分政府也重新考虑了清历的问题，终于在一六三五年做出了修正国家历法的决策，并将其与清代的宪法相对应。

这个变化是从金安的提议开始的。仁宗22年（一*四六**四年），当时担任天文台监察使的锦胥，就曾经提出过“西方汤若望的历法”。

尽管在当时还没有被普遍承认，但是他仍然相信，这与明朝的历法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西方历法出现的时候，也正是改变历法的好时机。

入燕之密修宪

一部历书的编写，必须要有完整的计算系统来支持，而且当错误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必须不断地修改。《元史·历志》中说：“天地之间，各有各的气数，但每一种气数，都是固定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变，改变就越难。”

所以，中国的历法往往是在数十年后才做一次相应的修正。然而，明代是一个较为特别的时代， 只有《大统历》“承袭二百七十多年，仍无变法”。

从宣德至正统时期开始，朝鲜就大致地以秘密途径获得了“大统历”的基础计算方式。朝鲜世宗曾经说过：“历代君王，都很重视历数之术。在这之前，我们国家并没有完善的步数，但自从制定了新的历法，修正了日月和昼夜的规律，就和中央王朝的历法一模一样。”

正是通过这种努力，朝鲜才有了向民众发布自己的历法，被称之为“乡历”、“小历”，把由明代正式发布的正式历法称为“唐历”。

但是，进入清代以后其颁布就更加繁复了。顺治初汤若望根据明代《崇祯历书》修订了《西洋新法历法》，并据此编制了时宪日历，康熙四年“历狱”，杨光先被委任为钦天监察使，以废止西方历法，改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为任务。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以后，由于杨光先的计算一再出错，“历狱”一案被*翻推**，汤若望等人又被革除了官职，改用了西方的新法律。

其后清朝曾多次更改历法，“从康熙到道光，共更改了三次”。从康熙开始，清朝先后对康熙、雍正两年进行了两次年历的修改，并发表了《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等一系列的天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用来编写新的年历的。

康熙八年就“历狱”事件，由礼部向朝鲜通报“修正闰月咨文”事件。按照南怀仁的推算，康熙8年的日历不应该是农历12月，应该是农历9年2月，应该是“取消8年12月，改为农历9年2月”。对应直隶诸省，请参颁历日之农历十二月，毋须再查。

但这时康熙八年的日历已经下了，他只好发了一封信，向朝鲜通报。朝鲜官方在接到清国的传讯之后，意识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已经下达了日期，想要更改已经很困难了”，于是立即下令“由朝廷决定”的文书，并让他们写一份传讯文书，用来保证与清国的日期相符。

乾隆时期，历日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天命的变化。为此，在乾隆十八年（1753)2月，礼部向朝鲜发出了“通谕，参星位更正”的通知。

在清代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古代以三颗星辰之东边为距离，以一颗星辰为参考。”

康熙时期的《西法算书》中，将三颗星辰中的一颗称为距离，故名为“离”，故时宪书中的星辰轮值，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

中国传统天文学和占星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很强的非科学性的东西。 这种“算”与“参”次序的调整，与传统的“算术”原则发生了不小的冲突，从而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强烈的反对，并成为反对西方学说的焦点。

杨光先曾以“参前”和“参后”来攻击中国的耶稣会信徒，康熙“历狱”后，西法复来，他的“参前觜后”也被重新提了出来。

自那以后，因庄王 "受命重新修订《仪象志》的《星辰经纬》，辨出各星辰的先后，并依序订正，其后为参星，后为离星，列明其上"。

因此，清朝政府确定乾隆19年（1754年）开始，“今制《宪法》之数宿依古订正，并以《旧例》为准。”

朝鲜方面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他们说，“我们一定会得到那中新制定的历法，并且根据以前的历法来制定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旧的历法，所以我们很担心”。

并在一七五三年，派去了燕京监察的李东梁，和随行的翻译官张采维，一起前往了钦天监，帮助了西方人，从此之后，我们的日月计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错误，这是我们的幸运。

年鉴是一种有时限的东西，它从制作到流传的过程也是需要定时的。

每一年，钦天监都要提前编制一份《时宪书式样》，“二月份，随发刊刻，四月份，印发各省市。”每到八月份，就会有一次朝会，由钦天监向皇上汇报。

到了10月1日，年历正式颁布的时候，就会把年历“传给所有的王子和文武官员”，并规定“这一天，文武官员都要穿着正式的衣服，到午门来拜见”。

结语

但因其编制与发行受到严密控制，不管是朝廷官员或外国诸侯，均难以在冬至之前获取，故朝鲜往往 "偏爱迟发" 。

在确保国家颁布日期、历法内容与清廷相符等方面，需大花周章、耗费巨大的精力、财力，因此他们只能派遣特务间谍，或者与钦天监私下交往等与其合作。

与此同时，颁历也属于一种具有很强的仪式性的政治行为，在当时，从皇帝到文武百官，甚至是平民百姓，都会按照礼仪逐步地、一步一步地到达，而颁历朝鲜也属于朝贡制度中的一项服务于政治的活动。

参考文献：

1.清朝天文学典籍

2.清朝中期宗族与藩属的演变

3.韩国历史编撰理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