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北移 的 新四军军部行至 皖南 ，遭到国民*党**军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9000多人大部牺牲和被俘。政委项英遇难，军长叶挺孤身 下山谈判 ，被无理扣押。
皖南 事变 是抗战 中国 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事变发生前，新四军这支整编自 中国*产党共**领导 的南方八省游击力量的抗日武装，在受到国民*党** 政府 种种限制而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药弹**不充、枪械不补、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成军三年历经1200多战，把敌寇的后方变成了前线。
叶挺被扣押后，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身陷囹圄五年，方得获释。出狱第二天，这位一度*党脱**的北伐名将立刻写下入*党**申请书，请求重回*党**的怀抱。
事变一周后， *共中**中央 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少奇刘**为 政治 委员，全军共9万多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时隔70年，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皖南事变的惨烈。为了探究那场千古奇冤，记者来到了安徽泾县西南的茂林镇。
茂林地处青弋江畔，是一个距县城35公里的山区古镇。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里山清水秀，堪称胜景。盛世好风景在乱世却是征战地。皖南事变发生七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茂林谭家桥遭到国民*党***队军**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洲就牺牲在此。
历史 惊人的巧合，七年后，茂林又成了国共鏖战之地，被困于此的，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下山谈判
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变发生第七天，茂林石井坑好似滴入水的油锅。
弹雨的声音由“嘘，嘘”（远弹）变成“切，切”（近弹），肆无忌惮地从新四军军长叶挺身边飞过，但他仍像一座钢人那样巍然站在山坡上，手持望远镜，观敌瞭阵。
东流山上的火光渐熄，叶挺有些绝望，这已经是该阵地第三次失守了。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深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随后，香炉墩、象形山又相继失守，这片山谷中的阵地已经彻底失去了屏障，指挥所成了各方攻击的目标。
“军长。”副参谋长周子昆再次建议，“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拼到最后一个人总不是办法，能保存一份力量，还是保存一份吧。”
残阳如血，叶挺一声不吭。几天来，他指挥部队在重围中苦苦支撑，一直希望*党**中央向重庆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顽固派解围。
恰在此时，*党**中央前一天发出的电报，经华中局转达，发到了石井坑。电报上说：“重庆交涉恐靠不住”“你们不要指望，一切靠你们自己”“如有可能似以分批突围有利”。
叶挺反复咀嚼着电文，他的愿望已经落空，只好按照中央的指示，把这支*队军**解散，让他们各自为战，自寻出路，转移到江北。
夜间，十几个号兵同时吹响了开饭号——这是突围的信号，被围在石井坑的哀兵从四面八方冲了出去，在血肉横飞中杀出了一条条血路。
天麻麻亮的时候，叶挺和*共中**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一行借着雾气翻过火云尖，来到了一条狭窄的深谷——西坑。这里三面高山渺无人烟，只有一个谷口与外界相通，国民*党**第108师师部恰恰驻扎在谷口外的村庄。显然，这是一条绝路！
叶挺到底是在此地“被俘”还是“被扣”的，*党**史界一度说法不一。解放后出版的许*党多**史著作，都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研究皖南事变多年的房列曙教授访问了叶挺身边的八位当事人，最终认定，“被扣”的提法更为确切。
据多位受访者回忆，到西坑时，叶挺身边又集中了千余人，人们看到军长，就仿佛回到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军部”，放心地呼呼大睡起来。这种情况下，叶挺拒绝了随战斗部队先走的建议，坚持与这些战斗力较弱的人守在一起。
数九寒天，这么多干部困在这里，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饿而死。正犯愁时，国民*党**第108师的一位排长举着白旗从山口跑来，声称“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要新四军“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民主人士林植夫和国民*党**第108师素有旧交，自告奋勇前去谈判，但他下山后就音讯全无。
这时，敌人又往山上打起了乱枪。叶挺不躲，反而打开手杖上自带的折叠椅坐了下来。“我不躲，我抗日犯了什么罪？惹得他们用机枪、大炮来打我？我死了就好，不死就到重庆去找蒋介石，让他枪毙我。”他吼着说。
这样耗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干部们开会商量对策时，饶漱石提议由叶挺下山去见一见老熟人——108师师长戎纪五，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叶挺回答说：“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再去也是步林植夫的后尘。”
“敌人没有放松的迹象，除非让敌人得到一定的满足，才有可能放松突围。”饶漱石见叶挺不答应，又提出由自己去满足敌人，保全叶挺。叶挺当然不会同意，他早就恨不得“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怎能让别人去送死。沉默了一会儿，叶挺说：“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
傍晚，山下来了国民*党**军108师的一个排和52师的一个巡逻队，都说是来接叶军长下山谈判的，两下竟然为了争夺叶挺吵了起来。这也难怪，当时蒋介石已经开出十万大洋的重赏，要生擒叶挺、项英，双方为了争功自然打得不可开交。
虽然明知是陷阱，叶挺还是下山了。下山前，叶挺站起身，把手杖折叠起来，扔下深渊。
这支手杖是叶挺在德国时一位友人所赠。平时是一柄普通的手杖，在野外训练时或战场上站累了，只要将抓握的地方打开，往地上一插，就可以当凳子坐。在紧急情况下，只需拉开手杖上的铜环，装上*弹子**，转眼就变成了一支左轮单发步枪。叶挺对这支手杖非常珍爱，从不离身。在临下山前扔掉手杖，叶挺实则早已心知凶多吉少。
到了108师师部，情况果然生变，接待叶挺的是52师副师长朱惠荣。原来，为防止108师“出事”，和叶挺关系甚好的戎纪五早被架空了。
至今仍有人对饶漱石让叶挺下山谈判一事表示怀疑，房列曙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饶漱石当时虽然没什么名气，也没怎么打过仗，但他是*共中**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项英离队后，*党**中央来电指示：政治行动由饶漱石负责。1月12日，毛*东泽**等又明确指示“注意与包围部队*长首**谈判”。所以，饶漱石代表*党**叫叶挺下山，也就顺理成章。
“爬山爬到半山腰”
下山前，叶挺一再对饶漱石说：“你是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你将来要向*党**替我证明，并不是我动摇。”
饶漱石拍着胸脯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
叶挺为何如此谨慎？主要是鉴于大革命后*党脱**十年的教训。叶挺离开过*党**，走过弯路，这是他一生苦闷的根源，也使他更怕被*党**误会。
叶挺为什么会*党脱**？耗时八年为叶挺做传的李杞华对记者说：“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又一力证。正如叶挺自己所表白的，对军人来说天职和人格重于生命，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容不下一粒沙子。”
论资历，叶挺是北伐名将，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是*产党共**早期职务最高、最受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南昌、秋收、广州这三大起义都离不开叶挺和他的铁军。但叶挺在莫斯科愤然*党脱**，却注定了他“六面碰壁”的命运。
广州起义后，叶挺是第七个受处分的人。罪名是“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而“消极”的罪名，大致源于起义中他曾提出放弃城市，及时撤往农村的正确建议。
在北伐中一路高歌猛进的叶挺，自南昌起义以来却成了败军之将，承受着一连串失败和强加于他的罪名，这让他夜不成眠，咯血不止。*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休养治病，同时继续讨论广州起义。
在莫斯科，叶挺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向第三国际提出申诉。然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信奉“城市中心论”，给叶挺扣了个“政治动摇”的“大帽子”。
在莫斯科召开*共中**“六大”期间，叶挺被支到黑海边去疗养。虽然“六大”肯定了广州起义，却没有为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平反。这回，叶挺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要求共产国际在一个月内，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结论，否则，将自行离开莫斯科。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叶挺便真一气之下到德国去了。*党脱**之后，一向以“振世污，起衰弱”为己任的叶挺，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在柏林，他甚至一度厌世，参加了素食组织，令朋友们既震惊又心疼。
其实，广州起义中很多人都被扣了“大帽子”，叶挺并不是受委屈最重的一个，如果他不*党脱**不是更好吗？李杞华认为，就叶挺倔强且自尊心极强的个性来说，在当时做不到。*党**内和叶挺有生死之交的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规劝他说：“干革命不必自我。”
叶挺*党脱**这段公案，直到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才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党脱**后，漫长的十年中，一代名将叶挺竟然没有“再就业”。
李杞华分析说，这十年间国共分立，叶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为国民*党**，要么为*产党共**服务。前者对他大献殷勤，叶挺不为所动；后者忙于反“围剿”，无暇邀请他。回到*党**的队伍和老战友身边，叶挺可说是“做梦都想”。但一提起对自己*党脱**“人家会怎么样看”，强烈的自尊又束缚着他，令他的苦闷愈发强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叶挺身居澳门，焦急地寻觅着抗日报国之门，却备尝政治上无所依托之苦。
提起这个教训，叶挺后来曾在延安的欢迎大会上反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坚持下来了，但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
“最好的人选”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兜了一个圈子去香港，把*党**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意图告诉了叶挺，让他利用与国民*党**的老关系做些疏通工作。
*党**终于主动和他联系了，叶挺心情大好，逢知己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有了联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后，叶挺举家迁往上海，随时等待召唤。
然而，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毕竟是被逼无奈。虽然他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产党共**公开活动”等六项条件，但实质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没变。
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焦点。蒋介石出尔反尔，百般刁难，以至枝节横生。从1937年2月起的半年时间里，两*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却一件事也办不成。
如何整编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更是谈判中一个棘手的问题。蒋介石虽然同意整编，但他却坚决要用陈诚为军长，以达到收编红军的目的。
双方互不相让，蒋介石最后甩下一句话：“你们去找，我们也去找，什么时候找到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能胜任军长，什么时候就成立这支部队。”
1937年8月，叶挺到新雅饭店见潘汉年，巧遇刚从庐山谈判回来的周恩来。周恩来灵机一动，心想：叶挺现在既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产党共**人，不是最好的军长人选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周恩来示意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等人表示一下，说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
周恩来与叶挺的交谈虽然是认真的，但他考虑到陕北红军谈了七八个月蒋介石才同意改编，而现在提出由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来组建一个军的事，蒋介石哪会爽快答应，所以，并未及时向延安通报。谁知事情出人意料地顺利，陈诚一举荐，蒋介石就满口答应了。
叶挺的出现，让蒋有了一箭双雕的想法：一是排除了*产党共**提出的人选；二是可以拉拢叶挺，进而抓住这支*队军**。他自信只要多做工作，叶挺会听他调遣的。因此，当叶挺表示想用“新四军”番号，继承北伐“铁军”传统，蒋介石也爽快地答应了。
9月28日，在没有征得*共中**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便单方面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毛*东泽**对此颇为意外，10月1日回电说：
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力武**，用*杀屠**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要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
*剑英叶**接电后，立即将叶挺请缨当军长的情况汇报毛*东泽**，并转告说：“叶挺再三表示，如延安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为了让中央放心，叶挺马不停蹄，于11月3日赶到了延安，与其说是“商谈”，不如说是接受“考核”。让他不安的是，延安的欢迎横幅上屡屡称他为军长，而不是同志。叶挺之子叶正明说，叶挺到延安后曾经和毛*东泽**深谈了一夜，提到恢复*党**籍问题，哪怕是秘密恢复也好。但毛*东泽**说：“不是你叶挺不能当*产党共**，而是你不当*产党共**比当*产党共**作用更大。”叶挺服从了这一安排。
蒋介石此时却大为光火。他本以为，叶挺受命后，一定会先向他这个委员长表忠心，谁知叶挺却先去了延安。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连呼上当。
*产党共**人从挫折中认识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新四军内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关系进行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员，新四军与中央的电报往来他无从知晓，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他没资格参加，只能“在住室里绕室徘徊”。
在给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一封信中，叶挺曾说过：“一个居士不适合当大庙的方丈。”从这句话看，叶挺的苦恼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
与文学影视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李一氓回忆说，叶挺和项英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矛盾、冲突，项英也注意维护同叶挺的关系，战士们甚至看到两位*长首**一起浇菜的和谐景象。
但在表面的尊重之下，叶挺归根结底还是个“客卿”。当时的*党**务归政委，军务归副参谋长，这都限制了叶挺发挥其军事才能。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三年间，叶挺两次走避，在皖南停留的时间只有一年零几个月。第一次走避是1938年秋，叶项二人在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歧见，叶挺便修书一封，挂冠而去，回到广东惠州一带打游击去了。
蒋介石得悉叶挺出走的消息后，一面挖苦*产党共**人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产党共**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一面则声称将为新四军另派军长。
1939年春，由周恩来亲自陪同，把叶挺送回了云岭。他对项英说：“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长也不让和他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呢？”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新四军参谋处从项英驻地搬到了叶挺所住的种墨园，以利叶挺进行军事指挥。
参谋处长搬过来住，并不代表尊重叶挺的指挥权。叶挺遗憾的是，新四军打过千百次胜仗，由自己直接指挥的作战却一次都没有。1939年9月，他再次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云岭，直到次年的8月，才在周恩来的劝说下重回军部。
对此，叶挺形象地形容自己“好像夹在磨盘里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这也正是他“三年军长，四次辞呈”的痛苦根源。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新四军前景不明。
正此时，叶挺的妻子途经香港造访李济深，后者关心地询问叶挺“为什么不出来”，而后叶挺专门致信给李济深答道：“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 受命于败兵之际
1940年11月中旬，*党**中央任命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可谓委以重任。遗憾的是，叶挺尚未就任，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作战部队9000余人，奉蒋介石之命北移。寒冬腊月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出师不利的凶兆。大队人马在泥泞的山路上盘桓，从云岭到茂林这短短20公里路，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战士们非常疲劳，衣服全湿，又不得不在茂林原地休整一天。
6日拂晓，茂林东南的丕岭山脚下，新四军前锋老3团与国民*党**第40师交火，打响了皖南事变第一枪。
就在顽军即将合围的关键时刻，叶挺主张不惜代价攻克星潭，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新四军领导层为是否攻打星潭，竟然从下午3时讨论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
讨论中，叶挺对项英等人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
项英则亮出自己的底牌。他不愿硬碰硬打星潭，而主张大兵团向后转，绕到西南和敌人“捉迷藏”。
显然，这是把游击战术照搬到大兵团作战上了。叶项二人的分歧，不仅与当时扑朔迷离的局势有关，也与两人既往在沙场上的作战经验有关。
项英没意识到，部队照此执行便犯了兵家大忌，不但令新四军士气大受打击，政治上更是陷入被动。其后数日，新四军与国民*党**的7个师8万余人血战泾川，却再也打不出茂林这块弹丸之地。
9日，部队被困大山中，项英阵前带着新四军重要干部及随从人员，不告而别，真的钻进山沟打游击去了。叶挺则于败军之际，担起了指挥重任。
10日拂晓，军指挥所退到茂林石井坑，9000余人的队伍已被打散，叶挺身边仅剩20余人。
所谓坑，就是山沟，60余年后的石井坑仍是当时风貌。记者现场观察，这里被大山四面包围，地形如同一个葫芦瓢，仅在东西长600米、南北宽1000米的洼地里分布着百十户人家。即便不懂军事，也能看出这是一块绝地。
此地明明不可久留，但已经连续战斗了4天的叶挺疲劳至极，钻进一间屋就睡着了。军部想找些战士在屋外守卫，却遍寻不得。后来，路上陆续来了些零星部队，军部即传令叫他们站岗，谁知战士们一站在那里就睡着了。
“我没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紧急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沉着。”*伯承刘**曾经如此评价叶挺，但即便沉着如叶挺，此刻也真是弹尽援绝，无法可想。
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钱俊瑞回忆，清晨，叶挺一人走到窗口，望见后边山坡上有两个自己的战士横躺着酣睡，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他回到桌旁，手草一电稿，请延安转发蒋介石，呼吁蒋看在抗日大义上迅速解围。
同时叶挺还草一电，托延安设法转其夫人。电文称：此际被围，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牺牲，殊出意料。
他一面起草，一面啜泣。钱俊瑞形容当时情景“可谓惨绝”。
交代完后事，叶挺已无牵挂。他说：“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不阵亡就要做俘虏，到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打电报给中央，告诉我们完了。”
这封“完了”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不幸的是，*党**中央并未及时收到这些重要的电文。
拼一死以赎其过
战局瞬息万变，几个小时后似乎又有了转机。新四军失散部队源源不断地向石井坑汇集，真如众流汇注一般，整编后竟有5000多人。就连前天企图带着十几名干部“穿插”出去的项英，也因为没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在石井坑与部队会合了。
叶挺为着要把这些同志带出重围，又重新燃起了斗志。致电*共中**中央时，他说：石井坑可守一个星期，请中央不惜以全面破裂威胁，要国民*党**撤围让路，否则将全军覆没。
部队在石井坑真能坚持一个星期吗？这时，*弹子**快要打完了，*榴弹手**快要扔完了，粮食快要吃完了。眼看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叶挺带头，先宰杀了自己的战马。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起草了一个告全体指战员书，要“大家拼，大家死，抱着必死的决心，采取决死阵地战，创造第二个黄花岗，创造*产党共**人的辉煌”。
接替项英负责政治工作的饶漱石并不赞成叶挺这种硬拼的做法，故婉言地对叶挺说：“我们现在部署的一切是死里求生，不是死里求死。”但叶挺主意已定，不论谁劝，仍然做出了“坚守石井坑”的部署。
饶漱石所谓的死里求生，实际上是指分散突围。在叶挺的军事生涯中，这是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战术。北伐时，他长驱直入，穷追猛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冲锋在前，拼到最后；在皖南的几次反扫荡中，他阻击、出击。对于他这样个性的铁血军人来说，拼到最后才是军人的天职。
在绝境中，叶挺下令：“叶挺如果临阵走，枪在你们手。”在给中央的电文中，屡屡提及的“坚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决绝。
石井坑守备战是叶挺的最后一战，双方在此激战了三天三夜，仅东流山阵地就失守过三次，又两次*攻反**夺回，但终究没能挽狂澜于即倒。这场战斗到底应不应该打？尽早分散突围是否更加有利？对此，叶挺似乎也有反思，他在致毛*东泽**等人的电报中说：
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在《云岭》原主编邵凯生看来，石井坑守备战的失败简直是历史的捉弄。
指挥员是*队军**作战的灵魂。政委项英在脱队以前一直大权独揽。两军交火初期，本该用集团军作战的战略，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但这一正确主张却被打了三年游击的项英否决了，他宁愿调回头来兜圈子。而当叶挺接掌指挥权后，恰遇石井坑之围，崇山峻岭中，其实更适合采用游击战。恰在此时项英犯了错误，失去了发言权。
而叶挺的一生，恰如其妻子的玩笑话：“尔名与别字（希夷）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
阶下囚与座上宾
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亲者痛、仇者快的一出悲剧。新四军9000多名抗日将士，除不到2000人突围外，均被国民*党**顽固派剿杀、俘虏或失散。军长叶挺下山谈判却被无理扣押，关进囚牢。项英、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杨奎松教授认为，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明明是无法容忍其力量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产党共**分地”的结果。但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却称新四军是攻击友军的“叛军”。这种说法遭到了*产党共**的坚决揭露，反而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大失人心。“招安”叶挺，成了蒋介石挽回面子的最后一招。只要叶挺把责任都推给*产党共**，其他人还能有什么话说？
为此，皖南事变的直接指挥者、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设下种种陷阱，妄图以*官高**厚禄“感化”叶挺。他先是派高参陈淡如做说客；后是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至沓来拜访；叛徒赵凌波也厚着脸皮来现身说法，被叶挺刮了几个耳光。
在上饶集中营，叶挺干脆在李村囚室的墙壁上写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语，前来劝降的人一进门便自知没趣了。
说客的级别越来越高，所许的诱惑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逼得蒋介石亲自出马，于是有了1942年5月12日晚的一番“舌战”。
入*党**似新婚
“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一个囚徒的自由。”叶挺蓄须明志，本想待到自由时再剪胡须，不成想，这一囚就是五年零两个月，须发皆白。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毛*东泽**亦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事。无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还是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产党共**都把释放政治犯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1946年初，*产党共**向国民*党**提出交换条件，愿以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换回叶挺，蒋介石接受了这个条件。
出狱前夕，沈醉试探性地询问叶挺：获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叶挺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回到军统，沈醉把叶挺的话转告戴笠，戴笠听了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产党共**人的可怕，就在这个地方。”
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重获自由，他感慨地对老朋友田汉说：“我真是个不幸的人，从贺叶南征，到‘江南一叶’，许多不幸的事情，都与我的名字有关。但我将接受这些经验，重为我的祖国，呕出我的心肝！”出狱后第十个小时，叶挺便向*共中**中央和毛*东泽**发出申请入*党**的加急电报。
3月7日，经过毛*东泽**亲笔修改的*共中**中央复电传到重庆。叶挺迫不及待地捧读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他向往已久的那个称谓——“亲爱的叶挺同志”。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产党共**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短短几天中，叶挺出狱、入*党**、夫妻子女团聚，三喜临门。夫人李秀文在照“团圆照”时说：“我从来没见到他这样欢喜过。”叶挺接上说：“我感到我们好像又结婚了。”
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叶挺特意阐明二次入*党**的深思熟虑：
出狱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产党共**，是经过五年考虑的结果。第一，我的很多朋友、部下都牺牲了，今天如果专为个人生活着想，是对不起他们的。第二，我也考虑过真正为了中国人民幸福而努力的是哪个政治集团，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产党共**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来为中国人民工作。所以我在囚禁期间，就有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产党共**，贡献我全部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叶挺获释前后的半个月中，正是国内政局急剧逆转的时刻。刚刚结束八年战乱的中国，又面临着全面内战的险境。
形势如此严峻，叶挺哪能安心休养。他希望回到新四军中，甚至幸福地憧憬着，自己此生未酬的壮志，终将有个归宿。
就在叶挺焦虑的等待中，*党**中央已经决定让叶挺作为*共中**军事代表之一，协助周恩来就国共两*党***队军**的整编方案与国民*党**谈判。4月6日，*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批准由叶挺代替周恩来，到延安参加整军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由周恩来主持，但因蒋军突然进攻四平等地，东北形势骤变，周恩来要留在重庆进行紧急交涉，遂改由叶挺出席。周恩来还特地关照说，他这次北上可以带上家眷，先参加整军会议，会后是否留在延安，再做定夺。
叶挺品味着这番话的含义，更加欣喜。原来此去延安，不只是参加一次会议，还要举家搬迁。让他心驰神往的是，离开*党**18年，他已备尝离群孤雁的滋味，这次终于回到了*党**的心脏。
然而命运弄人，叶挺回到了延安，却终究长眠在黄土高坡上。4月8日，叶挺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邓发、王若飞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黑茶山空难成了叶挺一生中的第八次死劫，这一回，他没能死里逃生。
叶挺虽死，壮志未酬。在新四军中一贯推崇和尊重叶挺的陈毅，写了一首超过百行的挽诗,最后一节写道：
沉默寡言，深沉不露，令我忆君之丰采。
勇迈绝伦，倜傥不群，令我忆君之将才。
胸无城府，光风霁月，令我忆君之天真有如提孩。
我佩君忠贞不屈，服务人民，不愧革命家的气概。
我只望你的遗风长存，化育无数后继之英材。
将军之魂魄兮，归去来，归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