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八路军冀中军区九分区副参谋长刘秉彦，被上级调回从前的老部队——冀中第十军分区（由原五分区改组而成）提拔为参谋长。
就在这一年，华北抗战迎来了最为艰苦的一年。史学家认为，抗战八年，最艰苦的、黎明前最黑暗的，就是1942年。
而在这一年的几十次“扫荡”中，又以 “五一大扫荡” 为最为血腥残酷。
鬼子进村的历史照片。
史料记载：1942年5月1日，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率日军41师团、11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5万重兵，加上4万伪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其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部队“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 （占总数46.8%） ，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日本军方则认为，这是他们“最完善的作战”，是所谓“努力的结晶”。
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们说，1939年前后，日本人还比较笨，打起仗来，还是正规战的一套，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留给日军的自然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村子。而到了1941年之后，鬼子变得更加狡猾残忍了。日伪军先是一块地方、一块地方地与我争夺，当时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如同蚕吃桑叶一样，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了，再过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完全沦为敌占区。
两个面目凶残的鬼子军官。
当年冀中的老百姓有句话：“鬼子一下乡，人和兔子就得换防。”说的是日本人下乡来“扫荡”，百姓们就不得不往野外跑，倒把野兔给赶到村里来了。没想到这次“五一大扫荡”，日本人是村里也去，野地里也来，铁璧合围，像篦头发那样，三、四米就是一个鬼子，端着三八大盖就过来了，老百姓只好没命地跑，可跑来跑去，四周全是日本人，叫人家兜到“网”里了。
从5月11日始，至15日，日本人上万人的“拉大网”搞了好几次。几千人，几百人规模的拉网，次数就更多了。冀中腹地几个县，几乎村村有敌人。谁能从那几天的“拉网扫荡”中闯过来，活过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每一位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都有一段故事。一谈起“拉大网”，再不爱说话的人，都会冒出几句来：“日本人那叫狠，真是把*子奶**割下来。”“不跑就没命，命都不顾地跑。鞋都跑掉了，光着脚踩在石头、谷槎、蒺藜、树枝上，也不知道疼。”“有的这干部那干部，平时说的可好，一碰上‘拉网’也吓草鸡了。步都迈不开。”日本人一般爱拂晓包围村子，一有敌情，村里的老百姓都往外跑。当时有个名词，管这叫‘炸了’，某某村又‘炸了’。”
“到了野地里，也不一定都乱跑。有些人就挖个坑，上面用秋秸盖上。日本人‘拉网’，那人排得再密，也不会一个挨一个吧。这么大的洼地，藏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你*队军**没踩在上头，日本兵的*刀刺**没戳着，就算我的，躲过去了。相反就算你的。所以日本人‘拉网’，也是把藏着的人像赶羊似地往一块赶。几千、几万人。这里头有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都带着家伙，谁也不愿坐而待毙，瞅准了打几枪，老百姓跟着往外冲，鬼子就拿机枪扫……
残暴的日军正在活埋中国百姓。
如果从地图上看，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徐光耀，当年是六分区锄奸科的干事。他说：“1942年春，有一天我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用军**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长首**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
日军之所以铁了心对冀中根据地，发动这场规模和烈度空前绝后的大扫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其一，冀中有津浦、北宁、平汉三铁路干线经过。当时北平是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和华北伪政权所在地，而敌人的特务机关是以天津为中心，保定、石家庄则驻有日伪高级指挥机构。这些地方，都是日伪心脏地区。而日本人要进攻中国，调兵遣将，要向后方运送掠夺的物资，又必须依赖津浦、平汉等几条铁路干线，这些铁路无疑是日伪的战略生命线。自从抗战爆发，冀中的八路军和民兵隔三差五就来扒铁轨、炸火车，袭扰车站日伪军，一直把日本人闹得不得安宁。
其二、冀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棉花、粮食、水果等。抗战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但比较起来，平原毕竟比山区要好一些。所以，当年长期活动在冀西山区八路军6万主力部队，都是靠冀中供应吃穿的。
埋伏在青纱帐里的八路军。
基于上述两点，岗村宁次便下了最大的决心，发动了这场史上最严重的扫荡，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摆平冀中根据地，确保三条铁路线的畅通，彻底切断冀*共中***党产**军民对冀西八路军主力的给养供应。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实施全面报复。
1940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实行了“囚笼政策”，先后建立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锁封**在各个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
面对如此形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认为，要打破“囚笼政策”，以往那种小规模的游击战肯定不行，必须打一场大的战役，也让全国人民看看八路军是不是真的抗战。
从1940年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到最后下达行动命令，八路军总部原本部署的是20来个团参加的正太战役。到了8月22日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彭德怀、左权才意外地发现竟有105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也就是说，其中有85个团“没打招呼”就直接投入战斗了。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历时3个半月，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正太路基本瘫痪，平汉、北宁、津浦铁路也遭破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据说，以前在日本兵眼里，八路军不过是打着正规军的牌子，却是“马贼”、“土匪”的打法，“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兵才知道八路军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正规战，且士气高涨、战术灵活，作风顽强，心中惧怕与日俱增。
百团大战珍稀历史照片:八路军破袭井陉煤矿
但凡事都是有得有失，“百团大战”也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荣臻聂**曾经说过：“1940年“百团大战”，一方面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一方面也引起日方高度重视，从而进一步把进攻矛头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的根据地。结果1941年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如果说打击了敌人，振奋了精神，这是“百团大战”的积极方面的话，那么，暴露了实力，加大了压力，则是“百团大战”的消极一面了。” ▼ ⑼
再看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后，刘秉彦所在的冀中十分区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其他分区不同的是，日军在发动此次扫荡之前，已经抢先对十分区实施长时间的重点打击了。
吕正操在其回忆录里说：
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
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攻围**、“扫荡”，同时大量地建点修路。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1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204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
当年的冀中地区抗联主任史立德回忆说：
“十分区是敌人死也不放的地区，也是我们非坚持不可的地区。如果说冀中根据地是插入日寇指挥心脏的一把利剑，而十分区则是这把利剑的尖端。它既雄踞于日寇的“卧榻之旁”，又是我冀中根据地的北方门户，敌我必争，斗争极为残酷。在抗日战争与自卫战争的八年中，当腹地还能大兵团活动时，这里只能进行小部队分散游击活动；当腹地的同志还能日间工作时，这里早已是非夜晚不能行动……。我们的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同志们因成年累月不见太阳，个个都成了“白面书生”，面黄肌瘦看不见一丝血色。”
本书主人公刘秉彦也在其撰写的 《在点线间》 一文中，这样描述了十分区当时的情形：
敌人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以汉奸王揖唐出任委员长。从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一九四二年十月，连续不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且提出“确保平津，必须首先确保大清河北”。同时组建了“新民会”、“治安军”。在“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剔抉请剿”的基础上，修筑公路据点，*锁封**沟墙，碉堡成群，公路如网，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
没过多久，道、县、乡、村都挖了*锁封**沟，把每个村庄置于严密的火力网控制之下。“筑堤拦水”、“拦堤淘水”、“淘水捉鱼”，以切断我*党**我军同老百姓的联系。同时严密*锁封**了大清河，在河的左堤上每五百公尺设一个碉堡， 采取一个日军带三个伪军，一个伪军带三个民夫，一个民夫带三条狗的做法；并宣称“*产党共**的政权是三三制”，皇军的*锁封**线也是“三三制”。
敌人还建立了大乡、保甲、联络员和伪自卫团的昼夜巡逻制度，一经发现我军，立即鸣锣打鼓，在抗日家属门前挂了红灯笼，表示是“危险户”。一时间， “家家有哭声，无村不带孝” 的“大东亚新秩序”的三角地带，成了日寇宣扬扫荡成果的“示范区”。
就这样，十分区由根据地沦为了敌占区，日本人闹得就更欢了。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辱侮**。”整个一个人间地狱！
听当地老人们说，当年要是晚上走进一个村子，到处死气沉沉没半点生气，到处黑乎乎地没个亮光。可有的人家门上却挂着红灯笼。这些挂红灯笼的人家，就是抗属。“跟个公共厕所似的，是个人就往里闯，过得什么日子！”
在敌人的高压下，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自卫团”，每天晚上轮着班巡逻，见了八路就鸣锣打鼓报信。否则，“窝藏与掩护八路者杀无赦。”12岁以上，不论男女，都得随身带着身份证。
日本人还强行把雄县以东划为“小麦模范区”，霸县以北划为“棉花模范区”。实行“夏粮夏交，秋粮秋交。”一天也不得延误。大批棉花、麦子，被敌人掠夺去了。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此次“扫荡”，至少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⑽
被日军抓走的冀中村民。
老人们说，在一些村庄，扫荡的日伪军进来以后，就把全村老少赶到打谷场集中恐吓。他们会残忍地用铁丝把青壮年村民的手掌穿起来，几个人，十几个穿成一串，哀号声声，鲜血淋淋，真是一倒都倒，一疼都疼啊！
“五一大扫荡”的极端残酷，使很多人恐惧得难以忍受，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部队、地方都有。比如，八路军冀中警备旅一团团长张子元，就在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时投降日军，同一时期叛变投敌的还有六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集体投敌叛变；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叛变后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后，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作家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一书中写道：
母亲当时工作的地区冀中十分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永清、霸县、固安、雄县、容城、新城等县。白洋淀就在这一片。
冀中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而母亲所在的十分区，又邻近北平、保定、天津，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驻有重兵，碉堡林立，并频频扫荡，斗争就更加残酷。不像四分区地处阜平一带，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虽然生活艰苦，但因是山区，偏僻遥远，鬼子控制薄弱，相对和平一些。
这里敌我阵营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相互渗透，彼此都是对方的眼中刺，肉中钉。互派特务，互相对杀。工作十分危险，说死就死，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递补频繁。十分区所辖的几任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一个一个或牺牲，或被俘，或叛变，又一个一个上任。
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
1942年敌人在冀中连续不停的疯狂扫荡，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祸害，给八路军造成重大伤亡，一批中高级指挥员也在扫荡中英勇战死。
那年6月的河间县城的城门楼上，有一颗用鸟笼盛放着的人头，那是被日军残暴割下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如果在那些日子，你翻开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什么《石门新报》，还是什么《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写道：皇军击毙*军共**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如果在冀中的村庄，你遇见了隐藏着坚持斗争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 知道吗？常司令员死了。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正操说：“常德善是一二零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的，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日本人也很敬畏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英勇牺牲的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
“五一大扫荡”开始不久，不久，分区所属第三十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失去电信联络。之后，八分区所属二十三团团部率三营在滹沱河北张岗一带又遭敌合击，团长谭斌及三营干部全部牺牲，仅团政委姚国民带少数人突出重围。
那时候，冀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使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非常焦虑。6月7日，司令员常德善决定带队伍于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政委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代。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争论了半夜，司令员还是尊重了*党**赋予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带领部队向河肃公路中段南侧薛村、顶旺、荆轲一带转移，结果在八日拂晓被敌人大部队合围。
分区机关在常德善、王远音率领下且战且走，二十三团二营全力掩护，不料日军有纵深包围，用密集火力*锁封**了道口，几次冲锋都没有冲出去。常德善决定分路突围，他亲自带一个连的兵力，冲击西南肃宁方向的敌人。但敌人的包围越来越紧，火力也越来越猛。常德善右脚被打伤，身上多处挂彩。
这时，他命令警卫员把携带的文件和自身带的文件一同销毁，并亲自抓过一挺机枪来点发射击，把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个击毙在地。他命令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穿上便衣，和地委干部分散突围。一些人冲出去了。常德善的左手又被打伤，他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又命令警卫员胡德兰冲出去，到白洋淀找地委书记金城报告。敌人的机枪射中他的头部，当即牺牲。王远音政委腿部受伤行动困难，为不被敌人俘获，用手枪自杀殉国。▼ ⑾
八分区政委王远音英勇殉国时年仅27岁。
吕正操在其回忆录里感叹：薛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中央军委为此改变了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长首**最后决定。
身为十分区参谋长的本书主人公刘秉彦，也在这场“五一大扫荡”期间经历了惊险而又感人的一幕。
2008年第12期《神州》杂志，有一篇郝魁府、万江专访刘秉彦亲属所写的文章《黄花独占傲霜篇》，文中披露了这样的故事：
大扫荡的时候，地道战还没有完善，但刘秉彦他们一直坚持与日本鬼子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一次与敌人战斗时，敌我力量悬殊，刘秉彦他们被包围在了一个村庄里面。由于汉奸的出卖，他们的具体位置被暴露了。鬼子知道他们藏身的具体位置后，就迅速包围了那个地方。这时候有个大娘把自己的炕掀开，让刘秉彦他们藏到炕底下的地道里去。他们刚刚躲进地道，鬼子就赶来了。鬼子软硬兼施，妄图让老大娘交出八路军，但老大娘对鬼子的威吓毫无所动，一口咬定说：“我们这儿没有八路。”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残忍地拿*刀刺**扎进了大娘的乳房，一边旋转*刀刺**，一边恶狠狠地说：“你说不说，到底八路在哪儿？”
年高体弱的大娘硬是咬紧牙关，不说一个字。鬼子见老大娘疼晕了也没有透露一点关于八路军的消息，没有办法只好草草收兵。老大娘的恩情，刘秉彦一直铭记于心，解放后还特意把大娘接到北京的家里，像对待亲娘一样侍候了很长一段时间。
注释：
▼ ⑼： 参阅 2010年03月02日《 南京日报 》之文：“ 百团大战内幕：80多个团参战‘没打招呼’ ”
▼ ⑽： 参阅丁晓山所著《鬼子进村》“四一年可就不同啰……”之章节。
▼ ⑾： 参阅《吕正操回忆录》第二章“怒吼的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