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节 ）
二
孔子塑像
孔子的祖上是贵族，孔子博闻强识，“博学有礼”，身材高大，臂力过人。他做过官，从管理仓库的小官，做到中都宰、司空、大司寇，最大的官做到代理宰相。每一任都恪尽职守，政绩卓著。而且还颇具外交才能，他曾设计帮助鲁国夺回了失去的土地。后来，忌惮他才能的齐国，用一批美丽的歌舞艺人，使鲁定公耽于游宴舞乐。孔子不忘职责，直言相谏，惹怒了统治者。不久，鲁国举行郊祭，孔子没有分到应得的祭肉。自感被疏离的孔子，无奈和失望之下，只好带着他的弟子走上了“周游列国”的艰难旅程。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这么大的知识分子，政治才能又那么出色，怎么会艰难呢？这是因为，孔子主张“仁政”“德政”，“恢复周礼”等政治理想和当时大多数国君急功近利的“霸权”思想不相契合。所以，在很多国家孔子都碰了壁。他被拒绝过、被嫌弃过、被*攻围**过，被嘲笑过，受过累、受过苦、受过饿、受过冻，“如同丧家之犬”，整整十四年，毫无建树，籍籍无名，六十八岁的时候黯然回到了鲁国。有人称这是孔子的悲哀，时代的遗憾，信也！
要是一般人，这个时候恐怕早已偃旗息鼓了。但是，那个越挫越勇的人是孔子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孔子为《易经》写的象传啊！之后，孔子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教育上。孔子做老师，做到了极致。连孔子最喜爱和推崇的学生颜回都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意思是说，老师的学问和道德，越看越觉得高大；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不能穷尽。明明看来是在前面，忽而又在后面。老师善于一步步引导我，用文献开阔我的视野，用礼仪制度约束我的言谈举止，让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直到我用尽全部才能，就像有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我虽然想追随上去，但没有办法做到啊！
孔子讲学
孔子被尊为“至圣”“万世师表”，实至名归，他开私学先河，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修《诗经》、《尚书》，定《礼记》 、《乐》，序《周易》，作《春秋》，虽“述而不作”，却万古流芳，名垂千古。孔子带给人的震撼，是他作为士大夫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他施行“德政”“仁政”的执拗，“克己复礼”的倔强，让人心酸又让人感奋。修己授人，诲人不倦，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孟子继承了他的“仁德”，呐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理想，其“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凛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入世”思想，无一不带有孔子的印记。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里的“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历代知识分子的修身标准，涵养了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成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终身信条，孔子功不可没。伟哉，孔子！
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称孔子如是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意思是说，孔子继承了尧舜的思想，将周文王和周武王作为典范，上遵循天时，下符合地理。就想天地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承载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覆盖的。就好像四季的交错运行，日夜的交替。万物一起生长却又不互相妨害，道路通行却不互相冲突。小的德行就好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大的德行包容万物，使其敦厚淳朴。这就是天地的伟大之处啊！
我还是拿朱熹的一段话作为对孔子评价的总结：“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诫，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中庸章句序》）”
孔子之后，我想说说两个人——屈原和司马迁。
为什么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属不同时代，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放在一块说呢？
是的，他们相隔了差不多两百年，他们放在一块说的理由，是他们两个人身上的最惹眼的两个字——一个是“死”，一个是“生”。
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只有生死是大事，其他的事都是擦伤。”
这句话总结得太到位了，我佩服这句话的首创者。
文天祥从元营逃归回国，历经险阻，尽管也发出“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传世惊世之言。但途中九死一生，生死未卜，他还是在《指南录后序》感喟：“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可见，生死真的是人生的大事。
屈原和司马迁两个人，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屈原列传》中有了奇妙的相遇。司马迁用沉郁、幽愤的笔触为屈原列传，抒写屈原的情怀，屈原的一生，让屈原在伟大的史册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段生命轨迹。
屈原塑像
屈原有什么理由赴死吗？司马迁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也就是说，屈原是贵族，又有才，又得国君信任，国家里里外外都离不开他，那可是妥妥的青年才俊，国家栋梁。可谓是贤君能臣，其乐融融。但后来，遭上官大夫谗言，“王怒而疏屈平”。这个时候，屈原没有熄灭自己的政治理想，只不过，“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发发牢骚，其实屈原对楚怀王还是抱有希望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的“美人”就是君王的美称。屈原对楚国的政治生态十分不满，“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容周**以为度”。但屈原的政治理想是“美政”，司马迁说屈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也就是说，屈原的“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还有辅助他们的贤臣。而且他的民本思想也使得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矢志不移，百折不挠，他明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艰难，也坚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志向。但是，现实接二连三地打击了他，楚怀王受张仪蛊惑，先失地，后纵张仪，又欲于秦昭王会，屈原苦劝无果，怀王客死秦。接着，楚襄王立，屈原第二次被流放。
即使如此，屈原非得选择死吗？司马迁很惋惜地讲到：“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是啊！一个有着经世济民之才的大知识分子，到哪里不能人尽其才呢？
屈原的《渔夫》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渔夫见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问他“何故至此”，并劝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却坚定地回答：“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这里，我们终于理解了屈原。
屈原投江
屈原的死，死在了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死在了他圣君贤相的落空，死在了他“美人香草”的枯萎，死在了他对世俗的不苟且、不相容。他的责任和担当表现在他欲用悲壮祭奠自己的理想，欲用绝望惊醒世俗的麻木。他用自己一尘不染，洁身自爱的道德情怀感染了后世的知识分子。
我为什么要把屈原和司马迁放在一起，就是因为屈原的“死”有多悲壮，司马迁的“生”就有多悲酸。
其实，事情很简单，司马迁作为一个太史令，就是为兵败的李凌说了几句公道话。但汉武帝勃然大怒，把司马迁下了大狱。下了狱，还有救。要不交50万钱赎命，要不就接受世上最残忍最屈辱的刑罚——宫刑。
司马迁塑像
这里有两个很明显很正确的逻辑，其一，如果能用钱赎命，谁还愿意接受宫刑。其二，宁愿去死，也不接受宫刑。
但这两个逻辑在司马迁这里行不通，其一，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身无长物，家无余财，50万钱？司马迁是拿不出来的。我们无法想象司马迁此时此刻的绝望，他是不是长夜难眠、辗转反侧、呼天抢地？这第一个逻辑，是司马迁没得选，只有接受宫刑。第二个逻辑，是司马迁没有选择死，而是选择了宫刑。这就让人震惊了，这么屈辱的刑罚，你，怎么能够忍下来，难道苟活更香吗？
我们只能从《报任安书》中一窥司马迁的心理。
司马迁知道宫刑是屈辱的，他知道世上最屈辱最诛心的刑罚就是宫刑，即“最下腐刑（宫刑）矣!”他也知道人的本性是贪生怕死，“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他也明白“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么他的“不得已”是什么？那就是“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当年，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病重，奄奄一息中还不忘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又深感忧虑言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流涕郑重给父亲许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司马迁怎么可以忘记？况且他深知“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比照古代的圣贤，用他们在困厄中逆袭的励志史实激励自己，从而完成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彪炳千古，风流万世。
司马迁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他将工作变成了责任，从太史令蜕变成了史学家，他咬碎了牙，把奇耻大辱和着泪水、血水默默地吞咽下，他高昂着头，眺望着远古，他曾上会稽，探禹穴，也曾下姑苏，望五湖，他神交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膜拜叱咤风云的旧时战场。古代先贤的风采和风骨早已浸润了他的形神。他向死而生，担起了人类历史书记官的重责，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最终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用之所趋异”就是一种选择。屈原选择“死”，无疑是重于泰山的，司马迁选择“生”同样重于泰山。他们两个人生的分量，在历史这个巨大的天平中，重重地倾斜下来，坠到温厚的大地上，这个承载住他们的宽厚大地，给了两个人灵魂的温柔抚慰，让他们两个人耀眼的名字永远镌刻在高山之上耸立于天，融汇到大江之中流播于地，这也算是一件幸事吧！
孔子、屈原、司马迁这样的士大夫，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如恒河沙数，繁星盈天，我不再赘述。
我的目光投向近现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