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亲身见证了中国文论百年发展历程的世纪老人，徐中玉先生身上既沉淀着古典文论的芬芳，也洋溢着中国文论的蓬勃活力。纵观他的一生，其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极为丰富，尤其是在古代文论中的创作经验研究方面成就突出。

一、创作理念

徐中玉先生在研究古代文论创作论时，以汲取许多优秀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文学艺术的精辟见解为基础，从而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徐中玉先生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他独特的创作理念，他赞同顾炎武的思想强调“至文须有益于天下”；提出至文既要治古知今，也需治今知古，应将“实事求是”落到实处；强调“至文要放胆而为”，冲破固有思想的束缚。徐中玉先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主张，认为文艺创作不能脱离于社会，强调至文须有益于天下，文艺作品必须为民族、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体现了文学之功用。他希望文学对国家的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

徐中玉先生赞同苏轼所提出的“作文之要，有意而言”的文学观。他认为这是一种光辉的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有不少启发。徐中玉先生认为：苏轼主张的文章要“有意而言”的原因与他当时所处环境以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由此可见，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苏轼的这一主张也是徐中玉先生尤爱苏轼的原因之一。徐中玉先生经历了*革文**的十年浩劫，因提出“教授治校”、主张“学术至上”被打成“*派右**”，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也成为新时期先生平反昭雪后学术上主张“救时、济世”的原因之一。“救时、济世”实则是作为一个文人的责任与担当，文人用笔墨“救时、济世”。

徐中玉先生推崇古人的器识论，认为“至文是器识优先”其强调的就是文艺创作过程中器识的重要性，并认为此处的“‘器识’是救民、救天下的大器。”

二、至文应实事求是

徐中玉先生非常重视“实事求是”，认为在做学问的路途中，必须得秉行“实事求是。”徐中玉先生在1983年为中文毕业生题字时写道：“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实干，不尚空谈”徐中玉先生所指“实干”即“实事求是”。先生强调：要做出学问，需要“求”，“求”既指辨别、分析，也指分析、综合，“求”出来的东西便是“是”，“是”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性的、真理性的知识。在徐中玉先生看来，积极、勤奋，甚至拼命一般的“求”出来的精神，将会使学者做出一定的成绩，而被“求”出来的“是”则有极大的意义。

徐中玉先生为撰写《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一书，从苏轼的生平入手，搜集整理苏轼的全部著作，总结苏轼的创作理念、创作原则、创作技巧，揭示苏轼的创作经验。第二，从眼前的实际中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需要认真观察，及时捕捉，理解其现象并对现象进行思考。徐中玉先生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所提出的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徐中玉先生指出，不仅需要“求”材料，也需要求“是”。徐中玉先生提倡“实事求是”的创作理念，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创作态度，他将“务实”视为文艺创作的第一要义，这使得徐中玉先生在进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能够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正确地看待现状，创作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文艺作品。

三、至文要放胆而为

徐中玉先生倡导至文须有益天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放胆而为”很重要。作为文艺工作者，要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思想的束缚表达正确的观点。“放胆而为”换言之就是“创作是自由的”。

关于文章创作应该“放胆而为”，徐中玉先生深有体会，也写了多篇文章来表达“放胆而为”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文章且须放荡》一文从鼓励与指导青年人创作“必须放”的角度出发，提出“青年人的创作应冲破束缚，敢于说话、敢于批评。”

这里所论述的“放”与“敢”也指“自由”，认为作文章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平等的自由讨论，学术探讨和艺术实践去解决，这样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文艺发展才能“百花齐放”。他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不敢“放言”有感而发。在研究古代文论创作论的过程中，徐中玉先生对一些文论思想进行了肯定，同时对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中玉先生对部分评论严羽的诗歌脱离现实进行反驳，并论证严羽的诗歌不仅有真情实感，而且把内容放在主导地位，是真正立足于现实的作品。

徐中玉先生敢说真话，并敢于揭示特殊时期古代文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并将不合理的因素正本清源，呈现古代文论思想或古代作家作品的本来面目，让古代文论研究走向揭示艺术规律的正常道路。

四、以“理”为主

“理”即客观规律，“以‘理’为主”则是在创作过程中贵自然，尊重客观规律。“造乎理者，才能画物之妙，得物之真”，只有尊重“理”者，才能画出惟妙惟肖的作品。绘画如此，文艺创作亦是如此。徐中玉先生通过苏轼所提出的“物理”悟出“物理”指客观事物存在的规律。描写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必将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引用张怀《山水纯全集后序》中的观点：“昧乎理，则失物之真”。如果文艺创作不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因缺少“真”而失去“神”。

徐先生对苏轼评论文与可画竹这一行为进行分析，文与可的竹之所以画得惟妙惟肖，是因为他深知其物理，并且能将知道的物理表现出来。写文章也是一样，只有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徐先生认同苏轼所提出的“要‘清新’不要‘务新’”，并将“清新”解释为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认为脱离客观事物的创新便容易走向形式主义。苏轼讨厌迂怪艰僻的文风，痛斥扬雄的“好为艰深之词”，认为这样的文章脱离实际，脱离了客观规律。徐先生透过苏轼与黄山谷的对话《与鲁直二首》：“晁文奇怪似早”论证了苏轼认为创作必须出于自然，尊重规律，即尊“理”，贵自然。

徐中玉先生认为苏轼的创作经验之所以高明，是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一”，在创作过程中他提倡“多”的结合，徐中玉先生将其总结为“形似、神似与常理的统一”。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不唯“形”、不唯“神”、不唯“理”，将物的常理，用艺术手段，通过具体事物显示出常理，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意义。徐先生又进一步总结出苏轼的文艺思想，提出文艺创作不能不得物态，但更应穷物理。千变万化的事物有其理，文艺创作者应该“循理”、“顺理”，这样才能达到“姿态横生”的效果。这是徐中玉先生通过苏轼的作品总结出来的，也是他一直所尊崇与遵循的。

在徐中玉先生的论述过程中，不仅“理”代表客观规律，“数”同样表示客观规律。

五、以“实”为美

“以‘实’为美”为徐中玉先生又一创作原则，这里的“实”指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即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客观规律，还需要融入自己的实践，这样的文章才能达到非常巧妙的境地。

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师傅可以传授方法与规律，但是单凭别人传授的经验很难成为大学问家。徐先生引用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三曹”、“三苏”的事例揭示了要使文章达到巧妙的境地，在于作者有足够的实践之功。徐中玉先生提到《吕氏童蒙训》中一句话：“悟入必自工夫中来。”这里的“悟入”指掌握艺术创作规律，“工夫”则解释为实践，艺术创作的规律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因此，徐中玉先生尤为重视作家的社会实践。在《后人对“胸有成竹”的议论》一文中，通过肯定郑板桥对“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解释，总结出作家必须熟悉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形象思维，经概括、集中、提炼，反映事物的常理。

六、以“新”为魂

何为“新”？“新”与“旧”相对，表示性质上变得更好。何为“创新”，创新就是要进行改变，要与旧事物进行比较。创新是文艺创作的灵魂，徐中玉先生在问答录中提到：“能创新，方才会有长久的生命。”

在《古代文艺创作论集》中，徐中玉先生专门就语言的陈俗与清新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文学语言的创造上，在消极方面要除去‘陈俗’，在积极方面要追求‘清新’。”“陈俗”是弃其糟粕，并不是摒弃所有传统的东西，抛弃经典，旧的但却好的东西仍要继承。

“清新”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不是趋于新奇，陷入琐屑、滑稽、险怪、荆棘的地步。徐中玉先生强调：“真正的‘清新’必须是从陈熟中脱化出来的生新。”关于创新的含义，徐中玉先生总结为两点，其一，高深；其二，自得。“高深”是高深情意的语言，“自得”是有真体验、真见解、真感情。因此，徐中玉先生认为“自得”是创新的第一步，从真体验、真见解、真感情出发，避免误入“务新”的歧途。

所谓的“清新”徐先生解释为画工之外的清韵，其重点在清雅新颖。“务新”则是指哗众取宠、耸人听闻、华丽轻浮、艰深怪僻。元遗山与叶燮分别对苏轼诗的“新”作了评价，元遗山因喜欢“古调”，迷信“雅言”，故评论苏诗太新，叶燮则给予苏诗的创新极高的评价，新得恰到好处。“再准确的模拟，也不会带来创新的乐趣。”真正的“新”，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新”要符合逻辑，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徐中玉先生提出“创新”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方能够望得更远。真正的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是文艺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需要文艺工作者将创新视为文艺创作的原则，拒绝浮躁，脚踏实地，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这样才能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创造出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

七、创作技巧

“形似”是指形式、外观相似，是事物的表象；“神似”则指神态或神情相似，是事物由表象到意象的深化。“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质”神不可脱离形独立存在，形也无法单独成为有生气的事物，二者相互依存。

徐先生通过苏轼论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总结出士人画不局限于事物的外部形态。苏轼在论画中强调：要使画变得传神，进一步写出事物的外部形态是非常必要的。绘画与作文章是一个道理，出彩传神的文章，既要有外部形态的描写也要有内部形态的刻画，需要形似与神似并驾齐驱。

形似是文艺创作的基础，神似是文艺创作的升华。徐中玉先生在《随物宛转，挫物笔端》中强调：“只有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构成了某种具有社会内容的意境，自然描写才有较大的价值。”在创作的过程中，既要做到即物达情，也要理随物显，写物不单纯的写物，要将物赋予情感，抒情也不能单纯抒情，需要真实描写出客观的物，徐中玉先生强调：“抒情也不能脱离形象和形象思维的规律。”

文艺创作离不开情，但是也不能专在情上费工夫，好多文艺作品需要兼顾“物”与“情”，即“形”与“神”。

作为文艺工作者，怎样让“形似”与“神似”二者相得益彰呢？这就需要在观察客观事物的基础上，抓住事物自身的特点，以达到传神的效果。

总结

徐中玉先生，一个活了100多岁的学者，是一个世纪的见证人。他是清朗的书生、正直的师长、更是玉骨冰心的学者。徐中玉先生长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著述宏丰，见解独到，为推进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尽心竭力，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